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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人一度震惊于这样一个想法，他们发现自己对查理的存在其实并不如预想中深恶痛绝。或许是他们在潜意识中明白对于这个崭新的、正在兴起的欧洲而言，一个皇帝已经远远不够了。君士坦丁堡或许是罗马法律、文化和帝国传统在理论上的保存地，但在精神上它如今是全然希腊式的。罗马，虽然在蛮族铁蹄下支离破碎，并在近无政府状态下被削弱长达几个世纪，但它始终还是拉丁文化的焦点。因此应当由亚琛，而非拜占庭，来重建西方的“罗马治世”（Pax Ro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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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查理大帝此时年轻三十岁，他或许不太会准备接受拜占庭的提议，但他已经老了，疲惫不堪，开始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将自己的帝国分割给还活着的诸继承人而非开疆拓土之上。而且他始终坚持他的皇帝加冕完全出乎他意料，加冕为皇帝无疑使他犯了难，而且从此他就得十分小心，绝不建议任何针对东罗马帝国的挑衅性计划。而拜占庭承认了他的皇帝头衔，查理便别无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查理所希望的莫过于同另一位皇帝，东罗马帝国的尼基弗鲁斯一世建立友好的关系，为达成这一目的，放弃他对威尼斯牵强的所有权声明不过是很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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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帝国之间的协议签订于公元811年的春天，尽管由于查理和尼基弗鲁斯的死，这份协议直到三年后才宣告生效，但它还是以一个可观的价码给予了双方各自想要的。法兰克人获得了对他们帝国地位的承认，对拜占庭人来说，查理大帝放弃了他在威尼斯省全部的所有权，意味着拜占庭人不仅可以在那儿继续行使他们的宗主权，同时还保证了亚得里亚海上最强的海军力量不会被动员起来对付他们。然而这两者任何一方的收获都伴随着另一方相应的让步，只有威尼斯获得了十足十的利益。从此威尼斯可以享受所有的有利条件，一部分是政治性的，而最重要的是文化和商业性的，它身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省份，本身的独立性却完全没有被削弱。在接下来的很多年中，执政官在法律上仍然作为帝国官员，承载着拜占庭的尊荣称号，偶尔获得它的金钱。但他们依然是威尼斯人，并由威尼斯居民选举出任，东罗马帝国再也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对历史强行比较这件事，如果做得过火的话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处理在时间和精神上都相似甚少的几种制度。但当我们考虑威尼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就像欣赏接下来两个世纪中某种和我们今日称为联邦状态类似的东西那样，或许我们倒不会错得太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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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还获得了其他好处。所谓的《尼基弗鲁斯和约》将威尼斯与意大利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这就恰好使威尼斯得以逃离不久之后改变了整个亚平宁半岛以及大部分西欧地区面貌的众多政治剧变。多亏了它与拜占庭帝国的联系，使得威尼斯可以完全不接触封建制度，之后成为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统治准则的“公共政府”，以及教宗党与皇帝党之间仿佛永无休止的间歇性战争。它们一个接着一个，持续的时间就像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那样长。因此，说起来有些自相矛盾，通过对东罗马帝国的高度顺从，威尼斯获得了它的独立，并保证了它未来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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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 城市的兴起（公元81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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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这个软弱的门徒，他曾手扶着犁向后看，曾被基督最重要的使徒因此评判为不宜带上他一起去工作，当亚洲的海岸线逐渐在视野中消失之际，若那预知的灵进入他心中，让他看到在未来的时代，他因那狮子的象征而在众人之中成为表率，他会产生多么奇妙的想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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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金，《威尼斯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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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平重归潟湖，执政官阿涅洛开始有余裕去关注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每一部分都像他刚克服的难题一样充满挑战。