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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拉文纳之后,奥托三世立即将他之前的行踪公之于众,同时执政官亦在威尼斯发布了内容相似的简要公开声明,显而易见,他这样的举动是事先安排妥当的。通过执事约翰的记录,我们了解到执政官的这份声明得到了威尼斯人的热烈好评。事实上我们依然难以理解威尼斯人对公开表演的深爱,这次偷偷摸摸的皇家访问无疑剥夺了他们见证一次豪华场面的机会。不过执政官的声明一点儿都没有提到关于他自己的内容,而是成功地将重点落在了共和国的声望上:一位来自西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平生首次离开他的国土,只是为了亲眼见识一下威尼斯,为了瞻仰它的圣地,欣赏它的美景,以及汲取威尼斯的经验与政治智慧,在这样的说辞下,我们可以推断威尼斯人得到的满足大大胜过了无法见识皇帝亲身访问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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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威尼斯从此次访问中得到的好处要多过奥托三世所获得的。此时年轻的皇帝决心在罗马重起炉灶,于是他返回那里并准备围攻这座城市。奥托三世从德意志召集来后援军队,然而正当军队与他取得联系,而皇帝期盼已久的拜占庭新娘正从君士坦丁堡前来之际,奥托三世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热而一病不起。从症状上看,皇帝很可能罹患天花,公元1002年1月24日,他死在了靠近奇维塔卡斯泰拉纳的帕特诺城堡,年仅二十二岁。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时机也恰好满足条件——奥托三世并不愿同他父亲一样被安葬在罗马,而是希望能够在查理大帝过去的首都亚琛长眠。于是他的一群忠实拥护者们穿过充满敌意的罗马地区,将奥托三世的遗体送到那里。皇帝安息在大教堂的唱诗席,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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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奥托三世的死并没有让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与西方的罗马帝国保持密切友谊的政策产生偏离。皇帝去世一个月后,伦巴第人在伊夫雷亚侯爵阿杜安的领导下掀起叛乱,而且无视帝国对伦巴第宣称的所有权,自立为王。威尼斯执政官毫不犹豫地支持名正言顺的皇帝,奥托三世的第二个表兄弟,“巴伐利亚的圣人”亨利二世。因此,在这一年即将结束时,他得到了一份新的特许状,上面授予他的头衔是“威尼斯与达尔马提亚执政官”。同时,威尼斯在这之前从拜占庭得到的特权都得以保留。而对于执政官来说,他很幸运地有其他孩子可供一位皇帝担任教父,当亨利在公元1004年首次访问意大利时,执政官最小的儿子在维罗纳觐见了他。皇帝主持了接下来确认教父子关系的宗教仪式,并且让那个孩子冠上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威尼斯与帝国的关系看起来将继续顺风顺水地平稳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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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众人猜测执政官会选择自己的长子而非幼子来接受这一象征意义重大的荣誉,但是长子乔瓦尼·奥尔塞奥洛是为拜占庭帝国准备的人选。彼得罗从不会让自己与奥托三世或亨利二世恢复友好关系的事实影响到他和拜占庭帝国巴西尔二世之间的友谊。他前往达尔马提亚远征之际,就事前知会了君士坦丁堡并得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同意。彼得罗执政官小心翼翼地处理着拜占庭皇帝在达尔马提亚所拥有的权利,而后者也乐于让威尼斯负起监管这片他本人难以应付的地区的责任。当执政官领导第二次规模较小但更为英勇无畏的远征,解除了巴里的危机之后,从拜占庭方面看,这位执政官就有了更多的优点。巴里是亚平宁半岛最大和最重要的希腊人聚落,亦是俗称卡皮塔纳塔地区的首府,这一地区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南意大利行省,范围包括泰拉奇纳以南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泰尔莫利以西。公元1002年4月,这座城市被撒拉森人袭击,到了夏天,它已经陷入了被重重围困的境地。9月6日,一支在奥尔塞奥洛二世亲自指挥下的威尼斯舰队突破封锁,为忍受着断粮之苦的城市送来了必需品。同时,经过港口外长达三天的战斗,侵略者在威尼斯人的攻势下溃不成军,纷纷四散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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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尼斯希望确认撒拉森人在意大利不断扩张的势力,因此有显而易见的理由对巴里的形势进行武力干涉,但它的出兵仍是不请自来的主动行为。不过解除巴里之围这件事增加了拜占庭人对威尼斯的感激之情,奥尔塞奥洛二世意识到是时候巩固他所获得的有利条件了。于是执政官任命十九岁的儿子乔瓦尼与他共治,随后将乔瓦尼与他的弟弟奥托派往君士坦丁堡进行国事访问,在那儿执政官的长子被安排同两位共治皇帝的侄女玛利亚·阿吉拉公主结为夫妻。[42]婚礼由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主持,在皇家小教堂举行,在场的两位皇帝按照东罗马帝国的习俗,为新婚夫妇戴上了冠冕,并授予他们圣芭芭拉的遗物。