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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对自己在战斗中将会如何表现有些担心。与离开西班牙后出版的回忆录相比，尽管文采欠缺，他日记里的文字有时却更为直率。“我会成为懦夫吗？”[10]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没过多久，他的班就和身后穷追不舍的国民军展开了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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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1日夜，贝西最后一次见到了梅里曼。当时，后者正开着一辆被子弹打得坑坑洼洼的指挥车，准备在向林肯营下令重新开始行军前去和其他军官开会。正当所有人做好行军准备时，爆炸突如其来，人们纷纷跑进了路旁的壕沟。爆炸是由后勤部队制造的，他们引爆了弹药库，以防其落入敌军之手。当林肯营在黑暗中前进时，他们远处的身后出现了过去在任何战区都未见过的景象：有车头灯亮着。对于正进行灯火管制的他们来说，这是不祥的信号。由于不会从基本没有共和军飞机飞行的天空中受到一丁点儿威胁，如今，佛朗哥的车队能够肆无忌惮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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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过了如梦魇般混乱的撤退，吉姆·纽盖斯、爱德华·巴尔斯基和医疗队的其他同事最终成功来到了巴塞罗那。关于巴尔斯基，另一名医生写道：“他看上去就像个废人，他太累了，就连慢慢走都做不到。虽然往日的精气神已从他身上消失了，他还在强撑着，为他人提供帮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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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之前被炸弹弹片击中了背部，他写道：“一块灼热的铁片，有半英寸厚，像50分硬币那么大。”[12]弹片也在他的大腿和头皮上留下了伤疤。他始终在咳血，走路也很困难。巴尔斯基知道，他的司机的勇气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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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什么打算？’巴尔斯基问我，‘待在这儿继续开车，还是回美国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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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盖斯说自己想回家。巴尔斯基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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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会送你回去。可谁他妈又能送我回去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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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佛朗哥的攻势搞得焦虑不安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急切地盼望着重返前线。北美报业联盟已经减少了向他支付稿酬的金额，还要求他到佛朗哥那边报道战况，双方爆发了争执。不出意料，国民军拒绝这位西班牙共和国方面最负盛名的文豪进入其控制区采访。于是，一心想要确保《纽约时报》能够刊登海明威稿件的北美报业联盟要求海明威停止与赫伯特·马修斯一道旅行，这样一来，他们的写作内容就不会彼此重复了。尽管算不上无理要求，但我们的小说家还是对此感到愤怒不已。海明威认定这是《纽约时报》信仰天主教的、支持佛朗哥派编辑们密谋将自己和朋友马修斯分开的伎俩，他发去了一封电报，对这一“阴谋诡计”进行谴责。与此同时，他的婚姻也正受到与玛莎·盖尔霍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目张胆的男女关系的影响而经历磨难。虽然每每在写作中提到海明威时，二人的记者朋友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隐去盖尔霍恩的存在，可在现实生活中，盖尔霍恩已重返西班牙，回到了海明威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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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面上看起来有些趾高气扬的海明威实际上却相当体恤他人。他与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就一旦佛朗哥取得胜利就对美国医疗队和他们负责照料的伤员实施救援一事进行了对话。他害怕那些伤员会被屠杀，护士遭到强奸——就像之前国民军占领共和军医院时曾经发生的那样。他弄清了各家医院中美国伤员的人数，并着手计划他们将来分别从哪些港口进行撤离。同时，他和一些记者朋友还向大使保证，有一家法国医院已经同意接收那些由于伤势过重而无法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故土的美国伤员。