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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军万马全都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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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奥斯托，《疯狂的奥兰多》，第33节 （芭芭拉·雷诺兹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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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管辖的意大利地区反抗他们希腊主人的叛乱并没有持续太久。作为道德领袖的教宗格列高利，并不希望伦巴第异教徒的势力坐大。而且不久后人们便发现，利奥三世禁止崇拜偶像法令的条款不会，也不可能在帝国的西边当真强制推行。当人们冷静下来，不再怒火中烧后，他们似乎产生了这样一个共识：既然这个新建立的民主制度可以在个别城市保留下来，那么还是让它继续存在，不过最好还是与拜占庭帝国保留着名义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在几年之内，因起义而产生的执政官奥尔索被拜占庭方面授予执政官（Hypatos）的帝国头衔时，就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了。这个奥尔索引以为豪的执政官头衔，与他已经拥有的那个之间的区别，在于获得这个帝国头衔后，他的后代们都可以使用伊帕托（Ipato）这个从此头衔演化而来的姓氏。不论在政治层面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在制度和情感上的纽带显然仍牢不可破。奥尔索不过是众多以拜占庭授予的尊称为傲的执政官中最早的一位。像“patricius”、“proedrus”和“spatharius”这样响亮的贵族称号常常出现，甚至有人怀疑它们在十世纪或更晚一些的时期被滥加使用。不久执政官的衣着就以帝国总督的，甚至皇帝的服饰作为样板，执政官的仪式亦刻意反映皇家惯例。在圣马可大教堂举办的周日礼拜仿效的是当时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希腊礼拜仪式。不少拜占庭少女和她们的威尼斯新郎们扬帆向西前往威尼斯，而许多威尼斯人选择将儿子送往东方，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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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政治的层面上，帝国对威尼斯的控制减弱了。可以确定的是，虽然希腊人不会眼睁睁放弃，看着这样的事发生而不做任何补救，但显而易见的是，拜占庭帝国在北意大利的势力在逐步衰微。公元742年，奥尔索的儿子特奥达托——他有时更愿意被人用狄乌迪弟[7]这个有些卖弄学问意味的名字称呼——在短暂的过渡期后被选为威尼斯第二任执政官。与此同时，特奥达托将政府所在地从帝国色彩更浓的赫拉克利亚搬到了地理位置更靠近中心，也更倾向于共和政体的马拉莫科[8]，这样一来，他觉得自己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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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文纳最终在公元751年被攻下，因此那块未被外来势力染指的空白地带——潟湖地区——就更显而易见，伦巴第人或许曾有过进军威尼斯、彻底填补这块空白的雄心壮志。但幸运的是，利乌特普兰德的继承人埃斯图尔夫国王心中有着更急迫的问题。就在同一年，阿尔卑斯山那一边的矮子丕平——铁锤查理的儿子——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希尔德里克国王，攫取了法兰克王国的宝座。旋即应教宗司提反三世之邀，丕平率军在极短时间内接连两次进入意大利，重创了伦巴第军队。自此之后，尽管丕平征服而来的大片领土被他赠予教宗司提反，从而打下日后教宗国与教宗世俗权力的基础，法兰克人仍然成了北意大利的控制者。然而威尼斯再一次幸免于战争，潟湖地区并不在被重新分配的土地之列，而法兰克人亦不急于将他们的势力向亚得里亚海周边扩展。直到六十年后总督制崩溃，威尼斯人才终于不得不组建起军事力量，保卫他们年轻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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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八世纪的后五十年对威尼斯人来说，要比前五十年来得更和平。威尼斯或许已经找到了适合它的政府组织形式，但它的内部还并没有达到稳定与团结。村落与村落之间，甚至单一聚落之内都常有争执，爆发的导火索离他们并不遥远，人们往往因为家族世仇或者派系争斗而怒火中烧。特奥达托被他的继任者刺瞎废黜后，同他父亲一样死于非命，而对他施以暴行的这位继任者仅仅数年之后亦遭受了相似的命运。第四任执政官任职的时间稍长一些，但八年之后，他因为引起两位保民官的不满而被铲除了。