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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入二战后，超过425名林肯营老兵进入美军服役，此外，大约有超过100人在商船队工作。他们中至少有21人死亡——死在德国的天空中、向苏联输送物资的摩尔曼斯克（Murmansk）航线上、南太平洋的岛屿上、日本战线推进到的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上千名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纵队老兵也在为同盟国作战。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原籍英国，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再后来，他成了耶鲁大学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二战期间，他被美军派往意大利，成了当地一支反纳粹游击队的联络员。起初，他发现自己“有时候会将新认识的意大利人与几乎快要被我忘记的西班牙朋友们搞混……突然，就在我又一次这样尝试着试探别人之后，那个……同志，他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微笑，走到我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西班牙[6]，对不对？’他说。”二人发现，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他们彼此的部队就紧挨着。“从那以后，我和游击队员们之间的交情变得相当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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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内战结束于1939年，但在此之后，一场另类的战争仍在研究有关问题的作家当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如果西班牙共和国获胜，后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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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右翼作家认为，就像匈牙利或保加利亚十年后那样，获胜的西班牙共和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考虑到苏联军官通过秘密警察和派驻军队取得的影响力，有人宣称，西班牙共和国本来就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了。记者与历史学家萨姆·唐纳豪斯（San Tanenhaus）将林肯营称为“斯大林的动员兵”，还说“他们与1930年代大清洗时期死亡的数百万名苏联民众一样，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消耗品”。[8]他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以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作为证据，根据档案记载，在西班牙的苏联特工们要么在因自己与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取得的影响力而扬扬得意，要么就在不断催促对西班牙左翼阵营中的对手展开“清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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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共和国，苏联的确拥有着强大的存在感。当“热情之花”向国际纵队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别演说时，悬挂在演讲台上俯瞰下方的多幅巨大画像中就有斯大林。但是，不论克里姆林宫多么雄心勃勃，它都几乎不可能控制得了一个取得最终胜利的西班牙共和国。若想对附庸国进行控制，一国几乎总是要依靠对驻军力量的运用。举例来说，在20世纪的多半时间里，通过不断派出海军，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与之类似，1945年后，苏联也通过驻扎在东欧的百万大军保持着对该地区的控制——当有国家想走上自主道路时，苏联便会使用这些部队，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或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如果没有大规模驻军，想要让地处欧洲边缘的西班牙听命于苏联实在是件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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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则认为，如果共和国取胜，欧洲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会走上更加美好的轨道。例如，维利·勃兰特就曾写道：“如果西班牙内战的结果不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统治地位必将遭到削弱，这或许将阻止二战的爆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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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观点同样不符合现实。尽管希特勒支持佛朗哥，但西班牙对他来说从来都是次要的。希特勒最痴迷的，始终是将德国势力向东扩张：得到波兰、拥有肥沃良田的乌克兰、俄国南部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及里海油田。很难想象西班牙共和国获胜会让这样的梦想变得黯淡无光。然而，如果西班牙共和国是在民主国家的帮助下获胜，那么，在随后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中，纳粹必将失去一个提供用于生产武器的重要战略性金属原料——铁、铜、水银、钨以及黄铁矿等——的来源地，失去意义重大的潜艇基地，当然，还会失去45000名蓝色师团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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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西班牙内战，不过，一个国家除外。如果西班牙共和国取胜，西班牙人将不需要忍受佛朗哥36年的残酷独裁统治。有人对西方国家拒绝提供帮助感到后悔了——尽管已经太迟，这个人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9年1月27日，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自己觉得武器禁运政策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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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班牙回国两年后，按照曾经害怕自己不能生还的鲍勃的叮嘱，玛丽昂·梅里曼再婚了。数十年后，她告诉一名记者，刚再婚的时候，她经常会做噩梦，梦里鲍勃回来了，要求她必须从两个丈夫里面选一个。