里亚尔托列岛地势低平，土地泥泞，常常遭水浸之苦，既没有足够的空间亦没有足够的坚实度来容纳新拥入的定居者。假如要将这些岛屿建成一个能够与不断成长的共和国相匹配的首都，人们就得加固它们，排干积水，以及只要可行，无论采取怎样原始简陋的土地开拓方法，都要扩大土地面积。人们还要保护岛屿不受大海的侵袭，而列岛外围的海堤利多有时候并不是有效的防护屏障。为了承担起这些任务，阿涅洛任命了一个三人委员会。尼科洛·阿尔迪索尼奥负责巩固海堤，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人工加固；洛伦佐·阿利帕托被任命开凿运河、加固岛屿和准备建筑选址；而城市建筑物本身，则由执政官的近亲彼得罗·特拉多尼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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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筑绝大部分仍然是朴素的二层楼结构，为了使建筑物沉陷最小化，它们都建造得十分轻巧，并用稻草覆盖房顶。像如今的威尼斯房屋一样，此时的建筑已经倾向于开两扇前门：一扇供陆上出入，通常还配有一小块用来种植蔬菜的园地；而另一扇门则正对水路。木头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建材，它轻巧，易于运输，价格便宜，而且多亏有潟湖周边的松林，威尼斯的木材供应十分充足。而砖块这一日后威尼斯建筑的典型材料，因为潟湖的泥土过于软且稀薄，难以烧制出合适的产品，此时仍然鲜为人知。要建造那些更重要的，使用木材恐有不够耐久或不够引人注目之虞的建筑，石头是建材的唯一选择，特别是出产自伊斯特里亚半岛的坚硬雪白的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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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石头也有它本身的问题，尤其是重量。要建造一个足够坚固、能够担负起石头建筑重量的地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淤泥中敲入上千根木桩。木桩排列得极其密实，一个紧挨着另一个，这样它们被锯断的顶端就可以形成一个差不多合为一体的坚固表面。这是个耗时耗力的过程，但非常有效，如今许多威尼斯房屋依旧矗立在近一千年前埋下的木桩之上，而且这项技术被很好地延续到了二十世纪。[13]不过在九世纪，该技术还处在它发展的初期，因此城内除了教堂外，只有很少几座石头建筑，其中就有阿涅洛执政官为自己和继任者们建造的雄伟宫殿，它紧紧挨着纪念圣狄奥多尔的古老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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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建造的第一座执政官官邸如今已是片瓦不存了。尽管它与现存的执政官宫坐落在同一位置，但它的外观应当有很大的不同。它拥有大量城垛，配有角楼和活动吊桥，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堡垒。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在当时共和国的历史上，威尼斯的形象亦是这样一番面貌。从建筑的角度上说，这座执政官宫并不能与在它后方东边位置上同时兴建的华丽大厦相比。那座建筑是圣匝加利亚女修道院的所在地，亦是一间用于接收施洗者约翰之父的圣遗物的教堂。这件宝物作为一个展示友谊和祝福的象征，由拜占庭皇帝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赠给威尼斯。利奥五世甚至承担了修建这座教堂的所有建设费用，还可以确定的是，他从君士坦丁堡派来了建筑师和工匠。不过可惜的是，这些建筑师与工匠的成果同样不复存在了。圣匝加利亚教堂，像大多数威尼斯的古老教堂一样，经历过频繁的重建和修缮，以至于最初的面貌已经无从辨认。然而它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早期历史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将留待后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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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精心规划建设的初期确定了新首都日后发展的大致轮廓，并塑造起城市保存至今的基本形貌。然而不可避免地，执政官当下还要对付一个更迫切的问题，而它是他需要负责处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不过目前威尼斯还没有产生出它最开明的统治者，与前人一样，执政官阿涅洛同样受到了试图让他的职务世袭化的诱惑。自从阿涅洛的大儿子朱斯蒂尼亚诺远赴君士坦丁堡后，小儿子乔瓦尼就与父亲共为执政官执政。于是朱斯蒂尼亚诺愤怒地返回，要求将弟弟免职。此举激怒了乔瓦尼，不久后，这场兄弟之争以弟弟流亡海外而告终。尽管这些家族内斗不怎么体面，它们却从未影响到共和国的安全。建设工程不受打扰地继续进行着，而阿涅洛·帕契帕索被认为是新威尼斯的第一任建设者。只可惜他并没能活着见到可能是共和国精神生活中最重要事件的发生，此事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强化威尼斯在宗教上的独立性，并凝聚人们的国家自豪感。顺便一提，它还为威尼斯带来了最持久，也是最辉煌的纪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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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故事所说，某日圣马可从阿奎莱亚前往罗马，他的船恰巧在里亚尔托入港。