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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战期间超过1500万美国人穿上军装与法西斯进行战斗，可那些在此之前就决定穿上军装的人却还继续在被怀疑的气氛中生活着。健壮如牛、面色红润的得克萨斯人马丁·戴斯（Martin Dies）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17]的首任主席，他就是通过抨击赤色分子、工会成员和移民在政坛发迹的。根据另外一名国会议员的说法，戴斯曾经宣称：“如果你在1941年12月7日[18]之前就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你就是个早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19]尽管许多林肯营的老兵骄傲地接受了这一称呼，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发现，自己会被议会中的各种委员会传讯，或是在联邦调查局见过自己的雇主之后丢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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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开展的核武器间谍行动、冷战与即将到来的麦卡锡主义风暴恰好加深了官方的猜疑。有个西班牙归来的老兵就成了这种猜疑情绪的受害者，他就是爱德华·巴尔斯基医生。回国后，巴尔斯基成了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Joint Anti-Fascist Refugee Committee）的主席，这是一个为打击佛朗哥政权展开游说，并向逃离西班牙的流亡者提供援助的组织。非美活动委员会传唤了巴尔斯基和该组织的其他一些人进行听证，并向他们提出了种种要求，包括提供接受过此类帮助的人的名单。巴尔斯基和同事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交出有关西班牙人的名单可能会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危险。1950年，巴尔斯基以藐视国会的罪名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半年。他在获释后发现，自己持有的纽约州医师执照的冻结时间被延长了六个月。为了这件事，他一路抗争，将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后者将他的改判请求驳回了。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对此判决表示异议：“当一名医生因为反对西班牙的佛朗哥而不能在美国行医拯救人命的时候，我们就该停下来仔细审视一下我们患上的被迫害妄想症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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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大环境，很多林肯营老兵都担心自己会遭到逮捕。机枪手海·塔布（Hy Tabb）是在那个夜晚与阿尔瓦·贝西一起，靠着结结巴巴的糊弄侥幸通过国民军营地的众人中的一员，后来成了《纽约时报》的印刷工和校对员。在被州议会的某个委员会传唤后，他在自己的周末度假小屋里用一天时间烧掉了所有保存的战争纪念品，就连他特意收藏的一批海报也没能幸免。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杰克·彭罗德（Jack Penrod）在特鲁埃尔战役中领导了一个狙击小队，后来成了佛罗里达大学的英文系教授，他也销毁了自己写作的战时回忆录，因为“有段时间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真的为了对我家进行搜查而去申请搜查令”。[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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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回国后，吉姆·纽盖斯结了婚，成了两个男孩的父亲。不过，当知道纽盖斯曾经为西班牙共和国作战后，他们的纽约房东便企图将他们逐出自己的房子。联邦调查局的档案表明，这位房东很乐意与他们展开合作。他将纽盖斯收到过谁的邮件告诉给探员，还说自己“不知道你们的调查对象当下在哪里工作，但知道他天天都在打字，显然是在写书”。[22]这是一本基于纽盖斯童年和青年时期在新奥尔良和纽约的经历写成的小说，出版于1949年。不过，有个小细节体现出了时代背景：在印在书的腰封上的生平简介里，纽盖斯完全没有提到西班牙。说到内战，书里提到的内战只有南北战争。纽盖斯甚至告诉大儿子，自己腿上弹片留下的大面积伤疤源于一起滑雪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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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新书面世几个星期后，正要离开格林尼治村的一座地铁站时，纽盖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年仅44岁。一个小偷随后偷走了他的钱包，导致尸体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四天之后，他那急得快要发疯的妻子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她始终相信，丈夫所有未出版的手稿都已经在他去世数年后的一场暴风雨中被灌入地下室的水毁掉了。[23]半个世纪以后，在佛蒙特的一间旧书店的故纸堆里，人们发现了仅存的纽盖斯日记的打字稿。纽盖斯的小儿子和父亲同名，父亲去世的那年，他只有一岁半。当这份日记被发现后，他告诉负责其出版工作的编辑：“迄今为止，这是我生命中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对我来说，这个男人曾经像个幽灵。”