接下来人们为这对新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新婚夫妻随后迁入了一座任他们支配的宫殿,在这样的照顾下,当他们返回威尼斯的时候,乔瓦尼年轻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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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如今已经处在他事业的巅峰。他的政治才干将威尼斯共和国的繁荣与声望都提升了一个台阶;他的勇气使他战胜了东边斯拉夫人海盗和南方撒拉森人这两个长期以来对威尼斯安全的威胁,并且让曾被这两者占据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得到了新的主人;从个人的层面,他用联姻和教父教子关系将自己的家族与东西方两个大帝国紧紧联系起来,同时他成功地让儿子与自己共治,这是过去六十年来的头一遭。不过随着他实力和名望的增长,君主制的诱惑开始萦绕着他。很多威尼斯人亦开始怀疑执政官是不是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想要像几位前任那样,秘密筹划着在潟湖建立一个世袭的君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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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奥尔塞奥洛二世的世界突然崩塌。公元1005年的秋天,一颗燃烧的彗星出现在南方天空,并在那儿存在了整整三个月。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凶兆。第二年年初,饥荒给了威尼斯沉重一击。威尼斯的新食物供应来源达尔马提亚地区与意大利在大陆上的领土遭受了同样的灾荒,因此对缓解威尼斯的困境毫无帮助。饥荒所到之处瘟疫接踵而至,夺走了连同年轻的乔瓦尼·奥尔塞奥洛、他的希腊妻子与幼子在内好几百甚至更多人的性命。圣彼得·达米安对此丝毫不掩饰他的满意,他将年轻的执政官夫人之死归结于因为她拜占庭式奢侈享乐生活招致的神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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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执政官夫人骄奢淫逸的习惯包括她不屑于使用普通的水来清洁,而是强迫她的仆人们收集雨水供她沐浴。她同样不屑于用手指触碰食物,而是命令侍奉她的宦官将食物切成小块,这样她就可以用黄金做的两把叉子叉起食物送入口中。而她的房间内飘荡着各种香水浓重的气味,其令人作呕的程度无以言表,也令人无法想象。这个女人的虚荣令全知全能的上帝憎恶不已,对此他明白无误地降下惩罚。上帝将他神圣的公义之剑悬在她头上,于是她的全身开始腐烂,肢体纷纷萎缩。她的寝室内弥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以至于没有一个女仆,甚至奴隶,可以禁得起这可怕的嗅觉攻击。只有一个女仆在芳香混合物的作用下尽职尽责地完成她的命令。然而即便是这个姑娘,也只能匆匆靠近女主人,然后迅速逃离。就这样,经历了缓慢的衰弱与痛苦折磨后,她的朋友们因为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而高兴地如释重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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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和他的妻子在十六天之内相继撒手人寰,他们被安葬在圣匝加利亚教堂的一个单独墓穴内。彼得罗·奥尔塞奥洛二世心碎了,他对未来的企盼全部化为泡影。因此尽管还不到五十岁,这位执政官看上去却仿佛已了无生趣。或许他像他的父亲那样经历了一场宗教上的危机,但与老彼得罗不同,奥尔塞奥洛二世并未选择隐退到修道院内,而是任命他的第三个儿子奥托与他共同以执政官身份执政。奥尔塞奥洛二世还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大笔财产留给教会与穷人,然后他退居到执政官宫的偏僻一隅,将自己与众人隔离开,哪怕是他的妻子亦不例外。在这之后不到两年,奥尔塞奥洛二世在公元1008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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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奥托·奥尔塞奥洛只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奇怪的是,威尼斯人对他和他父亲一同执政毫无异议;而更加奇怪的是,威尼斯的居民们居然让这孩子继承了执政官的权力,成为威尼斯史上最年轻的执政官,就我们所知,这其中竟然连一个反对这位少年的声音都不曾出现过。不过在中世纪,男人和女人都比如今的人要早熟得多,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人对军队发号施令也不是全无先例,况且奥托·奥尔塞奥洛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来得成熟。“他以天主教为信仰,冷静清廉,坚强正直,以虔诚的信仰闻名,以优雅的礼仪著称,他被授予大笔的财产,也是他父祖各种美德的最好继承者。”时隔三个世纪,安德烈亚·丹多洛如此描述他,哪怕这番话的历史真实性难以确认,但至少它证明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公平的观点。[44]奥托·奥尔塞奥洛继承了他父亲性格上的许多特点,其中就有他喜好奢华的品位和对权力的迷恋。