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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并不是慕尼黑协定的缔约国。罗斯福总统还在继续释放信号，暗示人们他将重新考虑对西班牙的军售问题。在大量就此问题向他展开游说的信件中，有一封是这样写的：“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解除对西班牙的武器禁运吧，看看在我们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10]信的署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幽灵”。然而，经过了随后举行的193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丢掉了超过70个，在这些落选议员中，有些正是西班牙共和国最坚定的支持者。罗斯福不想因为冒险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改弦更张而进一步丧失在选民中的支持。当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改变了对此问题的看法后，在她写给玛莎·盖尔霍恩的一系列个人语气亲切友好、谈到政治却有所保留的信件中，罗斯福所担忧的，便是她想要表达的唯一观点。“亲爱的马蒂，”她在信中写道，“我不单看了你的报道，还把报道拿给总统看。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写一些看完不让人觉得那么惭愧的东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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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向国际纵队发表告别演说两星期后，佛朗哥的德国盟友释放出了信号，向世人展示了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将面临的遭遇。11月9日夜，纳粹冲锋队[12]同时在德国、奥地利以及如今已由希特勒控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占领区发起行动，袭击了超过1000座犹太教堂和7000处犹太人拥有的商业设施。他们到处放火，用斧子和大锤打破那些建筑的窗户，并杀害了超过90名犹太人。犹太人的民宅、学校和医院遭到肆意破坏，犹太公墓的墓碑要么被砸得粉碎，要么被连根拔起。满脸狞笑的纳粹分子将犹太教祈祷书和写有经典的卷轴尽数投入火堆当中。在这个由于碎玻璃碴随处可见、拥有几个世纪历史的犹太教教堂安装的彩色玻璃也未能幸免而被后世称作“Kristallnacht”（水晶之夜）的晚上，消防部门接到命令，任由建筑物燃起的大火肆虐，只有在邻近的“雅利安人”财产受到威胁时，他们才能去灭火。几天以后，所有犹太儿童被禁止进入德国学校就读，大约30000名犹太人被运往设在达豪（Dachau）及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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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六个星期，在一个飘雪的清晨，佛朗哥发动了他的最后一次攻势。他的陆军此时拥有大量德国军械装备，空军则在400名经德国训练的飞行员和他们从秃鹰军团接收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武装下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内格林孤注一掷前往巴黎，恳请法国外交部部长以及英美两国的驻法大使能够对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援助，结果无功而返。内格林也一直在试图通过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和其他渠道与佛朗哥妥协求和，但佛朗哥对此不感兴趣。对于减少由战争导致的伤亡，佛朗哥同样不感兴趣。当英国派出特使劝说双方停火时，西班牙共和国爽快地同意了，并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命令部队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而在关押着多达数千名正面临死刑的政治犯的国民军方面，同样的建议却遭到了拒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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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步枪到飞机无不严重短缺的西班牙共和国派出空军司令前往莫斯科请求支援。尽管已基本对西班牙丧失了兴趣，斯大林还是对西班牙共和国即将战败的前景表现出了关切，并向后者提供了一批军火。由于地中海直航航线依旧危机四伏，运输船不得不先前往一座法国港口进行货物中转。法方故意延迟了这批武器的交货，直到一切为时已晚，才将货物发出。当一名共和军军官最终来到位于法西边境一片空地上的交货地点检查货物时，他发现这批穿越边境送达的武器中竟然还有分解完毕的苏联新型战斗机和轰炸机。但此时此刻，西班牙共和国已经没有一座属于他们的飞机场能让他们将这些飞机组装完成了；同时，他们也没有足够多幸存的飞行员驾驶它们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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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普通居民每日摄入的食物热量不到800卡路里。