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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强硬手段打击海盗就成为所有新统治者面临的当务之急。而从他原本的建设岗位上被提拔起来的威尼斯第十一任执政官，耶索洛的彼得罗·特拉多尼科，是个不会推卸责任的男子汉。在他当选后的三年内，他曾率领一支海军远征达尔马提亚，并在公元840年，通过上述军事行动稳扎稳打带来的胜利，强化了自己的实力。随后他派出与法兰克人谈判的大使，与查理大帝的孙子，皇帝洛泰尔一世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是对之前合约的确认，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份条约的最初手稿是现存最古老的威尼斯外交文件；其次，它包含了执政官关于承担起保卫亚得里亚海并打击斯拉夫人及其他任何敌人责任的誓言，并伴随着洛泰尔一世对本国海军弱点的隐晦承认，与威尼斯随之得来的覆盖整个中部地中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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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另一个民族正给另一个帝国带来更深的忧虑。公元827年，一位名叫优锡米乌斯的拜占庭驻西西里总督为了逃避他与一位本地修女私奔造成的后果而宣布独立，并邀请北非的阿格拉布撒拉森人支持他。这正是撒拉森人需要的机会。他们沿着西南海岸大举登陆，并除掉了优锡米乌斯。而在彻底征服西西里岛前，撒拉森人就已经将其作为攻击拜占庭帝国阿普利亚省的跳板。在阿普利亚，驻扎于巴里、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的希腊守军发现他们对付这些新敌人正像法兰克人对付达尔马提亚人那样无助。在过去的三十年间，由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从威尼斯那儿得到了他们之间友谊的保证，与此同时，威尼斯的海上力量在不断增长，拜占庭人就忽视了他们自己在亚得里亚海的基地。即便是在东部的海岸，杜拉佐和凯法洛尼亚岛上曾经让人望而生畏的要塞，也已经无力抵御任何规模的攻击。因此公元840年前后，差不多在威尼斯的全权代表与洛泰尔一世签订协议的同时，一位地位不亚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要人来到里亚尔托，给执政官加封了“执剑近卫”（spatharius）的头衔，并请求他能够主动提供帮助，来应对撒拉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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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多尼科立刻做出了回应。他意识到从长远来看，撒拉森人会构成比任何斯拉夫海盗更为严重的威胁，阻止他们在这片狭窄水域成功站住脚跟。这不仅是出于君士坦丁堡的利益，也关乎威尼斯的利益。威尼斯海军于是迅速做好准备，在公元841年初，威尼斯最庞大的六十条船，各载着两百人驶出潟湖，前往与拜占庭军队碰面的指定集结点。这支联合舰队随后向南移动，直到他们发现撒拉森人正从克罗托内这个卡拉布里亚的小港口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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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事实是如威尼斯人所愤怒控诉的那样，希腊人的海军将领在与撒拉森人开战的第一时间便逃之夭夭，还是在其他什么我们永无可能知道的地方出了岔子，可以确定的是基督徒们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威尼斯海军的骄傲跌至谷底，在塔兰托附近登陆的陆上兵力被尽数歼灭。撒拉森人的舰队随即畅通无阻地进军亚得里亚海。他们洗劫了安科纳，在潟湖的浅滩和波河三角洲附近的漩涡迫使其返航之前，撒拉森人已经逼近了威尼斯潟湖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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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再一次凭借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幸免于难，然而这一次它没有理由为自己的好运感到高兴。这片海域曾经被威尼斯视为囊中之物，两个伟大的欧洲帝国亦在一年前承认它对其拥有的权利，但事实却推翻了一切。次年撒拉森人更进一步朝海岸进逼，而威尼斯无力阻止。与此同时，纳伦塔河附近的海盗们发现他们不必像想象的那样小心翼翼，于是变得更大胆、更具掠夺性。直到数十年之后，这两拨灾星才终于在亚得里亚海销声匿迹，威尼斯和拜占庭帝国航运往来的水路才变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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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如此彻底的溃败之后，威尼斯与拜占庭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急剧恶化。它们之间原有的联系还存在，但一直在变弱。另一方面，威尼斯与西边的法兰克帝国曾在政治和宗教方面订下的独立原则被很好地确立起来，两国的友谊持续蓬勃发展。公元856年，继承父亲洛泰尔一世的年轻皇帝路易二世和皇后一起对威尼斯进行了国事访问。