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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层面上，威尼斯同样获得了利益。威尼斯人长期在教宗与皇帝之间保持中立而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回报，这种情况是十分反常的，事实上这是因为他们与双方都达成了特殊的协议。从腓特烈那里，威尼斯人得到了自由通行的权利、安全通行的保证，以及在帝国全境免除通行费的待遇，作为对威尼斯人给予腓特烈的臣民相似的特权的回报，“到威尼斯为止，不能再向前一步”，这是帝国对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超然地位的承认。而在教宗这边，他以授予威尼斯大多数重要教堂赎罪券的方式来表达感谢。同时最重要的是，他为格拉多和阿奎莱亚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画上了句号，数个世纪以来，这两地为威尼斯的教会事务带来了无数纷争和痛苦。根据教宗最终裁决的条款，如今已经长居威尼斯的格拉多宗主教宣布放弃阿奎莱亚的波珀在一个半世纪前窃走的财富所有权，作为补偿，他得到了在潟湖周边以及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的聚落中无可争议的绝对权力，因此可以想象，威尼斯接下来会对这些地方的附属城镇加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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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身处威尼斯，还为一项威尼斯传统赋予了新的圣礼上的意义。这项传统即是每年在利多港之外的外海举办的耶稣升天节典礼，它始于公元1000年，长久以来，已经从一项祈愿活动变成了威尼斯与亚得里亚海象征性的结婚仪式。[77]诚然在执政官宫大议会厅北墙的某扇门上方，悬挂着维琴蒂诺描绘的画作，画面上教宗正将那枚准备稍后掷入大海的金戒指交给齐亚尼执政官；但不得不遗憾地说，就像紧靠这幅画右面，画家丁托列托之子多梅尼科笔下虚构的萨尔沃雷海战一样，这幅画同样没有事实基础。向大海献上的金戒指原本只是起到安抚海洋的作用，随着时代变迁增添了婚姻的暗示，在如今这么做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但即便合理推测教宗出席了公元1177年6月2日的耶稣升天节典礼，我们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积极参与其中，这与他的性格实在是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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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威尼斯来说，它得到的一切中最好的还是在声望方面。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夏天，它是全欧洲关注的焦点，并且毫无疑问地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威尼斯执政官接待了西方世界的两位领袖，即便他与他们的关系并非全然平等，但至少也达到了朋友或等同于王公的程度。帝国和教宗方面的谈判者们对威尼斯青眼有加，以教廷《总结报告》（Relatio Synodi）的说法，威尼斯“只臣服于上帝……这是一个市民能够在各个派别之间保持和平，并能确保消除不和与叛乱，或者任何蓄意谋划或非自愿之事的地方”。诚然，威尼斯对此只是刚刚才成功，不过通过这样的尝试，它树立起了作为一个大都会和欧洲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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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马可大教堂中央门廊前的石板地面中，镶嵌着用来标记传说中腓特烈纡尊降贵向教宗俯首地点的菱形斑岩。今日这座教堂是圣马可广场和小广场上唯一一座还保留着当年事件发生时原貌的建筑。今天此地仍拥有与当时举行盛大典礼时非常相似的面貌，还要归功于执政官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他推倒旧的圣吉米尼亚诺教堂[78]，从圣匝加利亚修道院的修女们那里购买了位于修道院教堂和潟湖之间的果园（在本地语言中称为brolo），然后填平巴塔里奥河，在上面以砖块砌出人字形图案，这条河原本从旧威尼斯行政官邸大楼后方流过，穿过大教堂前方，途经钟塔，然后到达靠近公共花园的铸币厂河，它被填平之后开辟出的空地就是日后为人所知的圣马可广场。执政官还命令所有围绕广场而建的房屋都需要用拱形结构和石柱廊连接起来，于是从一开始，这个地方就很像公元1496年真蒂莱·贝利尼绘画中的模样。除去行政官邸大楼从南北两边延伸出的长长两翼外，如今圣马可广场的景象也与当时相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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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亚尼执政官同样将自己的标记留在了执政官宫和广场上。当时的执政官宫其实是公元976年叛乱后重建的，并且在公元1106年的火灾后以修缮的名义进行了增建和装饰。我们从桑索维诺的叙述中得知，齐亚尼执政官将执政官宫“从每一个方向都进行了扩建”，尽管这证词十分粗略，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建设工程遵照了过去的传统，扩建后的执政官宫看上去与如今仍矗立于大运河畔的一些拜占庭式建筑颇为相似，比如土耳其商馆，或者靠近里亚尔托桥的洛雷登宫与法尔塞蒂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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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码头边的小广场也像圣马可广场那样被清理扩大。