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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玛丽昂在第十五国际旅新设在马德里以东一处旧磨坊的临时总部与鲍勃度过了临行前的最后几天时间。这里的主人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宅子，里面有一间巨大的餐厅，天花板上绘着动物壁画，木制的房梁雕刻着花纹。他们住的卧室里，壁炉上方的瓷砖装饰着主人的家族纹章。有天晚上，每个人都在唱歌——西班牙人唱着民歌，黑人唱着圣歌，其他人唱着牛仔歌谣。尽管对于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官员来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不受待见的乔皮奇上校的确是一名法国大歌剧的爱好者，此刻他正进行着男中音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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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天晚上，鲍勃与玛丽昂在月光下一起散步。他此时的说话语气是玛丽昂从未听到过的：“如果我们不能得到帮助，我们就将输掉这场战争。”他说，“我们需要弹药，我们需要物资，我们需要飞机。”鲍勃进一步做出的补充并不能让玛丽昂感觉好一些：“我想让你向我承诺一件事。如果我被杀了，你一定要再嫁。”他用二人非常熟悉的手法，一圈又一圈地转着玛丽昂手指上的结婚戒指，然后给了她两本皮面袖珍日记本，里面的每一页都印着那一天对应的圣徒的名字，从来到西班牙起，鲍勃就一直用蝇头小字潦草地在上面做记录。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最后一夜，第二天，一辆接她离开的军队汽车出现在了磨坊旁边。她哭着上路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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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在法国边境搭乘的，前往巴黎的列车上坐满了醉酒的美国伤员，他们因终于能逃离战争而感到解脱。她在穿越大西洋回美国的船上发现了路易斯·费舍尔的身影——与她不同，他乘坐的是头等舱——“我们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那场战争。”[8]费舍尔回国的目的同样是进行演讲，同时为共和国展开院外游说。同以往一样，他给玛丽昂提出了许多建议，告诉她巡回演讲期间都应该说些什么。玛丽昂开始在船舱里每天对着镜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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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在圣诞节来临的前几天于纽约登陆时，“显然国际纵队一名指挥官的妻子回国的消息传开了；一小群人聚集在码头迎接我，并带着他们想要提出的问题。我见没见过谁的丈夫、父亲、兄弟和男朋友？……我实在没什么能告诉他们的。要我看着一位年轻女士的眼睛对她说‘没有’，这真的让我感到心碎”。在码头上，有位男士问道：“我的儿子是如何死的？”玛丽昂知道他的儿子是因当逃兵被枪毙的，但她回答道：“像个战士那样死去的。”[9]林肯营的战士的朋友们不停带记者来对玛丽昂进行采访，这些记者很愿意写下关于一个正待在西班牙继续战斗的、负伤美国战斗英雄28岁的漂亮妻子的故事。然而，她向他们所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却是她自己再也无法完全相信的：佛朗哥终将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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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在这之后，这样的未来突然间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就在整个世界都知道法西斯分子正策划进攻时，我们自己先发动了一场精彩的攻势。”鲍勃欣喜若狂地给玛丽昂写了一封信，“除此之外，这是我们头一次能够彻底贯彻计划意图的行动。特鲁埃尔是我们献给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的圣诞礼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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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军而言，这场始于1937年12月中旬的战斗是场沉重的打击，它分散了佛朗哥长久以来对围困占领马德里的企图的注意力。被古老城墙包围着的特鲁埃尔地处高山地带，周围是险峻的山峰与峡谷，它坐落在国民军控制区的狭长地带的顶端，其铁路已经在之前海明威参与的行动中被破坏了。在此之前，国民军每次占领了新的地区并需要炫耀他们的力量时，这座城市就差不多会变成一处实施暴行的据点。其中一次，包括一名20岁的年轻妇女和一所师范学校的主任在内的13人被裁决为破坏分子——教师们总是受怀疑的对象——并在特鲁埃尔的中心广场上被枪毙。行刑结束后，人们就在受害者的血泊中，随着管弦乐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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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主教安塞尔莫·波朗科（Anselmo Polanco）表示了抗议——但仅仅是对跳舞表示抗议。此外，他本身就是一名国民军的坚定支持者，还准许佛朗哥的军队枪杀了两名他手下被认为对共和国过于友好的神父。8月的时候，他还在自己宅邸的阳台上见证了一场由一个外籍军团的营发起的阅兵活动，他们的刺刀上钉着被杀害的共和国囚犯的鼻子、耳朵和其他身体部位。作为公开羞辱的对象，有个囚犯被留了一条命，被迫戴着牛轭，身上背着沉重的负载，就好像他是一匹拉车的牲畜一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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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3000英尺的特鲁埃尔以其像北极般寒冷的天气而为人所知，当年12月的一天诞生了该地区一个世纪以来最低气温的纪录。