“海明威和这些记者愿意肩负起组织伤员在港口集合的任务。”鲍尔斯在向华盛顿报告时说道。大使表面上对该计划表现出的开明态度滋长了海明威对自己权力的妄想。“我们为什么他妈的要让自己人被法西斯困在这里？”在巴塞罗那的美琪大酒店，他在一群美国记者和医疗志愿者面前滔滔不绝地说道，“如果必须有人要站出来的话，我愿意找一艘美国军舰，把每一名美国公民都从这里撤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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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无视北美报业联盟编辑的要求，与马修斯乘一辆黑色的两座麦福特敞篷跑车动身前往前线。和他们试图寻找的林肯营逃亡官兵们一样，二人也对天上可能出现的国民军飞机处处留心。“正当马修斯径直把车往一条沟里开的时候，他抬头向旁边看了一眼，”海明威在报道中写道，“结果他看见一架单翼飞机在下降。飞机做了个半滚动作，后来，飞行员显然觉得一辆小汽车不值得他用八管机枪对付。”没过多久，两位记者撞见了一大群难民，他们当中有个坐在骡子背上的妇女，怀里抱着她前一天刚生下的婴儿，婴儿的脑壳被尘土染成了灰黑色。随后，士兵、卡车和坦克也来了，然后“我们开始看到认识的人，有之前遇见过的军官，也有来自纽约和芝加哥的士兵。他们告诉我们，敌军突破了防线，夺取了甘德萨（Gandesa），美国人还在莫拉（Mora）控制着横跨埃布罗河的桥梁，与敌人进行激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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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中晕头转向的第十五国际旅已经分成了好几股。鲍勃·梅里曼带领着其中一股，他们后来又分成了几拨，试图分别突破国民军构建的包围圈；阿尔瓦·贝西身处另一股部队当中，这是一支由80个精疲力竭的人组成的纵队。4月2日，拂晓来临的一个小时前，当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向前跋涉的时候，贝西突然看见，前面的美国人开始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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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位于一块开阔地上，周围全是正在睡觉的人：一般人盖着毯子睡在地上，军官睡在橄榄树下的双人帐篷里。我们一顶帐篷也没有，即便军官也是。马被系在树干上，在黑暗中不停地发出声响。我被一个睡梦中的人绊了一下，结果他坐了起来，冲我说：‘他妈的！[16]’……然后，我听见身后有喊声响起：‘拦住他们！赤色分子！拦住那些赤色分子！[17]’于是我赶紧甩开了步子。”原来，佛朗哥的部队此时已经赶到了撤退的美国人前面，而美国人不知不觉间闯入的，正是国民军第一师的一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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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扔掉了多余的毯子和餐具，在与他人走散的情况下，他和三个朋友一起惊慌失措地爬上了一个阶梯形的山坡。“现在，我能清楚听到山下发出的声音，听到步枪和手枪射击的声音，还有子弹呼啸着飞过头顶的声音……这一刻，我的身子变得愈发沉重；它想要自己沉下去，它想要跌坐在地上，但我的双腿还在不停地向前走。”最终，黎明时分，四人来到了一座生长着茂盛的矮灌木丛的森林，这里能够为他们提供庇护。在这里，他们听到远处有人正用着他们不熟悉的语言唱着歌，随后他们意识到，这是摩尔人的队伍发出的歌声。他们拽下了帽子上绣的代表国际纵队的红星，然后继续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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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尽了全部力气、几天没有合眼、除了树上的浆果和发绿的杏仁以外没吃过其他东西的四人向着埃布罗河一路前行。河对岸还在共和军掌握之下，那里能确保他们的安全。一路上，他们避开大路，始终在旷野和山坡行进。在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时候，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他们向下望去，看到“零散的人群正翻山越岭，爬上前方的丘陵，一路蜿蜒向着埃布罗河进发”。贝西同行的伙伴之一，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码头工人卢克·欣曼（Luke Hinman）认出他们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国际纵队成员。“‘那是我们的人。’卢克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下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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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部队聚集在埃布罗河畔莫拉，这座小镇位处一座中世纪城堡脚下，当地有座可以过河的桥。贝西写道，街道上“挤满了穿着破衣烂衫、士气低落的人，徒劳地思考着他们的终极困惑：‘英国人在哪里？’‘第十四旅在哪里？[18]’‘第十一旅在哪里[19]？’……我们躺着休息的地方是一座被栅栏围起来的小型牧场，地上几乎全是人的排泄物……这里没有人下达命令，没有权威机关，就连个能去报告点儿什么的地方也找不到。”