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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尽了全部力气、几天没有合眼、除了树上的浆果和发绿的杏仁以外没吃过其他东西的四人向着埃布罗河一路前行。河对岸还在共和军掌握之下，那里能确保他们的安全。一路上，他们避开大路，始终在旷野和山坡行进。在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时候，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他们向下望去，看到“零散的人群正翻山越岭，爬上前方的丘陵，一路蜿蜒向着埃布罗河进发”。贝西同行的伙伴之一，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码头工人卢克·欣曼（Luke Hinman）认出他们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国际纵队成员。“‘那是我们的人。’卢克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下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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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部队聚集在埃布罗河畔莫拉，这座小镇位处一座中世纪城堡脚下，当地有座可以过河的桥。贝西写道，街道上“挤满了穿着破衣烂衫、士气低落的人，徒劳地思考着他们的终极困惑：‘英国人在哪里？’‘第十四旅在哪里？[18]’‘第十一旅在哪里[19]？’……我们躺着休息的地方是一座被栅栏围起来的小型牧场，地上几乎全是人的排泄物……这里没有人下达命令，没有权威机关，就连个能去报告点儿什么的地方也找不到。”当有加拿大人问“林肯营在哪儿”的时候，“我们回答道：‘我们就是林肯营的人……’士兵们坐在人行道上，累得无法继续行进。在一个文明世界的镇子街头看到有人在人行道上撒尿，这种感觉太奇怪了”。一个大约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坐在一辆卡车的尾门上，一直哭个不停：“妈妈不见了！妈妈不见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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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野战电话机里传来国民军坦克正在逼近的消息时，这些共和军的士兵向东蜂拥过桥，桥上已经绑好了炸药，这样等他们过桥之后就能引爆。抵达对岸后，他们到了一座更大些的镇子上，秩序看上去也更好些。幸存者们根据所属连队进行了分组，补给正从后方运到这里，写给美国人的家信也在其中——这些信是在一天夜里被通信员送过来的。“我们蜷缩在一处深沟里，围在毯子下一根点燃的火柴周围，通信员逐一浏览着信件。他念出了好几百个名字，但只有大约15人应声并取走了信。念完信上的署名花了他半个小时，经过开始几次以后，再也没人帮着回答‘死了’或‘失踪了’，我们干脆默不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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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的报纸《自由志愿者》（Volunteer for Liberty）也被送了过来。从前，这是份刊登着满满的积极乐观文章（《军中圣诞》《东布罗夫斯基旅帮助农民收获橄榄》《加拿大人在西班牙》，等等）的报纸，现在，它已经成了一份满是布道和劝诫词的双页传单：“不要将一寸土地拱手让给敌人！”“将侵略者赶出西班牙！”“反击的时候到了！”以及“军纪说明：军人和暴徒的区别”。[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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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写道，饱受折磨的幸存者们聚在一起后发现，“没有人听到过一点儿关于梅里曼的消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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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方的一座指挥部，曾对跨越比利牛斯山之旅做出过生动描述的匈牙利裔美国志愿兵沃勒什·山多尔被任命为由第十五旅士兵组成的多国纵队的政委，之前他们试图击退挥师前进的国民军时，指挥他们的正是鲍勃·梅里曼。走马上任后，沃勒什便出发去前线寻找梅里曼。沃勒什极其崇拜梅里曼，不过，这并未让他停止之前梅里曼不在玛丽昂身边时对后者的挑逗。他长途跋涉了好几个小时，还沿途安排部分英国士兵组成宪兵队，试图阻挡向后方张皇溃逃的人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丢弃了枪支。“英国人很擅长干这个，对那些不愿意掉头的人，他们威胁会开枪射杀他们。他们可不是开玩笑，有两个人拒绝照做，结果真被他们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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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沃勒什找到了一座小山，他本以为梅里曼应该就在这里。“我听说，梅里曼在将此处设为指挥所后就带着他要安排的部队继续前进了……梅里曼派回来的通信员告诉我，他最后一次见到梅里曼时，这位少校正冒着密集的火力亲自率领残余部队进入战场。从此以后，他那边的消息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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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什派出了两名通信员寻找梅里曼，二人无一归来。