一位天使出现在他面前，并祝福道：“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 Hic requiescet corpus tuum.”[14]我们得说，至少并没有确定的历史证据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鉴于圣马可后来成了亚历山大港的主教直到在那里去世，这预言看上去也不像可能发生的事。不过大约在公元828年，当两个威尼斯商人将据称是这位福音书作者的遗体从他位于亚历山大港的墓中偷出，由埃及一路携带返回威尼斯时，这个传说就变得非常有用了。正如我们所料，这场冒险的诸多细节众说纷纭，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遗骸所在圣地的基督徒守卫对撒拉森人统治下的教堂未来感到忧虑，因此他们被说服或接受了贿赂，同意合作。于是遗骸的裹尸布从背后被撕开，他们移出遗体，然后因利乘便，拿旁边圣克劳迪安的遗骸代替了它。接着，遗体被装进一个大筐运往港口，在那儿有一艘威尼斯船正等着接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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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遗体所散发出的神圣气味变得十分强烈，一位编年史作家[16]这样描述：“即使把世界上所有的香料都聚集到亚历山大港，它们也不能使这座城市如此气味芬芳。”这自然引起了怀疑，当地官员前来搜查船只，不过威尼斯人将他们的战利品用大量肉类覆盖起来，当那些官员第一眼看见它们，这些虔诚的撒拉森人尖叫着惊恐地逃走了。然后人们将圣骸用帆布包裹起来吊上横桅，直到船只离开海港。即便这样，危险也还没有过去，船径直驶向了海图没有记载的暗礁，如果没有圣马可及时显灵叫醒了沉睡的船长并引导他降下船帆，那么这艘船就一定会沉没了。不管怎样，这艘船最终平安到达了威尼斯，伴随着恰如其分的喜悦，威尼斯人接收了它运载的这件珍贵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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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精心描述的故事，下至海关人员的尖叫，上至故事中大教堂的马赛克墙面[17]，比充斥着威尼斯早期历史的诸多传说中任意一个都更胜一筹。在这时，所谓的圣马可遗骸被送到威尼斯一事通常被认为是史实；同样，在公元827年其父过世后成为唯一一位执政官的朱斯蒂尼亚诺·帕契帕索即刻下令要在圣狄奥多尔教堂与他的官邸之间的花园，或菜园内建造一间专门收藏圣遗体的教堂这件事，也算是确凿不移的了。甚至于从亚历山大港到威尼斯的这场冒险，也有很大可能是出自执政官的秘密命令。如果共和国想在周边逐渐形成的新欧洲获得尊敬，它就需要一些仅仅靠财富或海上实力不能给予的特殊声望。而在政治和宗教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的中世纪，拥有一件重要的圣遗物可以令一座城市获得其独有的神秘魅力。威尼斯之前拥有的圣匝加利亚遗体固然非常好，但是还远远不够。而另一方面，获得一具存在于另一片大陆上的福音书作者遗体，将使威尼斯得到基督门徒保护者的名声，让这座城市在精神层面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威尼斯已经宣称宗教自治，其主教的宗主教地位更强化了这一点，如今再加上圣遗体保存地的声名，它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已是无与伦比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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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精神上的优势未必不能转化为直接的政治结果。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圣遗体到达威尼斯的时机实在是恰到好处。仅在一年之前的公元827年，一个由教宗使节和帝国代表领导的宗教会议在曼图亚召开，它提议重设旧阿奎莱亚的宗主教职位，并且它可以对格拉多教区行使权力。由于阿奎莱亚业已成为法兰克人帝国的一部分，因此这样一个决定将对威尼斯的独立性构成严重威胁。而如今有了圣马可遗体的有力助攻，支持格拉多的势力规模大增，于是某种程度而言曼图亚会议的决定就可以被安全地忽略了。格拉多得以继续以威尼斯教会大主教区的身份存在，在圣马可的名义下重整旗鼓，焕然一新，并有了它自己的宗教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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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猜测朱斯蒂尼亚诺会将圣遗体存放在奥利沃洛的新教堂。但执政官决定将圣人遗体保存在与自己的宫殿有明显依赖性的地方，并有意识地从一开始就将它与大众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国家的宗教权威连成一气。[18]从此老圣狄奥多尔和他的龙被贬黜到小广场的一根柱子顶端，并且在人们的实际考量下被遗忘了。圣马可成了威尼斯的守护圣人。代表他的狮子双翼怒张，前爪自豪地指示着来自天国的启示，这个形象被醒目地装饰在旗帜和堡垒上，悬挂在船尾或船首，以及在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生效的威尼斯文书与法令上。信徒在祷告时，共和国的士兵和水手们奔赴战场时，都会提到圣马可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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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将那些与耶稣复活相关的事件包括进去，否则随后的历史再没有类似夺取圣马可遗体这样“无耻”又意义深远的例子。