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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要是没有上百人在巷战中死伤，没有苏联控制的安全部门在监狱屠杀持异见者，共和国各政治派系也能够求同存异的话，形势原本可以好得多。然而，要打一场复杂的机械化战争，一支听命于中央指挥的、纪律严明的部队，远比一系列向一大批政党和工会组织拼凑成的机构分别报告的民兵部队有效率得多。尽管西班牙共产党确实渴望运用集中化管理来为自己攫取更多权力，但这并不能改变集中化管理更有效率的事实。至少，如果法国和美国能够认定西班牙并未爆发革命，他们或许会重新考虑自己不情愿向其出售军火的态度，这样的希望并非毫无理由。事实上，两国领袖后来都就软化有关政策给出过试探性暗示，曾经有一两次，法国真的向共和国出售了少量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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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面临的问题更多。对一切形式政府的痛恨，加上对使用金钱的痛恨能够长久地与工业化社会相结合，这种画面我们很难想象。你很容易就能想到用鸡蛋换衣服的以物易物，可是，如果货物变成飞机零件或X光机呢？无政府主义者想象中的世界在和平时期就很难维持，在一场没有退路的求生之战中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即便西班牙革命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一种不论在西班牙还是世界任何地方都再未出现过的极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确成长并繁荣过好几个月。在当今经济愈发不平等的世界里，1936～1937年在西班牙短暂出现过的大批农业合作社、集体耕种的土地和工人控制的工厂与企业树立了一个诱惑力十足的迷人榜样，铺就了一条没有被人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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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有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想要在这一切正发生的时候进行学习，他们一定会面临困难。尽管西班牙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外国记者当时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却从未对这场革命着过任何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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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们很容易掉进羊群效应的舒适区里。刚到国外，很少有记者会不立即凑到其他带着笔记本、背着照相机的同行那里获取线索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政府部门有新闻发布会吗？你听说过……吗？同时，那种已经先到一步、为自己学会如何在当地开展工作而扬扬得意，却不给新来者提供友好建议的记者同样是稀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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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们不断遭到炮火袭击时——在西班牙，有几名记者因此死亡——这样的同志友谊变得更强了。在马德里，外国记者团在格兰大道宾馆位于地下的，像夜店一样的餐厅里专门预留给他们的长桌上一齐吃中饭和晚饭。约瑟芬·赫布斯特写道，在那里，他们“就来袭的炮弹数量和被杀的人数……展开着深入的探讨”。他们几乎所有人都住在附近的佛罗里达宾馆。他们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种共同经历过的艰难生活的故事，包括格兰大道宾馆恶劣的食物。（“小米和水做成的汤，”海明威这样描述道，“里面放着发黄的大米和马肉。”[30]）桌上的所有人会以欢呼声热烈欢迎刚从海外前来、为记者同行们带来一手提箱罐头食品的新同伴；要是他没带，人们则会对他产生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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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一名记者报道的新闻会受到其他人报道内容很大影响。每个外派记者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国内的办公室焦急地发来消息，说竞争对手的报纸或网站上报道了这个或者那个，为什么他们从来没从你那里听到任何有关消息？现在，这样的消息是用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发过去的；在当时，它们则是用电报发过去的。同时，不管记者们从哪个角度密切关注着同行报道的内容，一种对事件报道的权威版本都会逐渐形成。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需要有一种不寻常的独立和叛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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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的佛罗里达宾馆，”海明威吹嘘道，“你能了解到的东西和你在世界任何地方所能了解到的都一样多。”[31]但是这真能做到吗？在佛罗里达宾馆停留的记者们拥向各地报道大型战斗，尤其是发生在马德里的战斗。在黑板上仍写满教学板书的大学城建筑间发生的交火和在炮火攻击下蜷伏在战壕里的士兵，比巴塞罗那一座被工人占领了的工厂，或是阿拉贡一座被农民占领了的农庄更有机会登上报纸的头版——尤其是在已经有竞争对手报社的记者发出了蜷伏在战壕里的士兵的报道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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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报道的权威版本的核心是一个十分易于理解的英雄对抗恶棍的叙事：西班牙的民选民主政府正在与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的右翼叛军交战，一座伟大的欧洲城市正面临包围。这当然也是共和国政府和它的支持者们迫切希望被报道的故事，讲故事的人越有名越好。例如，在谈到威斯坦·休·奥登[32]时，共产党员记者克劳德·科伯恩说：“我们所真正希望的，是他能够亲自前往前线，写一些为共和国喝彩的话，然后回到后方写一些诗，继续为共和国喝彩。”[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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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检索那些年英美报刊的报道，在每1000篇关于双方在战场上对土地展开反复争夺和马德里遭受轰炸的报道中，要是你能发现一篇哪怕仅仅是提到西班牙人正为历史悠久的欧洲阶级斗争谱写新篇章的文章，你都算是幸运的。很少有靠报道这场战争而获得名气的有天赋的摄影师将他们新型便携式35毫米照相机的镜头对准过这样的故事。大多数记者对作为革命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兴趣寥寥。“加泰罗尼亚人……有点儿像假的西班牙人。”玛莎·盖尔霍恩曾在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轻蔑地写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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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和平时期，一场乌托邦式的社会革命都像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梦想；换到激烈的战争年代，当然更没有实现的希望。不过，这样的事实并不能削弱它的报道价值。在战争期间曾经到过西班牙的上百名记者当中，没有一人对他们身边持续过数月的革命显示出太大的兴趣——不论是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和盖尔霍恩，还是籍籍无名的米利·贝内特，或是他们在《纽约时报》言辞刻薄的对手马修斯和卡尼，还是像弗吉尼亚·考尔斯一样展现出对其他新闻不同寻常的大胆追求的人，皆是如此。不过，考尔斯至少还曾经记录道，佛罗里达宾馆“被控制在电梯操作员、看门人和接待员们的手中，而我用餐的餐厅则是被一群服务员联合控制着”。[35]极少有记者曾经提到过这样的事情，哪怕是顺便提及也没有。没有一个人愿意花上哪怕几天时间，在一处被工人或是农民夺取的西班牙工厂、企业或农庄考察一下乌托邦的梦想是如何正在被实践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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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描述的与我所在的是同一个西班牙，那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洛伊丝·奥尔在提到这些记者时说，“这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37]一大批才能出众的记者同时对就在他们眼前发生的这样一件大事视而不见，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吗？对于西班牙革命这一重要时刻，美国人最全面的目击报告只存在于这个前往欧洲是为度蜜月的19岁年轻姑娘的信件和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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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p.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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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p.65，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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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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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p.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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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67；“Behind the Fighting Fronts：In the Two Clashing Spains，” New York Times，9 January 1938；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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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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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75；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76；statistics：Preston，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New York：Norton，2012.，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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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p.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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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alities of War in Spain，” 17 October 1937.劳合·乔治的演讲是在10月28日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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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wles，Virginia. Looking for Trouble. 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41.，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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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名德士古主管向佛朗哥政权的一名石油官员发送的一封电报，在被西班牙共和国情报机构拦截后由西班牙驻美大使于1937年6月7日交给了罗斯福，电报中说，“总统上周将里贝尔叫到了华盛顿”，警告后者停止继续赊卖石油。Brewster to Arvilla，23 April 1937，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as President：the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Box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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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nterview with Martha Gellhorn，20 February 1980，p.20，Eleanor Roosevelt Oral History Project，Eleanor Roosevelt Papers，Bo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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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y Day” column，28 May 1937；1 June 1937，Martha Gellhorn Papers，Box 4，Folder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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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7 June 1937，Martha Gellhorn Papers，not bo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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