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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尔塞奥洛失败之后，执政官联合执政的情况再也没有死灰复燃，甚至无人再企图尝试。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长达十一年的统治某种意义上成了威尼斯历史的一座里程碑。在此期间，威尼斯共和国难得地河清海晏，重获和平。市民们忘记了内讧，全身心投入他们最擅长做的两件事中去——赚钱，以及扩大美化他们的城市。然而这令人欣喜的状态被执政官的死亡强行中断。在接下来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中，那位坏不堪言的阿奎莱亚主教波珀发现了利用他由流氓暴徒组成的常规军二度突袭格拉多并使这座不幸城市屈服的机会，好借此夺走那笔二十年前不知怎的与他失之交臂的财富。幸运的是，主教在这之后不久便蒙主宠召，他的追随者们也在威尼斯新执政官多梅尼科·孔塔里尼率领的舰队兵临城下之际作鸟兽散。但是，尽管教宗在公元1044年正式谴责了阿奎莱亚主教的行为并确认了格拉多的各项豁免与权利，两个教区间的复杂竞争关系仍然是一个持续多年的问题。假如格拉多的元老没有在公元1045年老奥尔索去世之后明智地将他们的主要住宅置办在威尼斯，那么或许会产生比实际更多的问题。当这些人这么做之后，他们与格拉多之间的联系便愈发脆弱，当教宗在十五世纪正式意识到这种转变时，他除了改变这批相关的头衔外已经别无可为之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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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解除格拉多之围，多梅尼科·孔塔里尼唯一一次对外的功绩是公元1062年的达尔马提亚远征。[52]这个地区自四十年前匈牙利的伊什特万对其进行干涉以来，其状况在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和拜占庭人之间尖锐冲突的压力下变得越来越混乱不堪。威尼斯人夺还札拉城的军事行动虽不能说给这一地区的混乱画下了句号，却无疑有效地提醒相关人等，威尼斯执政官并不会顶着达尔马提亚执政的附属头衔尸位素餐。在内政方面，在他二十八年的执政生涯中，孔塔里尼保持了由他的前任所开创的平静繁荣局面，并持续地将其大部分精力投入城市内纯威尼斯式宗教建筑的建设中去，他的这股热情之盛，几乎可以媲美对上帝荣光的赞颂。他认为被火焚毁后由老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主持重建的大教堂已经不再与周围的环境相匹配，要求更新、更气势恢宏的设计。同时，在利多岛上，一座极其壮丽、主要由执政官捐资建立的本笃会修道院被奉献给所有航海者的主保圣人，米拉的圣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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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利多岛的圣尼科洛教堂是一座平淡乏味的十七世纪建筑，它靠近修道院入口的那两根华丽的威尼斯——拜占庭式柱头，差不多就是最初的建筑物留下的唯一痕迹了。与威尼斯另一座年代更久远、同样奉献给行乞者的圣尼科洛的教堂相比，这座教堂完全没有那种不可思议的美丽。[53]然而在进入这座教堂的门廊内，有一块孔塔里尼的纪念石碑，上面记录了他取得的三次军事胜利：达尔马提亚远征，收复格拉多，以及最后在阿普利亚击败诺曼人。[54]前两者被记录下来不足为奇，但第三项胜利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诺曼人从未在阿普利亚被打败过，在他们十一世纪的记载中，那里是他们得到稳定连胜的战场之一。诺曼人唯一一次与威尼斯人遭遇交战是在亚得里亚海的南部海域，先是从如今属于阿尔巴尼亚的杜拉佐离开，然后到科孚海峡，直到孔塔里尼去世后十至十五年，这场战役才真正打响。对孔塔里尼的身后声名来说，威尼斯人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对其毫无妨害，但该战役最后也是最终的决定性战斗对威尼斯来说是一场灾难，战争的结果也直接导致了孔塔里尼后继者的倒台，尽管在此之前他曾是威尼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执政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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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清楚多梅尼科·赛尔沃因为什么而受到欢迎，不过我们可以确信他受到的拥护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某些机缘，我们得到了一份他当选的第一手记录，这份资料由一位名叫多梅尼科·蒂诺的人撰写，他是隶属于大天使圣米迦勒教堂的教区神父。这是现存最早关于类似当选仪式的目击描述，在过去多年的准专制统治之后，公众的意志再次完全发挥效用，这份资料的内容给予我们关于这个时刻的宝贵一瞥。[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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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记载的时间是公元1071年。由于圣马可大教堂充斥着孔塔里尼召集来的工匠，因此典礼在利多岛上新修建的圣尼科洛修道院教堂举行。因为当时圣马可大教堂尚不能使用，所以先前的执政官们通常是在卡斯特洛圣彼得大教堂被挑选出来的。但圣尼科洛教堂要比它大得多，它能更好容纳人员的优势战胜了进入教堂的诸多不便。