由于没有煤炭，冻得瑟瑟发抖的老百姓只能拆掉家具、门和窗，与树枝一起扔进壁炉燃烧取暖，公寓里的照明要靠蜡烛。新招募的士兵被告知他们需要自己携带靴子与毛毯。在巴塞罗那，难民数量急剧膨胀，坏血病肆虐，官方提供的每日口粮是3.5盎司小扁豆。幸运些的人也许还能找到一小条干鳕鱼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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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赫伯特·马修斯的报道中，这些物资匮乏的局面却很少出现。“大体上，这里的人们并未感到灰心丧气。”1939年1月1日，马修斯在巴塞罗那这样写道。而当他不得不对共和军在两周之后进行的另一次撤退行动进行报道时，撤退则是“迅速且高效的”。那之后又过了几天，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共和军失去了对几座城镇的控制。但他坚称，共和军的士气“看起来很不错……这里没有人怀疑政府是否具备继续坚持抵抗许多个月的能力”。而当国民军部队不断迫近巴塞罗那时，他在1月25日发送给《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提醒读者，1936年的时候，共和军曾经“在马德里创造过奇迹，也许这次他们还能创造另一个”。[15]结果就在第二天，佛朗哥的部队进入了巴塞罗那外围的几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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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城市，人们正忙着毁掉一切可能招致国民军报复的物证，撕得粉碎的党员证和工会证纸屑丢得满街都是。成千上万人带着行李箱和成捆的衣物逃向了法国边境，运气好些的人则坐着汽车逃命。20000名因伤无法离开城市的共和军士兵此刻最为恐惧，因为他们缺胳膊少腿的样子和弹片造成的伤疤将成为向佛朗哥的军队出卖自己的铁证。“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些从瓦尔卡卡医院（Vallcarca hospital）爬出来的伤兵的样子，”一名女士这样写道，“他们的身体残缺不全，缠着绷带，上身半裸，尽管天寒地冻，他们还是努力往路上爬，痛苦地大喊着，乞求不要扔下他们……没有腿的人在地上爬，少了一只胳膊的人举起另一只拳头紧握的胳膊，年纪小的吓得痛哭流涕，年纪大的则愤怒地高声咆哮，诅咒着我们这些自己逃命而抛弃了他们的人。”[16]不过，就算有机会加入迈着沉重步伐逃向法国的队伍当中，他们的下场或许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就在暴雪和冻雨肆虐过程中，衣衫褴褛的人们组成的庞大队伍遭到了国民军飞机残忍的轰炸和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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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巴塞罗那后，国民军首先来到城中一座位于大广场的教堂进行跪地祷告，久违的钟声在教堂响起。随后，他们开始了为期数天、肆无忌惮的洗劫。玛莎·盖尔霍恩在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信中说，巴塞罗那的失守，“就像家中有人死去一样，而且只比那感觉更糟”。国际纵队三个月前曾经走过的大街被重新命名为大元帅大道（Avenida del Generalissmo）。一名国民军将军宣称，巴塞罗那是“一座罪孽深重的城市，现在，它必须受到清洗”。[17]监狱里塞满了人，禁书被成堆点燃，几千名教师丢掉了工作。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被慕尼黑会议的成果刺激到胃口的希特勒无视之前在会上达成的协议，派军队挺进了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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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缩水的控制区内，许多士兵连过冬衣物都没有的西班牙共和国经历了最后一次痛苦的抽搐，一场内斗过后，又有数千人失去了生命。这一次，内斗爆发在决心尽可能坚持抵抗、希望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或许会带来英法援助的内格林及其追随者，与希望和谈以避免人员继续伤亡的造反派军队指挥官之间。双方最终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战争尚未结束，英国与法国就在2月27日同时正式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佛朗哥接管了原本由西班牙共和国存放在两国银行的黄金——这帮了他的大忙，因为佛朗哥已经没有黄金储备了。佛朗哥对谈判毫无兴趣，只想让自己的敌人无条件投降。1939年3月31日，国民军占领了西班牙全境，战斗彻底结束了。除去战争期间被害的约20万名政治犯，[18]有保守数字估计，战争期间死亡及重伤的士兵大约也在20万人左右。[19]此外，在原共和军控制区，约1万名平民死于空袭，2.5万人死于因战争导致的疾病和营养不良。其他的估算数字给出的伤亡还要更多。