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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援助不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呢？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领导者会不会改变心意呢？这是玛莎·盖尔霍恩、欧内斯特·海明威、导演约里斯·伊文思在1937年7月8日的晚上被邀请到白宫向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罗斯福放映《西班牙的土地》时心中的希望。很少会有一部电影能够在比这次的观众更有权势的观众面前进行首映。出于经验，盖尔霍恩知道罗斯福的白宫厨房出品的食物很糟糕，因此，她坚持让他们将正送过来的三明治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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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完成影片制作前的最后一分钟，这些电影制作人都一直在为影片中的素材争斗着。影片原定的解说员是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但在威尔斯于录音期间批评了海明威写作的解说剧本之后，这位大作家与他大吵了一架。在时长一小时的影片最终版本中，是海明威以自己写作的文本，用自己平淡的美国中部口音完成的配音。但是，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制作者们期望中的那么成功。将马德里被围困和韦蒂杜埃尼亚村庄两条故事线放在一起让影片显得很笨拙，而影片为战火纷飞的西班牙共和国博取同情的目的，偶尔会被海明威在解说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迷恋和将战场视作练兵场的赞颂所带偏：“战斗中的终极孤独……这是投入战斗的男人们的真实面孔，它与你能见到的任何其他面孔都有点儿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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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土地》还回避了一个中心问题。影片中，韦蒂杜埃尼亚的居民们干劲十足地挖掘灌溉水渠，通过这条灌溉水渠，他们将流水成功引入了这片干旱的西班牙土地。然而，影片解说从来也没有解释，村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成立了农会，并从曾经拥有这些土地，并将其当作狩猎保留区的一小撮大地主手中没收了它们。同众多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一样，影片的主创人员害怕强调这些可能会惹恼影片希望吸引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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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和罗斯福夫妇的重聚，盖尔霍恩后来写道，她“紧张得发抖，但希望他们能够看看我所见到的”。在结束了一顿被海明威描述为由“味道像雨水一样的汤、胶皮一样口感的乳鸽、蔬菜打蔫的美味沙拉和一块总统支持者送来的蛋糕”组成的晚宴之后，大约30名客人与他们一起，被坐在轮椅上的总统领到了白宫的电影放映厅。电影放映得很顺利，但一直保持沉默的罗斯福似乎意识到了影片在政治上的省略。在伊文思的回忆中，当罗斯福最后发表讲话时，他建议：“你们为什么不更着重强调这样的事实：西班牙人之所以战斗，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政府的权利，同时也是为了将被旧制度暴政摧残得贫瘠不堪的广阔土地重新变得富饶的权利？”[3]也许是着眼于下一场战争，总统还询问了坦克装备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瓜达拉哈拉战役的情况，二者都在影片当中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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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在写给岳母的信中继续展现着他的硬汉风格，称罗斯福“非常具有哈佛毕业生的独特魅力，男子气概不足，作风有些女性化，就像个出色的女劳工部长一样”。他还给妻子保利娜发了一封电报，里面完全没提到盖尔霍恩：“白宫还是那个白宫，但十分热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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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保利娜读过两天之后埃莉诺·罗斯福的报纸专栏的话，她就会知道，盖尔霍恩一直与海明威和伊文思在一起。埃莉诺还在专栏中建议，他们的影片应该将政治观点表达得更加鲜明。“我觉得他们在影片中……过分地将与旧世界的各种情况有关的信息视为理所当然存在的前提，我希望影片在将它们普遍地展现给观众之前，能通过某种途径讲述一下这些对我们本国来说十分陌生的背景知识。毕竟在这里，土地还并未达到那种完全集中于任何团体手中，以至于人民大众连一点儿自己的土地也得不到的程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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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夫人前往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家庭度假别墅的路上，与她一起搭乘去纽约的卧铺火车的还有她的三位客人。在纽约，海明威和伊文思乘飞机飞往了好莱坞，参加了几场明星荟萃的公益放映活动，他们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了20辆救护车运到了西班牙（尽管不清楚实际有多少辆车最终抵达了目的地）。