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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洗刷特鲁埃尔的失败带来的耻辱，佛朗哥的军队在1938年1～2月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可是，即便积雪常常塞满战壕，即便暴雪频繁拦住补给车队的道路，共和军却仍然继续控制着这座城镇。在万里无云的晴天，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他们的飞行员甚至会操纵飞机拉烟，在空中形成由箭头和牛轭组成的国民军标志来挑衅特鲁埃尔的守军。这支空中的无敌舰队扔下的燃烧弹使城中的木质建筑成为一片火海。附近山地上的国民军炮兵会定时向城内发射空爆弹，爆炸产生的弹片对在废墟中、战壕中和壕沟中挤成一团的共和军士兵造成了二次杀伤。到处都能听见炙热的金属掉进雪堆发出的嘶嘶声。死掉的骡子和烧毁的卡车被遗弃在街道上。美国人和麦肯齐-帕皮诺营的加拿大人驻扎在一座白垩质山脊上，在国民军连续不断的密集炮火轰击下，地表变成了白色的粉尘，卡在人们的喉咙里，还堵塞了机关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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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队得不到一点儿喘息的机会。纽盖斯看到不断有卡车行驶在路上，将新兵源源不断地运到交战中的城市。“我想知道，那些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士兵看到救护车时会做何感想。”他写道，“可能就像你在去医院的路上见到殡葬馆的工作人员时的那种感觉。”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18华氏度。然而，就在救护车挂着低速挡咆哮着驶上陡峭的山路时，他们的发动机里的水却烧干了，轮胎在雪地上打着空转。沮丧的司机们试着向散热片里塞雪。纽盖斯拿了一个大水罐额外存了些雪水，但是由于晃动，里面的水洒了出来，与救护车车厢地板上的血水混在一起，变成了像是冰冻树莓果子露一样的东西。这些车辆受到的都是像对待病人一般的照顾，因为它们对于医疗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对待车子，就像哥萨克人对待马匹一样……备用零件几乎没有，备用轮胎比金子还宝贵。”纽盖斯的指挥官爱德华·巴尔斯基写道，他是一名来自纽约的外科医生。哈拉马河战役结束后，他曾为鲍勃·梅里曼治疗过受伤的肩膀，自那以后，他还为其他数以百计的国际纵队士兵治疗过伤病。他补充道：“我们有很多钱。可它们一点儿用也没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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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救护车，纽盖斯也是巴尔斯基的司机。这位外科医生似乎只要有面包和香烟就能够生存下去。他对人总带有一丝嘲讽意味，但与纽盖斯相处得还不错。他们最终到达特鲁埃尔的旅行一开始就是段折磨人的经历。开了一整夜的车之后，纽盖斯再也无法保持清醒了。“我把方向盘交到了这位少校手上。‘我是医生，他才应该是司机。’我听见他这样说，这时我的眼皮已经控制不住地下沉，就像液压机不断缩小的狭口一样，‘他开车的时候我给他看路，现在我开车，他却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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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以后，大雪变成了狂风暴雪，他们既没有轮胎链，也没有雨刷器。纽盖斯“下了车，走到车子的前面，为巴尔斯基引路。我不得不将脚深深地踩进至少有12英寸厚的积雪，用脚后跟试探，才能发现哪里是硬路面，哪里是积雪深不见底的壕沟……我的胡子和头发冻得僵硬了，像沾着雪的小麦片一样。我得把胡子刮了。脸上带着这么多额外负担实在是没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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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上，一辆毁坏了的卡车将他们的路挡住了，于是不得不掉转方向。“医生和护士们就像远洋轮船边上的拖船一样推着车子，让车子原地掉头。”他们原路返回到一座村庄，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一些由生牛皮制成的绳子——这是与轮胎链最接近的东西——回到路上尝试继续行驶，但很快，路面上雪太多又太陡，他们的卡车和救护车陷入了困境。纽盖斯被命令与车子待在一起，巴尔斯基、珍斯基和其他医疗人员穿过一座山并走了7公里后到达了一座城镇。他们在那里用当地稀缺的香烟换来了一些面包，并说服镇长派人将车队从困境里面救出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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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他们没有除霜器。