执政官与儿子乔瓦尼（毋庸多言，他已和父亲一同坐上了执政官宝座）在基奥贾以南不远的布罗多洛觐见并款待了皇帝夫妇，然后在盛大的排场下将他们护送至里亚尔托。这对皇室夫妻在威尼斯逗留了三天，在此期间，皇帝还成了乔瓦尼小女儿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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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政上，执政官彼得罗亦面临着一些问题。威尼斯的首都在里亚尔托的岛屿上建立起来已近半个世纪，现在看来，当初选择里亚尔托作为首都时的优势之一，即相对超脱于派系纷争的状态，在一系列事件过去之后，看起来并不能永远维持下去。虽然在亚得里亚海树敌，此时威尼斯却已是地中海基督教世界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与票据交换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扩展贸易，率先攫取利益，在商业竞争激烈且残酷无情的普遍氛围下，新的嫉妒与怨恨不免滋生，而同时那些新近拥入威尼斯的居民又将他们的旧恩怨带来此处。如今彼得罗·特拉多尼科任执政官已达二十八年，这是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纪录。在他任期的绝大多数时候，彼得罗在维持和平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成功。直到乔瓦尼作为他的共同执政官死去——作为历史上担任此职位的少数人之一，乔瓦尼证明这个制度几乎总是灾难性的——彼得罗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够在不同派系之间达成平衡。或许是因为他恢复了臣民们所不能忍受的镇压手段，或许是他表现得过于偏向某一群人，因此使得另一群人与他为敌，不管原因为何，一个针对他的阴谋酝酿成形，在公元864年的9月13日，阴谋家们采取了行动。这天是举荣圣架节的前一天，按照传统，执政官会参加在圣匝加利亚教堂举办的弥撒。当这位将近八旬、服务共和国超过半个世纪的老人在晚祷之后离开教堂时，他被一队武装人员袭击，横死在广场。他的随从与袭击者们的搏斗很快导致了一场骚乱，在此情形下，我们可以理解修道院的修女们并不敢在一开始冒险出去抢回执政官的遗体。直到夜幕降临，死者才被送到安全处所并体面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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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被袭击的执政官的仆人们——可能是克罗地亚奴隶们充当的保镖——匆忙返回执政官宫并固守其中。当巷战在整个城市激烈进行时，他们在那儿坚持了数日，直到听说密谋暗杀者的五个领导人纷纷死于暴民之手。此后，一位名叫奥尔索的贵族，由于没有参与暗杀执政官的密谋，被人们推举到执政官的位置。直到这时，和平才真正重新回到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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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任何历史实证的情况下，如果按照威尼斯的传统，新执政官应当是帕契帕索家族的一员。在他之前的四任执政官中，有三任拥有这个姓氏，而剩下的一位彼得罗·特拉多尼科则是帕契帕索家族的姻亲。由此推测，如果这一传统确实可信，这么这次的新人当选便暗示着在执政官世袭准则下产生的又一次权力转移。不过无论奥尔索是不是帕契帕索家族的成员，他都没有允许旧秩序继续下去的意向。新执政官就任后立即发布了一份激进的改革方案，而他的头一个改革目标，就是手中执政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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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独立以来，威尼斯在理论上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不但执政官是经由选举产生的，执政官本人亦被两位保民官所监督。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防止执政官滥用权力。此外，还有一种名为“群众大会”（anrego）的规定，当需要做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决定时，所有市民都要到大会进行投票。然而民主制度并非是稳定的，它的运转需要长期持续不断的维护。多年以来在威尼斯，保民官的重要性在慢慢减退，至于群众大会压根就没有被发起过。公共事务逐渐由当时围绕在执政官身边的小团体负责处理。如今奥尔索制定了一个由选举出来的法官（giudici）组成的新体系，政府高级官员、地区神父和地方治安官组成一个核心，从中产生将来的元老院，并开始对执政官肆意滥用最高权力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审查。与此同时，威尼斯地方政府结构上的改变加深了偏远岛屿对中央政府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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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政府机器后，奥尔索将下一步的注意力转向了教会事务。与针对政府的政策相比，他在这里采用的是分化策略。潟湖内部及周边的数个主教职位或被撤销，或将权限归还于那些曾经被蛮族入侵者控制的城市，只有格拉多、阿尔蒂诺和奥利沃洛的职位得以保留。