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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缩水的控制区内，许多士兵连过冬衣物都没有的西班牙共和国经历了最后一次痛苦的抽搐，一场内斗过后，又有数千人失去了生命。这一次，内斗爆发在决心尽可能坚持抵抗、希望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或许会带来英法援助的内格林及其追随者，与希望和谈以避免人员继续伤亡的造反派军队指挥官之间。双方最终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战争尚未结束，英国与法国就在2月27日同时正式承认了佛朗哥政权。佛朗哥接管了原本由西班牙共和国存放在两国银行的黄金——这帮了他的大忙，因为佛朗哥已经没有黄金储备了。佛朗哥对谈判毫无兴趣，只想让自己的敌人无条件投降。1939年3月31日，国民军占领了西班牙全境，战斗彻底结束了。除去战争期间被害的约20万名政治犯，[18]有保守数字估计，战争期间死亡及重伤的士兵大约也在20万人左右。[19]此外，在原共和军控制区，约1万名平民死于空袭，2.5万人死于因战争导致的疾病和营养不良。其他的估算数字给出的伤亡还要更多。西班牙人民将会发现，大规模死亡并未因战争结束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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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国民军和德意盟军一起举行了一场胜利大阅兵。地面部队在城中行进，天上的飞机排出阵型，拼出“佛朗哥万岁”字样的形状。与此同时，徒步逃亡的难民人数已增至50万。“上帝保佑，”教皇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Ⅻ）在发给佛朗哥的贺电中写道，“对您在为天主教西班牙取胜过程中的杰出表现，我们要向您致以诚挚的谢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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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托基尔·里贝尔也对佛朗哥的获胜感到欢欣鼓舞，他知道，德士古最后一定会因为战时赊卖出去的那些石油得到充分回报。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士古总计向国民军出售了价值至少2000万美元的石油，即使以最保守的算法估计，其价值也相当于今天的3.25亿美元。[21]德士古的自有油轮共完成了225次前往西班牙的航行，其租用的油轮进行了156次航行。[22]感激不尽的佛朗哥在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继续从德士古购买石油，后来，他还向里贝尔颁发了伊莎贝拉天主教大十字勋章，这是西班牙的最高荣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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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媒体一直对德士古亲手打造的石油生命线视若无睹，不过，对于它的作用之重要，国民军则心知肚明。战后，佛朗哥政府的石油垄断专营体对里贝尔与布鲁斯特“对我们事业的热情”以及德士古“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公开表示感谢。几年以后，时任西班牙外交部副部长的说法则进一步升级。“如果没有美国石油、美国卡车和美国贷款的话，”他告诉一名记者，“我们根本无法赢得战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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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们有着充分的逃亡理由，因为佛朗哥的获胜带来的不是和解，而是报复。如果有国民军支持者在战争期间在某座城镇或村庄被杀或财产遭到没收，作为报复，这个地方的人会遭到处决，不论是否与事件有关联。如果当局无法给某个具体的人定罪，那么，他的整个家族都会遭到牵连。例如，卡米尔·孔帕尼斯-霍韦尔（Camil Companys-Jover）是巴塞罗那的一名杰出律师，还是巴塞罗那律师协会的负责人。尽管他的教区神父后来证实他在战争期间为众多神职人员提供了庇护，但由于他的哥哥是加泰罗尼亚主席——并且很快就将被佛朗哥枪毙——因此他知道，自己要倒霉了。战争末期，他逃往法国，并且在那里自杀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逃过死后被判吊销律师执照15年及罚款的命运，其遗孀不得不替他缴纳罚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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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致力于在西班牙社会的各个层面排除他认为存在的外部影响。任何人只要在教堂等公开场合说巴斯克语或加泰罗尼亚语都会遭到逮捕，加泰罗尼亚人的教名被禁止使用，地方舞蹈被禁止表演。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并没有多少犹太人定居，但佛朗哥依旧对“犹太幽灵”大加鞭挞。他还颁布了一项名为“政治责任法”的法令，其逻辑与小说《1984》中描写的如出一辙：该法令宣称，由于其本人合法取得了权力，因此，任何对此表示反对的人都将以武装叛乱罪论处。