“现在我要在晚上用手擦掉挡风玻璃内侧的冰霜，”纽盖斯写道，“手套全都磨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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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响起的教堂钟声是空袭来临的信号。医疗队的手术台为那些没能及时找到庇护的人提供了保护。“货车将一车东西拉到村医院前面，乍一看就像一袋袋的小麦，上面覆盖着白雪。鲜血从汽车后挡板滴到了雪地上。敌人的飞机刚在距离特鲁埃尔15英里的地方……对一支我方部队进行了攻击，他们是在那里‘安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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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再加上整夜开车导致的精疲力竭，逐渐消磨着纽盖斯的斗志。“睡眠不足……让我的记忆变得迟钝。我知道，我应该是可以回忆起自己看到和做过的事情的。我的笔应该写出像润滑油一样流畅的句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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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疗队在一座新的村庄驻扎下来时，托比·珍斯基给姐姐和姐夫写了封信：“我们用煤油炉取暖，从城镇中心打水，往壕沟里倒尿壶……这些天里我都不怎么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我只是把靴子脱掉，然后就钻进毯子了。”随后，她以自己书信里面典型的欢快口吻补充道：“把这些没有水，也没有厕所的棚屋改成医院——拥有手术室、设施齐全的医院……其实挺有意思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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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也在日记里记录了这座新宿营地，不必担心邮件审查的他在日记里写道：“移动淋浴车的发动机用来发电提供照明。两座手术台始终满负荷运转。有座房子的门总是开着，能看见里面穿着白色制服默不作声的医生和护士，病人身上裸露在外的皮肤，缠着绷带的断手断脚和漂浮在盛着红色液体的污水桶里的破布……当那些躺在毯子里的人不时地小声呜咽时，为什么没人能做点儿什么缓解他们的痛苦？直到少校让我返回大清真寺[16]取其他的医疗器具为止，我一直在帮忙抬担架。只要能不受伤，我愿意做任何事，这让我觉得很惭愧。”[17]与此同时，巴尔斯基和其他医生正应付着潮水般袭来的伤员，他们曾连续进行50小时的手术而没有任何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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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候护士也会代替医生上阵。一天晚上，护士埃斯特·西尔弗斯坦（Esther Silverstein）去一间手术室借器具。她吃惊地发现，里面的医生在椅子上睡觉，正在手术台前忙活的是他的护士。“她对我说：‘嘘！’我于是小声问她：‘你这是干什么呢？’她说：‘哦，我马上就完事了，可怜的大夫就是太累了。’然后我说：‘你经常这么干吗？’她说：‘哦，经常这么干，但别告诉任何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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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学会了不要把器具放在桌子的边缘，因为炸弹爆炸时可能会把它们震到地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医生一起编成一队后，美国医生们也学会了如何与语言不通的其他医生共同完成手术。医疗设备很短缺，护士们不得不用石头将使用过的注射针头打磨得更尖锐。多年以后，珍斯基仍记得那几周发生的事情：“不断有伤者被运进来，也不断有尸体被抬出去……到处都一片混乱……人们就躺在走廊里。有些已经死了，其他的在等待着被抬进手术室。一些尸体——按照标准的四英尺长木材的堆放方式——被堆在一起。”有一次，她听见外面传来噪音，于是将身子探出窗外。这时有人从后面抓住了她并把她拉进屋子里面，对她说：“他们正对着这栋楼扫射呢，笨蛋。”她试着在空闲的时候做些针线活让自己放松，有一次还给巴尔斯基医生织了一条围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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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日记里的内容反映出了他对自己的驾驶工作和自己驾驶的救护车的骄傲之情（他总在日记里将它叫作“我的亲爱的”）。由于每天都要记日记，有时候他会把空闲的手术台当成自己的书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对于抛弃了自己特权背景的难以言表的满足。他总是会在公路上停下车子与其他司机交换消息，并发觉他们在总体上比任何人都对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更为了解。