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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色旗帜已经在城中的电话交换大厦上飘扬了几个月，这是革命力量胜利的象征，因为，这里从前是被美资国际电话与电报集团把持的。无政府主义者民兵武装在大厦门口配备了拥有沙袋构筑的防御工事的卫兵。无政府主义者们认为，电话系统对于人民对经济的控制至关重要——并且，就像过去和当下的众多政权一样，这也是监视政敌的一种方便手段。1937年5月2日，巴伦西亚一位共和国政府部长试图给位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的一名官员打电话，结果却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接线员告知，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他们只有“防御委员会”。当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20]在同一天与加泰罗尼亚主席路易斯·孔帕尼通话时，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接线员突然打断通话，坚持让二人停止交谈。双方政府官员对此都很愤怒，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安全部长命令警察夺占了电话大厦，手持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卫兵开始向警察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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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吓得一大群鸟飞向了灰色的阴暗天空，”洛伊丝·奥尔回忆道，“并使消息加速传遍全城：冲突终于爆发了。”[21]战斗迅速升级，这场“战争中的战争”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这是对谁将控制这座西班牙第二大城市，甚至直抵法西国境的西班牙东北部地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权力最终将属于位于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和其下属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还是将被数千名控制了无数大楼、路障乃至——就像奥尔夫妇刚到西班牙时发现的那样——边防站的无政府主义者民兵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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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巴塞罗那休假的乔治·奥威尔发现自己正陷于双方交战之中。尽管之前已经意识到了共和国内部存在的紧张政治气氛，但直到现在，他才理解了这样的紧张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事实上，他曾经希望利用休假间隙从POUM民兵部队调到国际纵队去。尽管对共产党并不信任，他却明白，共产党的军队拥有更为精良的装备，并且正在守卫着马德里，与相对沉闷的阿拉贡战线相比，那里的战斗才显得十分重要。“对于POUM的革命纯粹主义，”他写道，“尽管我看到了它的内在逻辑，但它对我来说显得没什么意义。毕竟，只有赢得战争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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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英国共产党成员知道奥威尔是一名作家，他们觉得将他调入国际纵队将是个十分漂亮的举措。他们在巴塞罗那拥有数名线人，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奥威尔夫妇所认为的POUM同志。一份写给驻阿尔巴塞特的国际纵队总部的报告中说，奥威尔“对政治不甚了解”，但是在与POUM作战的英国人当中“广受尊敬且具有领导气质”，还“希望参与马德里前线的战斗，并表示数日之内就将正式向我方递交申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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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的进程受到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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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中午前后，”后来，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写道，“一个朋友穿过休息室来到我身边，随意地对我说道：‘电话交换大楼那里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听说……’就在那天下午三四点，我在兰布拉大街走到一半，听见身后发出了几声枪响……一路上都能听见商店店主们将窗户上的钢制窗罩猛地拉下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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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展开了镇压行动，奥威尔随即被派去保卫POUM党部大楼，他的妻子艾琳和查尔斯·奥尔都在那里工作。整整三天三夜，他和包括与自己来自同一民兵连队的纽约人哈里·米尔顿（Harry Milton）在内的一小队人一起，驻防在一座电影院的屋顶，从那里，他们能够将隔着绿树成荫的兰布拉大街对面的党部大楼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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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总是愿意坐在屋顶上，为视野中那些奇异的建筑感到惊叹，”他写道，“你能看到周围好几英里远的地方——都是又高又细的大楼，它们有玻璃穹顶和看起来很棒的弯曲形状的屋顶，上面铺着绿色和红棕色的瓷砖。往东看去是泛着淡蓝色光芒的大海——这是我来到西班牙以来第一次瞥见大海。整座城市的100多万人都被某种极端的惰性封印了……除了从路障和摆满沙袋的窗户后面射出的子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发生……兰布拉大街上到处停着有轨电车，司机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已经弃车而逃了。可怕的噪音一直在好几千栋石头建筑中间回响着，不停地回响着，好像是热带的暴风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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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他所在的小队被派去砌石块来加强党部大楼的防御。清点武器时，他们发现一共只剩下20支还能使用的步枪，大约50发子弹，还有几把手枪和一些手榴弹。艾琳加入了他们，随时为任何伤者提供照料，但他们并没有医疗用品。