当权者或许希望能通过选择一个相对较远的场所来削减参与的人数，但如果他们真这么想，就会大失所望了，因为蒂诺告诉我们：“有数不清的人，差不多整个威尼斯的人”都在场，人们乘坐“武装船只”（armatis navibus）渡过潟湖，这暗示着一部分的共和国作战舰队都被征用来为这项盛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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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程序以一场“伴随着赞美诗和祷文”的大弥撒作为开端，神的启示为人们找到了执政官的适宜人选，“执政官必须是一个对他的国家有价值，同时能被他的人民所接受的人。这时一阵大声叫嚷响彻云霄，就像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似的，所有在场的人反反复复地，一声高过一声地呐喊着‘我们需要多梅尼科·赛尔沃！我们赞美他！’的语句”。民意所表达的信息再清晰不过，于是选举结束了。一群更杰出的市民随即将新当选的执政官抬到与肩同高，将他从欢呼的人群上方送到码头附近，同时合唱队唱起《垂怜经》和《感恩赞》，钟楼铜钟齐鸣，无数护航船只上的桨手们用船桨平坦的一面拍打海水，将这声音加入他们如雷般的喝彩中去。在回程的路上，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景象。赛尔沃此刻光着脚，仅穿着简朴的替换衣服，被正式地引入圣马可大教堂，在教堂内林立的石匠脚手架与梯子中，赛尔沃匍匐在新铺设的大理石地面上，感恩他的当选，并在祭坛那里接见了他的政府人员。此时此刻，尽管蒂诺没有详细向我们描述这一场景，但新任执政官想必头一次穿上了执政官的长袍，并开始正式列队动身前往执政官宫，在那里赛尔沃将接受臣民们对他宣誓效忠，并分发传统的礼物作为回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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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第二十九任执政官的统治就这样开始了，不过蒂诺在他结束记录之际，留下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毫不迟疑地，”他写道，“新任执政官下令将执政官孔塔里尼去世后遭到破坏的门与桌椅复原并加以修缮。”有人或许会问：为何他要这么做？这样做有必要吗？执政官孔塔里尼的的确确是位受人欢迎的执政官，虽然并不像曾经的副手赛尔沃那样，以这样的速度、在这样热烈欢庆的气氛中当选，但在他去世后，并没有证据证明发生了公开骚乱。因此我们只能猜测，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威尼斯人不明智地接受了来自罗马教宗国的野蛮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当教宗去世时，拉特朗宫经常会被暴民搜掠一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威尼斯人不需很久便会将这一习俗抛弃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执政官宫在不止一次的危机中被人攻击，但这座建筑并未有因为其他原因而被理所当然地破门而入的记录。或许在十一世纪，关于执政官去世后执政官宫内物品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确认。不过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任何人因为攫取或毁坏共和国财产的行为将被判有罪，并且得用他判罪后所剩无几的余生来悔过的时代很快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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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梅尼科·赛尔沃统治威尼斯的第一个十年相当平静。在就任后不久，他娶了现任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七世的姐妹，一位名叫狄奥多拉·杜卡斯的公主；不久之后，他又与西欧的神圣罗马帝国重修旧好，自奥尔塞奥洛家族之后，这段关系从未到达过这样的新高度，尽管之后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和教宗格列高利七世（他的名字希尔德布兰德更为人所知）之间的争斗到达顶峰时，威尼斯与皇帝之间的关系险些让赛尔沃本人遭到逐出教会的惩罚，整个威尼斯也差一点被停止圣权，禁止参加任何天主教宗教活动。在当下的这段时间，威尼斯是和平的，直到公元1081年，科穆宁王朝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登上拜占庭帝国皇位，呼吁威尼斯出兵援助他抵抗诺曼人的威胁，和平的局面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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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人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生涯是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之一。在阿莱克修斯一世向威尼斯求援的时代，阿普利亚依然有老人能够回忆起成股的、无拘无束的年轻冒险者，陆陆续续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用手中的剑开创基业，获取财富。