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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得益于知恩图报的佛朗哥的帮助，被免职的里贝尔逢凶化吉。在大元帅的任命下，里贝尔成了为西班牙石油专营公司的首席美国买手。后来，他还在一系列报酬丰厚的岗位上任过职，先后涉足石油业、造船业和其他一些行业。1960年，在从德国的一家造船厂采购油轮的工作结束离开后，里贝尔在巴黎为随行人员包下了丽兹酒店的一整层。一天晚上，里贝尔由于感冒无法带领这些人前往一家高级餐厅用餐，于是，他叫他们中的一名年轻记者刘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后来，此人成了《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的长期编辑，并且政治观点与里贝尔反差巨大——在驻地负责招待大家。“他把我叫到了丽兹酒店的客房里，然后告诉我：‘听着，刘易斯，你今晚就是我。你知道怎么给小费吗？’我说：‘我不知道，船长。’他说：‘记住，小费必须给得多多的。’然后，他签了一大把面值100法郎的支票，还教我该如何把它们挥霍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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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浓密的头发在由黑变白，不过，里贝尔精力充沛的彪悍形象、创造财富的娴熟手段和对独裁领袖的喜好却丝毫未变。他曾通过铁路冷藏车偷运武器穿过边境支持墨西哥的一起有组织军事政变，为世界银行考察过伊朗国王的石油工业，还在佛朗哥的女儿和丈夫访美期间为其提供过招待，带他们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越美国。一行人参观了尼亚加拉瀑布，探访了新墨西哥州一处印第安保留地，参加了在休斯敦不对外开放的“海湾俱乐部”（Bayou Club）举行的一场宴会，还参观了好莱坞的派拉蒙工作室——在这里，他们会见了鲍勃·霍普[27]、加里·格兰特[28]、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并同塞西尔·B.德米尔[29]共进午餐。1968年，86岁的大富翁里贝尔最终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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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考尔斯于二战爆发前夕定居伦敦。二战刚一开始，她就回到美国发表巡回演讲，敦促自己的祖国参战。美国参战后，她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她重返战场，成了一名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考尔斯结了婚，成了一名事业有成的历史传记作家。73岁那年，她被诊断患有末期肺气肿，只剩下几个星期的生命。于是，她让丈夫开车带自己来到了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脉，当年就是在这里，她曾先后在对垒双方的阵营里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报道。回家途中，考尔斯在法国遭遇了车祸，最后受重伤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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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班牙内战期间魅力四射的一对情侣，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莎·盖尔霍恩于1940年结婚。正如他经常对年轻女士所做的那样，年长九岁的海明威会将妻子唤作“女儿”。在他们刚走到一起的几个月里，由于对海明威的明星风范太过迷恋，以至于在写给丈夫的部分信件中，盖尔霍恩的遣词造句总会在无意间显露海明威那与众不同的文体的影子。“在纽约，与那些人在一起，”在一封信中，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海明威式的文字，“与那些对我们的所知——瓜达拉马多么美好，那里的人们多么友善，圣胡安山[30]的旅程多么潇洒……我们躺在床上，听着机枪子弹呼啸而过，炸弹在街头爆炸——一无所知的人在一起，我该如何是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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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海明威期待这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人只做个花瓶就好的话，那他很快就要失望了。结婚不久，一切就变得十分明显，盖尔霍恩决定继续写作，不想生活在海明威的影子之下。尽管二人在二战期间均成了战地记者，但盖尔霍恩出人意料地偷偷登上了一艘医疗船，D日[32]第二天，她就抵达了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海明威抵达登陆点的时间则要晚上许多，这令他大为光火。他们在1946年办理了离婚手续。盖尔霍恩后来又投入多场战争的战地报道，出版的小说也广受欢迎。她还有个著名的习惯：直到89岁那年去世为止，只要在访谈中被问到任何有关海明威的问题，她都会迅速中止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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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与盖尔霍恩最后一次西班牙战地之旅回国途中，海明威开始写起了自己一直计划完成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于1940年出版时，海明威觉得，这本书是“我写过的书里最他妈精彩的一本”。[33]虽然他人并不认同，不过，无论这本书有哪些缺点，比起海明威在前线发回的新闻报道或是为《西班牙的土地》撰写的解说词，它所展现出的对西班牙内战在政治角度的解读的确更为全面。