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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执政期间，国际纵队的老兵们只能秘密与从前的西班牙同志建立联系。约翰·麦克利戈特（John McElligott）曾在麦肯齐-帕皮诺营服役。内战后期，许多西班牙士兵替代了牺牲或受伤的美国和加拿大士兵。1947年，当时是名水手的麦克利戈特随船来到了巴塞罗那。他在逛街时惊讶地发现，自己从前的指挥官正在以擦皮鞋为业。他也坐下来擦鞋，但在公共场合，他们不敢显现出彼此认识的迹象。不过，这名西班牙人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把它塞进了麦克利戈特的裤腿里。纸上写着的是一个地址，麦克利戈特当晚到那里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十名正在等他的国际纵队西班牙老兵。“眼泪，”他说，“顺着我那该死的脸颊滑了下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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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死后，这样的聚会再也不需要偷偷进行了。1996年——那场战争爆发的60周年——经过投票，西班牙议会决定授予所有在世的国际纵队老兵荣誉公民身份。[46]和亲属一起，380名老兵来到了马德里，包括68名美国人。他们参观了过去的战场——在如今的哈拉马，一条高速公路横穿了当年那条路——并深受感动。在巴塞罗那，成千上万名群众在火车站迎接他们的到来，由于现场过于拥挤，隔离带都被搬了出来。这些八十多岁的泪眼婆娑的老男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杖，沐浴在年龄只有他们几分之一大的年轻人抛向空中的鲜花海洋里。他们的人生似乎已经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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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梅里曼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1987年，鲍勃的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收到了一封来自西班牙的信，收信人只写着“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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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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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西班牙老人，我年轻的时候……是林肯旅下属林肯-华盛顿营的一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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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被佛朗哥的骑兵抓住，成了俘虏，同一天罗伯特·梅里曼死在了他的队伍前面，在1938年4月2日，在我身边，在甘德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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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能发给我，玛丽昂·梅里曼女士的通信地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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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尾的署名是“福斯托·比列尔”（Fausto Villar），后面还有一句附注：“请原谅我糟糕的英文，但是我不会别的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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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英语的、西班牙语的以及两种语言混合写成的一封封信在比列尔、玛丽昂，以及人数不断扩大的林肯营幸存者之间来回传递着。比列尔列出了许多曾经与他一起服役的美国人的名字，并就“梅里曼如何死在我的身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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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列尔是一名来自巴伦西亚的家具制造工匠，他在林肯营服役了大概六个月。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英语，并与一名曾经在华盛顿州做护林员的美国人互相教对方自己的母语。在他写的信和发给玛丽昂的一部用西班牙语写成，但并未出版的回忆录的一些篇章中，他记载了与鲍勃·梅里曼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开始时的景象。“用他那激动得发抖的声音”，鲍勃·梅里曼告诉一队美国和西班牙士兵，他们被包围了，他将带领他们努力从“锁套中挣脱出来”，抵达埃布罗河边，共和军正把守在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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