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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继德国和意大利之后，梵蒂冈也正式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作为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身份。西班牙共和国继续遭受着军事上的挫折，10月的时候，更加严峻的消息传来：他们在西班牙北部沿海控制的最后一片区域也落入佛朗哥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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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西班牙接近2/3的工业、大部分农业以及矿产资源都掌握在了国民军的手中，其中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煤田和巴斯克地区重要的军工厂、铁矿以及钢铁厂。共和国仍然掌握着西班牙东部和中部的大片区域，国内最大的几个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也在其中，但这些城市的工厂的传统原材料供应渠道则基本被切断了。本来，大部分自国外流向“两个西班牙”的军火就一直在流入国民军一方，事到如今，工业和自然资源的天平也向国民军一侧急剧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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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鲍勃·梅里曼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手下们因为玛丽昂人在西班牙，并且能够经常陪伴自己而嫉妒不已。有其他美国志愿者写信给梅里曼夫妇在西班牙共和国新闻办公室的英国朋友凯特·曼根表示：“只有鲍勃有妻子陪在身边，剩下的人却没有，这太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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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前，梅里曼夫妇在巴伦西亚度过了几天难得的假期，那里棕榈树成荫的街道和地中海吹来的微风成了他们躲避更为残酷的内陆形势的避风港。“尽管玛丽昂也是个高个子女人，”曼根回忆，“但由于丈夫特别高大，她看起来非常小鸟依人。”假期第一天夜里，玛丽昂说“自己预感鲍勃将会被杀，她极度渴望要一个孩子，这样也能留下点儿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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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短暂假期的第二天，夫妇二人与曼根及其他几个人一起去了海滩。“当我们都到了海滩上的时候，鲍勃向玛丽昂展示了一个他刚才一直携带着的盒子。盒子里面装着黄色丝绸制成的、刺绣的西班牙大披肩，非常漂亮。他们一起站了起来，他把披肩围在她的身上看了一下样子，披肩的边缘在风中摇曳。玛丽昂搂住了他。这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他们是那么率性，那么快乐，那么爱着彼此，看起来是那么的年轻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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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全都躺在沙滩上，注视着飘荡着白色风帆的货船向岸边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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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应该那样。”鲍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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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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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是说太阳、蓝天和绿色的波浪，除此之外还有那艘帆船，这太美了。这让人觉得生活太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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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曼根注意到，一个专业摄影师正在为海滩上的人们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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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玛丽昂不想来一张吗，’我问鲍勃，‘留下今天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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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好好记住今天的，’他说，‘从今往后，日子将很难像今天一样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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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也生动地回忆了这个纪念日。她在数十年后写道，那条披肩“很鲜艳，是黄色的，被大量天鹅绒般柔软的玫瑰花瓣覆盖着……尽管有那场可怕的战争，但当时的我们是多么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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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又过了几个月，又有几百名美国人死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夫妇二人十分熟悉的。每见到鲍勃一次，玛丽昂都觉得他的头发又稀疏了一分。在一次简短的约会中，他说有计划让玛丽昂“回国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星期的巡回演讲”。[6]每每在自传里写到这样的时刻，她总会避免谈及共产党，但是很显然，这样的旅行计划肯定出自共产党的命令。佛朗哥不断拓展地盘，已经干扰了林肯营招募志愿者的工作，共产党正在派部分志愿者回国参加演讲和巡回募捐集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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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玛丽昂在第十五国际旅新设在马德里以东一处旧磨坊的临时总部与鲍勃度过了临行前的最后几天时间。