保民官这个职位在此时每年进行选举，为的就是防止执政官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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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4年，在毛里齐奥·加尔巴约当选后，执政官在位短暂的情况得到了改善。他是一位出身良好的赫拉克利亚人，声称自己是古罗马皇帝加尔巴[9]的后裔，毛里齐奥的当选代表着前拜占庭时代古老传统的回归。他的敌人们，忠诚的共和政体拥护者和那些认为与崛起的法兰克王国建立紧密联系对威尼斯的繁荣最为有利的人，认定他是个反动的保守分子。到了公元778年，这些人对毛里齐奥的猜疑在这位执政官让他的儿子乔瓦尼和他进行共治执政时得到了确认。对尚在萌芽期的共和政体而言，这前所未有的一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特奥达托·伊帕托确实亦是子继父职，但他并非直接继任，而且无论如何，他的就职是被大众选举所认可的。而另一方面，乔瓦尼的荣升意味着他可以在父亲去世后自动取得执政官实权而不必通过他的臣民们的同意，甚至都不需询问他们的意见。老执政官为此费尽心力去请求君士坦丁堡皇帝的许可，但这对共和国居民来说也没起到多大的安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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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个坏兆头。令人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毛里齐奥成功达成了他的目的，他的儿子乔瓦尼亦故技重施，于公元796年被准许让他的儿子与他共治，从而将威尼斯朝着世袭君主制的道路更推进一步。对此最可能的解释是威尼斯人厌倦了血腥的屠戮，转而寻求一个统治者能够平静地更迭、对日常生活和贸易扰乱最小的制度。这实在是无甚新奇，政权承继的顺畅度一直都是支持世袭的一方最有说服力的论点，而且在世上很多国家的实践中被充分证明。但这不意味着它适用于威尼斯，随后发生的事件很快就表现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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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巴约家族的第一位执政官，无论保守反动与否，还是做了很多当得起人民信赖的事。在其十一年的任期中，他优秀且有力地领导着人民。当威尼斯日渐繁荣，人口也逐日增多之际，人们慢慢扩散到潟湖中被早期居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忽略的岛屿上。特别是位于潟湖沙堤外围和大陆海岸正中间，从纳尔塞斯的时代起，就几乎处在荒废的状态的里亚尔托诸岛。这个地方的土地与其说是沙滩地，不如说更像一片泥泞，它们的周围环绕着浅滩，因而难以靠近，而且因为地势低洼，在亚得里亚海涨潮（这个现象被称作acqua alta）之际，就很容易受洪涝之苦。在此之前，这些岛屿从未被认为具有可集中殖民的吸引力。但是它们处于优越的中心地理位置，对那些厌恶旧的居住地内无穷无尽争执的人们来说，这些岛屿提供了享受和平的机会与崭新的开始。因此，在八世纪的时候，建设这块地方突然开始变成一件郑重其事的工作。一开始建设的重心集中在东部的奥利沃洛岛，相传当年特洛伊人在特洛伊城毁灭之后逃难西来，在岛上建造了一座要塞，因此之后这个地区就以卡斯特洛（城堡区）这个名字为人所知。公元775年，执政官毛里齐奥在这成立了一个新的主教辖区，并将一座以圣巴克斯与圣塞尔吉乌斯命名的小教堂改造为奉献给圣彼得的主教座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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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老执政官去世，他的儿子小乔瓦尼就像先前预料的那样，将所有的权柄收入掌中。然而可惜，这个乔瓦尼·加尔巴约没继承到多少他父亲的天分，他被证明并没有应对意大利其他地区正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时局的能力。在那些地方，法兰克人正在飞速巩固他们的地位，并展现出对共和国的独立日渐增长的威胁。矮子丕平死了，他的王位传给了儿子查理，即查理大帝。这位新国王将在此之前十五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意大利。在这段时间内，他对威尼斯人怀有由衷的厌恶之情，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得暴利，这位法兰克国王还一度向教宗呼吁要采取主动措施来对付威尼斯人。对教宗本人来说，自从矮子丕平打败伦巴第人之后，他便将自己视作意大利半岛上一块面积相当可观土地的主人，但在事实上，他却完全依靠法兰克王国来占据和保卫这片土地。教宗的亲法兰克政策自然而然地受到大多数拉丁教士的支持，因此在威尼斯长期存在着两个传统的宗教派系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第三股力量。