与此同时，交战双方的武装人员都占领了更多建筑的屋顶。“形势太复杂了，”他写道，“要是有哪一栋楼上没有一面党旗插着，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共和国政府准军事化的城市警察部队“突击卫队”攻占了奥威尔他们所在大厦斜对角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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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让人生气了。我在前线待过115天，迫不及待地回到巴塞罗那是为了好好休息和放松一下。但是，我得把时间全用在楼顶上坐着，和我对面的那些‘突击卫队’一样无聊。他们偶尔会向我招手，向我保证他们是‘工人’（意思是他们不希望我对他们射击），但若是接到命令向我们开枪，他们绝对会照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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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开火，但城中其他地方却发生了大量交火，街上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周时间。战斗结束后——但他此时还未意识到这一切将造成的后果——奥威尔因为这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感到痛苦，并为共和国政府的警察部队将枪口指向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而感到愤怒，他放弃了调到国际纵队的计划。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相信这场战争是值得他去为之战斗的，并返回了前线的民兵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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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病，战斗打响时，洛伊丝·奥尔正在家里休养。奥威尔的苏格兰同志鲍勃·斯迈利（Bob Smillie）当时也在巴塞罗那休假，作为奥尔夫妇的朋友，他之前给洛伊丝带去了一些鸡蛋、面包和草莓。然而，冲突刚一爆发，她就下床了。“刚听到消息也就十分钟时间，她就开始帮我一起修筑路障。”在5月8日的一封信里，查尔斯·奥尔骄傲地给母亲写道，“我现在是一名专家了——在我的阵地击伤了五六个，还杀掉了一个。我的脖子擦破了。但就是死了也值得……我们很好。……就是有点儿饿。最终战斗显然结束了——但没有人是赢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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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他说得并不正确。共和国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之后的整个内战期间建立起了对巴塞罗那和周边地区的有效统治。最近一份研究指出，冲突造成了218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政府主义者。[26]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支持，他们却面临着一项痛苦的抉择：要控制巴塞罗那，他们就不得不从前线撤回民兵部队，并将他们投入对抗共和国准军事部队的街头巷战中。这样做可能会暂时使他们赢得城里的战斗，但无疑会让对抗佛朗哥的努力毁于一旦。尽管被众多更加狂热的支持者认为是种背叛，无政府主义者领袖们还是下令停止了武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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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奥尔很快就意识到了真实情况。“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随时准备转入地下继续抵抗。”从这之后，他写给家里的大部分书信用的都是假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洛伊丝对她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投降者充满了鄙视之情。“革命结束了，”她写道，“但反革命们还没表现出他们将要做什么。我们走着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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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门可罗雀的日子后，巴塞罗那的帽子店突然迎来了营业额暴涨。6月到来之前，奥尔夫妇还注意到，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正在回归。依旧和其他外国人一起住在原纳粹德国领事宅邸公寓中的二人发现，电力和热水供应都中断了。“我现在正靠着蜡烛的照明写这封信，”查尔斯告诉母亲，“因为电力公司想让我们连之前领事的电费也一起交了。我们提议只从我们2月15日入住算起，但是他们毫不妥协。于是乎——再没有热水澡了。”[28]由于再没有任何有关革命变化的新闻稿要写，洛伊丝辞去了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宣传办公室的工作。艾琳·布莱尔为她额外找来了些食物，试着让她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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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已经瓦解了，但在斯大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憎恶的鼓动下，相对弱小的POUM才是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共产党要对付的首要目标。共产党员们坚持要求共和国总理、左翼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29]取缔POUM并将其领导层尽数逮捕。在他表示拒绝后，由共产党员、主流派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盟强迫其辞职，并让胡安·内格林取而代之。内格林是一名体形肥胖、能说多国语言的生理学家，因其食欲旺盛而十分有名——有时候一个晚上他能在不同的餐馆吃两三顿晚饭——是军队统一化和战时经济中央统制化的支持者。“然而，要是因此就说内格林仅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工具的话，”休·托马斯（Hugh Thomas）在他的内战通史中写道，“那就错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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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内格林和其内阁成员们面前的，是与苏联的交易。由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纷纷拒绝向共和国出售武器，苏联成了共和国武器的唯一来源和最大供应者，更不要说苏联还向共和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并为坦克驾驶员和飞行员等专业人员提供了训练。