这里的主人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宅子，里面有一间巨大的餐厅，天花板上绘着动物壁画，木制的房梁雕刻着花纹。他们住的卧室里，壁炉上方的瓷砖装饰着主人的家族纹章。有天晚上，每个人都在唱歌——西班牙人唱着民歌，黑人唱着圣歌，其他人唱着牛仔歌谣。尽管对于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官员来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不受待见的乔皮奇上校的确是一名法国大歌剧的爱好者，此刻他正进行着男中音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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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晚上，鲍勃与玛丽昂在月光下一起散步。他此时的说话语气是玛丽昂从未听到过的：“如果我们不能得到帮助，我们就将输掉这场战争。”他说，“我们需要弹药，我们需要物资，我们需要飞机。”鲍勃进一步做出的补充并不能让玛丽昂感觉好一些：“我想让你向我承诺一件事。如果我被杀了，你一定要再嫁。”他用二人非常熟悉的手法，一圈又一圈地转着玛丽昂手指上的结婚戒指，然后给了她两本皮面袖珍日记本，里面的每一页都印着那一天对应的圣徒的名字，从来到西班牙起，鲍勃就一直用蝇头小字潦草地在上面做记录。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夜，第二天，一辆接她离开的军队汽车出现在了磨坊旁边。她哭着上路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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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在法国边境搭乘的，前往巴黎的列车上坐满了醉酒的美国伤员，他们因终于能逃离战争而感到解脱。她在穿越大西洋回美国的船上发现了路易斯·费舍尔的身影——与她不同，他乘坐的是头等舱——“我们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那场战争。”[8]费舍尔回国的目的同样是进行演讲，同时为共和国展开院外游说。同以往一样，他给玛丽昂提出了许多建议，告诉她巡回演讲期间都应该说些什么。玛丽昂开始在船舱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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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圣诞节来临的前几天于纽约登陆时，“显然国际纵队一名指挥官的妻子回国的消息传开了；一小群人聚集在码头迎接我，并带着他们想要提出的问题。我见没见过谁的丈夫、父亲、兄弟和男朋友？……我实在没什么能告诉他们的。要我看着一位年轻女士的眼睛对她说‘没有’，这真的让我感到心碎”。在码头上，有位男士问道：“我的儿子是如何死的？”玛丽昂知道他的儿子是因当逃兵被枪毙的，但她回答道：“像个战士那样死去的。”[9]林肯营的战士的朋友们不停带记者来对玛丽昂进行采访，这些记者很愿意写下关于一个正待在西班牙继续战斗的、负伤美国战斗英雄28岁的漂亮妻子的故事。然而，她向他们所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却是她自己再也无法完全相信的：佛朗哥终将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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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这之后，这样的未来突然间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就在整个世界都知道法西斯分子正策划进攻时，我们自己先发动了一场精彩的攻势。”鲍勃欣喜若狂地给玛丽昂写了一封信，“除此之外，这是我们头一次能够彻底贯彻计划意图的行动。特鲁埃尔是我们献给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圣诞礼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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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军而言，这场始于1937年12月中旬的战斗是场沉重的打击，它分散了佛朗哥长久以来对围困占领马德里的企图的注意力。被古老城墙包围着的特鲁埃尔地处高山地带，周围是险峻的山峰与峡谷，它坐落在国民军控制区的狭长地带的顶端，其铁路已经在之前海明威参与的行动中被破坏了。在此之前，国民军每次占领了新的地区并需要炫耀他们的力量时，这座城市就差不多会变成一处实施暴行的据点。其中一次，包括一名20岁的年轻妇女和一所师范学校的主任在内的13人被裁决为破坏分子——教师们总是受怀疑的对象——并在特鲁埃尔的中心广场上被枪毙。行刑结束后，人们就在受害者的血泊中，随着管弦乐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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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主教安塞尔莫·波朗科（Anselmo Polanco）表示了抗议——但仅仅是对跳舞表示抗议。此外，他本身就是一名国民军的坚定支持者，还准许佛朗哥的军队枪杀了两名他手下被认为对共和国过于友好的神父。8月的时候，他还在自己宅邸的阳台上见证了一场由一个外籍军团的营发起的阅兵活动，他们的刺刀上钉着被杀害的共和国囚犯的鼻子、耳朵和其他身体部位。作为公开羞辱的对象，有个囚犯被留了一条命，被迫戴着牛轭，身上背着沉重的负载，就好像他是一匹拉车的牲畜一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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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3000英尺的特鲁埃尔以其像北极般寒冷的天气而为人所知，当年12月的一天诞生了该地区一个世纪以来最低气温的纪录。交战双方部队均面临着非常糟糕的处境。由于输水管道被冻住，人们不得不生火融雪才能得到水。国民军方面，仅一个师就上报了3500例冻伤。持续四天的一场大雪留下了厚厚一层新雪。即便如此，共和军仍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奇袭，尽管由于饥饿的部队不得不将毛毯裹在头上和上身保暖，并停下来沿路搜刮食品补给而放慢了行军速度，他们仍然占领了特鲁埃尔绝大部分地区。共和军还拥有一项临时优势：糟糕的天气下，秃鹰军团不得不停飞。尽管冰封的城市里还在进行着残酷的巷战，但这场袭击行动已经成功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共和国首次即将占领一个省的省会，并即将在1月初取得彻底胜利。海明威、赫伯特·马修斯和摄影师罗伯特·卡帕[12]火速前往事发地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共和国的黄红紫三色旗帜在城中飘扬，海明威宣称这场胜利是“自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击倒乔·路易斯（Joe Louis）[13]以来，业内专家们见到的最大冷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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