威尼斯旧有的两个派系，尽管有过度简化之嫌，可以被划分描述为赫拉克利亚的亲拜占庭派，和另一个共和制下的马拉莫科派，而第三派中包含了很大比例的教士力量，他们选择站在法兰克的盟友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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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纪的最后数年中，三个派系都在积蓄力量，当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在圣诞节被教宗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时，它们的行为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推动力。在一度公开对马拉莫科的中央政权表示反抗的格拉多宗主教领导下，威尼斯的安全开始受到他的严重威胁。执政官乔瓦尼充分察觉到了危险，他如今步其父亲后尘，让儿子小毛里齐奥与他共治。同时为了将宗主教的影响限制在教堂之内，他新指派了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年轻希腊人到奥利沃洛的新教区去。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宗主教为他进行祝圣礼在前，克里斯托弗就不能够履行他的职责。而这位宗主教顽固地拒绝施行这个仪式，他拒绝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位年轻主教仅有十六岁，而是克里斯托弗贸然地宣布了自己反法兰克人的倾向。执政官对此举的响应是让儿子带着一支骑兵队乘船前往格拉多。他们到达格拉多，逮捕了宗主教，将他拖上他宫殿的高塔顶端，然后将已经遍体鳞伤的宗主教从那里丢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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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治刺杀很少能够达到它们预期的目的。这桩可怕的罪行声名远播，范围远超格拉多当地，直到几代人以后还有人宣称他们仍能看到高塔下石板路面上的血迹。而在被害宗主教的侄子福图纳图斯被选中接替他叔叔职位的消息到来之前，小毛里齐奥几乎无法动身返回家乡。比起他叔叔，福图纳图斯对加尔巴约家族统治的反对甚至更为激烈，他即刻便逃亡到了法兰克人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站在反对加尔巴约家族一方的世俗领袖们与福图纳图斯有着同样的担忧，他们害怕近期在格拉多发生的事件会成为威尼斯恐怖统治的序幕，于是他们一同迁移到了前保民官奥贝莱里奥·德利·安泰诺里治下的特雷维索。他们在那儿安顿下来，谋划如何推翻两位执政官的统治。他们在公元804年获得了成功。加尔巴约在一场民众起义中被废黜，但他们很幸运地得以活着离开。紧接着，年轻的主教克里斯托弗被判流放，奥贝莱里奥凯旋，随后在威尼斯获得了执政官的至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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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威尼斯人认为这是能够解决他们诸多问题的最后一场政变，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奥贝莱里奥毫不迟疑地提拔了自己的兄弟贝亚托与他共享宝座，而这对新的共治者很快就被证明与过去的那些毫无区别。内部动乱比以往更甚。过去两年的变乱激起了更激烈的情绪，导致了有待清算的新账和有待以牙还牙的新侮辱。赫拉克利亚和马拉莫科之间年深日久的世仇再度爆发并持续，直到前者遭到攻打，然后化为灰烬。面对过去几个月的状况，这两个不走运的统治者看起来似乎要重蹈他们前任的覆辙。然而这时宗主教福图纳图斯带着一份法兰克人提出的价码，从查理大帝的宫廷重新回到这里。他宣称，如果奥贝莱里奥能让他复任，并公开承认法兰克势力对威尼斯和潟湖的统治权，那么执政官和他的兄弟就可以依赖于查理在西方的罗马帝国（或称法兰克帝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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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贝莱里奥和他的兄弟反对亲拜占庭的加尔巴约家族，但他们从未对法兰克人表示过支持，而且兄弟两人对法兰克人产生的敌意，个人原因要多过政治因素。然而如今他们别无选择。于是，公元805年的圣诞节当日，威尼斯的统治者们在亚琛向身为皇帝的查理效忠，奥贝莱里奥甚至在法兰克宫廷仕女中为自己选择了一位新娘。这位女士随丈夫返回威尼斯之后，以威尼斯首位执政官夫人的身份名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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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尼斯的变节经过深思熟虑，亦符合情理，但收到消息后，君士坦丁堡方面十分不满。拜占庭人始终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作罗马帝国的正当继承者，因此他们还没有从查理加冕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两年后，当在位的佐伊女皇并未直接拒绝查理的求婚时，拜占庭人毫不犹豫地——尽管有些不适当——将她废黜并流放到莱斯沃斯岛。