西班牙人民将会发现，大规模死亡并未因战争结束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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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国民军和德意盟军一起举行了一场胜利大阅兵。地面部队在城中行进，天上的飞机排出阵型，拼出“佛朗哥万岁”字样的形状。与此同时，徒步逃亡的难民人数已增至50万。“上帝保佑，”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Ⅻ）在发给佛朗哥的贺电中写道，“对您在为天主教西班牙取胜过程中的杰出表现，我们要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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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托基尔·里贝尔也对佛朗哥的获胜感到欢欣鼓舞，他知道，德士古最后一定会因为战时赊卖出去的那些石油得到充分回报。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士古总计向国民军出售了价值至少2000万美元的石油，即使以最保守的算法估计，其价值也相当于今天的3.25亿美元。[21]德士古的自有油轮共完成了225次前往西班牙的航行，其租用的油轮进行了156次航行。[22]感激不尽的佛朗哥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继续从德士古购买石油，后来，他还向里贝尔颁发了伊莎贝拉天主教大十字勋章，这是西班牙的最高荣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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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媒体一直对德士古亲手打造的石油生命线视若无睹，不过，对于它的作用之重要，国民军则心知肚明。战后，佛朗哥政府的石油垄断专营体对里贝尔与布鲁斯特“对我们事业的热情”以及德士古“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公开表示感谢。几年以后，时任西班牙外交部副部长的说法则进一步升级。“如果没有美国石油、美国卡车和美国贷款的话，”他告诉一名记者，“我们根本无法赢得战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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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们有着充分的逃亡理由，因为佛朗哥的获胜带来的不是和解，而是报复。如果有国民军支持者在战争期间在某座城镇或村庄被杀或财产遭到没收，作为报复，这个地方的人会遭到处决，不论是否与事件有关联。如果当局无法给某个具体的人定罪，那么，他的整个家族都会遭到牵连。例如，卡米尔·孔帕尼斯-霍韦尔（Camil Companys-Jover）是巴塞罗那的一名杰出律师，还是巴塞罗那律师协会的负责人。尽管他的教区神父后来证实他在战争期间为众多神职人员提供了庇护，但由于他的哥哥是加泰罗尼亚主席——并且很快就将被佛朗哥枪毙——因此他知道，自己要倒霉了。战争末期，他逃往法国，并且在那里自杀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逃过死后被判吊销律师执照15年及罚款的命运，其遗孀不得不替他缴纳罚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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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致力于在西班牙社会的各个层面排除他认为存在的外部影响。任何人只要在教堂等公开场合说巴斯克语或加泰罗尼亚语都会遭到逮捕，加泰罗尼亚人的教名被禁止使用，地方舞蹈被禁止表演。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并没有多少犹太人定居，但佛朗哥依旧对“犹太幽灵”大加鞭挞。他还颁布了一项名为“政治责任法”的法令，其逻辑与小说《1984》中描写的如出一辙：该法令宣称，由于其本人合法取得了权力，因此，任何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将以武装叛乱罪论处。与之类似的罪行还有以下一项，即，任何在军事政变爆发前两年中“以积极行动或消极抵抗方式反对国民运动”的人都将被定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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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令由恩里克·苏涅尔·奥多涅斯（Enrique Suñer Ordóñez）领衔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实施，他属于一等一的偏执狂，曾谴责西班牙共和国的政客“是一群在议会上蹿下跳的野猪样的偶蹄畜生，到处寻找着受害者，用毒牙噬咬他们，用爪子抓烂他们……西班牙曾经是，现在则又一次地成了史诗般战斗上演的大剧场，在这里，巨人泰坦和启示录中描绘的怪物们进行着殊死搏斗。《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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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行刑队枪毙之前，直到供认自己有罪为止，犯人们会频繁遭到折磨与殴打，还要经常忍饥挨饿。