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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上百名美国人写信给埃莉诺·罗斯福，有抱怨的，有提出建议的，还有请求帮助的，正因如此，很快她便开始让盖尔霍恩帮忙给专栏读者们回信。对自己的写作事业要求严格且野心勃勃的盖尔霍恩发觉自己在白宫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完成写作。几周之后，她离开了那里，但仍旧保持着与第一夫人的友谊，二人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进行了大量通信。当盖尔霍恩和海明威于1937年5月从西班牙返回纽约，协助正在剪辑纪录片的伊文思工作时，她和总统夫人之间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5月末，盖尔霍恩和其他一些客人一起，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的“新政”民生项目现场，一处专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的社区见到了总统。“当盖尔霍恩向我们讲述她在西班牙的经历时，”埃莉诺在专栏中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在听她讲话。”她在给盖尔霍恩的信中写道：“你努力让人们意识到正在西班牙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做法很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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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明威的浪漫邂逅诚然令盖尔霍恩兴奋，战时的马德里同样令她深受触动。“短短六周时间竟然能颠覆一个人的生活，”她在给海明威的信中写道，“这实在令人诧异……现在，生活就是早报和晚报之间的那段痛苦的等待，是正发生在那里的每个人身上的恐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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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尔霍恩全身心投入制作《西班牙的土地》的工作当中。影片中混合了弗吉尼亚·考尔斯曾经和摄影团队一起访问过的马德里附近的农业村庄塔霍河畔的韦蒂杜埃尼亚（Fuentidueña de Tajo）的摄影片段，西班牙人和国际纵队中的英雄人物的射击镜头、战斗场景和纳粹空袭的画面。将这些不同的素材联系到一起的，是一个虚构的年轻男人，他从前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韦蒂杜埃尼亚，训练那里的村民进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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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晚以前，”盖尔霍恩在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们与三名声效师一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间实验室里工作。我们用上了足球内胆和空气软管，再加上用指甲划过银幕的声音，模拟出了炮弹即将落下时发出的声音，将全部声音放大后，由于听起来太逼真，我们都吓得要死。”[15]影片的目标受众是尽可能广泛的大众群体，但还有两位观众对影片来说同样至关重要。盖尔霍恩向第一夫人建议在白宫为影片举行一场私人点映，后者马上就定了一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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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越来越焦躁沮丧的格尼此时仍在马德里东南防线的前线地带。“无所事事地坐在哈拉马河边的山丘上，被敌人的狙击手和痢疾一点点消灭掉，这样无法给任何人提供帮助。我不喜欢战斗，但就算如此，我仍准备好在任何人需要我的时候进行战斗。但是，因无能为力而无所作为则是没有出息的。当战斗真的发生时，我的所有问题都在一个天气晴好的夏日清晨被轻松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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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接到命令，要重新绘制地图，对国民军战壕的机枪据点进行标记。因具备素描功底，格尼是所在连队的地图绘制员，他带着指南针和速记本，开始了工作。“我并不急着工作，在沿着战壕完成工作时，我中途会在防空壕停留，与朋友们闲聊。双方没有交火，鲜花和葡萄藤在无主地上生长得旺盛又漂亮；总之，此时的我对生命的态度特别无忧无虑，特别开心快乐。每隔一段距离，我会在战壕的胸墙上的射击孔中放置好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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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尼到达一处战壕背面的土堤异常低矮的发射孔时，他几乎马上就要完成工作了。在这里，一个警觉的国民军狙击手透过发射孔能够看到一小块天空，如果天空被挡住，他就能知道是有人站在那里。然而，敌方战壕远在200码开外，射击孔却只有五平方英寸，因此，当格尼在这用指南针测定方位角时，他并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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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中他的子弹猛地穿过他正握着指南针的手，“弹孔大到足够放下一个鸡蛋”，金属碎片溅到了他的眼睛里和脸上。再次恢复意识后，他发现自己正在之前与自己一起工作过好几个月的威廉·派克医生的战壕急救站里。这位外科医生尽全力为他进行了包扎，然后用救护车将他送到了后方。被推进手术室时，格尼听到有人在用外语谈话。“我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我的右手好像是被有拳击手套那么大的一坨绷带包着，感觉就像一个剧痛无比的大圆球。我的脸上也缠着绷带，因此什么也看不见。”格尼逐渐意识到，自己正在一间小型军队诊所中，这里只有一个捷克医生和四个未受过训练的西班牙护士，她们对保持伤口无菌完全没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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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努力让自己尽快转到美国人的医院。”