新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虽然很快接受法兰克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面临对他统治权的新一次打击，他绝不选择默默接受。公元809年，一支拜占庭军队从达尔马提亚海岸起航，停泊在威尼斯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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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人遭到了冷遇。舰队司令尝试交涉，但一次次受挫，处处遭逢恶意。最后他失去耐性，被说服下令攻击。然而他们所攻击的并不是威尼斯，而是差不多向南四十英里外以科马基奥为基地的一支小型法兰克舰队。对方比司令想象的来得强大，数日后他被打败，忍辱含耻地撤回到位于凯法洛尼亚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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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局势要比过去更错综复杂。两个敌对帝国之间不断加强的敌意反射在一个新涌现的派系斗争上。奥贝莱里奥和贝亚托又提拔了第三个兄弟瓦伦蒂诺来分享执政官的尊贵，以此作为他们的最后手段。他们派遣使者去觐见查理的儿子丕平，如今身处拉文纳的意大利国王，援引公元805年签下的协议来邀请他占据威尼斯并在整个省份驻军。意大利的丕平接受了邀请，就合约本身的条款来说他并没有多少可选择的余地，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努力去弄清楚他会受到怎样的“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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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10年，丕平从拉文纳开始他的远征，这场行动准备得仓促且并不充分。他发现威尼斯人已经准备好应付他，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非是他所期待的那种。潟湖的人民在最终面对共同的危机时忘记了他们内部的分歧。他们根本不理睬三位执政官的解释和抗议，这三兄弟是叛徒，不过处置他们是之后的事。人们将保卫共和国的任务托付给里亚尔托的老居民中一位名叫阿涅洛·帕契帕索[11]的人，他们封锁了海峡，移走了所有的浮标和标记，并准备好用他们手中所有的一切来直面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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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进入威尼斯境内的那一刻他的军队就遭遇了猛烈的抵抗，丕平仍然轻松地控制了潟湖南端的基奥贾和佩莱斯特里纳。但在将佩莱斯特里纳岛与马拉莫科（利多这个名字如今更广为人知）分开的马拉莫科海峡，他被阻断了去路。关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写下了一份生动的记录。这份记录出自他在十世纪中期写给儿子的一篇论文，论文以治理帝国为题材，其中的描述使我们身临其境。这或许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可信的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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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眼看着意大利国王丕平带着军队过来攻打他们，并试图用船将他的骑兵队运送到马拉莫科岛……于是他们用突出的木桩所组成的堡垒封锁了水路。这样丕平的军队就束手无策，由于他们不能渡海去其他地方，只能在对岸的大陆上安营扎寨长达六个月，然后与威尼斯人日日作战。而当丕平君臣暴露在海岸上的时候，威尼斯人登上甲板，在他们固定下的木桩后面占据了隐蔽位置。他们使用弓箭和其他投射武器，阻止法兰克人渡过海到达岛屿。于是丕平向威尼斯人呼吁道：“因为你们的土地属于我的国土，你们的人民受我统治，所以你们要听命于我，受我的意志支配。”然而威尼斯人如此答复：“我们可以做罗马皇帝[12]的臣仆，但绝不会臣服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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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条路线上，丕平的军队继续挺进。格拉多陷落了，它的老对头们，像是赫拉克利亚（或者说它剩余下来的部分）和耶索洛也遭到同样命运。不过马拉莫科的妇孺全数撤离到了里亚尔托，当地人丝毫没有动摇的迹象。某天，城中传言丕平决定采取断粮战术让他们挨饿屈服，于是人们以向法兰克军队投射大量面包的方式告诉丕平他完全是在枉费心机。与此同时，时节由春转夏，热病横行的利多海岸开始让入侵者付出代价。一支庞大的拜占庭舰队即将起航解威尼斯之围的流言也在四处传播。