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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一直把守的距马德里东南20英里的防线还算稳固，但间歇性袭来的炮火和狙击手的冷枪意味着，格尼写道，“你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放松”。他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穿越布满乱石的光秃秃的地面，从林肯营的战壕去一趟第十五国际旅的总部，他所走的路线让他每天都要经过“晒肉场……在这里，白天死去的人的尸体就躺着等着被抬走。每天尸体的数量从两具到二十具不等。狙击手和迫击炮造成的伤亡虽小，但十分稳定，每天早晨都会有新的尸体被抬回来，上面盖着被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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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林肯营老兵的回忆中，出现的也是在战壕中度过的那段好像没有尽头的岁月里令人压抑的景象，有烦闷的生活，肮脏的环境，恶劣的食物，还有无能的高层指挥官。但这并没能阻止记者们对此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没有人比赫伯特·马修斯更热衷此道了。1937年5月，在对战场短暂访问期间，他在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写道，这里的美国人“是群充满战斗激情的健康快乐的人。一个自称曾在去年冬天参加过海员大罢工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在这儿得到的食物要比在纽约的时候好得多”。相比之下，大约也在同一时期参观了这些战壕的弗吉尼亚·考尔斯则更加实事求是：“他们看起来精神高度紧张，而且病恹恹的。据我了解，他们已经在前线连续战斗74天而没有休整了……他们的脸上布满皱纹，憔悴不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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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斗时光扑灭了格尼曾经对西班牙革命抱有的狂热情绪，如今他觉得，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天真得简直有罪”，他们竟然相信军队事务能交给士兵投票决定。即便如此，当看到国际纵队派来的政委是如何煽动士兵们的仇恨心理时，格尼仍然感到十分惊骇。“得到苏联支持的部分党派人士……展开了再明显不过的荒谬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声称POUM是佛朗哥的盟友。可佛朗哥就算千错万错，他也绝对不会和这样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小党派结盟。”春去夏来之际，格尼开始“寻找机会离开这整个表演……我已准备好为西班牙的社会公正战斗至死，但我不想因为共产党或其他人的什么论战而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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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格尼的同志们却基本上没人有与他一样的政治苦恼。前线的国际纵队部队根据不同的语言，和对像巴塞罗那这样的地方日益加剧的政治斗争的参与程度而彼此区分，似乎没什么人对格尼关注的那些感到在意。许多林肯营的人都是在数年或数十年之后才与共产党决裂的。[16]尽管感到挫败，格尼却从未质疑过自己当年来到西班牙的正确性。“现实的悲剧之处在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深信不疑，渴望为它而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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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见到的政治紧张并不为西班牙共和国所独有。其他很多曾经处于动荡之中的社会也面临过同一个问题：社会革命和战争可以同时发生吗？当查理一世在英国内战中被抓后，1647年，激进派在著名的帕特尼辩论[18]中提出了很多划时代的构想，例如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等。但战争在查理一世逃跑以后再次爆发，即便对于男性来说，获得普遍选举权也要等到几个世纪以后了。1790年代，当凭借一场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暴动获得自由后，海地人将曾经奴役自己的大种植园的土地分割成小块，自由的男女们终于能够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了。但是，这样的体制并没有生产出购买急需的外国武器以对抗法国，尝试重新夺回殖民地企图所需要的糖和咖啡。结果，海地领袖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强迫不情愿的人们重返种植园模式，在严厉纪律的管束下，他们重新种起了经济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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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冲突正困扰着西班牙共和国。虽然听起来诱惑力十足，但那些使仍处在襁褓之中的西班牙革命对其仰慕者具有吸引力的特色——平均主义、权力分散、蔑视权威——从来都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得以建立的基石。一边是一心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另一边是势力不断增强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拥有主流地位的盟友，对西班牙未来将要采取何种政体的意见冲突势必爆发。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其他一些地方，双方就因此产生了冲突并造成多人死亡，一位杰出的共产党政治家遭到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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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否应该让革命性的改变推迟到战争胜利之后再行发生的分歧之外，双方还存在着其他对立现象：无政府主义者恢复了他们长久以来对一切政府的怀疑；而借助苏联军火援助带来的影响力，共产主义者将党员安插进了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关键位置任职。“我们在军队当中的影响力……正在飞速增强。”一名林肯营政委在当年春天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偏执情绪同时在双方阵营蔓延。共产党贴出了海报，海报上的人将POUM的面具抬起一半，露出下面的纳粹标记，而洛伊丝·奥尔则坚信，共产党及其盟友正“允许明知是第五纵队的人在马德里横行无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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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巴塞罗那，事态终于一触即发。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谁应对此负责，但最后的导火线却只是由几通电话点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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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色旗帜已经在城中的电话交换大厦上飘扬了几个月，这是革命力量胜利的象征，因为，这里从前是被美资国际电话与电报集团把持的。无政府主义者民兵武装在大厦门口配备了拥有沙袋构筑的防御工事的卫兵。无政府主义者们认为，电话系统对于人民对经济的控制至关重要——并且，就像过去和当下的众多政权一样，这也是监视政敌的一种方便手段。