[24]他靠这份重见天日的日记的指引去了西班牙，走遍了当年父亲驾驶着救护车经过的道路与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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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向托基尔·里贝尔问起他曾经对佛朗哥的帮助，[25]他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我是一名爱国者，如果美国进入战争状态，我一定会从德士古CEO的位置卸任，重新去当一名船长，为国效力。然而，就在西班牙内战结束的第二年，里贝尔陷入了一场公共丑闻。在从1939年9月到两年后美国参战这段时光即将结束的前夕，他已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元首，他说道，正是那种你能与之合作的人，一个强大的反共领袖。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怀着满腔热情，向纳粹出售石油，从位于汉堡的造船厂订购油轮，并在德国闪击波兰后前往德国，在赫尔曼·戈林的陪同下乘飞机参观了几处关键的工业设施。在这趟行程中，里贝尔在这位纳粹空军总司令的庄园卡琳宫（Carinhall）里待了一周时间，很快，这里就要被从全欧洲掠夺来的艺术品装点得穷尽奢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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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以后，“船长”里贝尔营造的粗鄙水手形象在纽约的社交圈子里依旧很吃得开。他此时的住所位于中央公园南高档的罕布什尔大厦公寓（Hampshire House）的35层。其他住在这栋大厦的名人房客还有雷·博尔杰（Ray Bolger），他在《绿野仙踪》中饰演稻草人一角。里贝尔还是诸如在加利福尼亚举办的波希米亚森林聚会，以及华盛顿的烤架俱乐部举办的年度晚宴等只有圈内人参加的社交活动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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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贝尔着实帮了戈林几个大忙，其中就包括为格哈特·韦斯特里克（Gerhardt Westrick）赴美运作一事提供方便。韦斯特里克是个能力极强的德国院外活动家兼情报人员，他以德士古总部的一间办公室为据点，驾驶着里贝尔借给他的别克车，并在从一个德士古的律师手中租来的位于斯卡斯戴尔（Scarsdale）的豪宅中招待美国商界人士。1940年6月10日，在法国向入侵的纳粹德国投降后，里贝尔和韦斯特里克参加了一场于纽约华尔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包间中举办的庆祝晚宴，来自福特、通用汽车、柯达以及其他一些公司的高管们探讨了美国与纳粹政权合作的前景，此时，纳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支配欧洲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韦斯特里克说，德国将是美国贷款的绝佳对象，同时，以后美国向英国出售军火这样的蠢事一定不会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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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贝尔总是很乐于聘用纳粹支持者。结果，德士古驻德代表会频繁接到本公司在纽约办公室的同事发来的电报。看上去，里面都是有关专利声明的内容；实际上，这些电文被证实包含了被译成密码的信息，记载着从纽约开往柏林的船只情报以及船上货物的清单。其他在德士古工作的纳粹分子发送的电报或是带往德国的文件，有些被伪装成了常规的业务函件，里面的内容却包含了美国石油以及航天工业的详细报告。警觉的英国特工发现了这些勾当中的一部分，并将发现透露给了《纽约先驱论坛报》。韦斯特里克被驱逐出美国，德士古因此而蒙羞，里贝尔被迫辞职，作为补偿，他得到了巨额养老金。对自身糟糕的公众形象感到不安的德士古迅速采取行动，试图将自己洗白。它开始对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的每周广播进行赞助，双方的这一合作关系此后将持续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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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得益于知恩图报的佛朗哥的帮助，被免职的里贝尔逢凶化吉。在大元帅的任命下，里贝尔成了为西班牙石油专营公司的首席美国买手。后来，他还在一系列报酬丰厚的岗位上任过职，先后涉足石油业、造船业和其他一些行业。1960年，在从德国的一家造船厂采购油轮的工作结束离开后，里贝尔在巴黎为随行人员包下了丽兹酒店的一整层。一天晚上，里贝尔由于感冒无法带领这些人前往一家高级餐厅用餐，于是，他叫他们中的一名年轻记者刘易斯·拉帕姆（Lewis Lapham）——后来，此人成了《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的长期编辑，并且政治观点与里贝尔反差巨大——在驻地负责招待大家。“他把我叫到了丽兹酒店的客房里，然后告诉我：‘听着，刘易斯，你今晚就是我。你知道怎么给小费吗？’我说：‘我不知道，船长。’他说：‘记住，小费必须给得多多的。’然后，他签了一大把面值100法郎的支票，还教我该如何把它们挥霍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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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浓密的头发在由黑变白，不过，里贝尔精力充沛的彪悍形象、创造财富的娴熟手段和对独裁领袖的喜好却丝毫未变。他曾通过铁路冷藏车偷运武器穿过边境支持墨西哥的一起有组织军事政变，为世界银行考察过伊朗国王的石油工业，还在佛朗哥的女儿和丈夫访美期间为其提供过招待，带他们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飞越美国。