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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病，战斗打响时，洛伊丝·奥尔正在家里休养。奥威尔的苏格兰同志鲍勃·斯迈利（Bob Smillie）当时也在巴塞罗那休假，作为奥尔夫妇的朋友，他之前给洛伊丝带去了一些鸡蛋、面包和草莓。然而，冲突刚一爆发，她就下床了。“刚听到消息也就十分钟时间，她就开始帮我一起修筑路障。”在5月8日的一封信里，查尔斯·奥尔骄傲地给母亲写道，“我现在是一名专家了——在我的阵地击伤了五六个，还杀掉了一个。我的脖子擦破了。但就是死了也值得……我们很好。……就是有点儿饿。最终战斗显然结束了——但没有人是赢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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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他说得并不正确。共和国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在之后的整个内战期间建立起了对巴塞罗那和周边地区的有效统治。最近一份研究指出，冲突造成了218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政府主义者。[26]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支持，他们却面临着一项痛苦的抉择：要控制巴塞罗那，他们就不得不从前线撤回民兵部队，并将他们投入对抗共和国准军事部队的街头巷战中。这样做可能会暂时使他们赢得城里的战斗，但无疑会让对抗佛朗哥的努力毁于一旦。尽管被众多更加狂热的支持者认为是种背叛，无政府主义者领袖们还是下令停止了武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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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奥尔很快就意识到了真实情况。“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也了解了很多，”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们随时准备转入地下继续抵抗。”从这之后，他写给家里的大部分书信用的都是假名。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洛伊丝对她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投降者充满了鄙视之情。“革命结束了，”她写道，“但反革命们还没表现出他们将要做什么。我们走着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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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月门可罗雀的日子后，巴塞罗那的帽子店突然迎来了营业额暴涨。6月到来之前，奥尔夫妇还注意到，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正在回归。依旧和其他外国人一起住在原纳粹德国领事宅邸公寓中的二人发现，电力和热水供应都中断了。“我现在正靠着蜡烛的照明写这封信，”查尔斯告诉母亲，“因为电力公司想让我们连之前领事的电费也一起交了。我们提议只从我们2月15日入住算起，但是他们毫不妥协。于是乎——再没有热水澡了。”[28]由于再没有任何有关革命变化的新闻稿要写，洛伊丝辞去了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宣传办公室的工作。艾琳·布莱尔为她额外找来了些食物，试着让她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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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势力已经瓦解了，但在斯大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憎恶的鼓动下，相对弱小的POUM才是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共产党要对付的首要目标。共产党员们坚持要求共和国总理、左翼社会主义者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29]取缔POUM并将其领导层尽数逮捕。在他表示拒绝后，由共产党员、主流派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盟强迫其辞职，并让胡安·内格林取而代之。内格林是一名体形肥胖、能说多国语言的生理学家，因其食欲旺盛而十分有名——有时候一个晚上他能在不同的餐馆吃两三顿晚饭——是军队统一化和战时经济中央统制化的支持者。“然而，要是因此就说内格林仅仅是执行苏联政策的工具的话，”休·托马斯（Hugh Thomas）在他的内战通史中写道，“那就错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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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内格林和其内阁成员们面前的，是与苏联的交易。由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纷纷拒绝向共和国出售武器，苏联成了共和国武器的唯一来源和最大供应者，更不要说苏联还向共和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并为坦克驾驶员和飞行员等专业人员提供了训练。作为回报，共产党员持续不断地在警察机构和军队中的关键位置任职，现在，苏联还要求对POUM的领导人进行公审。内格林尽最大努力操纵着共和国的大船在危机四伏的水域中小心地行驶，尽管他没有全盘照做，可也还是让斯大林的部分要求得以满足。当然，在几年以后爆发的另一场战争中，美国和英国同样要面临一模一样的与苏联的交易。