当圣马可安然身处在威尼斯人之中，他们便接纳了他，将他当作他们自己的圣徒，比任何其他城市对待它们的守护圣人都更全心全意。数个世纪以来，圣马可作为威尼斯人的守护者，见证了威尼斯为他辛勤工作，将他视为唯一。他们付出爱和尊敬，绝不令这位圣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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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圣马可本人而言，他也很好地回报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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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第一座圣马可教堂规模比较小，看上去也不如现在位于同一地点的那一座雄伟，但以当时的标准，它已经配得上让一位福音使徒在其中长眠。四年后，教堂在公元832年举行了正式的祝圣仪式。[19]此时，距离执政官朱斯蒂尼亚诺去世，由他的弟弟继任执政官，还有三年。朱斯蒂尼亚诺一直都轻视他的弟弟乔瓦尼，从我们收集到的少数资料来看，他是正确的。假如这位新执政官乔瓦尼不曾跟在他父亲身边短暂当政，他压根就不会当选。事实上，新执政官的不负责任以及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姿态很快就超过了他的臣民可以容忍的限度。公元836年6月29日是圣彼得和圣保罗的节日，正当乔瓦尼参加完卡斯特洛圣彼得教堂的弥撒准备离开时，他被自己的臣民逮捕，然后被迫逊位。此后他被强迫剃头和授予圣职，然后被遣送到格拉多的一所修道院内度过了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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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民对乔瓦尼·帕契帕索不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在应对逐渐逼近的新威胁时表现出的低效和无能。亚得里亚海的贸易已经被斯拉夫海盗骚扰了好些年，他们的巢穴位于纳伦塔河[20]与采蒂纳河河口附近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潜藏于暗河与小海湾之中，海盗们从那里溜出来，袭击他们看中的满载货物的商船。最初几次作案成功使得海盗的数量激增，于是威尼斯的船长们开始小心翼翼地出海，商业因此有被缓慢扼杀的威胁，这切中了威尼斯的命脉。威尼斯不是海盗的唯一受害者，西部的帝国在与拉文纳进行海上交流的过程中也开始体会到这种切肤之痛，帕多瓦和其他帝国的意大利城市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开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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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强硬手段打击海盗就成为所有新统治者面临的当务之急。而从他原本的建设岗位上被提拔起来的威尼斯第十一任执政官，耶索洛的彼得罗·特拉多尼科，是个不会推卸责任的男子汉。在他当选后的三年内，他曾率领一支海军远征达尔马提亚，并在公元840年，通过上述军事行动稳扎稳打带来的胜利，强化了自己的实力。随后他派出与法兰克人谈判的大使，与查理大帝的孙子，皇帝洛泰尔一世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对之前合约的确认，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份条约的最初手稿是现存最古老的威尼斯外交文件；其次，它包含了执政官关于承担起保卫亚得里亚海并打击斯拉夫人及其他任何敌人责任的誓言，并伴随着洛泰尔一世对本国海军弱点的隐晦承认，与威尼斯随之得来的覆盖整个中部地中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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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另一个民族正给另一个帝国带来更深的忧虑。公元827年，一位名叫优锡米乌斯的拜占庭驻西西里总督为了逃避他与一位本地修女私奔造成的后果而宣布独立，并邀请北非的阿格拉布撒拉森人支持他。这正是撒拉森人需要的机会。他们沿着西南海岸大举登陆，并除掉了优锡米乌斯。而在彻底征服西西里岛前，撒拉森人就已经将其作为攻击拜占庭帝国阿普利亚省的跳板。在阿普利亚，驻扎于巴里、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的希腊守军发现他们对付这些新敌人正像法兰克人对付达尔马提亚人那样无助。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由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从威尼斯那儿得到了他们之间友谊的保证，与此同时，威尼斯的海上力量在不断增长，拜占庭人就忽视了他们自己在亚得里亚海的基地。即便是在东部的海岸，杜拉佐和凯法洛尼亚岛上曾经让人望而生畏的要塞，也已经无力抵御任何规模的攻击。因此公元840年前后，差不多在威尼斯的全权代表与洛泰尔一世签订协议的同时，一位地位不亚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要人来到里亚尔托，给执政官加封了“执剑近卫”（spatharius）的头衔，并请求他能够主动提供帮助，来应对撒拉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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