一行人参观了尼亚加拉瀑布，探访了新墨西哥州一处印第安保留地，参加了在休斯敦不对外开放的“海湾俱乐部”（Bayou Club）举行的一场宴会，还参观了好莱坞的派拉蒙工作室——在这里，他们会见了鲍勃·霍普[27]、加里·格兰特[28]、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并同塞西尔·B.德米尔[29]共进午餐。1968年，86岁的大富翁里贝尔最终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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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考尔斯于二战爆发前夕定居伦敦。二战刚一开始，她就回到美国发表巡回演讲，敦促自己的祖国参战。美国参战后，她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她重返战场，成了一名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考尔斯结了婚，成了一名事业有成的历史传记作家。73岁那年，她被诊断患有末期肺气肿，只剩下几个星期的生命。于是，她让丈夫开车带自己来到了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脉，当年就是在这里，她曾先后在对垒双方的阵营里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报道。回家途中，考尔斯在法国遭遇了车祸，最后受重伤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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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班牙内战期间魅力四射的一对情侣，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玛莎·盖尔霍恩于1940年结婚。正如他经常对年轻女士所做的那样，年长九岁的海明威会将妻子唤作“女儿”。在他们刚走到一起的几个月里，由于对海明威的明星风范太过迷恋，以至于在写给丈夫的部分信件中，盖尔霍恩的遣词造句总会在无意间显露海明威那与众不同的文体的影子。“在纽约，与那些人在一起，”在一封信中，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海明威式的文字，“与那些对我们的所知——瓜达拉马多么美好，那里的人们多么友善，圣胡安山[30]的旅程多么潇洒……我们躺在床上，听着机枪子弹呼啸而过，炸弹在街头爆炸——一无所知的人在一起，我该如何是好？”[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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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海明威期待这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人只做个花瓶就好的话，那他很快就要失望了。结婚不久，一切就变得十分明显，盖尔霍恩决定继续写作，不想生活在海明威的影子之下。尽管二人在二战期间均成了战地记者，但盖尔霍恩出人意料地偷偷登上了一艘医疗船，D日[32]第二天，她就抵达了奥马哈海滩（Omaha Beach）。海明威抵达登陆点的时间则要晚上许多，这令他大为光火。他们在1946年办理了离婚手续。盖尔霍恩后来又投入多场战争的战地报道，出版的小说也广受欢迎。她还有个著名的习惯：直到89岁那年去世为止，只要在访谈中被问到任何有关海明威的问题，她都会迅速中止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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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与盖尔霍恩最后一次西班牙战地之旅回国途中，海明威开始写起了自己一直计划完成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于1940年出版时，海明威觉得，这本书是“我写过的书里最他妈精彩的一本”。[33]虽然他人并不认同，不过，无论这本书有哪些缺点，比起海明威在前线发回的新闻报道或是为《西班牙的土地》撰写的解说词，它所展现出的对西班牙内战在政治角度的解读的确更为全面。这部书里有对国民军和共和军双方对平民施加暴行的描写，也有对邪恶的暴民心态诱发的对右翼人士的屠杀——一些人曾被强迫从悬崖上跳下——的描写。尽管他的心始终与注定失败的西班牙共和国在一起，但在他的笔下，部分国民军士兵依旧是正派善良的人类，苏联官员的形象相当恶劣，国际纵队的政委安德烈·马蒂则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在小说的一处描写中，马蒂逮捕了两名共和军通信员，严厉斥责他们有叛变行为，却丝毫不考虑赶快让他们将重要消息传达到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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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前林肯营士兵对海明威的作品大为震惊。阿尔瓦·贝西谴责海明威弱化了苏联对西班牙援助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马蒂“恶毒的……个人攻击”（不过在西班牙时，贝西私下里曾在日记中将马蒂称为“蛊惑人心、优柔寡断的老家伙”），他认为这部小说只是“一则标榜世界主义的爱情故事”。其他曾经参战的美国志愿兵也发表了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谴责之声，讽刺的是，在美共中地位比贝西要高得多的前林肯营政委史蒂夫·纳尔逊却和很多读者一样，被这部小说中生动且令人紧张的叙事迷住了。在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中，他称这部作品为“美国文学的不朽丰碑”。美共全国委员会随后要求纳尔逊撤回他的意见，纳尔逊照做了，并再次写道：“实际情况是，海明威并未陈述事实。”并且补充说，“这本书能够在资产阶级的文学沙龙里受到称赞”绝非偶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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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共曾经希望，由海明威创作的备受期待的小说能使来自众多国家、肩并肩与法西斯进行战斗的工人阶级形象名垂千古。