英美想要击败希特勒，就必须满足斯大林的部分要求——例如战后控制东欧——才能换取苏联的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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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17日上午八点，四个穿着军装的人——其中一人是苏联人——和四名来自被苏联控制的共和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便衣警察来到了奥尔夫妇的家门口。他们“向我们出示了我们所在公寓的建筑平面图”，洛伊丝后来写道，“以及一份名单，在这里住过，哪怕仅仅是来拜访过的人都在上面”。[31]他们将二人逮捕，没收了他们所有往来书信、日记和其他物品，就连一块红黄色的布——红黄双色是君主主义者的代表颜色，他们将这块布挂在了浴室门上作为装饰——都没有放过。再没有人见到过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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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后，一些解密的苏联情报档案清楚表明，奥尔夫妇当时受到了无孔不入的严密监视，就连洛伊丝的立场比查尔斯更激进，特工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巴塞罗那工作期间，”一份报告写道，“她对众多政治议题的狂热参与给人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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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的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由多国人士组成。对洛伊丝的评语和对其他外国的POUM支持者的笔录是用德语写成的。他们当中，有个德国共产党特工名叫胡贝特·冯·兰克（Hubert von Ranke），由于他在1937年年底前改变了立场，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的名字：他离开了西班牙，退出了共产党，并宣称那些他曾监视及问询过的人“不是‘佛朗哥的特务’，只是些诚实的革命分子”。[33]这些人中还有一个是来自英国的共产党员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他曾假扮成POUM的支持者，在奥尔夫妇被捕不到两周以前与他们一起去海滩野餐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曾利用西班牙漫长的午休时间偷偷溜进查尔斯·奥尔和艾琳·布莱尔的办公室窃取文件，这些文件会在一处苏联人设立的安全屋中被迅速照相存档。苏联档案中的一些监视报告是用法语写成的，这些报告显示，国际纵队的政委安德烈·马蒂可能也在巴塞罗那安插了自己的特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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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奥尔夫妇的警察局非常拥挤，一些犯人只能在楼梯井里待着。在这儿，查尔斯认出了POUM的诸位西班牙领袖和来自美国、加拿大、苏格兰、荷兰、德国、瑞士以及波兰的反斯大林人士，这些人之前和他都是一个小圈子的。他和其他100名犯人一起挤在一间只有35张折叠床的囚室中，每天只能吃到两碗汤和两片面包。床虱在墙上爬来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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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的一个午夜，查尔斯、洛伊丝和其他30名外国人被赶到狭窄的街道上前往一处原属本地右翼分子的住处，唯一的照明来自看守们的手电筒。用人原来的房间被改造成了牢房。在那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有些犯人开始绝食抗议。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关押，他们都在自己的牢房里认出了混在犯人当中的便衣警察，他们的存在抑制了犯人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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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斯大林分子发现，与他们关在一起的还有国际纵队的士兵，有些是战场逃兵，有些则是因为与上司发生了冲突。“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当时到达了顶点，”洛伊丝写道，“一些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在我们囚室的墙上画了一张漂亮的苏联地图，用心地画出了矿藏地点、工业中心、山脉分布和冻土层位置等细节。男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囚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斯大林照片。这些墙上认真完成的画和照片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莫斯科审判的恐怖，在那里，你只能懦弱地向错误指控并最终杀掉你的人宣示自己的爱与忠诚。我的结局也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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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发现看守们都很友好。“他们并不是虐待狂，而是很有人性的人，因为我们是女人，他们对我们显得很宽容。俄国人不得不用西班牙人来干他们的‘脏活’，这对我们来说是种幸运……他们允许我们通过牢门和男囚交谈，在牢房之间来回传递便笺和字条，甚至还出去为我们购买肥皂，当时这东西在巴塞罗那可是抢手货。”洛伊丝跟一名德国狱友学德语，还从一个波兰狱友那里学习服装设计，试着靠这种方式让自己振作精神。“她们叫我‘宝贝’，因为我结婚的时间太短了，她们很善良地照顾我……我们每天都唱歌。我们的囚室会传出法国歌、德国歌甚至美国歌的歌声，与其他囚室传出的遥远的歌声混杂在一起。”