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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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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那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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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伤的奥威尔再也没有回到过西班牙。不过，其他一些人却决心故地重游：弗吉尼亚·考尔斯仍然想在国民军阵中观察这场战争。对于一名已经因在共和国方面从事战斗报道而为人所知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我被告知自己不可能得到签证……即便如此，我也决定要尝试一下。”她将自己的行动基地定在了美丽的法国度假胜地圣让-德吕兹（Saint-Jean-de-Luz）。这里的大西洋海岸距离西班牙仅数英里远，整座城镇就是阴谋诡计的大本营，分属共和国与佛朗哥支持者的西班牙人彼此心神不定地关注着邻近咖啡店座位上对方的动向。为了躲避佛朗哥军队的炮击和空袭，大多数与西班牙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大使馆都搬到了这里。但是，自从邻近地区也被国民军占领之后，便有来自秃鹰军团的德国军官频繁地驾车驶过边境来到法国这边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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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斯在社交名媛时期建立的社会关系派上了用场。还在纽约时，她就结识了如今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女儿。与和他来自同一阶层的众多英国人一样，大使本人毫不避讳承认自己佛朗哥支持者的身份，并将共和国人士称作“赤色分子”。通过他的关系，考尔斯写道，“我见到了佛朗哥的代理人孔德·德曼布拉斯（Conde de Mamblas）。回头看看，我觉得自己利用了这位伯爵，因为他就是一个老派的贵族，他对战争的观点被他简单的哲学观所限制着，认为佛朗哥将军得到了‘女士们和先生们’的支持。经他同意与他见过面后，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是个‘安全分子’”。这位伯爵开始帮她运作一纸签证。等待签证期间，考尔斯发现，将视线越过边界，看到戴着三角形黑色漆皮帽子的国民军守卫让她感觉十分不安。“我们曾经躲避过由那些人射出的机关枪子弹，曾经诅咒过他们射出的炮弹，飞奔着逃离他们飞机的轰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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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她成功获得了签证。尽管国民军控制区域很大程度上并未遭受共和国所面临的食物短缺，但对记者来说，在这里工作却比在共和国控制区困难得多。在共和国，记者享受着相对于一个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来说相当大的新闻自由，并且在采访区域上很少受到限制。从未有外国记者在战争期间被驱逐出境。然而在国民军控制区，不论一名外国记者想要前往哪里，他都需要得到批准和一个监护人的陪同。每天不分昼夜，都有大量记者聚集在国民军新闻办公室的走廊中等待旅行许可的下发。当局对外国记者的怀疑则格外严重。战争期间，他们逮捕了十多名外国记者，并将两名法国记者监禁了数月。超过30名外国记者由于官方反对其报道内容而被驱逐出境。法国中右翼报纸《不妥协之人》（L’Intransigeant）的记者居伊·德特拉韦赛（Guy de Traversay）被国民军将与他随行的共和军士兵一起逮捕后枪毙，尸体被浇上汽油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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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禁止报道任何与德国、意大利士兵有关的内容，对战俘与共和国支持者的处死，以及对除佛朗哥军队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以外的报道也被禁止。即便外国记者拥有汽车，他们也只有在国民军新闻办公室的车辆的陪同下，随同军队车队一起才能前往前线。拥有犹太名字的记者受到了尤为严格的监视。考尔斯被分配到的监护人叫伊格纳西奥·罗萨莱斯（Ignacio Rosalles），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富商。罗萨莱斯是佛朗哥事业真正的忠实信徒，事实证明，这给考尔斯带来了一项优势：他提议带考尔斯去格尔尼卡，因为，佛朗哥声称是撤退的共和军部队放火将当地彻底毁灭的，而他则对这一说法信心满满。“现在，你可以亲眼看到了。”他告诉考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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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格尔尼卡，”她写道，“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建筑木材和砖瓦遗落在人迹稀少的城里，就像上古文明遗址的发掘现场。街上只有三四个人。一个老人站在一栋房屋的门口，它的四面墙还在，内部却只剩下大堆砖块……我走到他跟前，问他城镇遭到摧毁时他是否在场。他点了点头，我问他当时都发生了什么，他向空中挥动手臂，声称当时的天空黑压压地布满了飞机。‘飞机，’他说，‘意大利的飞机，德国的飞机。’罗萨莱斯感到很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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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尼卡是被放火烧毁的。’他激动地反驳道。然而，笃信自己观点的老人坚称，经过四个小时的轰炸，城里已经没剩下什么能被烧掉的了。罗萨莱斯将我叫到了一边。‘他是个赤色分子。’他怒气冲冲地向我解释道。”但是，通过交谈，又有另外两人向他们确认了这个老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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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二人偶然路过了一处军队指挥部，罗萨莱斯认为可以让考尔斯采访一下这里的参谋们。