他能听见崎岖的山峰上发出的枪声和国民军的炮火声。人们正向后方拥去。“有个身体强壮的男孩，是个美国人，肩膀很宽，身材健美，我怀疑他都不到20岁……他茫然地走在路上，眼球凸出，也不眨眼，始终盯着一个方向，嘴巴大张着……不论别人问他名字还是番号，他都不回话，只是喃喃自语：‘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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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什的手表之前就坏了，此时也没有其他人还有手表。他跳进了一个散兵坑躲避国民军飞机的扫射与轰炸。虽然依旧渴望找到梅里曼，沃勒什却也在心里咒骂着梅里曼那让手下士兵和他一起困在枪林弹雨中的“人人皆平等的个性”——梅里曼知道，若非如此，这些人早就不会坚守岗位了。炮弹在沃勒什四周爆炸，进一步确认了国民军正在急速接近的事实。一个满脸是血的西班牙军官告诉沃勒什，防守的共和军几乎已经弹尽粮绝了。听到这些，沃勒什立刻征用了一辆卡车，火速驶回埃布罗河东岸的一处军需库寻找补给。当他把卡车装满并返回阿尔瓦·贝西刚刚跨过的桥时，他们“被共和军中的西班牙人拦住了……他们不让我们继续前进，因为这座桥马上就要被炸毁了。我恳求他们的西班牙少校放我们赶快过桥，但他坚称已经来不及了，炸药已经全部就位，很快就会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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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炸药真的被引爆了。“一声巨响震颤了大地，随后又传来更多的爆炸声。火柱吞噬了桥的中跨，一大段中跨隆起，钢梁在火舌的映衬下被炸向天空……一大块钢条嗖地飞过我的头顶，天上到处是嘶嘶作响的碎片，我一直趴在地上，直到天上再无飞来飞去的碎片为止……突然之间，夜静得让人害怕。”能让梅里曼、上百名逃亡的林肯营士兵和其他被困在河岸西侧的共和军部队逃离的最后捷径关闭了。“埃布罗河太宽太深，无法涉水通过，水流又太快，大多数人是不可能游过来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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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的地中海攻势得到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对那些焦急等待着被卷入战斗的家人消息的美国家庭来说，有关的详细信息却少得可怜。在这期间，有法国媒体报道了上千名西班牙难民和部分共和军逃兵拥入法国国境的消息。1938年4月4日，赫伯特·马修斯为《纽约时报》撰文称，“没有人知道”美国营或是包括梅里曼在内的第十五国际旅的军官的下落。对于依然幸存，但被困在河岸另一侧的林肯营士兵来说，莫拉的埃布罗河大桥被摧毁不是什么吉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工人阶级子弟，之前根本没机会学习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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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修斯和海明威再次发起了寻找那些杳无音讯的美国人的努力。沿着埃布罗河东岸的共和军控制区行驶时，他们遇见了两名刚刚泅渡过岸的美国人——二人看起来疲惫而憔悴，光着脚，身上除了披着路过的卡车扔给他们的毯子外一丝不挂——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乔治·瓦特和约翰·盖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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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英俊的瓦特留着一头微微发红的金发，来自纽约，之前是名共产运动学生领袖，因为脸上温暖的笑容、澎湃的激情和对西班牙事业颇具孩子气的饱满热情，他被其他士兵起了个绰号：“千瓦”。“他不是那种典型的党干部，而是像个绅士，”有个多年之后与他结识的人回忆道，“他属于那种人，如果要跟小孩子说话，他会弯下膝盖，让自己跟那孩子一般高。”相比之下，盖茨却是个感情并不外露的人，也不太被其他战友喜欢，在他们眼里，盖茨身体强壮，待人简慢，周身散发出的威严气质让很多比他块头更大的人都感到害怕。阿尔瓦·贝西就觉得他是个“冷峻”的人。[25]盖茨是个党的坚定支持者，他在军中是名政委，林肯营的众多人事记录中都出现过他对某人是不是“好同志”的评语。他的崛起非常迅速，在西班牙的美国人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以讲话迅速、为人严肃、厉行军纪而著称。然而，眼下已经不会再有人在乎军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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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拥抱问候之后，为遇见其他美国人而感到欣喜的瓦特和盖茨向另外两人讲述了他们的可怕经历，他们是怎么游过河的，其他几个不会水和负伤的同志是怎么坐在一艘自制的救生筏上被冲到下游然后消失不见了的。渡河之前，他们已经跋涉了三天两夜，靠北极星识别方向。白天，佛朗哥的侦察机就在他们头顶飞过，敌人的坦克发出的轰隆声隔着很远就能听到。西班牙当地村民给了他们一些食物并告诉他们，前不久，一些国际纵队士兵在一座小镇的中心广场上被国民军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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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二人后，海明威和马修斯继续前进，去寻找更多林肯营生还者。不久之后，盖茨和瓦特发现了一个同他们一起渡河，但在更远的下游上岸的同志，以及贝西和他的两个同伴，三人是在桥梁被炸前成功过河的。