盖尔霍恩满腔热情地给埃莉诺写信说，海明威与伊文思都“对您和罗斯福先生要让影片通过强调冲突的原因来变得更加有力的说法印象深刻——它实际上已经很有力了”。[6]这些建议难道不正是美国将对西班牙改变政策的吉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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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愿意与赢家做生意，共和国领导者们希望战场上的一场大胜，能让他们从国外购买军火变得更容易。布鲁内特战役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场大胜，但共和军却失败了。在接下来的1937年8月，共和军再次进行了尝试。这一次，他们在靠近巴塞罗那的阿拉贡地区调集了80000人的部队。按照计划，他们要从佛朗哥手中夺取古城萨拉戈萨，那里有众多的共和国支持者。指挥的将军们还急切地希望在国民军将西班牙北部海岸地区彻底征服之前将他们引开。共和军在此地发动攻击还有另外一个动机：无政府主义者民兵武装仍控制着阿拉贡地区的大量铁路，共产党势力不断增强的共和军渴望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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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民军的抵抗强度超出了预期。共和军在前往萨拉戈萨的路上陷入了苦战，不得已，他们将行动重心改为了面积小得多的贝尔奇特镇（Belchite）。重返战场的鲍勃·梅里曼此时已经被升为少校，成了第十五国际旅的参谋长，在他的带领下，美国志愿者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该旅的旅长仍然是那个难以相处，并以回避前线作战而闻名的弗拉迪米尔·乔皮奇。（梅里曼发现他在战斗期间会“因害怕而浑身僵硬”，海明威则认为，在他的指挥下“他带的旅就像一座管理不善的猪圈……他就像是个上蹿下跳，想要在对阵纽约巨人队的橄榄球比赛中充当阻挡对方进攻的后卫的卖苹果的老太太”。）同往常一样，梅里曼的日记全都是对补给和士气、汽油短缺、运输瘫痪以及不停争吵的指挥官等问题的含混暗示——但他也吐露了与妻子分开对自己有多么艰难。“我收到了玛丽昂寄来的短信，又给她回了一封。下次再见，我亲爱的姑娘——我真的发疯似的想要见到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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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在战斗中俘虏了将近1000名国民军士兵，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因为被困在输水管被切断的山上要塞中而被抓获的，对于林肯营，这是前所未有的经历。“从筑有工事的高地上，”梅里曼写道，“为了水和其他补给品，战俘们成群结队前来投降。他们看起来十分憔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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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中，战俘们受到的对待是残酷无情的。按照惯例，共和军将那些他们觉得已无可救药的国民军军官枪毙了。但普通的国民军士兵被认为要么是受到了宣传的欺骗，要么就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作战，因此他们基本上都被饶了一命。另一边，国民军同样也有组织地枪毙了许多被俘的共和军军官和军人，尤其是外国志愿者：已知被俘虏的287名美国人中，有173人被杀害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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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曼将在贝尔奇特射杀被俘敌军军官的事情记在了日记中，但并没有将自己对此的感受也同时记下，除了一句“一位德国同志不必要地奚落了敌军一名英勇的年轻军官”。[10]他在感情上随着战争的深入而对这样的事变得无动于衷了吗？或者，是他认为在日记里对此表达质疑并非军人所为？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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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奇特，林肯营和其他共和军部队发现，国民军机枪手将据点设在了由钢铁和混凝土建造的半掩埋式的碉堡中，他们在一座神学院和一间教堂的塔楼内也设置了据点，因为那儿的射击位置很好。美国人在城镇外的灌溉用浅水渠附近陷入了苦战，伤亡十分惨重。营下属全部三个连的连长在战斗第一天就全部阵亡。“我们不得不前进，”时任第十五国际旅政委的史蒂夫·纳尔逊多年以后解释道，“但这看起来像是自杀行为。另一方面，要是我们待在战壕里，我们就会像靶子一样被消灭。在无遮蔽的地面上进行撤退将比进攻的代价更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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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里曼在旅指挥部下令让不情愿的林肯营士兵再次向前推进时，他发现自己与七个月前在哈拉马河战役中的自己颠倒了角色：发布几乎一定会让某些人去送死的命令，而不是接到命令后反抗。令他感到愤怒的是，林肯营新任指挥官汉斯·阿米里（Hans Amlie）拒绝执行命令。挪威裔美国人阿米里的年纪比梅里曼大，是个来自北达科他州草原的激进分子，以前是一名采矿工程师，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负伤，参加布鲁内特战役之前参加过哈拉马河战役。灵魂深处的他是个温文尔雅的人，以关心下属而为人所知。