仅仅花了略多过一代人的时间，诺曼人便差不多扫荡了加利格里阿诺河以南的亚平宁半岛地区。公元1053年，诺曼人击溃了教宗亲自领导下数量远胜于他们的部队，甚至还俘获了教宗，将他扣押了整整九个月。六年后，奥特维尔家族的罗伯特，或被称作罗伯特·吉斯卡尔（吉斯卡尔意为“狡诈的”），被教宗尼古拉二世授予了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的公爵领地。然而这其中最后一次的授地有些太过草率，诺曼人还未涉足西西里，它目前还在撒拉森人的控制之下。此时距离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向罗伯特的军队投降还需要十三年，而距离罗伯特的同胞们确实占据全岛还需要二十年。但即使在攻下西西里首府之前，罗伯特·吉斯卡尔所瞩目的也是远在他的公国之外的某些东西。他开始筹划一项即便在他非凡的生涯中也是最野心勃勃的任务：以君士坦丁堡作为他的最终目标，发起一场针对拜占庭帝国的联合袭击。南意大利统治区内部的问题令他把朝思暮想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间往后拖延了几年，不过到了公元1081年春天，他用来侵入拜占庭帝国的舰队终于准备就绪，等待扬帆起航。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杜拉佐，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厄纳齐雅大道从那里一路向东穿过巴尔干半岛，直达帝国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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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罗伯特踏上帝国领土的消息，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当即向威尼斯执政官紧急求援。这或许是没有必要的，诺曼人控制奥特朗托海峡对威尼斯来说意味的威胁，完全同帝国此刻感受到的一样严重。多梅尼科·赛尔沃自然没有犹豫，他下令舰队立刻备战，随后自任舰队统帅，率军起航投入战斗。即使是这样，他也只是将将及时赶到。尽管威尼斯人被暴风雨延误了行程，并因此丧失了几艘船，当诺曼人的船刚在杜拉佐附近的泊船处下锚时，威尼斯人的战斗用桨帆船依然快速朝他们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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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士兵作战十分顽强，但他们对海战缺乏经验，大大拖累了诺曼人的战斗。威尼斯人采用了旧式的拜占庭战术，将载人的小艇在桁端吊起，小艇内的士兵就可以居高临下向下方的敌人射击；他们似乎也掌握了希腊火的秘密，因为一位诺曼人的编年史家杰弗里·马拉泰拉如此写道：“他们从水下的管子里吹出那种叫作希腊火的火焰，这火焰无法被水扑灭，因此他们从波涛之下巧妙地点燃了我们的一艘船。”诺曼人对这种战术束手无策，最终他们只有一支伤痕累累、减员严重的舰队突出重围，回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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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诺曼人在战前已经登陆的部队依然毫发未损，在长达八个月的围攻后，他们迫使杜拉佐开城投降，在此期间，诺曼人还令一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军队遭遇了惨败。阿莱克修斯一世为感谢威尼斯出兵救援赠送了丰厚的礼物，但他如果知道杜拉佐的陷落是因为一名居住于其中的威尼斯商人的背叛，或许就不会这么慷慨了。在这名商人的安排下，杜拉佐的城门被打开了，而作为诺曼人的回报，他得以迎娶罗伯特·吉斯卡尔的一个女儿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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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尼斯让诺曼远征军遭受的首次惨败，尽管当时看上去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很快诺曼人就恢复到好像只是受到一次暂时挫败的程度。杜拉佐陷落后，很多当地居民对拜占庭并没有特别的忠诚，于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前进的部队并未受到多少进一步的抵抗。几周之内伊利里亚屈服了，在这之后位于横穿巴尔干半岛中途的马其顿重镇卡斯托里亚也如法炮制。如果罗伯特能够保持这样的势头，下一个夏天他无疑将兵临君士坦丁堡城门之外，从那里到他最终的目标皇帝宝座，就仅剩一步之遥。然而对他来说不幸的是，在这紧要关头，教宗急命他立刻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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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占领罗马的故事开始于公元1084年的春天，同时，格列高利七世弃城而逃前往圣天使堡避难，以及他最后被罗伯特·吉斯卡尔解救的故事，在本书内没有更多的篇幅加以叙述。从罗伯特这“了不起的一年”中，我们得到的记录就已经足够了。当东边和西边的两位皇帝都在这名曾经身无分文的前盗匪面前吃了败仗，而中世纪最伟大的教宗在他的控制之下时，罗伯特只想一旦时机允许就返回巴尔干。我们了解到，他曾经以自己父亲的灵魂发誓，在他返回卡斯托里亚，在那儿重新加入他留给儿子博希蒙德的军队之前，不洗澡也不刮胡子。