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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事情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发生。与一战中的堑壕战不同，由于人手太过短缺，国际纵队无法每隔几天就让士兵轮流到后方休息，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吃些好点儿的食物。由此带来的后果，格尼写道，是“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哪天不是穿着军装睡觉，也从来没吃过一顿热饭。我们始终处在对狙击手和冷不防袭来的迫击炮弹的恐惧当中无法解脱。我们身上全是虱子，污秽不堪，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永远无法逃离的陷阱当中。这种情况导致一系列开小差……如果有人消失了一段时间，由于害怕官方的小题大做，假装没人注意到他的消失对我们来说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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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打击士气的，是对人们被招募时需要服役多久这一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一些相信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的人当时对此连问都没问就应征了，问过的人则被告知这一时间是6个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看起来没有尽头的战争导致抗议和抱怨此起彼伏，以至于第十五国际旅的机关报纸《我们的战斗》（Our Fight）特意呼吁道：“同志们，让我们不要抱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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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则使问题变得更糟了。“在吃饭的问题上，他们除了胡乱将能吃的东西都扔进水桶里再煮开以外，从没有真正努力过。”格尼回忆道，“我们的食物是一堆看着发白的液态物，里面主要是土豆和干豆子，偶尔有一点点肉，放一点点橄榄油，等这东西被送到前线的时候早已经凉了，通常看上去让人丝毫没有胃口，完全没有下咽的欲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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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4月底，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到来并成了新的林肯营政委，事情也终于开始得到改善。纳尔逊是因哈拉马河惨剧而被美国共产党派驻西班牙的一队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之一，当时34岁，是个语气温和、外表谦和的人，身上散发出沉静的威仪，是少数能同时得到苏共高层（他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和美国志愿兵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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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不久便发现了能够帮助他提升部队士气的人：杰克·白井（Jack Shirai）。日裔美国人白井是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厨师，他经常和两名志愿兵同伴一起探讨在战后开一家餐馆，所有曾为西班牙而战的人都可以免费就餐。白井曾坚持做一名步枪兵，纳尔逊则将他安排在营队厨房，附加条件是他可以将步枪随时带在身边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因为他做的饭，一个感激不尽的士兵将白井称作“奇迹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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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的独特魅力让它成了许多显赫人物特别喜爱的一处旅游景点。“某种意义上，”格尼写道，“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就像慈善救济会的领导走访孤儿院一样。他们打扮得干干净净，衣着考究，营养状况良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而我们则满身污秽，衣衫褴褛，忍饥挨饿，随时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真正一直待在那里的人，而他们则只需要忍受那里的肮脏和恶臭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偶尔从人们头顶掠过的子弹，提醒了他们此刻身处的现实到底为何，倒也为参观活动增添了额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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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访客中最令人讨厌的，是那种嘴上说着‘哦上帝，我真希望我能在这里陪着你们’——言下之意可能是他们的使命太过于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不可能真的出现在这里，反倒是我们这些‘幸运’的小伙子由于平时太闲，以至于有时间在这儿‘享受’真正的战斗乐趣——的人。”有一次，一队十分特别的重要人物前来看望在战壕里作战的美国与英国志愿者们，据说，里面最受欢迎的人是歌手保罗·罗伯逊[21]，他自发地在从军营到战地医院的各个地点演唱了激动人心的男中低音版本的《奥尔曼河》（Ol’Man River）和一些其他歌曲，并且引发了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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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来访者还包括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他错把¡No pasarán！［他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说成了¡No pasaremos！［我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印度独立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演员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以及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兰斯顿·休斯等著名作家，其中，休斯还为第十五国际旅车辆调配场的司机和技工们现场朗诵了一首诗歌。有个志愿者评论：“除了莎士比亚没来，其余的都到齐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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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格尼的说法，“这些人中有一个最具争议的家伙，一肚子虚情假意。他坐在机关枪的防弹罩子后面，向敌军的大概方向随便发射了一整条子弹带的子弹，结果这招来了敌人对他所在方位的一波迫击炮轰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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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时年37岁，已经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作家之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在1920年代就完成了自己头两部小说和短篇故事集的写作，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便在一定程度上向自己笔下创造出的人物形象靠拢。如今，他在报道和照片中向世人展现的是狩猎大型猎物、与斗牛士相约游玩、在船上用机关枪射击鲨鱼和钓马林鱼。某些他自以为十分具有硬汉气概的元素也反映在了他的后续作品之中。此时来访，距离他出版上一部小说[24]已经过去了八年，最近出版的两本非虚构类作品[25]先后收获了一些差评，评论家们——海明威自己可能也一样——在怀疑他是否已经失去了写作的灵感。诗人约翰·皮尔·毕晓普（John Peale Bishop）写道：“他好像已经变成了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的某种集合……滑雪时被紫外线灼伤的面颊；穿成垂钓者的样子，皮肤在加勒比炙热的阳光下晒得乌黑发亮；蹲在猎物的尸体旁边，微笑着的英俊健壮的老猎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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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明威此前一直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美国作家之一——大萧条时期，他写了一本关于在非洲狩猎的书，1936年大选时他也并未参与投票——但对西班牙，他却有种他人无法比拟的热爱。