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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被佛朗哥的骑兵抓住，成了俘虏，同一天罗伯特·梅里曼死在了他的队伍前面，在1938年4月2日，在我身边，在甘德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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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能发给我，玛丽昂·梅里曼女士的通信地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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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尾的署名是“福斯托·比列尔”（Fausto Villar），后面还有一句附注：“请原谅我糟糕的英文，但是我不会别的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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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英语的、西班牙语的以及两种语言混合写成的一封封信在比列尔、玛丽昂，以及人数不断扩大的林肯营幸存者之间来回传递着。比列尔列出了许多曾经与他一起服役的美国人的名字，并就“梅里曼如何死在我的身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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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列尔是一名来自巴伦西亚的家具制造工匠，他在林肯营服役了大概六个月。从那时起，他开始学习英语，并与一名曾经在华盛顿州做护林员的美国人互相教对方自己的母语。在他写的信和发给玛丽昂的一部用西班牙语写成，但并未出版的回忆录的一些篇章中，他记载了与鲍勃·梅里曼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开始时的景象。“用他那激动得发抖的声音”，鲍勃·梅里曼告诉一队美国和西班牙士兵，他们被包围了，他将带领他们努力从“锁套中挣脱出来”，抵达埃布罗河边，共和军正把守在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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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清晨，正当他们穿过一片掉光了叶子的葡萄园时，国民军机枪手向他们开了火。队伍中有数人倒下，其中就包括梅里曼，他离比列尔只有几步远。“我大声呼喊梅里曼的名字，一次，两次，三次，我不知道自己喊了多少次，但他毫无回应……‘回答我，梅里曼！拜托！’”[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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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梅里曼已死之后，比列尔和另外几名筋疲力尽的生还者一起穿过葡萄园，躲进了一间谷仓，当晚，他们在那里被国民军骑兵抓住了。他在集中营和劳改营里度过了两年时间。从那以后，历经持续数十年的独裁统治，他始终保持着沉默。同许许多多彼此政见不同的人——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海明威，美国武官斯蒂芬·富卡，反共的沃勒什·山多尔——一样，比列尔这个来自信奉无政府主义家庭的政治怀疑论者也感受到了梅里曼散发出的人格魅力，称呼他为“我无比钦佩的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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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半个世纪，任何人的记忆都可能是不牢靠的，对于那天的回忆，其他人的版本与比列尔有所不同。尽管并没有其他幸存者表示自己在梅里曼生命的最后时刻与他在一起，但据几个身处逃命队伍当中，并在梅里曼的带领下前往河边的林肯营老兵说，直到当晚夜幕降临，梅里曼仍在带队。前文那个在当晚听见“赤色分子！……举起手来！”的人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鲍勃和其他人是被俘了。[51]最近，一个在事发地区对当地老年村民进行采访的历史学家得知，当天国民军抓住了一队逃命的国际纵队士兵，将他们关押到第二天之后，两两一组全部枪毙了。一个老人回忆，他当时曾被强迫为一个“个子很高，棕褐色头发”的俘虏挖掘坟墓。[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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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真相到底如何，比列尔似乎都给玛丽昂带来了内心的平和。“关于鲍勃的死，这么多年时间，我给许多人写过许多信。”在给林肯营老兵卢克·欣曼——1938年年初那场绝命撤退的幸存者——的信中，她这样说道，“我很早就知道，他真的死了。但是，每当午夜降临，我总能听到他的声音。这么多年，在旧金山，我总会瞥见他的身影，想要冲过去追上他。可最终，他总会消失在人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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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尸体从没被人发现过。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和他在一起。我最终承认了这一点——但我无法接受这一点。战争年代，太多寡妇有过这样的遭遇了。”对于比列尔，她说：“这是第一次有人说自己亲眼看见鲍勃被杀……真相大白了。不可思议！我的朋友帕特恰好查过福斯托提到过的所有人名，结果真的是一个不少。并且，日期也吻合！”[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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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福斯托·比列尔第一封来信的四年之后，玛丽昂在睡梦中去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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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暖阳和湛蓝天空的映衬下，埃布罗河看上去出奇的平静。春季的洪峰早已过去，此时的水流很是轻柔。在当年约翰·盖茨与乔治·瓦特逃命时游泳的水域附近的河岸边，一座小型渡河索道的操作员慵懒地倚坐在躺椅上，等待着乘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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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距离那场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3/4个世纪，但是，在这片崎岖的土地上，战斗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满目疮痍的石头墙，一幢建筑物的大门上方刻着的第十五国际旅后勤部的模糊可见的题字，一座小山的山顶上，本地一间博物馆的职员正操纵一架小型挖掘机，使用金属探测器对战争时期的战壕进行发掘——他骄傲地向我们展示着这个下午刚挖出来的一枚意大利造子弹和一个冲锋枪弹匣。佛朗哥统治时期，当局摧毁了一切关于国际纵队的有形记录，但在马尔萨，西班牙唯一一座纪念战争中被害美国人的墓碑隐藏在镇外茂盛的灌木丛中，独裁统治期间，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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