六名泅渡者最后找到了些衣物，海明威和马修斯也回来了，并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马修斯后来写道，他们坐在地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身体却在不住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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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泅渡过来的人——显然就是他们在不住颤抖——告诉马修斯，和贝西的遭遇一样，前一天晚上他们也误打误撞闯进了一处国民军营地，里面的一些人一看就是纳粹的坦克手。不过与贝西和他的小队不同，他们几个人的身份没被识破。“受到怀疑时，他们就用西班牙语回话……这三个泅渡的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其他在场士兵的身份，”马修斯写道，“他们中的一个告诉我，他当时询问了对方的身份，结果得到的是德语回答：‘第八师。’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没人感到张皇失措，大家只是继续平静地上路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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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西的描述中，马修斯“穿着棕色灯芯绒料子的衣服，戴着玳瑁镜框眼镜，身高体瘦。他长着一张清心寡欲的长脸，双唇紧闭，表情阴郁”。海明威则“个子更高，身材魁梧，脸庞通红，比你见过的所有人的体型都大；他戴着一副钢制框架眼镜，留着浓密的髭胡……见到彼此后，他们俩同我们一样，显得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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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记者给了这些许久都没沾过一点烟草的志愿兵一些“好彩”和“切斯特菲尔德”牌的香烟。“海明威的那股急切劲就像个孩子……他就像个大男孩，很招人喜欢。”贝西写道，“他问问题的样子就像个孩子：‘然后呢？后来发生什么了？你们当时怎么办的？他当时说了什么？然后你们又是怎么做的？’马修斯倒是什么也没说，不过他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做了记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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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马修斯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在我写过的报道中，从没有哪篇能像林肯-华盛顿营的覆灭这般令我伤心。这确实让我感到很难受。这些人我都很熟悉，他们算是我最希望认识的那种好小伙儿。要是能不写下这样的报道，我宁可一年不要薪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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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的炮击声提醒着人们，也许不消几天工夫，佛朗哥的部队就将抵达地中海沿岸了。“海明威看起来并未气馁，马修斯则不然。”贝西后来回忆道，“海明威说，没错，他们是快到海边了，但那没什么值得担心的。我们早就知道会是如此了，会有人对此担起责任的，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其余地区保持联络的办法早就被想出来了，用船也好，用飞机也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海明威还报道了一起罗斯福刚促成的交易：他将先赠送给法国200架飞机，这样，法国就可以将这200架飞机转交给西班牙共和国了。（在这件事上，海明威错把希望当成了现实。就在几天之前，海明威和马修斯才刚刚发报给罗斯福提出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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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西对飞机一事表示怀疑。“可那些飞机到底在哪儿呢？”即便在公路上，当一大批乱哄哄的难民和撤退士兵在他们四周来回拥挤前行时，我们的小说家依旧保持着彻底的乐观：“战争即将进入新的阶段，海明威如是说道：共和政府将加倍反抗……世界各地的正义人士正在向本国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援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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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美国人下场如何呢？没人真正了解情况。不过，马修斯向《纽约时报》的读者们讲述了一个幸存者的故事。据这个幸存者讲，直到在黑暗中遇见国民军部队为止，梅里曼一直带领着一队国际纵队士兵向埃布罗河前进。仍然希望到达河岸的他们试图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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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得到的回应却是一句生硬的‘Manos arriba（举起手来）！’，然后这个［国民军］士兵向着警卫中士大声喊道：‘赤色分子，有赤色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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