[34]囚犯中最让她担心的是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因为一旦被释放，若是被遣返回国，他们将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更糟。当巴塞罗那的代理领事听说奥尔夫妇被逮捕的消息后，他立即将电话打给了警察局，结果却被不实地告知，他们拒绝他的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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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查尔斯和洛伊丝先后被传唤录入指纹和接受问询时，一个英语说得不错的苏联人接见了他们。“你们永远都无法摆脱法西斯的罪名。”[35]他告诉洛伊丝。当一份共产党报纸上——所有人都被允许阅读这份报纸——出现了POUM被指控为国民军间谍网络一部分的新闻时，他们的斗志很受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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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夫妇和其他许多POUM支持者在监狱羁押期间，这样的荒谬指控被来自多个国家的外国记者尽职尽责地重复着，他们就像所有着急赶稿的记者一样，仅仅是将官员们告诉他们的报道了出来。苏联驻巴伦西亚大使馆的情报专员向美国联合通讯社的记者提供了一些传闻，作为不署名的内幕消息。类似的匿名来源的故事还出现在了伦敦的《泰晤士报》（“据说”）、《曼彻斯特卫报》（“细节……得到了公开”）以及《纽约时报》上（“据称”）。以上四家报社的记者甚至都不在巴塞罗那。《纽约时报》刊登的文章由赫伯特·马修斯撰写，标题是《阴谋在西班牙被揭开……一份地图后面发现了写给佛朗哥的消息》。文中继续提到，200名军队官员、法西斯主义者和POUM成员被指控使用秘密电台向国民军发送加密情报，使用隐形墨水为佛朗哥提供消息。[36]另一篇文章则怪诞地欢呼着共和国在巴塞罗那的流血战斗中取得了“不流血的胜利”。马修斯在报道中指出，POUM和全国劳工联盟（CNT）“是事件的最大主谋。这是毫无疑问的背叛行为”。在第二年出版的一本书中，马修斯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和POUM在冲突中“部分接受了法西斯的金钱援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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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巴塞罗那爆发的内乱归咎于自己的唆使令佛朗哥感到很高兴。根据德国大使的说法，他开始吹嘘“那些街头冲突是由他派出的特工率先打响的”。[38]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和国民军的宣传口径倒是出奇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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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洛伊丝·奥尔十分愤怒，“还有那些关于我的说辞。都是假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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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毫发无损地度过了巴塞罗那为期一周的街头冲突，可回到前线后，他却陷入了深深的沮丧。自己年轻的苏格兰朋友鲍勃·斯迈利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监狱的消息令奥威尔心烦不已。不过，始终令他关注的还是大局。“不论从什么角度看，”奥威尔写道，“前景都令人沮丧。但这并不代表共和国政府不值得人们为之战斗，以对抗业已成熟的佛朗哥和希特勒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无论西班牙未来的战后政府过去犯下过什么样的错误，我敢肯定，如果是佛朗哥篡权成功，他的政权都将做得更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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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所属的民兵部队正驻扎在韦斯卡城外的前线，离敌方阵地距离约500英尺。国民军部队所处的地势更高，这使POUM战壕突出的一处转弯危险地暴露在敌人狙击步枪的火力之下。奥威尔负责监督哨兵的轮岗，其中一名哨兵是他的美国同志哈里·米尔顿。奥威尔会在每天早晨5点出现在岗哨。根据米尔顿的说法，奥威尔的身高本来就达到了六英尺三英寸——在战壕战中，这非常危险——他还总是不顾后果地伸出头，将脑袋露出战壕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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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观察力即便在此时也仍旧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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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弹击中的整个体验可以说非常有趣，我认为值得对其详细描述一下……粗略地说，那感觉就像是位于一场爆炸的中心一样。我就像是被……让人炫目的闪光包围着，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没有痛感，只是强烈的震动，就像你碰到电插座时的感觉一样；随之而来的还有彻底的虚弱感，就好像被痛苦折磨得什么都没剩下。眼前的沙袋在迅速地后退。我猜要是被闪电击中的话，感觉应该和这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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