他学会了吃任何能够得到的东西——骡子脂肪制作的巧克力和尝起来“像是先把生牛皮泡在胶水里，然后再和机油一起煮过一样”的干鳕鱼；他学会了用打进一个生鸡蛋的办法将漏水的救护车散热片堵住——同时也草草地记下了如何用散热片煮鸡蛋的菜谱：“首先拿一个蛋。然后把它用纱布包上，扔进散热片里。发动引擎，在引擎盖上盖一张毯子，直到水沸腾为止。然后提着纱布把鸡蛋取出即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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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纽盖斯记录的内容都比这要更加阴暗。刚开始的时候，他曾因为看到一个叫雷金纳德·萨克斯顿（Reginald Saxton）的医生用一个大注射器从一名刚刚死去的共和军士兵的血管里抽血而感到大为震惊。“萨克斯顿，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问道。这位医生向纽盖斯解释：“我们缺乏献血者。”[21]这名士兵刚刚由于炮弹爆炸导致的窒息死在了特鲁埃尔一处防空壕沟，没有一点儿失血，这在战斗中极为罕见。这位医生会在确定从尸体上抽取的血液的血型后，用它为别人输血。（另一个名叫雅克·格兰布拉特的第十五国际旅医生曾在没有其他人血型相符的情况下，将自己的血输给了一个双侧截肢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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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纽盖斯感到惊讶了。“我的工作是帮着把伤员的衣服剪开，”他写道，“因为他们有感染的危险，也因为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找到他们所有的受伤部位，所以必须这么做。在我昨天晚上或是其他任何时候见到的伤员里，几乎没有人是只受一处伤的。现代炮弹爆炸后会产生细小的金属碎片，它们会像在精心修剪的草坪上喷洒的水滴一样快速飞溅开来……你不能直接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因为不管多小心、动作有多轻，这么做都会使他们折断了的骨头被挤进肌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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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晚上极其疲劳的驾驶，又遭受了一个白天的炮火轰炸后，当医疗队为躲避轰炸而将手术室搬进一处很大的洞穴时，精疲力竭的纽盖斯也去里面找了一处睡觉的地方。“我爬进了洞穴的最深处，找到了一副沾着血迹的硬邦邦的担架。我凭借着插在土墙上的蜡烛发出的光线欣慰地看到，旁边两副担架上的人都已经死了。他们要是还活着，一定会弄出很多噪音。”他在另一天写道：“你会适应任何事的。再过两周这样的日子，我就能闻不到任何臭味地在一头死鲸鱼的胃里睡着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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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周周过去，前景愈发暗淡。“你可以十分确定，要是视野里没有人，”他在去往特鲁埃尔的公路上写道，“那么敌人的军用飞机肯定就在你头上。它们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柏林和罗马的飞机场肯定像夜里的棒球场一样空荡。”有一次，纽盖斯亲眼看见了一场空中缠斗，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尾画着黑色十字的白色国民军飞机与翼尖被涂成红色的共和军战斗机交战。“我们这边损失了一架飞机，他们损失了3架。我们把这算作一次失败。今天晚上，敌人的指挥官就会给希特勒发电报，24小时之内，他们损失的3架飞机将会被6架崭新的飞机取代。昨晚，我从一架被我们击落的菲亚特战斗机的仪表盘上弄到了点火系统示意图，上面写的全都是意大利文。”墨索里尼海军发动的袭击减少了来自苏联的飞机和大炮，里面就包括非常急需的75毫米榴弹炮。“那些飞机，还有那一大堆75毫米炮都哪去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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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哈拉马时一样，大人物们也来到特鲁埃尔前线进行闪电式走访。纽盖斯觉得这些人没什么用处：“文学家，到访的国会议员，工会领袖，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写作寻找素材而穿越前线腹地的女小说家……他们就像泻盐一样……来到这里，问几个问题，看看天上，然后就跳回车里了。”只有一个前来参观的记者让他感觉与众不同：“我们有多讨厌卡尼……就有多喜欢赫伯特·马修斯。几个小时以前，他给我们带来了一条香烟和一瓶威士忌。