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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将要前往哈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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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今日，就是明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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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一直把守的距马德里东南20英里的防线还算稳固，但间歇性袭来的炮火和狙击手的冷枪意味着，格尼写道，“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放松”。他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穿越布满乱石的光秃秃的地面，从林肯营的战壕去一趟第十五国际旅的总部，他所走的路线让他每天都要经过“晒肉场……在这里，白天死去的人的尸体就躺着等着被抬走。每天尸体的数量从两具到二十具不等。狙击手和迫击炮造成的伤亡虽小，但十分稳定，每天早晨都会有新的尸体被抬回来，上面盖着被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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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林肯营老兵的回忆中，出现的也是在战壕中度过的那段好像没有尽头的岁月里令人压抑的景象，有烦闷的生活，肮脏的环境，恶劣的食物，还有无能的高层指挥官。但这并没能阻止记者们对此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没有人比赫伯特·马修斯更热衷此道了。1937年5月，在对战场短暂访问期间，他在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写道，这里的美国人“是群充满战斗激情的健康快乐的人。一个自称曾在去年冬天参加过海员大罢工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在这儿得到的食物要比在纽约的时候好得多”。相比之下，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参观了这些战壕的弗吉尼亚·考尔斯则更加实事求是：“他们看起来精神高度紧张，而且病恹恹的。据我了解，他们已经在前线连续战斗74天而没有休整了……他们的脸上布满皱纹，憔悴不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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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斗时光扑灭了格尼曾经对西班牙革命抱有的狂热情绪，如今他觉得，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天真得简直有罪”，他们竟然相信军队事务能交给士兵投票决定。即便如此，当看到国际纵队派来的政委是如何煽动士兵们的仇恨心理时，格尼仍然感到十分惊骇。“得到苏联支持的部分党派人士……展开了再明显不过的荒谬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声称POUM是佛朗哥的盟友。可佛朗哥就算千错万错，他也绝对不会和这样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小党派结盟。”春去夏来之际，格尼开始“寻找机会离开这整个表演……我已准备好为西班牙的社会公正战斗至死，但我不想因为共产党或其他人的什么论战而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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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尼的同志们却基本上没人有与他一样的政治苦恼。前线的国际纵队部队根据不同的语言，和对像巴塞罗那这样的地方日益加剧的政治斗争的参与程度而彼此区分，似乎没什么人对格尼关注的那些感到在意。许多林肯营的人都是在数年或数十年之后才与共产党决裂的。[16]尽管感到挫败，格尼却从未质疑过自己当年来到西班牙的正确性。“现实的悲剧之处在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深信不疑，渴望为它而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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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见到的政治紧张并不为西班牙共和国所独有。其他很多曾经处于动荡之中的社会也面临过同一个问题：社会革命和战争可以同时发生吗？当查理一世在英国内战中被抓后，1647年，激进派在著名的帕特尼辩论[18]中提出了很多划时代的构想，例如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等。但战争在查理一世逃跑以后再次爆发，即便对于男性来说，获得普遍选举权也要等到几个世纪以后了。1790年代，当凭借一场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暴动获得自由后，海地人将曾经奴役自己的大种植园的土地分割成小块，自由的男女们终于能够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了。但是，这样的体制并没有生产出购买急需的外国武器以对抗法国，尝试重新夺回殖民地企图所需要的糖和咖啡。结果，海地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强迫不情愿的人们重返种植园模式，在严厉纪律的管束下，他们重新种起了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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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冲突正困扰着西班牙共和国。虽然听起来诱惑力十足，但那些使仍处在襁褓之中的西班牙革命对其仰慕者具有吸引力的特色——平均主义、权力分散、蔑视权威——从来都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得以建立的基石。一边是一心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另一边是势力不断增强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拥有主流地位的盟友，对西班牙未来将要采取何种政体的意见冲突势必爆发。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其他一些地方，双方就因此产生了冲突并造成多人死亡，一位杰出的共产党政治家遭到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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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否应该让革命性的改变推迟到战争胜利之后再行发生的分歧之外，双方还存在着其他对立现象：无政府主义者恢复了他们长久以来对一切政府的怀疑；而借助苏联军火援助带来的影响力，共产主义者将党员安插进了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关键位置任职。“我们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正在飞速增强。”一名林肯营政委在当年春天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偏执情绪同时在双方阵营蔓延。共产党贴出了海报，海报上的人将POUM的面具抬起一半，露出下面的纳粹标记，而洛伊丝·奥尔则坚信，共产党及其盟友正“允许明知是第五纵队的人在马德里横行无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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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巴塞罗那，事态终于一触即发。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谁应对此负责，但最后的导火线却只是由几通电话点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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