这位新执政官对东西两大帝国的宫廷都十分熟悉,他在其中一处领取了坚信礼,又从另一方那儿得到了许多高级勋位;另外,奥托在父亲彼得罗去世后不久迎娶了马扎尔人的公主,即后来被封圣的匈牙利国王伊什特万之女,这场婚姻为他的地位亦添色不少。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奥托很快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一位伟大高贵的统治者,到此时为止,这个形象至少还在他臣民们传统的禁欲审美趣味接受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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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权势外在的诱惑还远远不够。公元1017年,年迈的格拉多宗主教维塔莱·坎迪亚诺终于去世,每一个人都记得,他在这个职位上度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老宗主教死后,奥托将空缺的职位指派给了在此之前一直担任托尔切洛主教的兄长奥尔索。[45]奥尔索就任宗主教后,他原来的教区就被执政官转交给了另一位兄弟维塔莱。其实执政官本该清楚一个事实,新任宗主教还未满三十岁,而新的托尔切洛主教更要年轻十岁,于是不可避免地,过去针对奥尔塞奥洛家族的妒忌,以及对这个家族可能正在谋划建立世袭统治的恐惧再度滋生。虽然这些不满尚未达到引起一场叛乱的地步,在接下来的数年内一切似乎都十分顺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奥托自此便不再需要他臣民们的善意和支持。公元1019年,当一位巴伐利亚贵族,特雷芬的波珀被任命为阿奎莱亚宗主教时,形势第一次如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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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珀是一个世俗的、雄心勃勃的骑士阶级神职人员,这是中世纪的典型现象,历史再不能提供比这更完美的案例了。[46]他甫一就职便正式宣示对格拉多的所有权,理由是它曾经属于阿奎莱亚宗主教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同时,波珀还公开指责在职的格拉多宗主教奥尔索是个骗子和篡位者。教宗对波珀的声明并不买账,但它在威尼斯反奥尔塞奥洛家族的派系那儿却大受欢迎,在此情况下,执政官兄弟在公元1022年到1023年逃离了威尼斯,在伊斯特里亚避难。但这之后就轮到波珀本人自不量力、弄巧成拙了。他在未经教宗批准的情况下长驱直入格拉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洗劫那里的教堂和修道院,并将搜刮来的财宝运往阿奎莱亚,这超过了格拉多与威尼斯人可以容忍的底线。这是对奥尔塞奥洛家族有利的反应,于是他们迅速卷土重来,以惊人的冷静有序驱逐了波珀和他的追随者,轻松重登过去的宝座,奥尔索仍是格拉多宗主教,而奥托稳坐执政官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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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4年,教宗约翰十九世在罗马召开的一场宗教会议上驳回了波珀所主张的格拉多所有权,重申格拉多作为一个与阿奎莱亚教区平等的独立教区的权利。此事或许可以看作奥尔塞奥洛家族已经战胜了过去的困难,并重新牢牢确立了他们在威尼斯的权势地位。如果执政官能表现出一点点对大众民意的敏感度,那么他们或许真能如此。但是奥托的野心一如既往地太过强盛,于是两年之后,一场关于教会职位的更大范围丑闻终于令事态到了严重关头。执政官的敌人们迅速且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这次执政官没有逃跑的机会,他被逮捕并刮去了胡须,最后被遣送到君士坦丁堡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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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的继任者是彼得罗·巴尔博拉诺,因为早期威尼斯命名法中的一大特点,通常他以琴特拉尼科的名字为人所知。他就任时唯一可以夸口的荣耀,是在大约三十年前从君士坦丁堡偷出了圣撒巴斯的遗物,并将它们存放在圣安东尼诺教堂。[47]这位执政官花了四年时间试着令威尼斯再度凝聚为一个整体,但他的努力全都是徒劳。奥尔塞奥洛的执政官们过去将整个家族与欧洲世袭王朝建立起联系的政策如今起了作用。拜占庭皇帝在君士坦丁堡为他侄女的姐夫奥托提供了体面的避难所,并愤怒地撤销了在上世纪末授予老彼得罗执政官的威尼斯贸易特权,而西边的那一位皇帝也照着干了。同时,匈牙利国王伊什特万决心为被流放的女儿和女婿复仇,他袭击了达尔马提亚,还占据了多个沿海城市。[48]而此时威尼斯的局势仍然四分五裂,城市中残留的奥尔塞奥洛派系支持者仍然具有很大的力量,在新政府的问题成倍增加而对往日美好时光的怀念舆论不断增长之际,他们的势力更显强大。终于,琴特拉尼科的危机在公元1032年到来,当他被迫逊位时,托尔切洛主教维塔莱·奥尔塞奥洛匆匆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邀请他的兄弟奥托回乡复位。与此同时,奥尔塞奥洛兄弟中排行第三的格拉多宗主教奥尔索像维塔莱那样成功度过了危机的风暴,暂时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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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复辟看上去万事俱备了,但是当维塔莱主教抵达君士坦丁堡时,他的兄弟奥托已经病入膏肓,最后死在他返回威尼斯之前。