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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继续写道，鲍勃·梅里曼“向我们解释了这次攻击行动。他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画出了行动计划，仔细地向我们讲解着每个要点，好像我们是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学课堂上的新生。40公里的行军……死尸在街上摞起来足有八英尺高……‘小伙子们干得不错。’梅里曼说。他的眼镜上蒙着灰尘，牙齿很白。他的块头很大，但有些羞涩拘谨，说话的声音会让你想叫他‘教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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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也热情洋溢地盛赞林肯营。“我去年夏天见过他们，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了士兵。浪漫气氛已经消散，懦夫已经和身受重伤的人一起回了老家……”七个月过去了，他们已经成了老练的士兵。他们挨家挨户的战斗方式是“古老的印第安战术”——这一景象非常奇特，因为很少有美国印第安人曾在石头建造的建筑之间作战过。梅里曼“是最终突袭行动的指挥者。他当时没刮胡子，脸被烟熏成了炭黑色。他的手下告诉我们他在前进路上是怎么遭到轰炸的，又是如何六次因手榴弹爆炸导致手部和面部受伤然而却拒绝包扎，直到占领教堂方才罢休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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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合通讯社写稿的米利·贝内特当时也在现场，她也非常享受与梅里曼的会面。长久以来，她比梅里曼对斯大林的清除异己更加警觉，听起来，他们似乎在贝尔奇特也进行了一场政治辩论，因为梅里曼在日记里写道，贝内特告诉了他“莫斯科外事部门的逮捕行动”。[19]这是指斯大林对苏联外交官的清洗活动，其中有些人他们俩都认识。我们不知道这些消息是否让梅里曼产生过任何疑惑：这是他在日记或信件中唯一一次提到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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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对去往贝尔奇特拥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因为被她一路追到西班牙的前男友华莱士·伯顿（Wallace Burton）就和林肯营一起在那里。尽管她一直跟所有人说伯顿是自己的未婚夫，但对水手出身的印第安纳州人伯顿来说，这种说法却从未听过。（“米利写信跟我说，只要伯顿一离开国际纵队，她就可能和他结婚。”在之前写给玛丽昂的一封信中，鲍勃·梅里曼告诉妻子，“伯顿则说这是他自己头一次听说这件事，但如果这能让他休个长假的话，他愿意答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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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贝内特却从一间战地医院得知，伯顿前不久已经被敌方狙击手杀死了。为了撰写战地故事，贝内特本来已经去了巴伦西亚，不过，仅仅过了一周，她便搭乘一辆反坦克炮返回了，试图得到关于伯顿之死的更多信息。在一间医院，她偶遇了之前就认识的惹人喜欢、人高马大的金发帅哥汉斯·阿米里。此时阿米里正在养伤，等待自己被送回家乡。没花多长时间，贝内特就移情别恋了。“我要不要在这儿就嫁给他？”她问自己的好朋友玛丽昂，“或者等我们一起回到美国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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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好趁自己还有机会赶紧把他收服了。”玛丽昂回应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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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阿米里被派遣回国为林肯营争取支持，二人就找到了一名西班牙法官要求证婚。这位法官告诉他们，除非二人均能提供出生证明，否则他就不能娶她。他们当然没有这些手续。正当沮丧的二人离开法官室的时候，一个为人和善的法院办事员悄悄给了他们一个建议：将死之人办理结婚是不需要出生证明的。准新娘和准新郎都与将死毫不沾边，但这个办事员认识一位医生，后者能够为他们出具相应的文书。成功结婚以后，二人一回到美国，贝内特就将这个故事发给了纽约一家报社。[22]她承认阿米里已经是自己的第三任丈夫了，但她发誓，他也将是最后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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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段战地恋情却即将寿终正寝。帕特·格尼在1937年的仲夏时节回到了英国，计划与托比·珍斯基结婚。9月7日，珍斯基在帕兹庄园的战地医院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几天前，我收到了他的电报，他要我到伦敦找他并跟他结婚，在那之前，我都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个受到轻视的女人了。我还是没准备好打包走人，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我似乎无法下定决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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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过去了，她仍旧迟疑不决：“我陷入了困境当中——不知道要如何对待我在英国的爱人。他想让我去找他。我想要去——然后呢？”又过了一个月，种种迹象显示，格尼的愿望可能迎来了危机。又一次写信给姐姐时，珍斯基含糊地提到了“另外一段恋情，这次是和一个美国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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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斯福当局始终未能向共和政府提供帮助，不过，只要有迹象显示有美国政府官员想法与众不同，林肯营仍然能受到鼓舞。很快，就在贝尔奇特战役和随后一场导致将近80名美国人死亡的失败的攻击行动之后，这样的迹象便随着一位乘坐一辆车头飘舞着美国小国旗的轿车出现在第十五国际旅总部的，出人意料的来访者一起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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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是时年62岁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斯蒂芬·富卡上校。他是个矮壮的秃头男人，毕业于西点军校，曾参加过美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女儿即将在不久以后嫁给一名为佛朗哥效力的英国志愿者。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一生戎马的军官本是最不被人指望能够支持美国志愿者的。然而，在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英语给第十五国际旅的士兵做的非正式演讲中，他告诉他们：“我很高兴你们中间有美国人。”他特别提到西班牙共和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并补充道：“我无法以官方身份发言。你们必须从字里行间来体会能够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让我有多么高兴。”