这部书里有对国民军和共和军双方对平民施加暴行的描写，也有对邪恶的暴民心态诱发的对右翼人士的屠杀——一些人曾被强迫从悬崖上跳下——的描写。尽管他的心始终与注定失败的西班牙共和国在一起，但在他的笔下，部分国民军士兵依旧是正派善良的人类，苏联官员的形象相当恶劣，国际纵队的政委安德烈·马蒂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在小说的一处描写中，马蒂逮捕了两名共和军通信员，严厉斥责他们有叛变行为，却丝毫不考虑赶快让他们将重要消息传达到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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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前林肯营士兵对海明威的作品大为震惊。阿尔瓦·贝西谴责海明威弱化了苏联对西班牙援助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马蒂“恶毒的……个人攻击”（不过在西班牙时，贝西私下里曾在日记中将马蒂称为“蛊惑人心、优柔寡断的老家伙”），他认为这部小说只是“一则标榜世界主义的爱情故事”。其他曾经参战的美国志愿兵也发表了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谴责之声，讽刺的是，在美共中地位比贝西要高得多的前林肯营政委史蒂夫·纳尔逊却和很多读者一样，被这部小说中生动且令人紧张的叙事迷住了。在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中，他称这部作品为“美国文学的不朽丰碑”。美共全国委员会随后要求纳尔逊撤回他的意见，纳尔逊照做了，并再次写道：“实际情况是，海明威并未陈述事实。”并且补充说，“这本书能够在资产阶级的文学沙龙里受到称赞”绝非偶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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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共曾经希望，由海明威创作的备受期待的小说能使来自众多国家、肩并肩与法西斯进行战斗的工人阶级形象名垂千古。但与期待相反的是，小说的中心角色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是名大学西班牙语讲师，还是个独狼式的破坏分子，做过的事情是炸毁位于战线后方的铁路桥，这一情节正来自海明威参与过的那场由安东尼·克劳斯特领导的游击队进行的夜间远征行动。矛盾的是，尽管乔丹同所有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人物一样，不相信任何信条教义，但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海明威参考的却是一个相反的人物。在这个来自美国西部、一头金发、高大勇敢、为自己的信念牺牲在西班牙的大学教师的身上，人们无疑能看到鲍勃·梅里曼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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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班牙内战，最为著名的非虚构类作品是乔治·奥威尔的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当此书于1938年春天在英国问世之时，在右翼人士眼中，这种记录与佛朗哥战斗的作品令人厌恶，他们因此躲得远远的。可对大多数左翼读者来说，奥威尔对由共产党支配的西班牙共和国警察追捕关押POUM成员的控诉又不对胃口。奥威尔于1950年去世，此前十几年间，这本书只卖出了800多本。结果，奥威尔刚一去世，冷战来临，评论家们正急不可耐地想要找到苏联背信弃义的早期例证，这本书收获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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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在西班牙遭到监禁，自己也勉强才逃过牢狱之灾的奥威尔自然会在写作期间对POUM遭到的迫害感到愤怒。不过，《致敬》这本书的一个优点恰恰是它所体现出的谦逊精神。“除非亲眼所见，”他这样写道，“否则你很难确定任何事……要去提防……一叶障目所导致的对事实不可避免的扭曲。”即便作品已付梓印刷，他也从不忌惮在某些问题上改变自己的观点。在这之后又过了六个月，他便认定，考虑到更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存在，相比之下，对具有革命思想的POUM的镇压，就如他在1938年晚些时候写给朋友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显得过于大惊小怪了”。五年以后，在一篇名叫《回顾西班牙内战》（Looking Back on the Spanish War）的随笔中，他含蓄地否定了自己之前在书中表达过的一个观点。此时他已确信，“如果革命没有遭到破坏，这场战争也许就能取得胜利”的观点“是错误的……法西斯能够取胜，是因为他们实力更强；他们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而别人没有”。[35]大多数当代的史学家都会同意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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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提到的那篇写于1943年的随笔中，奥威尔认为，外部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是决定性的。“是伦敦、巴黎、罗马和柏林决定了西班牙内战的最终结果。”[36]（他也可以在名单里填上华盛顿，这样会更准确。）去世几个月前，他完成了未来对《致敬》进行重新修订的说明。