三天后，恢复了部分视力的格尼在诊所的庭院看见了一个认识的美国救护车司机。他对格尼说“‘上车’，在有人注意到之前，他就带着我溜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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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尼惊叹不已的描述中，作为前皇家宅邸的帕兹庄园是“一座由红砖建造的大型建筑，唯一的入口是一个巨大的拱形地道，穿过南墙的中央，进入一座鹅卵石铺就的庭院，面积足有一英亩”。对他来说，占据了这座建筑的医院就像天堂一般，坐落在“整个西班牙最美的地区之一，周围良田万顷，绿树成荫，还有溪流穿过”。这里有旋转楼梯，一座图书馆，墙上还挂着大公们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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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了镇静剂后，格尼被安置在病床上。当在午夜时分醒来后，透过雕刻家的双眼，他所看到的景象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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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床脚旁边，一名护士正在一张小桌旁借着昏暗的灯光阅读。她是个瘦高的女孩，坐姿很奇怪，两条前臂互相缠绕支撑着脑袋，一条腿又缠着另一条腿，使她在小椅子上保持平衡。她的手肘抵在小桌上……她的脑袋看起来有种奇特的古典气质。她的额头很好看，下面长着粗粗的黑色眉毛和大大的黑眼睛。她那笔挺的鼻子就好像出自佛罗伦萨画派的画家笔下一样，她的颧骨很高，下巴很结实。一张稍微有点儿大的嘴，嘴角像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样微微撇着。几乎全黑的头发在中间分开向后盘起，带着一点点波浪，并垂到细长的脖子下方打成一个小结。奇怪的姿势和昏暗的光线让她的脑袋显得那么让人难忘且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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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护士名叫托比·珍斯基（Toby Jensky），26岁，出生在一个来自俄国的美国移民家庭，在家里说意第绪语长大，有些矛盾的是，她家的住所曾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的一个教区牧师的住宅。她之前在纽约的贝思以色列医院工作，在格尼入住她所在的病房前几周才刚来到西班牙。“她将这些都告诉了我，”格尼写道，“她的声音低沉得不可思议，与她的看似柔弱的外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最后，她扶我躺下睡觉，关掉了灯……很长时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沉睡在彻底的平和与满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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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还需要经历一场手术，这场手术令他感到很害怕，因为手术需要将他眼睛周围的金属碎片摘除。从手术中醒来后，格尼什么也看不见，也无法随意挪动自己的手，但“我感到自己彻底平静了下来，我知道托比就在离我不远的身边。她肯定看到了我在动，将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别担心，他们干得很漂亮，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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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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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视神经好像没有受到损害，那些小金属碎片没有造成真正的伤害。他们将一部分碎片取了出来，剩下的那些都是无害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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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格尼脸上的绷带被彻底摘了下来，他又能看到珍斯基，并和她谈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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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将近40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格尼对自己和托比·珍斯基的相遇是这样描述的。但在医院的首席护士、珍斯基的上司弗雷德里卡·马丁（Fredericka Martin）口中，一切都大不相同。“他可真会编故事。”马丁在读过格尼的回忆录之后写道，“他和托比是在医院的庭院里相遇的。那时她的腿被虫子咬伤了，她把腿向前伸开好让阳光帮助治疗，她乏味地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给各种蔬菜去皮，因为厨房出现了点儿状况。”（当天西班牙的厨师没有出现。）“所以，格尼爱上的是一个长着小精灵面孔的女孩，她腿上‘超标’（原文如此）的疮疡正在太阳底下暴晒，这一场景后来变成了一场令人感伤的床边相遇……所以，他说的所有关于醒来之后看见她的眼睛的事都是幻想出来的。”[18]哪一个版本才是真实的？我们永远都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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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尼手上的伤十分严重，他意识到，自己将再也不能战斗或从事雕刻了。尽管医院里一派田园牧歌，前方传来的消息却日益令人担忧。巴斯克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已被佛朗哥军队占领，他和他的纳粹及意大利盟友对共和国其余部分展开全力进攻也仅仅是时间问题。新的改良武器在过去几个月中被展示出来：希特勒的秃鹰军团发明了一种技巧，他们将飞机的副油箱与燃烧弹一起投掷下去，创造了现代凝固汽油弹的雏形，飞行员们将其称为“燃烧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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