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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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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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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Herbst，Josephine. The Starched Blue Sky of Spain and Other Memoirs. New York：HarperPerennial，1992.，pp.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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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荷兰导演、编剧、制作人，曾在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愚公移山》《风的故事》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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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Spain’s Life Goes on，” New York Times，10 April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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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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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10 迷恋独裁者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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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在西班牙记录马德里经受痛苦折磨的“群星璀璨”的外国记者的事迹，在一系列回忆录、小说和历史书籍中得到了人们的歌颂。2012年，甚至有一部名为《海明威和盖尔霍恩》（Hemingway and Gellhorn）的电视电影诞生。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加州一处废弃的火车站被剧组改造成为佛罗里达宾馆的大堂布景。将近1000名来自各个国家的记者在战争中的不同时刻来到了西班牙进行报道，他们用各种语言，对遭受封锁和持续空袭的、美丽宏伟的马德里城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然而奇怪的是，所有的记者都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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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抬头看一看马德里上空排成V字形队列嗡嗡飞行的德国容克轰炸机编队，然后心中发出疑问：这些飞机的燃料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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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来就是个明摆着的问题。不光是飞机、坦克、装甲车、卡车，还有其他许多对现代战争至关重要的武器装备都依赖石油才能正常运行：内战期间，西班牙进口的全部石油中有超过60%是被交战双方消耗的。[1]而对于匆匆支援了佛朗哥大批陆军、空军和其他各种装备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来说，石油也是稀缺品。事实上，单是德国，其国内所用石油的2/3就要依赖进口。正常情况下，国民军无法轻松负担从国际市场购买石油的成本，因为西班牙当时的黄金储备被掌握在共和国的手中。本来，对佛朗哥最主要的军火提供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来说，为西班牙盟友的军队花钱购买石油将极大地增加两国的开支，但事实证明，他们不需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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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的石油靠赊账得到，来自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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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奠定基础的男人经常在“21俱乐部”——一家纽约时髦的俊男靓女经常光顾的餐馆——现身。这个曾经的非法酒吧以其红色的皮革座椅靠背、整条木板制成的吧台和昂贵奢华的食物而闻名。店内拥有各种各样颜色鲜亮的骑师雕像，它们大多是那些自己拥有赛马的老主顾捐赠的。有些客人在地窖里还储存着私人酿酒珍藏。这里的常客从大名鼎鼎的帮派成员到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马克斯兄弟[2]，不一而足。菜单上的菜品有时候代表着对某位受欢迎客人的尊敬和纪念，例如，有一道汉堡加蛋结合而成的菜肴，就是以一位四方大脸、胸肌发达、一出现便令全场瞩目的大人物的名字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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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那年，出生在挪威的托基尔·里贝尔（Torkild Rieber）成了一艘装备齐全的高速帆船上的水手。当时，巴拿马运河还未修好，花上六个月的时间，这艘船才能从欧洲出海后绕过合恩角（Cape Horn）抵达旧金山。接下来的两年，他又成了另一艘从加尔各答（Calcutta）运送苦力到英属西印度群岛糖料种植园的船上的水手。在这艘船上，船员们每运送一名苦力就会得到一份提成，这一奴隶贸易的残余使这些“苦力船”成了当时海上航行的条件最残酷、环境最拥挤的船只。终其一生，里贝尔都很乐意用他低沉嘶哑的声音讲述自己的航海故事：爬上甲板上倾斜晃动的高高的桁杆将船帆卷起，在傍晚时分观察天空预测风暴，在装满严重晕船的印度苦力的船上熬过大西洋上的飓风。而上岸之后，他则喜欢换上燕尾服，正装前往“21俱乐部”或是别的什么类似的地方进餐，因为按他的说法，“英国人就是这么统治他们在加尔各答的殖民地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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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一名醉酒船员刺伤痊愈之后，年轻的里贝尔入籍美国，并第一次成了一艘油轮的船长。从那以后，他便以“船长”（Cap.）的绰号为人所知。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时，他已经远离海上生活很久了。