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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军向德国申请对其安全工作提供支援。希特勒愉快地表示同意，派出了党卫队的海因茨·约斯特（Heinz Jost）上校（此人后来在二战期间指挥过一支在东欧执行屠杀任务的纳粹别动队）带领一队军官前往萨拉曼卡，协助整理大量被俘共和军人员的文件档案，以及其他大约200万名被认为从事颠覆活动的人的有关资料。盖世太保也派出审讯官驻扎在西班牙，任何被俘获的德籍国际纵队志愿兵都会被押送到他们那里。佛朗哥授予了党卫队队长官海因里希·希姆莱国民军最高级别的帝国轭箭大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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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对奥地利的吞并后，希特勒将目光转向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对外宣称将去解救那些在这个国家饱受歧视的德裔民众。考尔斯此时正在那里进行报道，和每次一样，在这里，又一位非常愿意护送她前往事件中心的男人出现了，他是一名支持纳粹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这是人们对生活在捷德边境的德裔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称呼。这是一场在距离德国边境仅两英里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的纳粹集会，“一场由无数旗帜、纳粹标志、横幅……希特勒的大幅海报和震耳欲聋的‘希特勒万岁’欢呼声组成的噩梦。集会在市政厅举办，超过6500名德意志人将这里挤得满满当当。身穿统一制服的苏台德人守卫站在拥挤的走廊两旁。”[6]德国在两国边境进行军队动员，作为回应，捷克方面也征集了40000名士兵。危机暂时得到平息，但几乎没有人对危机很快便会卷土重来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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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对岸，这场危机却似乎突然对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袖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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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5日，《纽约时报》在头版以两个首页专栏的篇幅刊登了标题为《罗斯福支持解除对西班牙禁运》的头条文章。文章开头这样写道：“政府已经决定支持由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德·P.奈（Gerald P.Nye）提出的议案，解除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目前看来，有关法案将在本期国会休会期到来前获得通过。”罗斯福本人当时正在加勒比海上的一艘海军舰船上钓鱼度假。他很快就将返回华盛顿，每个人都在等待更加正式的声明公布。看来，西班牙共和国终于能从美国人手里购买他们急需的武器装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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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玛丽昂·梅里曼来说，罗斯福莫名其妙的回心转意来得太迟了。不确定性是最让人痛苦的事情。尽管按照常规，国民军会对战俘执行枪决，尤其是军官和来自外国的志愿兵们，但在这个春天短暂的一段时间里，佛朗哥却叫停了这一行为，希望用国际纵队的俘虏们交换被共和军俘获的意大利战俘。《纽约时报》的卡尼甚至还被允许对一些被俘的美国人进行了采访，这是不是这些人将得到生机的信号？但是，没人敢对此表示肯定，也没人知道那些在埃布罗河的混乱撤退时被报失踪的美国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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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修斯的报道便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只要马修斯在报道中提到鲍勃，玛丽昂住在纽约的一个朋友就会给她打电话。4月10日那天，马修斯写道，梅里曼和第十五国际旅的政委戴夫·多兰“依旧下落不明”，但是另外三名成功穿越国民军控制区并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美国军官“带来了他们或许会再次现身的希望……和他们的同志一样，梅里曼和多兰足智多谋，勇气十足，身强力壮，如果有人能从这样的困境脱身，他们俩一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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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奥克兰论坛报》（Oakland Tribune）的头条新闻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伯克利的志愿兵据称性命无虞。”该报道源自一则流言，流言说，鲍勃被关押在毕尔巴鄂附近一座国民军监狱中。5月，驻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美国外交官也向玛丽昂发来消息说他们收到了同样的情报。5月29日，卡尼在报道中写道，有18名美国战俘被关押在布尔戈斯附近的集中营，但国民军官员不愿确认梅里曼是18人中一员的流言的真伪。卡尼继续写道，他从“来自非官方渠道但一向灵通的消息源”获悉，“被俘没多久……一些美国战俘未经审判便被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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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纽约的朋友通过电话向她讲完了故事的结局后，玛丽昂由恐惧变为了愤怒。“美国驻塞维利亚领事查尔斯·贝（Charles Bay）前往布尔戈斯与当地官员探讨了商务事宜，可他却说，自己并未接到任何要求询问当地美国战俘情况的指令。‘从应征为外国参战的那一刻起，’他说，‘作为美国人，他们就不能再对我国政府会牵挂他们的个人安危抱有任何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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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生！”[7]她在电话里大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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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知道贝几个月前曾迅速出手与佛朗哥进行交涉，成功为加入国民军外籍军团后逃跑被抓，面临死刑的美国志愿兵盖伊·卡斯尔（Guy Castle）重新赢得了自由，且他的上司、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曾参与其中的话，玛丽昂一定会更加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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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名加州大学教授签署了请求赫尔提供帮助的联名信，然而，除了令后者发表了一篇坚称贝领事的话只是被错误引用的声明外，他们的行动收效甚微。梅里曼的母亲给罗斯福夫人寄去了一封信，收到信后，罗斯福夫人将信转给了国务院。此外，一些来自英国的学者也就梅里曼一事向佛朗哥发去了一封电报。6月，内华达州一份报纸以横跨四栏的几英寸高的大标题报道了“梅里曼据信安然无恙”的消息，但这只不过是毕尔巴鄂流言的再次重复罢了。