常规的折磨手段包括将犯人的头浸在马桶中；强迫他们长时间伸出右臂，一边行礼一边唱国民军颂歌；还有对他们的耳朵、乳头以及生殖器实施电击。即便犯人未能主动认罪，当局也有办法宣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举个例子，被关押在马洛卡岛的政治犯玛蒂尔德·兰达（Matilde Landa）是一名不信教的世俗女性，受过教育，曾拥有自己的职业，并且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对她来说算得上四大罪过）。当局要求她公开宣布放弃政治信仰，并完成受洗皈依天主。无法忍受进一步接受审讯的她从监狱的阳台上跳下去自杀了。就在从她跳下去到彻底死亡的45分钟里，一名神父被派来为她做了临终祈祷，当局并未将她的尸体还给家人，而是给她举办了一场天主教的葬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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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兰达这样的西班牙共和国女性特别容易激起当局的怒气。奥利娃·卡韦萨斯·加西亚（Oliva Cabezas Carcía）是一名护士，她曾试图与自己的情人、来自波兰的雅克·格兰布拉特医生一起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逃离西班牙，二人曾在第十五国际旅的医院共事过。徒步两天后，怀有身孕的加西亚无法继续前进了。于是，她回到了姐姐在马德里的住处，并在战争结束时为格兰布拉特生了个儿子。为了庆祝佛朗哥的胜利，她曾被敌人们强迫跳舞——在她即将分娩的时候。消息传到了格兰布拉特那里，此时他已在法国成了难民。“（听到消息）我放声大哭，自打成年以后，我从来没这样痛哭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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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一座女子监狱的关押人数迅速膨胀到了14000余人。许多妇女在狱中遭到强奸并怀孕，大约12000个由这些西班牙共和国囚犯生下的孩子被送进了孤儿院，有些在还是婴儿时就被直接从母亲手中夺走。剥夺这些母亲对孩子的抚养权的行为在西班牙首席军事精神病专家安东尼奥·巴列霍·纳吉拉（Antonio Vallejo Nágera）看来正当无比，他相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迷信”将像病菌一样，由母亲传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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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甄别出哪些人曾经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此，告发检举就变得十分重要。同时，如果检举不出任何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了。“你无权阻止司法系统揪出一切祖国的敌人。”[29]桑坦德的一份报纸发出这样的警告。神父也会将那些不来参加弥撒的人登记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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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至少有20000名共和国分子在佛朗哥获胜后遭到处决。虽然不清楚具体数字，但还有比这多得多的人死在了各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30]1940年，根据佛朗哥政权自己提供的数据，约27万名定罪囚犯被分别关押在总计只能容纳2万人的监狱里，还有另外10万人在拘留所中等待判决。[31]监狱里的食物糟糕透顶，疾病盛行，有时候，犯人们持续一两天都没有水喝。1941年，仅在科尔多瓦一地，就有502名犯人死在狱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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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羁押人数的统计还未包括被“军事化流放”者，其人数至少有9万。他们被投入各种各样建设项目中工作，包括开凿一条长达110英里的灌溉水渠，以为那些曾对佛朗哥提供支持的大庄园主的土地进行灌溉。还有很多犯人被租给私人公司充当劳工，其费用之低，使自由劳工的工资跟着不断下降。大约2万名强迫劳工建造了由山顶十字架形状的大型纪念碑和底部的长方形会堂组成的“烈士谷”（the Valley of the Fallen），从开始建设到最终完成，花了将近20年时间。显然，那些佛朗哥的受害者就没有这样的公共纪念建筑供后人凭吊了。比如，要是一名工会会员被扔进矿井摔死，他将连张死亡证明都没有，这意味着他的妻子将无法改嫁，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她并不能被算作寡妇。几十年间，对那些失去挚爱的人来说，趁着夜色，在爱人的死亡地点摆上一束鲜花以示纪念，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行为都会面临巨大风险。[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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