而在此间的几个月内继续操纵着他的城市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前途命运的奥尔索宗主教,一收到奥托去世的噩耗,就选择了辞职。此外还有一位奥尔塞奥洛家族寂寂无名的旁系子弟多梅尼科·奥尔塞奥洛试图攫取执政官的宝座,但是被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了。一位现代历史学家[49]将此人描述为一个“可悲的拙劣模仿者”,这位奥尔塞奥洛不过在威尼斯坚持了一昼夜,便逃到了拉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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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塞奥洛们的时代终究过去了,而且再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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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6 诺曼人的威胁(公元1032—10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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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十分勇敢,并且擅长海战。人烟稠密的威尼斯接受皇帝的命令,派遣他们出征。威尼斯,这片人烟浩穰的富庶土地,位于北方群星照耀下亚得里亚海最遥远的海湾。这个国家的城墙被海水包围,假如没有船只,它的人民便无法互相上门拜访。因为这些人居住在水上,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在海上作战能比他们更勇猛,或是更擅长操纵船只来往于波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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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普利亚的威廉,一位当时的诺曼编年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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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梅尼科·奥尔塞奥洛试图篡夺执政官权力的可耻行为不只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还祸及他的整个家族。即便是支持执政官奥托复辟的那些威尼斯人,也都对多梅尼科将他们城市的至高权力当作奥尔塞奥洛一族牟利特权的放肆行径感到震惊,并通过商议推举六年前曾经领导那场武装起义的富有丝绸商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为执政官,来明确地表达对多梅尼科·奥尔塞奥洛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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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班尼科著名的反世袭统治观点,加上随后而来的威尼斯历史格局,共同产生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新的执政官将其推到几乎等同于修改后的共和国宪法的地位。在这个理论中,执政者任命父子共治以及指定类似实质继任者的行为是被禁止的,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一段时间的专制暴政终究让位于一种基于民主主义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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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学术权威[50]甚至进一步断言:威尼斯通过了一部新的特别法令,将整个奥尔塞奥洛家族流放并永远将其族人排除在公职之外——这实际上否认了奥尔索和维塔莱这两位主教至死都得以保留他们各自主教教区这一众所周知的史实。事实上,上述的改革更多来自人们态度的转变而非法律的变革。现存的立法已经为执政官的正常选举和大众议会获得足够权力提供了保障。现在所需的只是人们将它们落实的意愿。这种意愿正是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所拥有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他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个人魅力,来使得人民追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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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共和国走向完结的七个半世纪中,固定的几个最主要家族的姓氏反复出现在执政官名单上。考虑到大多数时候威尼斯对寡头政治的公开承认,因而当人们不支持它的时候,情况无疑是令人惊讶的。但尽管如此,在这数个世纪内,我们发现同一个姓氏连续两次出现的情况仅仅只有两例,这两例执政官的传承发生在兄弟之间而非父子之间,并且都经过了正当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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