“花了几个月时间，通过一切可能渠道寻找后，”玛丽昂写道，“我最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鲍勃不在毕尔巴鄂的任何一座战俘营中，别的地方同样找不到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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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识梅里曼的人待在一起时，玛丽昂至少还能感到一丝慰藉。当年11月，她为住在旧金山的林肯营老兵烹制了一顿感恩节大餐。之后的几个月里，通过在大撤退中幸存的美国人之口，她将梅里曼的遭遇进行了拼接还原。根据她了解到的情况，梅里曼最后一次被人见到是在1938年4月2日那天——也就是海明威和马修斯遇见泅渡埃布罗河的美国人的两天前。当时，梅里曼正率领撤退部队前往位于埃布罗河以西大约六英里的科尔韦拉（Corbera）镇，在此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国民军部队。从这开始，幸存者们的故事有了不同的版本。马修斯在报道中提到了国民军“举起手来！”的喊声，但其他目击者只听见了黑暗中响起的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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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梅里曼失踪当时的情况，以上就是玛丽昂所能找到的一切了——直到半个世纪后，一封不期而至的来信才改变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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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D.罗斯福从钓鱼假期返回后，真相大白，对他支持解除武器禁运的报道是假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谣言如何诞生仍然不为人知，毕竟，戴着无框眼镜、眼神敦厚、象牙烟嘴不离手的罗斯福算是历届美国总统中最高深莫测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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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众多国会议员都想解除武器禁运，持同样想法的人在国务院的反纳粹官员中也不少，一直长篇大论地给总统写信，恳请对西班牙共和国网开一面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就是其中之一。起初人们认为，也许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个想要对向罗斯福施压，所以才在《纽约时报》上发布了这样一篇报道。作为这篇报道的作者，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是众多颇具影响力的官方人士想要发表意见时经常使用的管道。几十年后，克罗克告诉一位历史学家，向他透露这个消息的要么是国务卿赫尔，要么就是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他已经记不清到底是谁了——为的是给武器禁运画上句号。还有一次，他则声称消息是内政部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Harold L.Ickes）——著名的内阁中西班牙共和国最热心的支持者——泄露给他的。[9]当时，伊克斯就此事向罗斯福施压已经有几个月了，他曾对罗斯福说过，不向西班牙出售武器是“美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10]但伊克斯的日记显示，和所有人一样，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同样令他吃惊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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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有位历史学家的解释更阴暗：泄露消息的就是罗斯福本人。[11]按他的说法，罗斯福也许把韦尔斯——后者是他的老友，曾在他的婚礼上担任迎宾——当成了中间人。总统本人有个习惯，他会不时就某项自己知道能够取悦部分支持者的政策变更散播流言；如果日后决定反悔，他会再将自己的计划受阻归咎于其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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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问题上，罗斯福似乎从未想过要改弦更张。在其他危机日益凸显的时候，这么做在政治上风险太大。问题重重的美国经济正经历新一轮下滑，他的政敌将之称为“罗斯福衰退”（Roosevelt Recession）。罗斯福的支持率在下降，他正为自己的政党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忧心忡忡。对美国来说，对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会遭到罗斯福十分重视的英国盟友反对，不仅如此，这么做还将得罪国务院内根深蒂固的保守势力。虽然对佛朗哥控制西班牙的前景十分厌恶，然而，尽管这样一来西班牙会变成美国的潜在敌人，可它对美国造成直接威胁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同样的问题换到德国和日本身上则不同，而这，才是罗斯福渐渐开始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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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眼下想要的，是利用自己有限的政治资本，去推动一项至关重要但停滞已久的新政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获得通过。罗斯福推测，如果他把消息泄露给《纽约时报》，这将激起要求维持禁运的抗议声浪——这正是他可以拿来作为让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自由派人士停止纠缠的最好工具。实际上，事情后来的走向正是如此：克罗克的报道令美国天主教上层集团进行了大量演讲和院外游说活动，要求必须保持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政策原封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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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来自天主教团体的压力对罗斯福来说到底多大仍然有待商榷。和现在一样，很多美国天主教徒并不按照他们主教的想法进行投票。1936年大选，超过七成美国天主教徒将票投给了罗斯福，无论罗斯福怎么处理西班牙问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肯定还会继续支持他。然而，由于向总统施压要求向西班牙共和国出售军火的自由派人士总是愿意相信关于天主教的一切坏话，将过错归咎于天主教徒就变得再方便不过了。在这一点上，他们同罗斯福身边属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族群的高层人士表现一致。“该死……要是我解除了禁运的话，”罗斯福对一名为西班牙问题前来游说的来宾说，“那群天主教徒准会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告诉热烈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哈罗德·伊克斯：“解除禁运将导致我们在明年秋天丢掉所有来自天主教徒的选票，这简直太荒谬了。”然而，罗斯福的这些说法却令玛莎·盖尔霍恩感到信服，她相信，即便罗斯福“毫无保留地同情西班牙共和国，他也明白自己做不了什么；天主教徒们对此很有把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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