“他们很高，长得都很英俊，说起话来充满热情……他们预计战争将在春天时结束。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自己听说美国反对佛朗哥，还做出预测，除非美国修正政策，否则镰刀和锤子的阴影将很快笼罩白宫。‘对付赤色分子只能有一种办法，’他说，‘就是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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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莱斯讲述了我们一路上的见闻，并和他们讲了在格尔尼卡的遭遇。‘那里全都是赤色分子，’他说，‘他们想告诉我，那里是被炸毁的，而不是被烧毁的。’一位高个子参谋回应道：‘但是，那里当然是被炸毁的。我们炸了又炸，炸了又炸，炸了又炸，棒极了，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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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莱斯看上去十分惊讶，当我们回到车上继续前往毕尔巴鄂时，他对我说：‘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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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过了不久，考尔斯和罗萨莱斯发现他们被堵在了一条沿着陡峭的峡谷依山修的狭窄土路上。一辆重型卡车陷进了泥里，尽管由犯人组成的养路工们拼命地推车，它还是没能挪动地方。就在这时，考尔斯写道，“一辆前面有摩托车开路的长长的黑色轿车摇摇晃晃地开到我们身边停下，意大利大使从车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华丽的黑色制服，胸口挂着好几排勋章，他的出现引起了西班牙人的极大兴奋。下令挪车的命令变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粗暴，但那辆车的轮子仍旧在泥浆里无助地打着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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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这样让意大利大使在那儿干等实在是很失体统，于是，一个负责指挥的军官最终下令让犯人们将卡车推下了悬崖，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将引擎仍在运转的卡车抬起，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卡车跌到了300英尺深的山涧中；大使来了个法西斯式敬礼，然后爬回了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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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莱斯又对我说了一遍：‘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写这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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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的控制区对于考尔斯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尽管如此，她也只能在离开之后才能安全地发表她的很多作品。有一次，她站在马德里郊外的一座山丘上，眺望着远处的前线，那些她曾经在共和国控制区采访时走过的街道也尽收眼底。她甚至能看到那栋自己曾在里面发送新闻电报的高大的白色电信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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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刚被占领的城镇中，考尔斯见到了佛朗哥麾下的摩尔人部队洗劫村民的场面：“他们从房子里出来，怀里装满了各种奇怪的小玩意儿：有个士兵肩膀上搭着一把厨房椅，口袋里装着一个打蛋器；另一个士兵拿着一个小孩玩的布娃娃和一双旧鞋。几个摩尔人在路边围坐成一圈打牌，对手里五颜六色的扑克啧啧称赞。”[3]（需要对这种劫掠行为负最终责任的是国民军的军官们，他们做出保证，这些抢劫来的赃物将会被送回那些摩尔士兵的摩洛哥老家，这被证明对在当地的征兵招募工作帮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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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考尔斯惊讶的，是没人做哪怕一丁点儿努力来隐藏佛朗哥军火的真正来源。“从这头到那头，德国和意大利的国旗在西班牙的叛乱地区全境飘扬。”她在各地都能看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海报，看到纳粹标志的旗帜挂在宾馆、酒吧和饭店。她能看到墙上涂着的“德意志万岁”的西班牙语口号，还有商店橱窗上的德文标志：提供德语服务。在萨拉曼卡，养路工牺牲了一辆卡车才接来的意大利大使得到了一大群手持火把的人和一群摩尔骑兵的欢迎，“摩尔骑兵的阵仗令人吃惊，他们轰轰隆隆地从广场穿过，身上的白色长袍在月光下飞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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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北部海岸的桑坦德（Santander），考尔斯亲眼看见了意大利的士兵、坦克、卡车和装甲车举行的胜利游行，成千上万全部家当只有可怜的一捆的难民则“凝视着庆祝的队伍，眼泪从脸颊上滑落”。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居住的街区里，门窗紧闭”。在一座监狱外面，女人和孩子们排成长队打探囚犯的消息。“进城士兵的枪支和摩托车上华丽地装点着鲜花和花环，他们的到来几乎预示着凶兆的降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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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罗萨莱斯离开游行线路与一个朋友交谈的机会，考尔斯找到身边一个因大声欢呼而引人注目的西班牙人，问他有多喜欢意大利人。