他没有删掉书中的任何内容，但提出要将正文中两个关于西班牙共和国内部派系纷争的长篇章节内容放进附录，不过，该书的英美出版商真正着手完成他的遗愿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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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西班牙的遭遇引出了一个问题：作家是否应该揭露对自己所坚信的目标造成破坏的信息呢？尽管奥威尔与海明威都激情昂扬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但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却不一样。《致敬》出版之时，战争仍在进行当中，但奥威尔所描写的被血腥的街头武斗撕裂了的，充斥着内讧的西班牙共和国所呈现出的远不是共和国政府想要向世人传达的图景。相比之下，对于那些可能会玷污西班牙共和国英雄般崇高形象的内容，海明威在他的战时报道中一个字也没有提过。他省下辛辣的笔墨，没去写安德烈·马蒂，没去写无能的指挥官们，没去写那些冷酷无情的秘密警察，也没去写对逃兵的处决，而是将这些留给了自己的小说和《山梁下》（Under the Ridge）这篇尖刻的短篇故事，它们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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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什么可以写写的？”在上面提到的短篇故事中，以第一人称示人的记者主角问一位共和军将军，后者刚接到命令，要靠自己人数不足的部队发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可以写的都在正式公报里写着呢。”将军回答，随后，他又补充道，“以后你可以把一切都写出来。”在一封写给自己的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中，海明威对此做出了和将军一样的区分：“我，穿上军装忠诚可靠，但等到战争结束，我就是个作家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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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讲实话的作家和一个不论是否值得、都愿为任何事业“穿上军装”的作家当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些时候，人是不可能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的。习惯上，我们声称尊重奥威尔的选择，并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推举为勇敢讲出真相的典范，这合情合理。但我们却很少停下来思考一下，当一项事业是正义的观点广泛传播时，我们又会采取多少自我审查。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吧，这场“正义的战争”，在很多方面都显得根本没那么正义。举例来说，从1945年开始，盟军从东欧地区强行驱逐了大约1000万德裔人口，他们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代人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50万或更多的人死去了。几百名西方记者知道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但几乎没人对此做过任何报道。（奥威尔是个稀有例外，他在那一年的早些时候就讲明了将德裔从波兰强行迁出的做法是“巨大的犯罪”。[38]）然而在西方记者界，二战却很少被视作历史上的可耻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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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结束15年以后，海明威公开宣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一流的作品”。对于《丧钟为谁而鸣》，奥威尔的感觉也是一样的。[39]对于彼此面对自我审查时做出的不同抉择，二人会同对方说些什么？他们似乎曾在1945年巴黎的一家酒店有过短暂交集，二人当时都是战地记者。不过，至于他们是否谈起过西班牙，我们没有任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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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班牙后，查尔斯与洛伊丝·奥尔先是住在法国，后来又回到了美国。查尔斯重新开始教授经济学，洛伊丝则成了一名工会组织者。二人性格不同这一点在西班牙时就已经很明显了，生下一个孩子以后，他们就离婚了。查尔斯一直作为研究国际劳工情况的经济学家延续着事业；洛伊丝又结了婚，生了几个孩子，成了教友派信徒以及华德福学校（Waldorf Schools）运动的积极分子，于68岁时去世。以新娘身份在革命旋涡中的巴塞罗那度过的九个半月时光始终是她生命中最为闪耀的部分。关于这段时期的生活，她在此后超过35年时间里写下了许多手稿，但一直没找到出版商。直到她去世很久以后，她在那段岁月的书信才最终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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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受到过西班牙内战影响的美国人后来走上了不同的生活轨迹。尽管林肯营老兵团体多年来始终由共产党支配，并亦步亦趋地与莫斯科保持相同立场，但大多数老兵都或早或晚地退出了共产党。[40]离开和留下的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相互指责；有时候，曾经在西班牙并肩作战的战友会不再同对方讲话。在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的1939年，作为对这一明目张胆的犬儒主义行径的回应，一次大规模的退党潮爆发。