她后来在斯坦福大学的行政部门工作，生下了三个孩子。并且，和其他曾经志愿前往西班牙的人——不论是共产党员、前共产党员还是反共人士——的遭遇一样，联邦调查局对她进行走访。生性多疑的时任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甚至还将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已经死去的人。艾森豪威尔的特别助理、竞选芝加哥市长的共和党候选人罗伯特·梅里安姆（Robert Merriam）发现，联邦调查局把自己的名字与鲍勃搞混了，他们对自己也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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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过去几十年后，为了找到鲍勃的失踪地点，玛丽昂和第二任丈夫一起去过一次西班牙，在他死后，她还和曾经的战友去过两次。然而令她备感挫折的是，她没能找到任何确定无疑的信息。1938年春天那场令人绝望的混乱撤退留下的只有零零散散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幸存者也越来越少。“时间都去哪儿了？”[12]就在与鲍勃的结婚15周年纪念日后，在给阿尔瓦·贝西的信里，她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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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一直与米利·贝内特保持着友谊。即便身边全是共产主义的忠实拥趸，贝内特似乎依旧如鱼得水，对于自己的“不同流合污”，她感到很满意。[13]不过，她有一次倒是得意扬扬地提起过自己在玛丽昂的家里控制不住与共产党拥护者们争论的经历。“她没法让自己的好朋友……继续待在屋子里……因为我跟他们打了起来！”[14]贝内特曾经试图找到出版商出版自己的自传《生亦难，死亦难》（Live Hard，Die Hard），这本书她只写完了第一卷，记录了她1920年代在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度过的时光。[15]不过，因为大量出版商发来拒绝信，她没有再继续写作在苏联和西班牙时的经历。1949年，她的丈夫、前林肯营指挥官汉斯·阿米里因工伤死亡，十年后，她也因癌症病倒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是玛丽昂在照顾她。贝内特于1960年去世，弥留之际，陪伴在她身边的也是玛丽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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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珍斯基与帕特·格尼的婚姻并没有维持下去。珍斯基回到纽约后，帕特仍住在伦敦。很快，二战的爆发使普通民众在两国之间旅行变得几乎不可能了。通过二人寄给他们共同的知己、西班牙美国医疗队护士长及主管弗雷德里卡·马丁的信件，我们便能看出双方婚姻关系的坎坷。1941年，珍斯基同马丁提起了他的新男友，与格尼一样，此人对珍斯基要比珍斯基对他更加迷恋，然后她又补充道：“至于格尼……我也不知道我是想要他来到我身边还是怎么样。”1949年，内心仍怀着希望的格尼在给马丁的信中说：“一想到托比的事我就开心不起来，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对此能做些什么。生活真是糟透了。”格尼与珍斯基曾经短暂尝试一起生活在纽约，可在珍斯基心中，总显得飘忽不定的旧日爱情火焰终究未能再度燃起，最终他们还是离婚了。她在多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说，因为“成长在一个令人感觉不到快乐的家庭”，所以自己从来就不想同任何人结婚。她的侄女说，当有好奇的家人问起这段战争时期的罗曼史时，“她拒绝谈论有关格尼的事情”。[16]此后珍斯基未婚并继续从事护士工作，于199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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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子弹射伤手掌导致无法雕刻，格尼转行做了画家。他还在红海和亚丁湾钓过鱼，在水下采过珍珠，并写了一本关于这些经历的书；他还当过农民，也在希腊、土耳其和葡萄牙教过英语。他又结了一次婚。62岁那年，他在自己的西班牙回忆录即将出版前夕因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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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战期间超过1500万美国人穿上军装与法西斯进行战斗，可那些在此之前就决定穿上军装的人却还继续在被怀疑的气氛中生活着。健壮如牛、面色红润的得克萨斯人马丁·戴斯（Martin Dies）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17]的首任主席，他就是通过抨击赤色分子、工会成员和移民在政坛发迹的。根据另外一名国会议员的说法，戴斯曾经宣称：“如果你在1941年12月7日[18]之前就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你就是个早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19]尽管许多林肯营的老兵骄傲地接受了这一称呼，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发现，自己会被议会中的各种委员会传讯，或是在联邦调查局见过自己的雇主之后丢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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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开展的核武器间谍行动、冷战与即将到来的麦卡锡主义风暴恰好加深了官方的猜疑。有个西班牙归来的老兵就成了这种猜疑情绪的受害者，他就是爱德华·巴尔斯基医生。回国后，巴尔斯基成了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的主席，这是一个为打击佛朗哥政权展开游说，并向逃离西班牙的流亡者提供援助的组织。非美活动委员会传唤了巴尔斯基和该组织的其他一些人进行听证，并向他们提出了种种要求，包括提供接受过此类帮助的人的名单。巴尔斯基和同事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交出有关西班牙人的名单可能会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危险。1950年，巴尔斯基以藐视国会的罪名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半年。他在获释后发现，自己持有的纽约州医师执照的冻结时间被延长了六个月。为了这件事，他一路抗争，将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后者将他的改判请求驳回了。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对此判决表示异议：“当一名医生因为反对西班牙的佛朗哥而不能在美国行医拯救人命的时候，我们就该停下来仔细审视一下我们患上的被迫害妄想症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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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很多林肯营老兵都担心自己会遭到逮捕。