之前在西班牙的游历为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奠定了基础，在那之后，他也经常返回西班牙看望朋友，同时为《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他的另一本关于斗牛的书——收集素材。国民军发动的政变使他大为震怒，在他看来，这场政变就是对他所挚爱的西班牙文化发动的一场巨大的暴行。一战期间，他在还有一年从高中毕业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红十字会救护车的司机，正因如此，他与那些作为志愿者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美国人很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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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仿佛是为海明威而爆发的。他在给一个相识记者的信中写道：“西班牙或许是又一场大战的起点。”他甚至还穿上了年轻时的衣服，好像这样就能够找回那些年轻的时光一样。当在四面围城的马德里见到海明威时，他的小说家朋友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 Herbst）发现他穿着“好像是卡其布做的制服，脚上踩着一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靴”。[27]他把击中自己所在的佛罗里达宾馆（Hotel Florida）的弹片收集起来，分别在上面刻上它们所摧毁的房间号，还用一枚哑弹做了一盏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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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非常强大的人，”林肯营的威廉·派克医生写道，“但在慷慨大方、极端诚实、热爱工作的硬汉形象之外，他也有气量狭窄、迟疑不决、担惊受怕、咄咄逼人的孩子气的一面。他过于相信肉体力量带来的勇气，总想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个‘硬汉’……他告诉我，他不需要精神科的帮助，其他人才有需要，他不需要——对他来说，看心理医生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软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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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于自大、口出狂言的一面经常引发与那些他认为冒犯了自己的人之间的肢体冲突，海明威本身倒是很善于发现他人好的一面。他与包括派克在内的林肯营的人成了朋友，他对林肯营战士的友好热情在他给报社所写的报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尽心尽力为美国医疗队募集资金换来了一辆救护车，他为数名志愿者来到西班牙支付旅费，还去看望住在医院的林肯营伤员。战争结束以后，他依然保持着同许多西班牙内战老兵的联系，给钱或借钱给那些需要的人。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犹倾向，还写过歌颂狂放不羁的野外生活的书，他却对林肯营的人表现出了很深的感情，虽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此前一直在城市生活，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此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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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此前已与由50余家美国日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盟”（NANA）签约，在西班牙报道这场被他称为“无法避免的欧洲大战的预演”[29]的战争。他对于这份使命的接受本身便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事件。在他发表正式公告以前，媒体便注意到他已到达欧洲并越过国境线进入了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在西班牙一共进行了四次长途旅行，北美报业联盟向他通过邮政系统寄回的每篇报道支付1000美元（这笔钱放在今天价值超过15000美元），向他通过昂贵的跨大西洋电报系统发回的每条短信支付500美元。对海明威来说，西班牙能够给予他的不仅是对战争的再次体验，还有对年轻时光的回顾。1920年代早期，海明威曾经做过驻外记者，由于发电报不得不使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这种简洁的文风成了他日后写作风格的一部分。不论格尼对海明威多么不屑，后者的确在美国人的西班牙内战记忆中打上了自己的个人烙印。尽管有时夸夸其谈，可对自己从战地记者到士兵的身份转变，他却从未在笔下大肆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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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乔治·奥威尔早已完成了身份转换。历经四个月前线的战斗生活后，在返回巴塞罗那休假的列车上，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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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每经过一站，都有潮水一般的农民挤上火车；他们提着大捆的蔬菜，带着无精打采的家禽，满地蠕动的麻袋里面装着活兔子——最后还有一大群羊被赶到了车上，塞满了车厢里的每一寸空间。民兵们大声演唱的革命歌曲盖过了火车运行时的嘎吱作响，一路上，他们亲吻漂亮姑娘的手，有时还会朝她们挥动手中的红黑色手帕。装着红酒、茴香酒和污浊不堪的阿拉贡自酿酒的瓶子在人丛中不断地传递着。西班牙特产羊皮水壶在手，穿越车厢与朋友开怀畅饮，省却了千言万语。我旁边坐着一个长着黑色瞳仁的15岁男孩，正在向两个面容枯槁的农民吹嘘自己耸人听闻的战场经历，二人听得合不拢嘴，但我毫不怀疑那都是些虚构的故事。此时此刻，二人解开了包裹，给了我们一些口感发黏的深色红酒。[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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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仍被当作埃里克·布莱尔的奥威尔十分希望赶快到达巴塞罗那，因为与他结婚还不满一年的新婚妻子为了离他更近一些，已经于先期抵达了那里。目前，她正在查尔斯·奥尔的办公室做秘书，后者正在为POUM编辑出版英文报纸。和同时代的众多女性一样，艾琳·奥肖内西（Eileen O’Shaughnessy）在文字中呈现的往往只是她的容貌以及所属何人；即便在自己的西班牙回忆录中，奥威尔对她的表述也仅限于“我的妻子”而已，并未对她施以更多笔墨。在查尔斯·奥尔的描述中，她是一名迷人活泼的“圆脸爱尔兰女孩，端庄漂亮，一头黑发，还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艾琳的一个女性朋友也对这双眼睛印象深刻，觉得她的眼睛“就像在翩翩起舞，像盯着什么摇摇晃晃的物体一直看的小猫的眼睛一样清澈无邪”。[31]当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商店买到了雪茄和人造黄油等稀缺产品后，她马上将这些东西分给了奥威尔和他所在的POUM民兵部队的战友们，这让他们十分感激。不过，艾琳来到巴塞罗那之后，奥威尔只见过她几次，有一次还是她和查尔斯及另一名英国朋友一起，花了一天时间主动去奥威尔所在的战壕探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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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达巴塞罗那以后，奥威尔发现，与他初到西班牙时那个曾经见过的巴塞罗那相比，眼前的这座城市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民兵制服和蓝色工装几乎消失了，每个人似乎都穿着西班牙裁缝最善于缝制的那种好看的夏装。臃肿富态的男人、举止优雅的女人和造型优美的轿车满街都是。”简单地说，这是一座“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又重新出现了的城市……一次，我和妻子去兰布拉大街上的一家针织商店买袜子，店员搓着手向我们深鞠躬，即便在英国，售货员都不会这么做……给小费的习惯也在不经意间悄悄恢复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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