交战双方部队均面临着非常糟糕的处境。由于输水管道被冻住，人们不得不生火融雪才能得到水。国民军方面，仅一个师就上报了3500例冻伤。持续四天的一场大雪留下了厚厚一层新雪。即便如此，共和军仍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奇袭，尽管由于饥饿的部队不得不将毛毯裹在头上和上身保暖，并停下来沿路搜刮食品补给而放慢了行军速度，他们仍然占领了特鲁埃尔绝大部分地区。共和军还拥有一项临时优势：糟糕的天气下，秃鹰军团不得不停飞。尽管冰封的城市里还在进行着残酷的巷战，但这场袭击行动已经成功登上了全世界报纸的头条。共和国首次即将占领一个省的省会，并即将在1月初取得彻底胜利。海明威、赫伯特·马修斯和摄影师罗伯特·卡帕[12]火速前往事发地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共和国的黄红紫三色旗帜在城中飘扬，海明威宣称这场胜利是“自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击倒乔·路易斯（Joe Louis）[13]以来，业内专家们见到的最大冷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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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上，马修斯用更为克制的语言，将共和军对特鲁埃尔的占领称为“令人惊讶的戏剧性进展……其令人彻底惊讶，并且到目前为止，收获了与其带来的惊讶旗鼓相当的成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不再受时报文风限制的马修斯将这段经历称作“我生命当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他写道，当时的严寒是压倒性的：“没有什么能够抵御从北方呼啸而来的冷风，它能穿透任何衣物。你的眼睛会因为风吹的刺痛不住地流眼泪；你的手指会肿起来，变得麻木；除了无法抵挡的冰冷，你的脚会失去任何知觉；你要大口喘气才能呼吸，还不能始终站在一处……因为寒风会不停地往你的怀里钻，像个战士一样同你搏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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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明威来说，特鲁埃尔是在公众面前彰显其勇猛无畏的作家形象的又一舞台，而他也总是愿意炫耀自己近距离参战的经历。在特鲁埃尔，“躺在我旁边的士兵的步枪出了一些问题。它每开一枪就会卡壳，于是我向他演示了如何用石块将枪栓砸开。突然，我们听见有人沿着战线呼喊着跑动的声音，翻过紧邻的山脊，我们看到了法西斯分子们正从他们的前线逃离。”罗伯特·卡帕的一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一刻。照片里的海明威没戴帽子，戴着一副眼镜，紧挨着一个戴着头盔的共和军步兵卧在地上。由于对战斗太过热衷，这位小说家发送给北美报业联盟的报道数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需要。“当北美报业联盟的人发电报告诉我他们再也不想要这些报道的时候，”海明威怨恨地在写给自己第一任妻子的一封信中诉苦道，“我正准备将一篇最为精彩的巷战报道发过去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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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一篇最终得以见诸报端的报道中写道，这场战斗“可能是战争中的决定性一战”。尽管年轻的弗吉尼亚·考尔斯对共和国的同情一点儿也不见得少，但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后来被证明更加明智。就在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时，观点丝毫不受特鲁埃尔落入共和军之手影响的考尔斯从整体上写下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在她看来，共和军取得战争的胜利似乎“希望渺茫”，他们的战斗力“无法与训练有素的佛朗哥军队相提并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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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埃尔的战斗引发了《纽约时报》内部的又一轮争斗。1937年12月31日，待在国民军战线后方的威廉·P.卡尼提交了一份乐观的报道，声称国民军已通过大规模反击重新夺回了该地：“佛朗哥将军麾下的‘救世军’摧枯拉朽般地攻克了16天以前刚刚由当地政府在特鲁埃尔西部和北部地区建立的长达15英里的防线，已于今天下午进入了这座被围困的城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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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纽约时报》为佛朗哥重新夺取了城镇吧。”[19]海明威对这一报道十分愤怒。马修斯刚刚还在特鲁埃尔待过，他对此也很生气。他知道，卡尼所依据的只是佛朗哥的媒体通稿。更让马修斯生气的，是刚刚离开西班牙前往巴黎的海明威在那里打给他的一通电话。海明威在巴黎能够买到《纽约时报》，他在电话里说，报社对马修斯发回的长篇报道的篇幅进行了缩减。尽管需要从巴伦西亚进行长途旅行才能到特鲁埃尔，马修斯还是直接返回了这座正处于交战中的城市，并向报社发回了一篇将会登上头版的报道，其大标题是“记者亲自访问证实，特鲁埃尔仍在共和军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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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昨天进行的实地调查显示，叛军［国民军］从未接近过城镇，这应该是十分确定的……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从未对省会造成实质性威胁，这里仍牢牢地掌握在政府军的手中。”