与之类似的罪行还有以下一项，即，任何在军事政变爆发前两年中“以积极行动或消极抵抗方式反对国民运动”的人都将被定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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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法令由恩里克·苏涅尔·奥多涅斯（Enrique Suñer Ordóñez）领衔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实施，他属于一等一的偏执狂，曾谴责西班牙共和国的政客“是一群在议会上蹿下跳的野猪样的偶蹄畜生，到处寻找着受害者，用毒牙噬咬他们，用爪子抓烂他们……西班牙曾经是，现在则又一次地成了史诗般战斗上演的大剧场，在这里，巨人泰坦和启示录中描绘的怪物们进行着殊死搏斗。《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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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行刑队枪毙之前，直到供认自己有罪为止，犯人们会频繁遭到折磨与殴打，还要经常忍饥挨饿。常规的折磨手段包括将犯人的头浸在马桶中；强迫他们长时间伸出右臂，一边行礼一边唱国民军颂歌；还有对他们的耳朵、乳头以及生殖器实施电击。即便犯人未能主动认罪，当局也有办法宣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举个例子，被关押在马洛卡岛的政治犯玛蒂尔德·兰达（Matilde Landa）是一名不信教的世俗女性，受过教育，曾拥有自己的职业，并且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对她来说算得上四大罪过）。当局要求她公开宣布放弃政治信仰，并完成受洗皈依天主。无法忍受进一步接受审讯的她从监狱的阳台上跳下去自杀了。就在从她跳下去到彻底死亡的45分钟里，一名神父被派来为她做了临终祈祷，当局并未将她的尸体还给家人，而是给她举办了一场天主教的葬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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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兰达这样的西班牙共和国女性特别容易激起当局的怒气。奥利娃·卡韦萨斯·加西亚（Oliva Cabezas Carcía）是一名护士，她曾试图与自己的情人、来自波兰的雅克·格兰布拉特医生一起穿越比利牛斯山脉逃离西班牙，二人曾在第十五国际旅的医院共事过。徒步两天后，怀有身孕的加西亚无法继续前进了。于是，她回到了姐姐在马德里的住处，并在战争结束时为格兰布拉特生了个儿子。为了庆祝佛朗哥的胜利，她曾被敌人们强迫跳舞——在她即将分娩的时候。消息传到了格兰布拉特那里，此时他已在法国成了难民。“（听到消息）我放声大哭，自打成年以后，我从来没这样痛哭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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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一座女子监狱的关押人数迅速膨胀到了14000余人。许多妇女在狱中遭到强奸并怀孕，大约12000个由这些西班牙共和国囚犯生下的孩子被送进了孤儿院，有些在还是婴儿时就被直接从母亲手中夺走。剥夺这些母亲对孩子的抚养权的行为在西班牙首席军事精神病专家安东尼奥·巴列霍·纳吉拉（Antonio Vallejo Nágera）看来正当无比，他相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迷信”将像病菌一样，由母亲传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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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甄别出哪些人曾经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此，告发检举就变得十分重要。同时，如果检举不出任何人，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了。“你无权阻止司法系统揪出一切祖国的敌人。”[29]桑坦德的一份报纸发出这样的警告。神父也会将那些不来参加弥撒的人登记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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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至少有20000名共和国分子在佛朗哥获胜后遭到处决。虽然不清楚具体数字，但还有比这多得多的人死在了各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30]1940年，根据佛朗哥政权自己提供的数据，约27万名定罪囚犯被分别关押在总计只能容纳2万人的监狱里，还有另外10万人在拘留所中等待判决。[31]监狱里的食物糟糕透顶，疾病盛行，有时候，犯人们持续一两天都没有水喝。1941年，仅在科尔多瓦一地，就有502名犯人死在狱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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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羁押人数的统计还未包括被“军事化流放”者，其人数至少有9万。他们被投入各种各样建设项目中工作，包括开凿一条长达110英里的灌溉水渠，以为那些曾对佛朗哥提供支持的大庄园主的土地进行灌溉。还有很多犯人被租给私人公司充当劳工，其费用之低，使自由劳工的工资跟着不断下降。大约2万名强迫劳工建造了由山顶十字架形状的大型纪念碑和底部的长方形会堂组成的“烈士谷”（the Valley of the Fallen），从开始建设到最终完成，花了将近20年时间。显然，那些佛朗哥的受害者就没有这样的公共纪念建筑供后人凭吊了。比如，要是一名工会会员被扔进矿井摔死，他将连张死亡证明都没有，这意味着他的妻子将无法改嫁，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她并不能被算作寡妇。几十年间，对那些失去挚爱的人来说，趁着夜色，在爱人的死亡地点摆上一束鲜花以示纪念，是他们唯一能做的。除此之外，其他任何行为都会面临巨大风险。