我们喝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给了梅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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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在特鲁埃尔参战的美国人都活了下来，但共和军却在努力保卫城市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伤亡。他们的补给严重不足，身上的衣服变得破破烂烂。纽盖斯不得不用胶布修补鞋尖。一天晚上，他看到英国营的士兵来到了前线战壕的阵地。“英国人……在月光中出现在路上。他们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全都保持着沉默。被撕成几块盖在头上、披在肩上并像裙子一样缠在腰间的毯子，鞋面上包裹着的破布，再加上肩上扛着的步枪，让他们看起来像一群女乞丐。”[24]几队拿着八英尺长、像长矛一样的杆子的担架兵令场面看起来好似《圣经》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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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大批伤者会从相反方向到来。托比·珍斯基失去了曾经吸引格尼目光的、用来扎起黑色长发的发簪，因此不得不将头发编了起来，并在尾部用绷带扎好。医疗队曾将驻地安置在羊舍中，巴尔斯基医生当时要求将床单“钉在天花板和墙上”，纽盖斯写道，“这些亚麻织品会防止尘土在我们遭到轰炸时掉到手术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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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备感疲劳的纽盖斯还在坚持写日记，然而本子上的日期旁边却渐渐开始出现了问号。为了躲避轰炸，救护车只在夜间出动，不开车灯。与此同时，敌军飞机发射的曳光弹则会在天空火花四溅。一次，在离开特鲁埃尔的途中，纽盖斯怕自己走错到一条会将他带到国民军控制区的路上，于是冒险挥手向200码以外围着一堆火坐着的几个人示意，黑暗中，他看不清楚对方身上穿着的是什么制服。当听到他们回应“¿Qué quieres tú？（你想要什么？）”的时候，他知道对方是共和军，于是放松了下来。“如果我听到的是“‘Usted’（您）而不是‘Tú’（你），那我就肯定是在和法西斯分子说话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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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在战斗中亲眼看到人们不断伤亡令纽盖斯的斗志日益消沉。“不知怎的就会跑到厨房垃圾桶里的人腿”，由于平民精神病医院正处于双方交战区域中间的无主地而无法撤离，滞留在那里的病人发出的号叫，还有一直面对不可能做出选择的选择让他十分痛苦：“就算在西班牙路况最好的路面上，行驶速度超过每小时12英里也会让车上腹部受伤的病人颠簸至死，但如果你开得不够快从而无法逃脱飞机的追踪，他还是会死，还会连累你和你的车子……给一个将死之人使用乙醚就是浪费，但除非尽力到最后一刻并用光仅剩的物资，我们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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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一次，15架国民军的三引擎飞机对一座美国流动医院驻扎的城镇进行了轰炸，炮弹击中了医院所在的建筑。为防止玻璃碎片到处迸溅，伤员们用毯子捂住了脑袋。珍斯基与其他病房护士和患者们待在一起，但也只是藏在床底下。巴尔斯基医生和他的手术团队当时正有一台手术做到一半，他们没有停下手头的工作。“‘从这儿出去，吉姆，’他对我说，‘你不是当值人员。在他们再来之前赶紧走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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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纽盖斯和其他四名司机（chóferes）听到了另一波炸弹落下发出的呼啸声。他跳进了一处防空壕中，其他四人跑进了一间“除非直接被击中，否则能保护他们免受任何攻击”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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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这间房子真的被直接击中了。纽盖斯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废墟中挖人。“我们最终用担架抬出了足够数量的躯干和胳膊腿，这才确定了四名死者的身份以及他们已全部死亡的事实。没人能比他们死得更彻底了。”爆炸使其中一名司机彻底身首异处，此人生前是纽约儿童餐厅（Childs restaurant）的收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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