另外，由于威尼斯不少偏远地区愈来愈多地受到阿奎莱亚宗主教，或是西边法兰克帝国领土内差不多同样令人讨厌的神职者影响，共和国新增加了埃奎洛的主教职位。同时为了抵消这一倾向，卡奥莱、马拉莫科、奇塔诺瓦（即过去的赫拉克利亚）以及托尔切洛等城市，在此之前仅仅是阿尔蒂诺主教的临时牧座所在地，如今都被授予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教区。无论新老主教，他们在任何方面都需服从共和国政权，但由于他们拥有很高的独立性，因此主教们对共和国的忠诚度也同时上升了。在短短数年内，我们可以发现所有新任命的主教，在执政官对格拉多宗主教的某次周期性争端中，站在支持执政官的一方；他们还在一年之内拒绝了三次教宗要求他们去罗马参加宗教会议讨论事务的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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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另一个与阿奎莱亚宗主教的争端解决得更令人满意。这个厚颜的主教不知通过什么手段获得了对弗留利公爵领地的世俗统治权。或许是被新设主教这件事激怒，他在这片领地招兵买马来对抗威尼斯商人。奥尔索用经济封锁作为回应。所有流经阿奎莱亚境内的河流河口都被封锁，同时所有来往这个城市的运输口岸都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宗主教不得不屈服，然而他的示弱较之接踵而至的条约，对威尼斯人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奥尔索同意威尼斯商人与阿奎莱亚进行贸易时继续为他们的货物支付数目合理的税款，但他随后又愉快地在条约中讲明，他个人在阿奎莱亚地区的贸易代表应当免征一切税目。这就是威尼斯真实的声音，国家第一，但是个人利益从未被远远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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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索的宪政改革尽管意义深远，但他依然未触及裙带关系的问题。就像他大多数的前任那样，奥尔索在生前就让自己的儿子与自己共治，在他于公元881年去世后，他的儿子乔瓦尼便毫无争议地顺利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是乔瓦尼已经不年轻了，身体状况也不稳定，经过数年徒劳的努力，他只能承认自己不能够胜任执政官一职，他的臣民们也赞同这一点。然而同时从宪法的角度，威尼斯人第一次坚定地表达出他们的意见，这是在过去的时代所没有的。出于对乔瓦尼的喜爱，威尼斯人不希望他退位，而是让四十五岁的彼得罗·坎迪亚诺在他身边一同行使执政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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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仅仅五个月后，公元887年9月18日，彼得罗在领导一场与达尔马提亚海盗的战斗时被杀，他是共和国死于沙场的第一位执政官。无奈之下，老乔瓦尼重掌权柄，直到威尼斯人选择彼得罗·特里布诺作为他的继任者为止。或许我们还记得那位不幸被谋杀的执政官特拉多尼科，二十五年前他的死引起了城内的大混乱，这位彼得罗就是他的侄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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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坎迪亚诺在位短暂，穷兵黩武，他所统治的这段时间，至少对他本人是灾难性的。而彼得罗·特里布诺治理威尼斯则更长久，他的执政期大致上比较和平，但因为一个突发事件，威尼斯取得了战胜意大利的丕平以来最辉煌的军事胜利。彼得罗·特里布诺先后在公元888年和公元891年与法兰克人续签了过去的协议，看上去他的统治前景光明。在乔瓦尼·帕契帕索与法兰克帝国皇帝胖子查理在公元883年协商续订了相似的条约之后，难免有人质疑，如今威尼斯是否真有必要展开那么多外交活动。但在其政治发展的这一个重要阶段，威尼斯依然像在两个漩涡中谨慎巧妙地航行一般，在东西两大帝国之间如履薄冰，小心行事，不断遇到可能被卷入其中的危险。对威尼斯来说，抓住任何一个它可以观望形势并且进行调整的机会至关重要。在这个方针下，威尼斯很少在提升自己地位的努力上失败。因此数年前，协议内加入了一条新的条款，任何谋杀威尼斯执政官并试图在法兰克帝国范围内寻求庇护的人，将被处以一百磅黄金的罚款并予以驱逐，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很温和的处罚。而到了公元888年，这条内容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从此之后威尼斯人在帝国所属的任何意大利地区都依然处在执政官的管辖之下，并且他需要服从于威尼斯法律而非帝国的法律。这条规定并非仅指向引渡或以其他自洛泰尔一世起便被允许的打击犯罪手段，它主要的意义在于保证威尼斯商人能在帝国所属的意大利土地上得到威尼斯法律的保护，然后鼓励他们将业务扩展到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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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贸易的扩展，威尼斯的经济稳步发展着，造船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全新的生铁制造业迅速成长起来。[21]同时，这座城市在清洁、排水、填海和建筑的多重工作所产生的动力作用下，逐渐形成辉煌壮丽的面貌。