机枪手海·塔布（Hy Tabb）是在那个夜晚与阿尔瓦·贝西一起，靠着结结巴巴的糊弄侥幸通过国民军营地的众人中的一员，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印刷工和校对员。在被州议会的某个委员会传唤后，他在自己的周末度假小屋里用一天时间烧掉了所有保存的战争纪念品，就连他特意收藏的一批海报也没能幸免。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杰克·彭罗德（Jack Penrod）在特鲁埃尔战役中领导了一个狙击小队，后来成了佛罗里达大学的英文系教授，他也销毁了自己写作的战时回忆录，因为“有段时间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真的为了对我家进行搜查而去申请搜查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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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回国后，吉姆·纽盖斯结了婚，成了两个男孩的父亲。不过，当知道纽盖斯曾经为西班牙共和国作战后，他们的纽约房东便企图将他们逐出自己的房子。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这位房东很乐意与他们展开合作。他将纽盖斯收到过谁的邮件告诉给探员，还说自己“不知道你们的调查对象当下在哪里工作，但知道他天天都在打字，显然是在写书”。[22]这是一本基于纽盖斯童年和青年时期在新奥尔良和纽约的经历写成的小说，出版于1949年。不过，有个小细节体现出了时代背景：在印在书的腰封上的生平简介里，纽盖斯完全没有提到西班牙。说到内战，书里提到的内战只有南北战争。纽盖斯甚至告诉大儿子，自己腿上弹片留下的大面积伤疤源于一起滑雪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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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书面世几个星期后，正要离开格林尼治村的一座地铁站时，纽盖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4岁。一个小偷随后偷走了他的钱包，导致尸体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四天之后，他那急得快要发疯的妻子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她始终相信，丈夫所有未出版的手稿都已经在他去世数年后的一场暴风雨中被灌入地下室的水毁掉了。[23]半个世纪以后，在佛蒙特的一间旧书店的故纸堆里，人们发现了仅存的纽盖斯日记的打字稿。纽盖斯的小儿子和父亲同名，父亲去世的那年，他只有一岁半。当这份日记被发现后，他告诉负责其出版工作的编辑：“迄今为止，这是我生命中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对我来说，这个男人曾经像个幽灵。”[24]他靠这份重见天日的日记的指引去了西班牙，走遍了当年父亲驾驶着救护车经过的道路与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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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向托基尔·里贝尔问起他曾经对佛朗哥的帮助，[25]他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我是一名爱国者，如果美国进入战争状态，我一定会从德士古CEO的位置卸任，重新去当一名船长，为国效力。然而，就在西班牙内战结束的第二年，里贝尔陷入了一场公共丑闻。在从1939年9月到两年后美国参战这段时光即将结束的前夕，他已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元首，他说道，正是那种你能与之合作的人，一个强大的反共领袖。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怀着满腔热情，向纳粹出售石油，从位于汉堡的造船厂订购油轮，并在德国闪击波兰后前往德国，在赫尔曼·戈林的陪同下乘飞机参观了几处关键的工业设施。在这趟行程中，里贝尔在这位纳粹空军总司令的庄园卡琳宫（Carinhall）里待了一周时间，很快，这里就要被从全欧洲掠夺来的艺术品装点得穷尽奢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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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以后，“船长”里贝尔营造的粗鄙水手形象在纽约的社交圈子里依旧很吃得开。他此时的住所位于中央公园南高档的罕布什尔大厦公寓（Hampshire House）的35层。其他住在这栋大厦的名人房客还有雷·博尔杰（Ray Bolger），他在《绿野仙踪》中饰演稻草人一角。里贝尔还是诸如在加利福尼亚举办的波希米亚森林聚会，以及华盛顿的烤架俱乐部举办的年度晚宴等只有圈内人参加的社交活动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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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贝尔着实帮了戈林几个大忙，其中就包括为格哈特·韦斯特里克（Gerhardt Westrick）赴美运作一事提供方便。韦斯特里克是个能力极强的德国院外活动家兼情报人员，他以德士古总部的一间办公室为据点，驾驶着里贝尔借给他的别克车，并在从一个德士古的律师手中租来的位于斯卡斯戴尔（Scarsdale）的豪宅中招待美国商界人士。1940年6月10日，在法国向入侵的纳粹德国投降后，里贝尔和韦斯特里克参加了一场于纽约华尔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包间中举办的庆祝晚宴，来自福特、通用汽车、柯达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高管们探讨了美国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前景，此时，纳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支配欧洲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韦斯特里克说，德国将是美国贷款的绝佳对象，同时，以后美国向英国出售军火这样的蠢事一定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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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贝尔总是很乐于聘用纳粹支持者。结果，德士古驻德代表会频繁接到本公司在纽约办公室的同事发来的电报。看上去，里面都是有关专利声明的内容；实际上，这些电文被证实包含了被译成密码的信息，记载着从纽约开往柏林的船只情报以及船上货物的清单。其他在德士古工作的纳粹分子发送的电报或是带往德国的文件，有些被伪装成了常规的业务函件，里面的内容却包含了美国石油以及航天工业的详细报告。警觉的英国特工发现了这些勾当中的一部分，并将发现透露给了《纽约先驱论坛报》。韦斯特里克被驱逐出美国，德士古因此而蒙羞，里贝尔被迫辞职，作为补偿，他得到了巨额养老金。对自身糟糕的公众形象感到不安的德士古迅速采取行动，试图将自己洗白。它开始对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的每周广播进行赞助，双方的这一合作关系此后将持续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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