作为回报，共产党员持续不断地在警察机构和军队中的关键位置任职，现在，苏联还要求对POUM的领导人进行公审。内格林尽最大努力操纵着共和国的大船在危机四伏的水域中小心地行驶，尽管他没有全盘照做，可也还是让斯大林的部分要求得以满足。当然，在几年以后爆发的另一场战争中，美国和英国同样要面临一模一样的与苏联的交易。英美想要击败希特勒，就必须满足斯大林的部分要求——例如战后控制东欧——才能换取苏联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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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17日上午八点，四个穿着军装的人——其中一人是苏联人——和四名来自被苏联控制的共和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便衣警察来到了奥尔夫妇的家门口。他们“向我们出示了我们所在公寓的建筑平面图”，洛伊丝后来写道，“以及一份名单，在这里住过，哪怕仅仅是来拜访过的人都在上面”。[31]他们将二人逮捕，没收了他们所有往来书信、日记和其他物品，就连一块红黄色的布——红黄双色是君主主义者的代表颜色，他们将这块布挂在了浴室门上作为装饰——都没有放过。再没有人见到过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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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后，一些解密的苏联情报档案清楚表明，奥尔夫妇当时受到了无孔不入的严密监视，就连洛伊丝的立场比查尔斯更激进，特工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巴塞罗那工作期间，”一份报告写道，“她对众多政治议题的狂热参与给人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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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由多国人士组成。对洛伊丝的评语和对其他外国的POUM支持者的笔录是用德语写成的。他们当中，有个德国共产党特工名叫胡贝特·冯·兰克（Hubert von Ranke），由于他在1937年年底前改变了立场，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的名字：他离开了西班牙，退出了共产党，并宣称那些他曾监视及问询过的人“不是‘佛朗哥的特务’，只是些诚实的革命分子”。[33]这些人中还有一个是来自英国的共产党员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他曾假扮成POUM的支持者，在奥尔夫妇被捕不到两周以前与他们一起去海滩野餐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曾利用西班牙漫长的午休时间偷偷溜进查尔斯·奥尔和艾琳·布莱尔的办公室窃取文件，这些文件会在一处苏联人设立的安全屋中被迅速照相存档。苏联档案中的一些监视报告是用法语写成的，这些报告显示，国际纵队的政委安德烈·马蒂可能也在巴塞罗那安插了自己的特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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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奥尔夫妇的警察局非常拥挤，一些犯人只能在楼梯井里待着。在这儿，查尔斯认出了POUM的诸位西班牙领袖和来自美国、加拿大、苏格兰、荷兰、德国、瑞士以及波兰的反斯大林人士，这些人之前和他都是一个小圈子的。他和其他100名犯人一起挤在一间只有35张折叠床的囚室中，每天只能吃到两碗汤和两片面包。床虱在墙上爬来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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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的一个午夜，查尔斯、洛伊丝和其他30名外国人被赶到狭窄的街道上前往一处原属本地右翼分子的住处，唯一的照明来自看守们的手电筒。用人原来的房间被改造成了牢房。在那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有些犯人开始绝食抗议。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关押，他们都在自己的牢房里认出了混在犯人当中的便衣警察，他们的存在抑制了犯人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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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斯大林分子发现，与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国际纵队的士兵，有些是战场逃兵，有些则是因为与上司发生了冲突。“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当时到达了顶点，”洛伊丝写道，“一些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在我们囚室的墙上画了一张漂亮的苏联地图，用心地画出了矿藏地点、工业中心、山脉分布和冻土层位置等细节。男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囚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斯大林照片。这些墙上认真完成的画和照片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莫斯科审判的恐怖，在那里，你只能懦弱地向错误指控并最终杀掉你的人宣示自己的爱与忠诚。我的结局也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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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看守们都很友好。“他们并不是虐待狂，而是很有人性的人，因为我们是女人，他们对我们显得很宽容。俄国人不得不用西班牙人来干他们的‘脏活’，这对我们来说是种幸运……他们允许我们通过牢门和男囚交谈，在牢房之间来回传递便笺和字条，甚至还出去为我们购买肥皂，当时这东西在巴塞罗那可是抢手货。”洛伊丝跟一名德国狱友学德语，还从一个波兰狱友那里学习服装设计，试着靠这种方式让自己振作精神。“她们叫我‘宝贝’，因为我结婚的时间太短了，她们很善良地照顾我……我们每天都唱歌。我们的囚室会传出法国歌、德国歌甚至美国歌的歌声，与其他囚室传出的遥远的歌声混杂在一起。”[34]囚犯中最让她担心的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因为一旦被释放，若是被遣返回国，他们将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更糟。当巴塞罗那的代理领事听说奥尔夫妇被逮捕的消息后，他立即将电话打给了警察局，结果却被不实地告知，他们拒绝他的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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