于是意大利的丕平知道他失败了，下令撤退。丕平本人的健康状况可能影响了他的决定，在决定下达后的几周，他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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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批评威尼斯人夸大他们胜利重要性的言论相当流行。确实，当凝视着执政官宫投票厅内两幅由维琴蒂诺执笔的纪念这场胜利的巨大画作时，谁都无法说画作主题的重要性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事实上，直到威尼斯人为了摆脱意大利的丕平，答应上缴年贡，他才率军离开威尼斯。而这份年贡，准确地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另外，即便丕平本人确实在他最重要的目标上失败了，他仍将自己的权威扩展到整个潟湖地区乃至更远，不过法兰克人并未能控制那些被征服的城镇太久。而无论如何，公元810年的重要性要远胜过任何个别的政治与军事事件。如今潟湖的人民比过去任何一段时间都要坚持他们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的权利，在这年，他们第一次为它而战，并且证实了这点。通过这样做，威尼斯人同时还证明了另外一些东西：无论早先彼此之间有多少竞争和猜忌，当面临真正的危机时，他们能够视自己为威尼斯人，而非马拉莫科、基奥贾、耶索洛或佩莱斯特里纳的人民。丕平进军对阵的是一批争执不休的聚落，而打败他的是一群团结一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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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需要寻找一些代表他们和解的可见迹象时，人们将眼光投向了从未被卷入周边纷争的里亚尔托及其群岛。与它的邻居们形成对比的是，里亚尔托成为其他城市市民的避难所，并收容了一些更不幸的居民，就像威尼斯居民在三四个世纪前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这些人从不断进逼的入侵者铁蹄下逃难而来。至于马拉莫科，尽管它以一个聚落的方式英勇地保卫了自己，但却与地方首府的地位失之交臂。马拉莫科的最后一批执政官们，安泰诺里家族的“兄弟三重奏”，造成了一场灾祸。在此之前，人们从未如此深刻地认识到一个联邦首府必须拥有政治上的中立。再者，丕平让威尼斯人明白马拉莫科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们成功阻挡了敌人一次，但下次也许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它所在的潟湖外围海滨，那沿着利多海岸线将其与广阔开放的亚得里亚海隔开的细长沙堤，如今被事实证明它们并不比大陆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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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里亚尔托群岛，包括里亚尔托本岛与多尔索杜罗、史宾纳隆加（如今的朱代卡岛）、卢普里奥（奥里奥圣贾科莫教堂的周边地区）和奥利沃洛（如今的卡斯特洛），并没有上述任何一项马拉莫科的缺点。它们表现得愈来愈像一个在苦难和仇恨之海中温和、宽容、充满善意的避风港。群岛位于潟湖的正中心，对于那些不熟悉环绕着它们的沙洲与浅滩的人来说，这些岛屿几乎是无法靠近的，因此它们就处在一个对抗袭击者的最佳位置。自从格拉多陷落以后，里亚尔托就拥有共和国内唯一一个国家级别的宗教中心——卡斯特洛圣彼得教堂。由于曾是各个不同派别政治观点的支持者或避难者，因此总体上说，里亚尔托的居民们是不偏不倚的。当时击退了丕平军队的英雄阿涅洛·帕契帕索也是个里亚尔托人。因为上述种种，威尼斯的首府终于迁去了里亚尔托。原来的三位执政官被流放了。尽管他们改换了立场，拿起武器对抗他们自己邀请来的侵略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威和名誉做最后一搏，但这个策略毫无价值，没有一个人上当受骗。在他们的职位上，威尼斯人选举阿涅洛为唯一可能的就职人选，阿涅洛在坎皮耶洛·德拉·卡森（靠近圣坎恰诺）的朴素住宅成了我们如今所知的威尼斯范围内第一座执政官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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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说，威尼斯省依然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但现在它已经完全自治，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因而对能够维持目前名义上统治的状态表示满意。现在对威尼斯来说，重要的是从西方的帝国那儿获得对威尼斯自治权的承认。意大利的丕平撤退后的一或两个月内，一名拜占庭使节在他前往位于亚琛的法兰克人朝廷途中抵达了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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