他得以当选指挥官，背后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因为他的哥哥是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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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话里，梅里曼和纳尔逊对倔强的阿米里爆发了，他们威胁要将后者以军法处置，纳尔逊还亲自赶到前线对其进行训导。“你们这帮家伙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纳尔逊抵达前线后，阿米里冲他吼道，“前进——我们怎么能前进？那个镇子里面全是机关枪……你他妈想让整个营的人都死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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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尔逊注意到了其他进攻手段的存在。贝尔奇特城外往城内有一条很深的壕沟，他派林肯营的部分士兵通过这里潜入了壕沟尽头一座无人把守的橄榄油工厂。以此为据点，他们开始向城镇渗透。随后，城中爆发了逐家逐户进行的残酷巷战，持续时间接近一周。梅里曼亲自带领一小队人马穿梭在建筑物的屋顶，清理盘踞其中的国民军守军。“我们闯进屋子，扫清屋里的敌人——靠狙击手和手榴弹……敌人的手榴弹从窗子里朝我们扔来。我们夺占了几个地区……干了太多普通士兵的活，”他自责地写道，“指挥工作却做得太少。”[13]国民军军官们告诉士兵，要是被国际纵队的人抓住，他们会被统统杀掉，士兵们因此战斗得十分凶悍，他们用碎石块、鹅卵石、床垫和其他一些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构筑路障。有些军官还让手下的士兵赤脚作战，以防止他们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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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一方伤亡惨重，阿米里和更受士兵欢迎的史蒂夫·纳尔逊都在战斗中受了伤。战斗将贝尔奇特变成了一片瓦砾，到林肯营和其他共和军部队取胜时，他们得到的只是座废墟。尽管根据官方规定，共和军士兵劫掠战利品的行为是严重犯罪，但梅里曼还是没经受住诱惑，从城镇的废墟中拿走了两件红色床罩。“抢劫行为仍旧十分普遍，我甚至还为玛丽昂拿了些好东西当礼品。”[14]他在日记中写道。可是，作为一座除了曾在拿破仑战争时成为一场战斗的发生地点外，没有任何重要军事价值的城镇，对小小的贝尔奇特的占领没有任何意义。进攻在到达预定目标萨拉戈萨之前就已止步不前。同在贝尔奇特发生的战斗一样，最终共和军只占领了一小片区域，却损失了太多的坦克、飞机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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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结束后，鲍勃捎信让玛丽昂过来找他。他们当然都很渴望见到对方，但表面上，玛丽昂返回西班牙的原因是鲍勃所在旅的文件需要有人整理。人员在战斗中牺牲或负伤的情况需要留下记录——他们在英国或是美国的亲属可以据此为死者领取寿险金也是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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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梅里曼和妻子沿着贝尔奇特狭窄弯曲的街道散步。他向她指出了史蒂夫·纳尔逊受伤和其他人战死的地点，带她参观了他和手下士兵用手榴弹逐门逐户追击敌军士兵的，那些被炸成骨架的房屋残骸，以及他带领士兵袭击过的教堂塔楼。夏天炎热的天气里，玛丽昂发现，“像猫一样大”的褐鼠被正在腐烂的尸体吸引了过来。夜幕降临后，借助着满月的月光，玛丽昂在一座被摧毁的教堂里看到了一张仍然贴在墙上的国民军海报。“上面写着年轻女性的礼数条例，要求她们的裙子要长，衣袖也要长，还说女性有原罪，因为她们总是让男人受到诱惑。”当他们离开教堂的时候，“突然，我们听见了钢琴演奏的声音……穿过一条街，在一栋前面的墙壁被炸掉了而变成一半的房子里，里面看上去是个舞台，台上有一名西班牙士兵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面，正弹奏着贝多芬的曲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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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真正参加过战斗的人对实际情况心知肚明，对贝尔奇特的占领仍然被当作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绝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对能够得到将林肯营描写成为战斗英雄的机会感到高兴，但他们无视了整个进攻行动的失败，以及共和军控制的土地正在被国民军逐步蚕食的事实。“共和政府获得了一场……比之前任何战斗中获得的都要伟大的胜利。”赫伯特·马修斯在《时代周刊》中写道，他将这场战斗称为“共和军最大的胜利”之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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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与盖尔霍恩结束了对白宫的访问，与马修斯一起来到了贝尔奇特。在《科利尔》上，盖尔霍恩称这座城镇“整个陷进了地面，你无法在那里的街道穿行，街上倒塌的房子将人行道都掩埋了。现在，只有少量士兵在贝尔奇特进行着善后清理工作。他们在成堆的迫击炮弹壳、砖头和倒塌的房梁下挖掘死者的尸体。你会经过高高的垃圾堆，还能突然闻到尸体发出的刺鼻的腐烂气味。再往远处走，你能看到一具腐烂了一半的骡子尸体，上面趴着密密麻麻的苍蝇。街上还立着一架孤零零的缝纫机，是在爆炸中被从屋子里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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