规模更大的退党行动发生在1956年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场被载入史册的演说，确认了那些党外人士长期以来传说的，有关斯大林时期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大规模逮捕处决活动和劳改营网络的存在。这场演说的效果，就好像教皇宣布新教徒从始至终都正确无比一样。在一次有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及其他党内官员——其中好几人都是林肯营老兵——出席的会议上，赫鲁晓夫的报告全文被大声朗读出来。感到自己终身确定无疑的信仰破灭后，在场的男男女女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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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对赫鲁晓夫所揭露的真相感到无比震惊的人中，有两个人是当年一起游过埃布罗河的约翰·盖茨和乔治·瓦特。瓦特曾说，退党是“我生命中最痛苦难忘的一章”。[41]晚年时，二人都写下过对自己年轻时对共产主义的幼稚幻想展开彻底的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觉得，这种幻想在一些老兵中间依旧存在。不过，盖茨依旧继续投身劳工运动，二人都将自己视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盖茨因心脏疾病即将在佛罗里达去世前，他们还见了最后一面，此时，距离他们渡河后的那个天气冰冷的黎明已经过去了5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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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人的政治观点不同，但几乎同本书中提起过的所有美国志愿兵一样，瓦特和盖茨也始终对自己曾经在西班牙战斗过的经历感到骄傲。即便是下面提到的这个人，虽然成了他那代人中最为著名的反共人士，也从未对自己曾经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感到后悔。1939年早些时候，在埃莉诺·罗斯福代表他亲自向苏联方面游说后，路易斯·费舍尔终于成功将妻儿带出了苏联。直到这时，他才开始心安理得地公开自己长久以来默默体会到的幻灭感。1949年，他成了当时标志性的反共文集、广为流传的《破灭了的信心》（The God That Failed）选集的六名编撰者之一。费舍尔曾经写道，他无法“想象生命中没有一种比本我存在更高，可以使我产生信仰的东西存在”。[42]替代苏联信仰在他心中地位的，是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关于甘地他写过好几本书。后来，在与妻子和平分手后，他定居在了新泽西的普林斯顿（Princeton）。仍然有女人在他身边簇拥；她们寄来的情书至少由三种以上语言写成，散落在费舍尔的大堆资料四周。最后一封充满了对情敌激烈愤怒的情书——普林斯顿当地警察一度还因此被叫了过来——来自另外一名著名的共产主义变节者，反叛了父亲的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43]，约瑟夫·斯大林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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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2800名美国人全部离世了，最后一人死于2016年。他们中的许多人生前成了其他公共事业的积极参与者。直到83岁那年，在和吉姆·纽盖斯与托比·珍斯基一起工作的战地医院受到空袭，并身负重伤的护士海伦·弗里曼才从为在加利福尼亚农场工作的移民劳工家庭提供医疗服务的岗位退休。他们在帕兹庄园和特鲁埃尔前线的指挥官爱德华·巴尔斯基，曾组织医生护士到密西西比州参加1964年举办的“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民权运动。同年，同样前往该州准备帮助建设一座黑人社区中心时，在战争中负过伤的林肯营老兵、木匠阿贝·奥谢罗夫（Abe Osheroff）的汽车被人炸掉了。在西班牙待过一年半的长寿护士希尔达·贝尔·罗伯茨（Hilda Bell Roberts）亲自参与了反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示威游行。曾在几乎每条林肯营战斗过的战线上担任过报话技术员和传令兵的哈里·费舍尔在一次针对小布什政府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抗议示威现场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也许，所有志愿兵的墓志铭都可以刻上23岁的海曼·卡茨从特鲁埃尔撤退被杀的七个月前，在一封信中写下的一句话。他在信中告诉母亲，如果他未曾来到西班牙，那么以后他将永远会问自己：“警笛响起之时，为何我没有唤醒自己？”[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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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其他自己颁给自己的头衔，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还将自己封为了摄政王，这样一来，一旦他去世，君主制就将恢复，西班牙将沿着他设定的专制之路继续前进。他将西班牙最后一位国王的孙子，胡安·卡洛斯王子（Prince Juan Carlos）培养成了接班人。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是，1975年佛朗哥死后不久，新的国王满足了全国上下的普遍愿望，经过大约40年之后，选举得以重新举行。6年后，他帮助政府迅速挫败了一起未遂军事政变。尽管经济几经沉浮，但西班牙作为议会民主制国家的未来看上去却相当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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