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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的列车经过时，那些身体状况尚可支持站立的人在车厢间来回移动，为意大利人喝彩。一根拐杖被伸出车窗来回挥舞着，缠着绷带的前臂做着共产主义式的行礼。一切就像一幅战争的讽刺画；鲜活的生命被火车骄傲地运往前线，残废了的人们则在缓慢滑行的火车上，开放式货车厢上的大炮还是像往常一样让他们怦然心动，唤醒了他们心中那虽然有害但无法舍弃的情感：战争毕竟是光荣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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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击中奥威尔的位置离他的颈动脉只有几毫米远。由于恢复得比较缓慢，奥威尔只能嘶哑着嗓子低声说话，他的指挥官将他的声音比作福特T型轿车刹车时发出的刺耳声音。奥威尔先后被转移到好几座城镇，第一次转移是为了接受治疗，第二次是为了得到病退所需的文件。在其中一间医院，“我旁边病床上躺着的人左眼受了伤，来自‘突击卫队’。他对我很友好，还给我烟抽。我对他说：‘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们应该互相对射过。’然后我们一起笑了。奇怪的是，人们的普遍情绪似乎一到了前线附近就会发生变化。一离开前线，对于不同政党派系的强烈憎恨便消失得无影无踪”。[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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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对POUM的胡乱指控仍在继续。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媒体都在指控POUM的支持者在巴塞罗那建筑的阳台上插放君主主义旗帜和与柏林秘密勾结的罪行。POUM党民兵部队的士兵据称为消磨时间曾和佛朗哥的士兵在双方战线间的无主地（该词在海明威和马修斯的文章中都曾反复出现）上踢足球。“他们说，”奥威尔写道，“这其实就发生在部队正遭受严重伤亡，我的许多朋友负伤或死去的时候。”[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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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奥威尔本人也被伦敦的《工人日报》指控曾秘密离开POUM战壕，访问了一处距离国民军战线不远的可疑房屋。[45]尽管他本已经对政治宣传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的无孔不入颇有认识，可是现在，这种与几乎让自己丧命的战争有关的明目张胆的谎言仍对他造成了深远影响。这些影响，将会在他十年后的小说《1984》对真理部的描写中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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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颈部伤势逐渐好转，奥威尔回到巴塞罗那与艾琳见面，并准备与她一起离开西班牙。“当我到达宾馆时，我的妻子正待在休息室。她站起来，以一种让我震惊的、毫不在意我的方式向我走来。为了顾及休息室中的其他人的感受，她冲我露出微笑，向我低声耳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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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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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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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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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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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站在这儿发呆！你必须马上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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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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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便已经架着我的胳膊，将我带出了那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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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息室外面的走廊上，艾琳迅速向他说明了原委：POUM被取缔了；奥尔夫妇和其他外国的POUM支持者被逮捕了，POUM领袖安德鲁·尼恩[47]和其他党的高级官员也被逮捕了。早先被逮捕的鲍勃·斯迈利此刻仍被关押着。就在两天前，六名便衣警察闯进了艾琳在宾馆的房间，对房间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搜查，带走了二人所有的往来书信和文件——其中就包括奥威尔刚刚抵达前线的头四个月时小心保管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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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件被认为仍然封存在莫斯科的一份未解密档案中。不过，一份于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文件包含了两张记载了那天从艾琳房间搜出的全部材料的清单，包括“乔治·奥威尔［又名埃里克·布莱尔］就其作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进行的通信”，“家人的来信”，“1936年10月和11月的支票簿”，一份夫妇二人通信人的清单，和“许多画着画和涂鸦的草纸”。）[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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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艾琳相信自己只是作为抓捕丈夫的诱饵才被允许自由地待在宾馆的，奥威尔不敢再回去了。奥威尔当晚是在一座教堂的废墟中过夜的。第二天早上，他沮丧地听闻，刚刚过完21岁生日没几天的斯迈利死在了狱中，死因很明显是由于他的阑尾炎没有得到治疗。安德鲁·尼恩已死的流言——随后很快便被证明属实——也在四处扩散。和另外两名英国同志一起，奥威尔低调蛰伏了数日，还曾在一块空地上过了一夜。他们好几次撞见了其他在逃的POUM外国支持者，其中就有当时还年轻的维利·勃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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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夫妇二人得以重新团聚，并成功溜过了法西边境。尽管奥威尔是出于对自己为之战斗的政府将要逮捕自己的恐惧而离开西班牙的，可内心深处，他却仍惦念着在他看来必将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在第二年年初写作完成的回忆录中，奥威尔将乘火车回家时，透过车窗看到的颇有预言意味的景象作为了结尾：“伦敦的外城，肮脏河道上的驳船，熟悉的街道，宣传板球比赛和王室婚礼的海报，带着圆顶高帽的男人，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鸽子，红色巴士，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一切都在沉睡，英格兰在沉睡，这景象令我不时感到恐惧，我总觉得，只有炸弹的呼啸才能将我们从沉睡中猛然惊醒。”[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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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ser，Ronald. Blood of Spain：An Oral Hi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Pantheon，1979.，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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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New York：Norton，2012.，pp.43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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