同时，偶尔送到意大利来给罗伯特的报告汇报了拜占庭人从陆上以及威尼斯人从海上的新反攻导致他的部队大批擅离职守脱逃的消息，更使他焦灼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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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罗伯特在秋天返回，他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预计的更糟糕。一支威尼斯舰队重新夺回了杜拉佐与科孚，诺曼人占据的区域一度仅限于一到两个离岛和沿海短短一片条状地带。不过尽管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罗伯特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沮丧的迹象，相反，他立刻开始策划对科孚的新一轮进攻。遗憾的是糟糕的天气将他的船只耽搁到11月，等到诺曼人的舰队可以出航时，防御的那一方已经在岛屿东北角的卡西欧佩港外严阵以待。吉斯卡尔的舰队面对的敌人是一支希腊与威尼斯的联合舰队，它们让诺曼人舰队领教到与一年前毫无二致的惨败与损失。但罗伯特仍然不承认自己被击败，三天后他率海军再度出航，结果得到了更灾难性的结局。威尼斯人确信他们已经胜利，便派出他们最快的舰载艇，携带消息疾驰回里亚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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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漫长的生涯中，罗伯特·吉斯卡尔总是被人低估，如果他们侥幸从他那里存活，就会用剩下的人生来后悔这一点。对威尼斯人来说，派船报信是个无法容忍的错误，经过先前两次遭遇战，只有很少的诺曼人船只还能够扬帆出海，更别提冒险进行第三次战斗了，但罗伯特发现了威尼斯人报信的小艇消失在海平面上，意识到他的机会到来了。他召集起所有尚未沉没的船只，指挥这批残军败将向毫无戒备的敌人桨帆船群发动了最后孤注一掷的猛攻。威尼斯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攻击，在诺曼人投入战斗之前他们甚至没时间组织防御阵型。更糟的是威尼斯比诺曼船只体积更大的战船刚刚清空了压舱物和军需品，使得船只变轻，过高地漂浮在海上，当战争白热化时，威尼斯人所有的士兵和水手都冲到甲板的同一边，许多船只就这样倾覆了。（至少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在她记述其父亲统治时期的杰出历史著作中如此描述当时情况，[56]但是她的记载与我们所知的威尼斯高超航海技术实在难以达成一致。）安娜估计威尼斯在这一战中的死者达到了一万三千人，此外她还提到了为数众多的俘虏，这批俘虏随后在逮捕他们的敌人手中受到暴力对待，安娜对此津津乐道的病态乐趣可以说是她性格中最不讨人喜欢的一点。最后，公主虚构了这场战役的第四步，宣称威尼斯人进行了复仇，不过这个故事很遗憾地被认为只是她的一厢情愿。无论是在威尼斯的记录中还是其他地方，都没有类似事件的痕迹，假设威尼斯舰队成功复仇雪耻，这一系列的战斗终结于共和国的胜利的话，那么执政官多梅尼科·赛尔沃就不会声誉扫地，并被免除执政官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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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尔沃执政官是否指挥了最后一场灾难性的战斗，这点还存有一定的疑问。如果他是当时的指挥官，那么他遭遇如此命运就算不得全然不恰当。但从其他方面来看，他的政策算不上失败。赛尔沃对拜占庭的求援痛快热烈的回应使威尼斯被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感念一生，并很快将这种感激之情通过物质形式表达出来：他每年给威尼斯城内的所有教堂提供津贴，包括了赠予圣马可大教堂宝物库的特别礼品——“其中最令人满意的是，”吉本这样指出，“帝国向威尼斯的竞争对手阿马尔菲增收了税款”；以及授予威尼斯人在金角湾沿岸设立货仓和停泊地的权利。最后在公元1082年，拜占庭帝国扩大了威尼斯先前的贸易特权，直至威尼斯商人在全帝国范围都可以免缴所有税款和关税。最后这一项特许的重要性不可能更突出了，突然一下，威尼斯人发现极其广阔的区域在向他们招手致意，实际上，他们甚至可以将这些地区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就像伟大的法国拜占庭文化研究者夏尔·迪尔所说的：“皇帝猛地向威尼斯人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从那天起，威尼斯人开始了他们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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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在短期内威尼斯承受的不只是战争的失败，还有羞辱。它失去了战士中的精英，全威尼斯战列舰队的船只中体型最大、装备火力最强的九艘桨帆船有两艘落入诺曼人之手，而剩下的七艘则被一个新兴国家用毫无海战经验，且船只在交战时几乎不能出航的舰队破坏，沉入海底。与此同时，诺曼人再一次控制了亚得里亚海的出入途径。威尼斯人此时不可能知道，之后的几个月内罗伯特·吉斯卡尔就会在凯法洛尼亚岛上死于伤寒，他同样被疾病困扰的部队则分崩离析。诺曼人的威胁至少暂时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他们衰落得如此突然，正如他们毫无预兆地崛起。