[25]作为曾经给这些听众的护照盖上“不得前往西班牙”印章的政府的军事代表，从他口中说出这样的言论显得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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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给华盛顿汇报此次访问的15页报告中，富卡对该旅缺少装备的事实——“毯子的问题，每个人都存在……根本不够他们过冬”——和他们操练密集阵型进攻的“可怜”尝试表达了遗憾。同时，他在报告中写道，他们“斗志十分高昂……他们所取得的战斗胜利看来是源自对自己投身其中的正义事业的强烈信念、抛头颅洒热血的胆量、个人的勇气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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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卡对好几个美国人都赞赏有加，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则是这些人的参谋长。“梅里曼少校……是第十五国际旅的中坚和主脑……他是那种很有男子气概的人，身高超过六英尺，身体壮得像头公牛，性格令人喜爱，为人当机立断，活力四射，无论在指挥部的任何地方都受到所有人的尊敬，是旅里毫无疑问的主导人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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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之前，富卡送给梅里曼一件他自己在一战时穿过的皮夹克作为礼物。这位武官在报告中没有提及的，是禁止向西班牙输送任何类型美国军火的严格禁运措施存在的情况下，自己的所作所为。离开林肯-华盛顿营时，他悄悄留下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一些美军手册——手册底下，藏着两把手枪。[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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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卡的手枪礼物或许能暂时鼓舞林肯营的士气，可另外一个美国人托基尔·里贝尔送给佛朗哥的礼物则要贵重得多：无限量供应的德士古石油。美国新闻界继续对这件事保持无视。对于在西班牙的记者来说，若想挖掘事件的细节，他们就要多一些坚持不懈的态度，少一些浮夸的报道，而不是仅仅坐在全是同行的汽车上到前线进行当天往返的一日游。在美国，尽管记者们有时会写些有关“里贝尔船长”又新开辟了油田以及他过去精彩的航海生活的文章，可他为国民军提供石油赊购的德士古补给线却从未被人提及。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只有“忧郁者”（这是一个叫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的备受尊敬的激进组织）旗下的报纸曾经提到过这件事[28]——似乎是在里贝尔的油轮上工作的水手向编辑透露了消息。《纽约时报》或是其他任何美国主流日报则对这一话题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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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有个几乎肯定知道整件事来龙去脉的主流媒体记者对这件事只字未写。他就是在国民军阵营进行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P.卡尼。里贝尔派驻巴黎的业务代表威廉·M.布鲁斯特将卡尼称为“自己的好朋友”，布鲁斯特写信给垄断国民军石油业务的国家石油公司，询问自己和安东尼奥·阿尔瓦雷斯·阿隆索——那个在国家石油公司工作、同样赏识里贝尔的年轻官员——是否能够邀请卡尼共进午餐或晚餐，还说“在美国传媒业所有报社记者中，到目前为止对他们的事业做出了最有效率的宣传的就是卡尼”。[29]他显然很相信卡尼会对德士古在佛朗哥发动的战争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守口如瓶，而卡尼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一次也没有在自己的报道中提到过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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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记者听说过这家公司给予了佛朗哥如此令人震惊的额外帮助。美国政府知道德士古的这条石油生命线是靠船运维持的，执行这一任务的是该公司拥有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远洋油轮船队之一，这违反了美国中立法。但几十年以后，一位多年从事石油工程领域研究的西班牙学者吉列姆·马丁内斯·莫利诺斯（Guillem Martínez Molinos）在国家石油公司的档案中发现了更多内容。里贝尔对他提供的石油没有索要高价。这些石油的定价就好像它们是被佛朗哥自己的船运走的一样。不光华盛顿对这笔隐藏的巨额补贴一无所知，就连德士古的股东们对此也毫不知情，因为在该公司的年报中，此事从未被提起过。据我们所知，里贝尔也从未在董事会上提到过这件事，因为他们的会议记录中从未记载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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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内斯还发现，该公司还送给了佛朗哥更令人惊讶的礼物。佛朗哥和其德意盟友的轰炸机、水面舰艇和攻击潜艇部队总是消息灵通。运载石油前往西班牙共和国的油轮是他们针对的首要目标之一：战争期间，至少有29艘这样的油轮被袭击、摧毁、击沉或捕获。因为风险太高，1937年夏天地中海地区对油轮的保险费率突然上升了四倍多。事实证明，这片水域之所以变得如此危险，原因在于国民军曾经受到了国际海事情报网的帮助。这一网络的所有者正是德士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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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士古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办事处、石油设施以及销售代理人。在里贝尔的帮助下，有关命令被秘密传达给了这些机构和人员。各港口城市传至德士古巴黎办公室的电报提供了前往西班牙共和国油轮的详细信息。里贝尔在巴黎的伙伴布鲁斯特会对这些情报进行整理，然后将这些从伦敦、伊斯坦布尔、马赛以及其他地方得到的消息传给国民军。[30]在布鲁斯特发出的部分消息中，他会列出某一艘油轮上装载的石油、汽油以及柴油的吨数，以及共和国付出的相应费用等有关信息——这些对评估共和国石油供应情况和财政状况是十分有用的战略情报。但无论何时，只要有机会，他更愿意向正在寻找攻击目标的轰炸机飞行员和潜水艇驾驶员提供能为他们直接所用的信息，并为此感到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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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布鲁斯特1937年7月2日写给位于佛朗哥总部所在地布尔戈斯的国家石油公司领导何塞·阿维利亚·赫尔南德斯（José Arvilla Hernandez）的一封信为例，他在信中提到了一艘在波尔多附近一处法国港口发现的共和国油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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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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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波阿莫号”（Campoamor）蒸汽船在5月9日早7点满载汽油抵达了勒韦尔东[31]。你应该记得，这件事我之前通知过你。它的船长是富利奥·皮内达（Fulio Pin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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