“‘哦，我们当然喜欢他们。’他回答道。然后他眨了眨眼用西班牙语说：‘否则……’并暗示性地做了一个手指划过喉咙的手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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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复仇情绪……远比马德里强烈。”考尔斯写道。“在这样一个鼓励人们举报自己邻居的制度下”，人们大量遭到逮捕。监狱“不堪重负，被处死者的数量十分惊人。只要国民军占领一座城镇，他们就设立军事法庭开始进行审判”。在桑坦德，考尔斯目睹了对被抓获的共和国的三名军官和一名城市官员的审判过程。“审判持续了大约15分钟。”四人均被判死刑。审判小组里的一个年轻的国民军上尉愉快地告诉考尔斯，这天上午审判的16个人中有14个都是这样的下场。尽管得出准确的死亡总数还需要多年时间，不过我们了解到，仅在桑坦德一地，在被国民军占领之后的一周时间内，就有1267人在考尔斯见到的这类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超过739人未经审判便被执行枪决，至少有389人死于狱中的虐待行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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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时，“我和这名上尉一起顺着楼梯走出庭审室来到户外。一辆敞篷卡车停在这栋建筑的门口，车上挤满了人。当我们靠近这辆车后，我看到他们都是刚刚受到审判的犯人。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令死刑判决显得愈发不真实。他们中有的人低头坐在车厢里，但当我们靠近之后，他们认出了作为审判官之一的年轻上尉，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们心中可能燃起了一线希望，觉得他可能会救他们一命。他们像一群不知所措的动物一样盯着他，然后匆忙地站起来向他敬礼。场面看起来十分可悲，惨不忍睹，但年轻的上尉只是随意地回了一个军礼，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然后高兴地对我说：‘让我们去咖啡馆喝点儿东西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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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着珠宝、穿着高跟鞋的上流社会纯真少女的形象掩护下，作为一个机灵的记者，考尔斯搜集到了远比接待她的国民军东道主们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的信息，其中就包含了为佛朗哥作战的德、意军队人数的相当准确的数据。再次离开西班牙后不久，她便将这些数据刊登在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长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引起了极大关注，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还曾在下议院发言时详细提到这些数据。[9]首相猜测，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应该是由一名男士所写，因此在讲话中，他均以“他”来指代作者。不久以后，两人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为考尔斯提供了一次与首相在其乡村别墅共进午餐的机会。“当我走出车门，”考尔斯写道，“那位老人惊讶地打量着我，眼神里几乎透露出一股憎恨。我猜，那是因为对他来说，发现自己所引用过的有名的权威材料仅仅出自一个穿着绿衣的年轻女子之手，让他感到很受打击……当我们要离开时，他似乎已经原谅了我并不是一名将军的事实，送给我一罐蜂蜜，还有一些从农场里采摘的苹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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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载着考尔斯和她的陪同人员环游国民军占领区的陆军参谋部轿车使用的汽油，很可能就是由德士古石油公司提供的石油精炼而来的——那些轰炸了格尔尼卡的飞机用的估计也是。罗斯福总统将里贝尔传唤到了华盛顿，谴责了他为佛朗哥提供贷款购买石油的行为。[11]为此，国民军官员和德士古公司还曾通过电报焦虑地商讨过对策，但里贝尔暗地里仍下令继续为佛朗哥提供贷款。尽管武器禁运法案赋予了总统相当大的自由裁决权，但他却没有做出更多行动。感激不已的佛朗哥给里贝尔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他能够继续提供帮助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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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派出几百架飞机与几十万大军支援佛朗哥，纵使世界各地的西班牙共和国支持者对佛朗哥的石油来路不甚了解乃至一无所知，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对毫无作为的西方各民主国家感到愤怒。美国的做法似乎尤其令人沮丧，就连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都亲自出动了。她利用自己的声望，为西班牙儿童募集购买牛奶的资金，还在自己的报纸专栏上不断地讲述着这个国家的遭遇。不论总统还是总统夫人肯定都不愿意看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取得成功，问题在于：怎样才是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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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夫妇比历届美国总统夫妇更愿意招待各种各样的人到白宫长期做客，两年前，有一位当时正在西班牙的女人曾经就是这些长期客人中的一员。玛莎·盖尔霍恩的母亲是埃莉诺母亲的老友，玛莎还在写作一本有关贫困问题的书时，第一夫人就曾邀请她来白宫小住。在白宫进餐的头天晚上，玛莎发现自己的座位就挨着总统本人。埃莉诺在桌子的另一头招呼道：“富兰克林，和你左手边的那个孩子聊聊。她说，南方人不是有糙皮病就是感染了梅毒。”[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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