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可以说是威尼斯人最幸福与最富足的时期。但紧接着在公元899年，随着新敌人的出现，危机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人们似乎觉得蛮族人肆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马扎尔人让他们知道自己大错特错。马扎尔人像很多他们的前辈一样发源于中亚的草原，直到三年之前才第一次翻越喀尔巴阡山脉。他们依然蒙昧野蛮，凶相毕露，当时一些震惊的编年史作家尽他们所能地将这群人描述为食人魔鬼——而马扎尔人偶尔确实会那样做。公元898年，马扎尔人就已经短暂地袭击过威尼托，不过在造成更多破坏之前就已撤退离开。然而第二年他们集结大军卷土重来，在最初退却一阵之后，便迅速占领了整个伦巴第平原。随后，他们将威尼斯视作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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潟湖周边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在匈牙利游牧民族的铁蹄下沦陷，奇塔诺瓦、菲内和埃奎洛首当其冲，接着是阿尔蒂诺，随后是在北部与西部腹地的特雷维索和帕多瓦。接下来马扎尔人挥师南下，沿着海堤从基奥贾攻打到佩莱斯特里纳，直指马拉莫科。他们没花多大力气便到达了阿尔比奥拉，但就在这九十年前意大利的丕平铩羽而归的地方，马扎尔人遇上了严阵以待的彼得罗·特里布诺和他的军队。从亚洲广袤大陆中心来到这里的马扎尔人对大海一无所知，他们用来渡河的轻便小艇在威尼斯的战船面前全然不值一提，于是溃败得自然快且彻底。潟湖就这样再一次拯救了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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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有潟湖就真的足够了吗？彼得罗·特里布诺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未来有那么一些侵略者更训练有素，在航海技术上更有经验，他们就可能克服这个使马扎尔人失败的阻碍。一旦进入海堤的内围，就能发现里亚尔托群岛的大多数岛屿依然不设防。因此执政官下令建造从奥利沃洛东部的城堡到如今斯拉夫人堤岸的所在地，以及从那里前往佐贝尼戈圣母教堂沿途的防御工事，另外威尼斯人还生产出巨大的铁链，将它们从多尔索杜罗的圣格列高利教堂开始，横亘大运河延伸到运河对岸。[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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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百年之后，编年史作家执事约翰在写作时，认为这些堡垒标记了里亚尔托的定居点第一次真正达到他所谓的“市民状态”（civitas）的时刻。这个词如今已难以翻译，我们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它指的是一座城市，尽管规模很小，但从执政官阿涅洛所在的时代和中央政府转移到此处开始就一直矗立在此处。然而彼得罗·特里布诺的防护墙以及促使它产生的非常事件，给予这座城市的市民一种全新的凝聚感和日后具有其重要性的社群。而我们现在所期望的，就是这些位于威尼斯军械库的南端、逐渐崩塌损坏的防御工事现存残部能够由当局给予应得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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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 冒险者与圣徒（公元900—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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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好的事情，并且必须懂得视他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是否使用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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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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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以一种自信的态度进入了十世纪，它因为战胜了匈牙利人而意气风发，因为新的公民精神而倍加振奋，因为迅速兴建起的防御工事而得到强化和保护。它的敌人溃散四逃，两个庞大帝国对它心怀感激与尊敬，而商业贸易则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状态。彼得罗·特里布诺继续英明出色地统治着这个城市，直到公元912年去世并安葬在圣匝加利亚教堂。他的继任者，另一位奥尔索·帕契帕索，秉承着与前任相似的和平政策，在这位帕契帕索于公元932年自愿隐退到圣斐理斯修道院之前，他像彼得罗·特里布诺那样继续成功治理了威尼斯二十年。此后，威尼斯迎来坎迪亚诺家族长达四十四年的统治，在威尼斯的早期历史上，它是这座城市最卓越的家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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