在同一篇报道中，他对报道中没有提到名字的卡尼进行了公然挖苦，他说：“在这场战争中，不言自明的是，除非有人实地亲眼看见，否则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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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一支从驻在帕兹庄园的美国医院派出的流动救护队抵达了战场。托比·珍斯基写信给自己的姐姐和姐夫：“我们出发去了前线……乘坐一辆大型救护车、一辆小型救护车，还有一辆旅行车。我们驶上一座山再下来，然后又要驶上另一座山……车队是在一天前出发的。”他们开车经过堂吉诃德曾经在拉曼查（La Mancha）地区战斗过的风车地带时，飞机就在他们的头顶盘旋。继续出发后，珍斯基睡在了救护车的担架上。“在我睡觉期间，轮胎好像瘪了两个，现在司机正面临着第三个轮胎也要瘪掉的局面。”随后，他们又一次出发到了“我正待在的小城镇”。由于安全原因，信里不能写出它的名字，但珍斯基暗示了她的流动救护队正服务的前线位于哪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可能应该已经读到了我们的部队在特鲁埃尔取得大胜的消息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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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的引文全部来自一则1967年对克劳斯特的访谈：Szurek，pp.144-148。在Watson 2、3和 4中，从事海明威研究的William Braasch Watson教授讲述了自己的一次旅行，他相信自己重走了海明威当年的路线，即先到阿尔凡布拉，然后再到战线后方。没有文献能够直接确认这位小说家进入国民军控制区的旅程，这样的旅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正如Watson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身上带着参加游击队的书面批准被抓住，这份批准将令其必死无疑。不过，Watson确实发现了一份级别异常高的安全通行证，证件是颁发给海明威的，由两名不同的军队指挥官批准，其日期大概就在克劳斯特所说的，他带着这位作家一起在奇袭小队的那段时间。而且，一系列账单和收据也显示这位作家曾进行过一次离开马德里的原因不明的长途旅行。同时Watson还证实了两件事：国际纵队游击队确实以阿尔凡布拉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海明威真的在马德里见过共和军游击战的指挥官。尽管这些更多是间接而非直接证据，Watson 却也找不到任何能够证明克劳斯特的故事不实的证据了，因此，和我以及Alex Vernon在Hemingway’s Second War，pp.169-170中的观点一样，他也倾向于接受其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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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Ida Schachter，7 September 1937，Toby Jensky and Philip Schachter Papers，ALBA 055，Fol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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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William Lawrence，16 October 1937，RGASPI 545/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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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September 1937，Toby Jensky and Philip Schachter Papers，ALBA 055，Fold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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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ngan，Kate（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Kate Mangan Kurzke）. “The Good Comrade，” unpublished ms.，Jan Kurzke Paper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Amsterdam，Netherlands.，pp.43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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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rude，Warren，and Marion Merriman. American Commander in Spain：Robert Hale Merriman and the Abraham Lincoln Brigade.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86.，pp.14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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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nny Harriman Video Oral History Collection，ALBA Video 048，Box 11，Container 2，interview with Marion Merriman Wach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