1937年5月2日，巴伦西亚一位共和国政府部长试图给位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的一名官员打电话，结果却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接线员告知，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他们只有“防御委员会”。当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20]在同一天与加泰罗尼亚主席路易斯·孔帕尼通话时，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接线员突然打断通话，坚持让二人停止交谈。双方政府官员对此都很愤怒，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安全部长命令警察夺占了电话大厦，手持武装的无政府主义者卫兵开始向警察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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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吓得一大群鸟飞向了灰色的阴暗天空，”洛伊丝·奥尔回忆道，“并使消息加速传遍全城：冲突终于爆发了。”[21]战斗迅速升级，这场“战争中的战争”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这是对谁将控制这座西班牙第二大城市，甚至直抵法西国境的西班牙东北部地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权力最终将属于位于巴伦西亚的共和国政府和其下属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还是将被数千名控制了无数大楼、路障乃至——就像奥尔夫妇刚到西班牙时发现的那样——边防站的无政府主义者民兵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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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巴塞罗那休假的乔治·奥威尔发现自己正陷于双方交战之中。尽管之前已经意识到了共和国内部存在的紧张政治气氛，但直到现在，他才理解了这样的紧张已经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事实上，他曾经希望利用休假间隙从POUM民兵部队调到国际纵队去。尽管对共产党并不信任，他却明白，共产党的军队拥有更为精良的装备，并且正在守卫着马德里，与相对沉闷的阿拉贡战线相比，那里的战斗才显得十分重要。“对于POUM的革命纯粹主义，”他写道，“尽管我看到了它的内在逻辑，但它对我来说显得没什么意义。毕竟，只有赢得战争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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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英国共产党成员知道奥威尔是一名作家，他们觉得将他调入国际纵队将是个十分漂亮的举措。他们在巴塞罗那拥有数名线人，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奥威尔夫妇所认为的POUM同志。一份写给驻阿尔巴塞特的国际纵队总部的报告中说，奥威尔“对政治不甚了解”，但是在与POUM作战的英国人当中“广受尊敬且具有领导气质”，还“希望参与马德里前线的战斗，并表示数日之内就将正式向我方递交申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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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的进程受到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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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中午前后，”后来，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写道，“一个朋友穿过休息室来到我身边，随意地对我说道：‘电话交换大楼那里遇到了一些麻烦，我听说……’就在那天下午三四点，我在兰布拉大街走到一半，听见身后发出了几声枪响……一路上都能听见商店店主们将窗户上的钢制窗罩猛地拉下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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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展开了镇压行动，奥威尔随即被派去保卫POUM党部大楼，他的妻子艾琳和查尔斯·奥尔都在那里工作。整整三天三夜，他和包括与自己来自同一民兵连队的纽约人哈里·米尔顿（Harry Milton）在内的一小队人一起，驻防在一座电影院的屋顶，从那里，他们能够将隔着绿树成荫的兰布拉大街对面的党部大楼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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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总是愿意坐在屋顶上，为视野中那些奇异的建筑感到惊叹，”他写道，“你能看到周围好几英里远的地方——都是又高又细的大楼，它们有玻璃穹顶和看起来很棒的弯曲形状的屋顶，上面铺着绿色和红棕色的瓷砖。往东看去是泛着淡蓝色光芒的大海——这是我来到西班牙以来第一次瞥见大海。整座城市的100多万人都被某种极端的惰性封印了……除了从路障和摆满沙袋的窗户后面射出的子弹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发生……兰布拉大街上到处停着有轨电车，司机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已经弃车而逃了。可怕的噪音一直在好几千栋石头建筑中间回响着，不停地回响着，好像是热带的暴风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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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他所在的小队被派去砌石块来加强党部大楼的防御。清点武器时，他们发现一共只剩下20支还能使用的步枪，大约50发子弹，还有几把手枪和一些手榴弹。艾琳加入了他们，随时为任何伤者提供照料，但他们并没有医疗用品。与此同时，交战双方的武装人员都占领了更多建筑的屋顶。“形势太复杂了，”他写道，“要是有哪一栋楼上没有一面党旗插着，都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共和国政府准军事化的城市警察部队“突击卫队”攻占了奥威尔他们所在大厦斜对角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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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让人生气了。我在前线待过115天，迫不及待地回到巴塞罗那是为了好好休息和放松一下。但是，我得把时间全用在楼顶上坐着，和我对面的那些‘突击卫队’一样无聊。他们偶尔会向我招手，向我保证他们是‘工人’（意思是他们不希望我对他们射击），但若是接到命令向我们开枪，他们绝对会照做。”[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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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开火，但城中其他地方却发生了大量交火，街上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周时间。战斗结束后——但他此时还未意识到这一切将造成的后果——奥威尔因为这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感到痛苦，并为共和国政府的警察部队将枪口指向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而感到愤怒，他放弃了调到国际纵队的计划。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他仍然相信这场战争是值得他去为之战斗的，并返回了前线的民兵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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