因此当下他们需要一只替罪羊，除了执政官本人以外，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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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结束得非常快。赛尔沃似乎只为自己做了微不足道的辩护，或者说他根本就放弃了这么做。他被剥夺了执政官的权利，然后遣送到一间修道院，年底的时候，他的继任者便上任了。或许赛尔沃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并乐意离开，但对于一个十三年前以如此锦绣前程作为开端的时代来说，这是个伤感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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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安德烈亚·丹多洛指控新任执政官维塔莱·法列尔“使用各种许诺和贿赂来说服人们废除他的前任”。或许他真的这么做过，但是丹多洛撰写他的编年史时，距离当事人生活的年代已有二百五十年之久，因此他的著作非常粗略且不准确，如果只用它作为谴责法列尔的证据，实在是不太可行。一位英格兰的历史学家[57]简单写道：“他统治的十年并非多事之秋，一切顺利，百业兴旺。”这或许是个再合适不过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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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至今依然矗立的圣马可大教堂在这期间举行了新教堂的祝圣仪式，这是威尼斯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从两个半世纪前圣马可遗体到达威尼斯开始，这是第三座坐落在这个位置上的建筑，孔塔里尼执政官开始着手建造它，而多梅尼科·赛尔沃更为热情地将工程继续下去，他甚至在执政官任上初期就不惜下令，每一个从东方返回的威尼斯商人都要将大理石或用于圣马可大教堂装饰的精致石刻作为他们货物的一部分带回威尼斯。赛尔沃还从拉文纳引进艺术家开始制作马赛克镶嵌，这些匠人的作品至今仍然是大教堂的最大骄傲之一。[58]我们在此只能希望，在公元1094年的夏天，赛尔沃能被允许离开他的修道院生活一到两天，去参加祝圣典礼。如果这件事可以办到的话，这位前执政官就能目睹属于威尼斯人的这一奇迹，即便威尼斯人宣称他们是一个务实的民族，通常并不习惯于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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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圣马可大教堂在公元976年毁于大火，在这之后，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圣马可的遗体不知所踪。人们认为遗体并没有被大火吞噬，但找寻它的困难在于只有三个人知道它存放的确切位置，而他们在将秘密传达给别人之前就全都死去了。因此，在新教堂最终落成时，全城宣布斋戒三天，同时执政官、宗主教以及潟湖所有的主教与神职人员都一起祈祷珍贵的圣遗物能够重见天日。公元1094年6月25日正是斋戒的第三天，众人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大弥撒进行到一半，人们突然听到教堂的南部耳堂发出了砖石坍塌的声音，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发出声音的地方，发现那边的主承重柱中有一根的砖石脱落露出一个洞，一条人类的手臂正从那个洞里探出来。这条手臂立刻就被认出属于圣马可的遗体，于是圣遗物就在人们巨大的欢乐中从藏匿的地方被完好地移出，重新埋葬在教堂的地下墓穴。圣马可的遗体在那里一直存放到公元1836年，然后被转移到大祭坛下方直至今天。[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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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圣马可大教堂的祝圣，无论是否伴随着这样一个神恩眷顾的信号，其重要性都超过了威尼斯这座城市或潟湖的范围。在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拉文纳、亚琛甚至罗马，都没有一座如此豪华的纪念碑来敬献给上帝。威尼斯人的虔诚，其直观证据并不如他们的财富、商业帝国的规模和在欧洲其他地方还未曾出现的民族自豪感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多（与他们的邻居们相比，威尼斯人并不会明显地表露更多或更少的虔诚感），这种自豪的感情驱使他们将私产愈来愈多地投入城市的荣耀与辉煌中去。公元1095年夏，当皇帝亨利四世访问威尼斯时，他比数不胜数的王公同胞们更深地领会到了这一点。后者在第二年和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纷纷取道通过这座城市前往东方或返回。但在这股人潮得以开始涌动之前，就在皇帝到访的这几周内，维塔莱·法列尔死于瘟疫。他在圣诞节入葬圣马可大教堂，至今依然可以见到他的坟墓矗立在教堂外部门道的右边，并保留着威尼斯现存最古老的墓碑。法列尔死了，留待他的继任者在那个世纪中标志性的、充满挑战的关键岁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为共和国掌舵引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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