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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击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炮击结束后，我们出来继续沿着街道步行；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砖头碎块和炮弹弹片，一根电线杆就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斜靠在一栋楼房上，电线就像彩带纸一样，一团团地散落在地面上。一家帽子店的二楼地板被炸出了一个大洞，街角的一辆汽车被炸成了一大块扭曲变形的钢铁，旁边有两名女士被炸死在人行道上，鲜血流了一地……我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种深入骨髓的恐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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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外国记者一样，考尔斯也住在外墙由大理石覆盖的新艺术建筑派风格的佛罗里达宾馆——这里的房间由于面向胡同，房费曾经要更便宜一些，但现在则由于背对国民军炮击的方向而涨价了。入住之后不久，她就成了海明威在自己房间举办的夜谈会的常客。在那儿，记者们能够喝到啤酒和威士忌，还能品尝到从法国带来的短缺物资——罐头火腿和鹅肝。他们偶尔还会吃到这位大作家打猎得来、再由宾馆女仆烹制的野兔和松鸡。（由于通向马德里的各条道路均面临着炮火袭击，宾馆里曾经的高档餐厅现在只能提供面包、洋葱和豆子之类的食物了。）记者们伴着海明威喜爱的肖邦乐曲有吃有喝，不过他们通常要把大衣穿在身上，由于西班牙国内大部分煤炭资源都被国民军控制，马德里市区几乎已停止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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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是这个在佛罗里达宾馆形成的小圈子的中心人物。这个圈子包括了《每日快报》的德尔默、《纽约时报》的马修斯和流行周刊《科利尔》（Collier’s）的签约作者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等人。海明威当时正与盖尔霍恩沉浸在一段后来闻名遐迩的恋情中，几年以后，她成了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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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明威来说，西班牙内战就像一块为他提供灵感的原材料，但它同时也是他得以表现自己的广阔舞台。他的不断变化的听众群囊括了其他作家、军队将领、普通步兵、外交官、共和国内阁官员和到访西班牙的大人物等。西班牙共和国新闻办公室的凯特·曼根（Kate Mangan）回忆，海明威似乎始终都在强迫自己尽一切努力给旁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身边总是跟着一名随从……他是个肤色通红的大个子，穿着毛茸茸的粗花呢斑点套装，握手十分有力……人们总是有种感觉，在伟大的海明威背后，某种似有若无、无法言说的奴颜婢膝的身影正在晃动。”与金发碧眼、魅力超凡的盖尔霍恩——他那打扮得无可挑剔、围着雪纺绸围巾、身穿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Saks Fifth Avenue）的高档服装的伴侣——一起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似乎也是他个人表演的一部分。“她发型高雅，身穿尼龙套装，日光浴晒过的皮肤颜色十分均匀。相比短裤，她更爱穿裙装坐在桌子旁边，挑逗似的摆动她细长的双腿。西班牙人不喜欢这样，他们相信，性感一次只能呈现在一人眼前，而且最好在私密场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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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记者，这座离他们每天发送电报的电信大厦不远的佛罗里达宾馆就像世界的中心。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和飞行员兼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23]是巴黎一家日报社的代表，二人曾多次组织外国志愿者乘飞机来往于西班牙共和国。随便往宾馆大厅瞥上一眼，人们就可能见到美国来的诗人、瑞典的劳工领袖和英国的议员。对于酒店的住客们来说，与战争前线近距离接触并时刻处于危险当中的体验就像一剂强力春药。就像德尔默所写的那样，每当发生炮击或者空袭，“一对对体验私情的男女出现在从客房蜂拥进入地下室避难的人群中，里面就有欧内斯特和玛莎的身影”。[24]这对急忙跑出房间的男女之所以能被人从其他楼层看到，是因为这座十层楼高的宾馆采用了中空结构，站在中庭就能够直接看到楼顶的玻璃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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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访客发现，在佛罗里达宾馆的“幽会”中，有一些是人们与“职业人士”进行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牧师是一位左翼事业的热心支持者。在小说家约瑟芬·赫布斯特的描述中，他“总穿着黑色长袍……是个毫无疑问的好人，却长着一张矫情做作的粉红色大脸，短胖的脑袋几乎全秃了，只有几缕婴儿绒毛般的头发耷拉着”。[25]他那间屋子的前任房客、两个经常做国际纵队士兵生意的摩洛哥妓女，是在之前的一个早晨搬走的。德尔默讲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主教几乎刚在房里安顿下来，门口便传来了敲门声。他打开门，发现站在走廊上的是一小队刚从前线返回后方的英国士兵，他们是来找之前那两个摩洛哥姑娘的。当然，对于这些，主教当时并不知情。由于之前听见了他们用英语交谈，主教还以为这些英国小伙子是前线的自由斗士们派出的代表，是来这里向他这位红衣主教表示尊敬的。