当有加拿大人问“林肯营在哪儿”的时候，“我们回答道：‘我们就是林肯营的人……’士兵们坐在人行道上，累得无法继续行进。在一个文明世界的镇子街头看到有人在人行道上撒尿，这种感觉太奇怪了”。一个大约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坐在一辆卡车的尾门上，一直哭个不停：“妈妈不见了！妈妈不见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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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野战电话机里传来国民军坦克正在逼近的消息时，这些共和军的士兵向东蜂拥过桥，桥上已经绑好了炸药，这样等他们过桥之后就能引爆。抵达对岸后，他们到了一座更大些的镇子上，秩序看上去也更好些。幸存者们根据所属连队进行了分组，补给正从后方运到这里，写给美国人的家信也在其中——这些信是在一天夜里被通信员送过来的。“我们蜷缩在一处深沟里，围在毯子下一根点燃的火柴周围，通信员逐一浏览着信件。他念出了好几百个名字，但只有大约15人应声并取走了信。念完信上的署名花了他半个小时，经过开始几次以后，再也没人帮着回答‘死了’或‘失踪了’，我们干脆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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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的报纸《自由志愿者》（Volunteer for Liberty）也被送了过来。从前，这是份刊登着满满的积极乐观文章（《军中圣诞》《东布罗夫斯基旅帮助农民收获橄榄》《加拿大人在西班牙》，等等）的报纸，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份满是布道和劝诫词的双页传单：“不要将一寸土地拱手让给敌人！”“将侵略者赶出西班牙！”“反击的时候到了！”以及“军纪说明：军人和暴徒的区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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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写道，饱受折磨的幸存者们聚在一起后发现，“没有人听到过一点儿关于梅里曼的消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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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方的一座指挥部，曾对跨越比利牛斯山之旅做出过生动描述的匈牙利裔美国志愿兵沃勒什·山多尔被任命为由第十五旅士兵组成的多国纵队的政委，之前他们试图击退挥师前进的国民军时，指挥他们的正是鲍勃·梅里曼。走马上任后，沃勒什便出发去前线寻找梅里曼。沃勒什极其崇拜梅里曼，不过，这并未让他停止之前梅里曼不在玛丽昂身边时对后者的挑逗。他长途跋涉了好几个小时，还沿途安排部分英国士兵组成宪兵队，试图阻挡向后方张皇溃逃的人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丢弃了枪支。“英国人很擅长干这个，对那些不愿意掉头的人，他们威胁会开枪射杀他们。他们可不是开玩笑，有两个人拒绝照做，结果真被他们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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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沃勒什找到了一座小山，他本以为梅里曼应该就在这里。“我听说，梅里曼在将此处设为指挥所后就带着他要安排的部队继续前进了……梅里曼派回来的通信员告诉我，他最后一次见到梅里曼时，这位少校正冒着密集的火力亲自率领残余部队进入战场。从此以后，他那边的消息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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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什派出了两名通信员寻找梅里曼，二人无一归来。他能听见崎岖的山峰上发出的枪声和国民军的炮火声。人们正向后方拥去。“有个身体强壮的男孩，是个美国人，肩膀很宽，身材健美，我怀疑他都不到20岁……他茫然地走在路上，眼球凸出，也不眨眼，始终盯着一个方向，嘴巴大张着……不论别人问他名字还是番号，他都不回话，只是喃喃自语：‘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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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什的手表之前就坏了，此时也没有其他人还有手表。他跳进了一个散兵坑躲避国民军飞机的扫射与轰炸。虽然依旧渴望找到梅里曼，沃勒什却也在心里咒骂着梅里曼那让手下士兵和他一起困在枪林弹雨中的“人人皆平等的个性”——梅里曼知道，若非如此，这些人早就不会坚守岗位了。炮弹在沃勒什四周爆炸，进一步确认了国民军正在急速接近的事实。一个满脸是血的西班牙军官告诉沃勒什，防守的共和军几乎已经弹尽粮绝了。听到这些，沃勒什立刻征用了一辆卡车，火速驶回埃布罗河东岸的一处军需库寻找补给。当他把卡车装满并返回阿尔瓦·贝西刚刚跨过的桥时，他们“被共和军中的西班牙人拦住了……他们不让我们继续前进，因为这座桥马上就要被炸毁了。我恳求他们的西班牙少校放我们赶快过桥，但他坚称已经来不及了，炸药已经全部就位，很快就会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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