如今，坐在纽约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里高档实木墙板装修的办公室内，办公桌后摆着地球仪，墙上挂着卷轴式地图，里贝尔这时所率领的，是一家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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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旗下的油轮被得克萨斯石油公司（Texas Company）——该公司更因其加油站品牌“德士古”（Texaco）而闻名——收购之后，里贝尔便意识到，在陆地上做石油生意才能赚到大钱。随着德士古公司的扩张，印着德士古红星、带绿色T字标志的德士古加油站开遍了全世界。里贝尔与公司老板的秘书结了婚，并以火箭般的速度获得了升迁。“他无法在桌子旁边安分地坐着，”一个对里贝尔充满敬畏的《生活》（Life）杂志记者写道，“他给人的感觉总是上蹿下跳的，在地板上走路就像在甲板上一样。他永远都闲不住，满世界奔走。他无法在同一间办公室、同一座城市甚至同一块大陆上待太长时间。”作为《生活》的姊妹刊物，《时代周刊》（Time）同样被里贝尔像粗金刚石一般的魅力所打动，说他像是个“骑在马背上”“头脑冷静、意志坚定”的“企业酋长”，“统帅”，“德士古‘三联式引擎’的动力之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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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德士古公司便作为大型石油公司中最嚣张跋扈和最具侵略性的一家而广为人知。里贝尔是由创始人招聘进入公司的，这位创始人骄傲地在自己的办公大楼顶上插了一面黑色的骷髅旗。一名壳牌公司的高层人士曾说：“如果我马上就要死在一家德士古加油站里面的话，我会要求人们把我抬到马路对面的。”[5]从波斯湾到哥伦比亚，靠着在全世界与当地强力人物进行秘密交易，里贝尔为公司在石油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在德士古于哥伦比亚获取石油开采权的一块面积有罗得岛那么大的土地上，一座被称作“石油城”的新城拔地而起。将这里开采的石油输送到另外一处哥伦比亚港口需要修建一条长263英里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要穿越热带雨林和崇山峻岭，经“里贝尔船长山口”越过安第斯山脉一处高空山脊。许多工人死于这一工程，里贝尔的德国朋友因此为他取了一个德文昵称：Leichenfänger（尸体清道夫）。里贝尔的野心跨越了整个地球，就像他在1936年的一次旅行象征的那样：他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舱位，与一位探险家、一名歌剧演员、法兰克福市长以及其他众多名人一起，搭乘首航的“兴登堡号”（Hindenburg）飞艇进行了从德国到美国的长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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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公司高管一样，脾气暴躁的里贝尔对工会和罗斯福的新政没有好感。但潜藏在宽厚的臂膀、铁钳般的手掌、水手式的咒骂以及在“21俱乐部”扮演的纯熟的白手起家形象之下的，是某些更加黑暗的东西。尽管并不十分反犹——“为什么要反犹呢，”他会说，“我有几个最好的朋友都是该死的犹太人，比如伯尼·金贝尔（Bernie Gimbel）和所罗门·古根海姆（Solomon Guggenheim）。”——他却是个希特勒的崇拜者。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直声称他对希特勒的欣赏只是纯粹出于生意的考虑，将其说得轻描淡写。“他总是觉得，与独裁者打交道要比与民主制度打交道好得多。”他的一个朋友回忆，“他说，你只需要向一名独裁者行贿一次就足够了，却得没完没了地对民主制度做同样的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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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发动政变一年以前，德士古就已经成了西班牙的主要石油供应商。当佛朗哥和他的共谋者们起兵攫取国家权力时，里贝尔并未继续执行其与共和国政府旗下的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而是开始与未来的独裁者做起了生意。里贝尔明白，军用卡车、坦克和飞机不仅需要燃料，还需要一系列机油和润滑油配套使用，于是他迅速在法国波尔多港（Bordeaux）订购了一批上述物资，它们已经完成装桶封罐，正待一艘德士古公司的空载油轮运走。里贝尔将这些物资装船发给了国民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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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政治观点常常因个人关系的影响而强化。里贝尔与比他年轻得多的胡塞·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阿隆索（José Antonio Álvarez Alonso）是朋友，阿隆索当时28岁，在国家石油公司工作，会说英语。1935年，该公司与德士古签订了一份合约，从德士古购买了一艘油轮，阿隆索亲自来到德士古输油管线的终端集散站——得克萨斯的亚瑟港（Port Arthur）会见了后者的新任董事长，以纪念双方达成交易。阿隆索是西班牙国内的法西斯团体——西班牙长枪党的积极分子，当里贝尔陪着他在那艘新购油轮上散步聊天的时候，他们发现彼此非常合得来，并且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几个月以后，“德士古酋长”邀请阿隆索来到美国，参加一场在洛杉矶举办的石油行业会议。国民军于1936年起事之后，共和国控制下的马德里对法西斯分子来说成了危险的地方，阿隆索因此逃亡法国。他知道，国民军将会面临石油短缺的问题，于是他从马赛向德士古驻巴黎业务代表威廉·M.布鲁斯特（William M.Brewster）发送了一封电报。他很快便收到了回复：“来巴黎，里贝尔船长在这儿，他想见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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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索与二人会面期间，“里贝尔先生告诉我，他的公司将支持国民军”。阿隆索随后前往佛朗哥总部所在城市布尔戈斯（Burgos）。在那里，他给在巴黎等得失去耐心的里贝尔发去了消息，向他解释，尽管国民军对石油的需求非常迫切，但他们没有油轮，也没有用以支付的现金。里贝尔则向他回复了一封日后被佛朗哥核心小集团高度赞扬的电报：“钱的问题不用担心。”[9]很快，阿隆索将里贝尔和布鲁斯特邀至布尔戈斯。双方达成协议，德士古将向佛朗哥供应他所需的全部石油——通过赊购。横跨报业、银行业和烟草业的大亨胡安·马奇（Juan March）是国民军最大的金主，他成了此次交易的担保人。[10]在前线短暂志愿服役后，阿隆索成了国民军石油进口事务的负责人，他和里贝尔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密。（战争结束后，为表彰阿隆索，德士古将其任命为该公司西班牙分部的总经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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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的另一边，1936年秋，当一艘共和国油轮停靠在亚瑟港码头时，它的船长失望地发现，在里贝尔的命令下，本以为会忠实履行合同的德士古将不再向共和国出售一滴石油。由于国民军和他们的德意盟友均缺少石油，且美国却对它们均敞开石油供应，依靠这条来自得克萨斯的石油生命线，佛朗哥得以继续进行他的战争。如果美国政府出面对此进行干预，国民军的战备将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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