但与期待相反的是，小说的中心角色罗伯特·乔丹（Robert Jordan）是名大学西班牙语讲师，还是个独狼式的破坏分子，做过的事情是炸毁位于战线后方的铁路桥，这一情节正来自海明威参与过的那场由安东尼·克劳斯特领导的游击队进行的夜间远征行动。矛盾的是，尽管乔丹同所有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人物一样，不相信任何信条教义，但在塑造这一形象时，海明威参考的却是一个相反的人物。在这个来自美国西部、一头金发、高大勇敢、为自己的信念牺牲在西班牙的大学教师的身上，人们无疑能看到鲍勃·梅里曼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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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班牙内战，最为著名的非虚构类作品是乔治·奥威尔的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本书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当此书于1938年春天在英国问世之时，在右翼人士眼中，这种记录与佛朗哥战斗的作品令人厌恶，他们因此躲得远远的。可对大多数左翼读者来说，奥威尔对由共产党支配的西班牙共和国警察追捕关押POUM成员的控诉又不对胃口。奥威尔于1950年去世，此前十几年间，这本书只卖出了800多本。结果，奥威尔刚一去世，冷战来临，评论家们正急不可耐地想要找到苏联背信弃义的早期例证，这本书收获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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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在西班牙遭到监禁，自己也勉强才逃过牢狱之灾的奥威尔自然会在写作期间对POUM遭到的迫害感到愤怒。不过，《致敬》这本书的一个优点恰恰是它所体现出的谦逊精神。“除非亲眼所见，”他这样写道，“否则你很难确定任何事……要去提防……一叶障目所导致的对事实不可避免的扭曲。”即便作品已付梓印刷，他也从不忌惮在某些问题上改变自己的观点。在这之后又过了六个月，他便认定，考虑到更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存在，相比之下，对具有革命思想的POUM的镇压，就如他在1938年晚些时候写给朋友的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显得过于大惊小怪了”。五年以后，在一篇名叫《回顾西班牙内战》（Looking Back on the Spanish War）的随笔中，他含蓄地否定了自己之前在书中表达过的一个观点。此时他已确信，“如果革命没有遭到破坏，这场战争也许就能取得胜利”的观点“是错误的……法西斯能够取胜，是因为他们实力更强；他们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而别人没有”。[35]大多数当代的史学家都会同意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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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提到的那篇写于1943年的随笔中，奥威尔认为，外部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是决定性的。“是伦敦、巴黎、罗马和柏林决定了西班牙内战的最终结果。”[36]（他也可以在名单里填上华盛顿，这样会更准确。）去世几个月前，他完成了未来对《致敬》进行重新修订的说明。他没有删掉书中的任何内容，但提出要将正文中两个关于西班牙共和国内部派系纷争的长篇章节内容放进附录，不过，该书的英美出版商真正着手完成他的遗愿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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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西班牙的遭遇引出了一个问题：作家是否应该揭露对自己所坚信的目标造成破坏的信息呢？尽管奥威尔与海明威都激情昂扬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但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却不一样。《致敬》出版之时，战争仍在进行当中，但奥威尔所描写的被血腥的街头武斗撕裂了的，充斥着内讧的西班牙共和国所呈现出的远不是共和国政府想要向世人传达的图景。相比之下，对于那些可能会玷污西班牙共和国英雄般崇高形象的内容，海明威在他的战时报道中一个字也没有提过。他省下辛辣的笔墨，没去写安德烈·马蒂，没去写无能的指挥官们，没去写那些冷酷无情的秘密警察，也没去写对逃兵的处决，而是将这些留给了自己的小说和《山梁下》（Under the Ridge）这篇尖刻的短篇故事，它们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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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什么可以写写的？”在上面提到的短篇故事中，以第一人称示人的记者主角问一位共和军将军，后者刚接到命令，要靠自己人数不足的部队发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可以写的都在正式公报里写着呢。”将军回答，随后，他又补充道，“以后你可以把一切都写出来。”在一封写给自己的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Maxwell Perkins）的信中，海明威对此做出了和将军一样的区分：“我，穿上军装忠诚可靠，但等到战争结束，我就是个作家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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