[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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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佛朗哥政权完全建立在他对生与死的任意操弄之上，正如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在书中所写的那样，“元首经常在饭后喝咖啡的时候浏览死刑犯名单，这时他的私人神父常常会伴随左右……他会在那些他决定判死刑的人的名字旁写个‘E’，遇到可以减刑的，就写上‘C’。对那些他觉得有必要拿出来树立典型的人，他则会写上‘garrote y prensa’（绞死，让媒体报道）”。每当名单被送到全国各地的监狱，“每例判决都将在监狱的中央大厅被大声朗读出来。有些监狱官喜欢在读姓前先大声把名读出来，如果这是个常见名，比如说胡安或者何塞这种，他们就停顿一下，吓唬所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在阿莫雷比埃塔（Amorebieta）的女子监狱，朗读判决的工作由一名行使看守职责的修女负责完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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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82岁那年患上种种老年病去世为止，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统治西班牙超过36年，这比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在位时间都长。佛朗哥的一些做派最终看齐了西班牙王室：进出教堂时头顶要有遮蔽的顶罩，站在高台上接见各国大使，将自己的头像印在硬币上。包括战时的将军在内，佛朗哥按照王室做法对自己的部分支持者进行授衔，创造了一系列伯爵、侯爵和公爵。离奇的是，这些新贵族中有些在死后才得到追封，不免令人联想到天主教的追封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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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乔治·奥威尔在其统治开始之初所观察到的那样，佛朗哥的统治“与其说是实行法西斯主义，不如说是在试图恢复封建制度”。[35]天主教廷在当时拥有着巨大的权势，而妇女的地位则比在希特勒的德国更为低下。女性在法律上被当作父亲或丈夫的附属，一个女人想要在银行开户、拥有房产、进行诉讼、找工作或是离家旅行，必须先得到这些男人的批准。如果妻子被抓到通奸，丈夫有权将其杀死。在统治后期的几十年里，佛朗哥政权变得不再那么凶残严酷；西班牙经济最终得以增长，对妇女的限制逐渐松绑，文化领域的守旧气氛也渐渐减轻。然而，严刑拷打依旧属于社会常态，他所建立的国家依旧维持着极权体制，直到这位独裁者死前的1974年，西班牙依旧在使用绞刑处决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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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evor，Antony. The Battle for Spain：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 New York：Penguin，2006.，p.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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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olunteers in Spain，” Times of London，29 October 1938.Katz，p.60采用的数值更小，为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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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ayne，Stanley.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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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tthews，Herbert L. 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46.，p.141；Herbert L. Matthews Papers，Box 21，Fold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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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tz，pp.61-62；Volunteer，December 2008，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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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omas，H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2001.，pp.8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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