于是，他与他们展开了亲切交谈，赞扬了他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还根据他们为之战斗的理想中所体现的基督教道德进行了一场即兴布道。随后，他祝福了他们，并再一次走进了房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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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个苏格兰志愿者“刚才一直在楼下喝酒，跌跌撞撞地向主教的房间走去，恰好看到前面一伙人的‘好事’刚刚结束，并且主教还走进了那间他以为是摩洛哥姑娘居住的屋子。这个苏格兰佬彻底搞错了状况……他在外面等啊等，等啊等，耐心终于到了极限，在某种充满正义感的愤怒情绪的驱使下，他走到门口，用拳头使劲砸门。‘你个老畜生，给我滚出来！’他大声喊道，‘你已经在里面待了20分钟了！你到时间了！快点儿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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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从事这一最古老职业的并非只有这两名摩洛哥姑娘。这一行当在城里的竞争还很激烈，还流传出了许多奇闻逸事。言语放荡的贝内特常常给其他记者讲一个故事，在故事当中，有个美国志愿者在找女伴时要求对方给他打五折——因为他有一个睾丸被子弹打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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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罗里达宾馆，“海明威房间的活动都由西德尼·富兰克林[27]主持”。考尔斯写道：“他是个年轻健壮的美国斗牛士……一次我问他，为何要来马德里。他回答说：‘这个，是这样，有一天欧内斯特给我打电话说：“嗨，小子，想来西班牙参战吗？”然后我回答他：“没问题，老爹，咱们加入的是哪一方？”’”[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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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很享受被小团体簇拥为领袖的感觉。德尔默回忆，每当盖尔霍恩在他的身边，“他都要告诉她如何像个作家那样观察生活”。[29]有时候，出于对自己的“专业素养”的自豪，他会带着考尔斯、盖尔霍恩和其他人一起去一座已经被炸毁了一半的八层建筑，在那里观看前线正在进行的战斗。楼内的公寓已经严重被毁，地上遗落着各种杂物，从结婚照片到卷发器。“‘老农庄’，”考尔斯写道，“是海明威在首都郊外发现的一幢房子。它的前脸已经整个被炸弹掀掉了，因此成了一处观看前线战斗的绝佳地点……远处绵延不绝的群山下，弥漫的烟雾像一团团乱糟糟的棉花，坦克看起来就像小孩子的玩具。当它们中的哪一辆起火燃烧时，火焰看起来并不比火柴点燃产生的焰火大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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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就是这么热切地追逐着战斗场面。‘战争是人类能够对彼此所做的最肮脏罪恶的事，’他严肃地表示，‘但也是最刺激的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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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春天，马德里的人们已经学会如何在看似永无止境的封锁中生存了。建筑的外墙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还没被炸碎的窗户玻璃也被人们用胶带将缝隙粘好；一间大型书店的员工把书堆在前窗口做成防护墙；皇宫酒店早已被改成了一间医院，在曾经的酒店餐厅，原来放置的金框镜子和水晶吊灯变成了八个手术台。考尔斯注意到，这里的护士原来都是妓女：“她们的头发被染成了金色，手显得脏兮兮的，指甲上还涂了鲜红的指甲油。过去我听说，护士一直以来都只能由修女担任；但因为他们是为佛朗哥效力，这些医生就不得不开始利用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帮手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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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双方都在大学城地区挖掘了纵横交错的战壕，校园中的建筑物已被炮火炸得只剩下了框架。佛罗里达宾馆距离这一区域很近，在考尔斯的记载中，“先坐一会儿电车，再走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就能到那儿”。从来也没有一场战争能像西班牙内战这样，让战地记者和摄影师随心所欲地进入战场上战况最激烈的区域进行采访。无论何时，只要考尔斯想要去战地进行采访，似乎都有男士十分愿意与她同行。“抵达马德里几天以后，我在格兰大道上的一家餐馆见到了正在吃午餐的J.B.S.霍尔丹（J.B.S.Haldane）教授，他在剑桥大学任教，是一位科学家。‘我估计会去战场那边看看，’他很随意地跟我说，‘想一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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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接近前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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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毛衣绒裤的持枪守卫先是和我们说“祝您健康”，然后示意我们出示通行证。绝大多数守卫都不识字，有些甚至还把我们的证件拿反了。但他们还是皱着眉头对着这些文件仔细研究了一番，向我们行过人民战线的握拳礼，然后就将我们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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