或许是为皇帝亲临做出的一部分准备，曾经封锁临水路径近三百年的执政官彼得罗·特里布诺时期的旧墙被一扫而空。当年维塔莱·米希尔从他不走运的东方远征中带回三根古石柱，有一根不慎在靠岸卸货时越过船边掉落水中，现在还深陷在莫洛水底的淤泥里，剩下的两根石柱在过去的五年内一直躺在旧墙之侧。人们试了种种方法想把它们竖立起来，但均告失败，然而这时有一位年轻的威尼斯工程师向执政官毛遂自荐，他的真名叫尼科洛·斯塔拉托尼奥，但是通常被人叫作“巴拉蒂耶里”（Barattieri），这个绰号在意大利语中通常指某人对玩牌出千的嗜好，从这位建筑师对执政官提出的报酬来看，这个名字倒也还算实至名归。至少我们知道尼科洛·斯塔拉托尼奥提出他可以让两根石柱进入正确的位置，作为回报，他要求获得在这两根石柱之间开设公共赌桌的权利，齐亚尼执政官答应了他。这两根石柱竖立到如今它们矗立的位置后，圣马可之狮以及圣狄奥多尔同他龙形的鳄鱼被分别安放在石柱的顶端。当然，赌桌也随之设立起来，其后据说大议会为了削弱执政官对建筑师的让步所带来的意义，将该处指定为执行公开处决的地点。然而以我们所知那个时代的秉性，只怕这么做正好产生了反作用。而另一方面，巴拉蒂耶里并未完全抛弃他的建筑师生涯，数年之后，这位建筑师在浮舟上建起了第一座里亚尔托桥，使他的名字再度为人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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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建设者的身份，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还证明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宪政改革者。在此没有必要为他之后重组行政机器、建立新政府机关、编纂与阐释法律条文的诸多细节进行详细说明，因为更重要的是齐亚尼执政官埋藏在他全盘改革计划底下的哲学思想，它始终支持和强化着业已成为威尼斯政治思想体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寡头政治的原则。在他退休前不久，齐亚尼执政官召集主要的治安官开会，命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要特别重视将拥有最高权力的职位交给那些有财有势的公民们，“以免在他们死后这些人心生不满，转而采取暴力行为”。这项建议在实际上比它听上去的要不那么保守，只有少部分高贵的威尼斯人不将高级公职看作一种不讨人喜欢的责任，看作对个人自由的严厉约束，而且远没有商业那么获利丰厚。然而就公民责任而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无论是在国内或是国外，威尼斯人都不得拒绝履行，从公元1185年起，任何类似的拒绝都会根据法律遭到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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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有六年多的任期内，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当选为执政官时就已经是七十高龄，因此到了公元1178年，他决定退出公共生活，像他的许多位前任那样退隐到圣乔治·马焦雷岛的修道院内。不久他在那里去世，随后在圣乔治·马焦雷岛教堂的帕拉弟奥风格正门墙上，齐亚尼执政官在特里布诺·梅莫的对面受到人们的纪念。[80]在齐亚尼执政官的遗嘱内，他将几所位于默瑟里亚，坐落于圣朱利亚诺教堂和圣马可大教堂之间的房屋租金收入用于为共和国羁押的犯人提供食物，还把同一条街上更远处的其他财产赠给他的修道院，并且指示每周二都要为十二名城市贫民供应一份晚餐。作为对家庭的谦逊教育，每年的圣司提反日，齐亚尼家族需要在其陵墓不灭的长明灯前享用一顿由廉价鱼类、酒和没有油的扁豆组成的朴素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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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亚尼执政官去世前不久，他对现存的执政官选举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变。取代过去大议会直接提名十一名选举人的方式，如今的解决之道是，大议会此后仅选出选举人中的四人，然后这四人需要提名一个四十人的选举团队，随后这个团队中每个人可以获得至少三张选票，选出这四人之外的人选，并且在这些人选中，同一个家庭不得超过一人入选。这个选举程序看起来稍有些生硬笨拙，但与其日后的发展相比，它堪称简便。经过这样的程序，奥里奥·马斯特罗皮耶罗或称马利皮耶罗在公元1178年成为新任执政官。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外交高手，在巴勒莫和君士坦丁堡工作期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曾经以组织者和捐助者的身份参与维塔莱·米希尔的第一次国债发行。新执政官过去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他任职期间对其大有帮助，因为在此时，东西方之间的局势又再度阴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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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80年9月24日，沉疴已久的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去世，此后五年，拜占庭帝国陷入了苦难和混乱的旋涡。曼努埃尔的合法继承人是他十二岁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其母安条克的玛丽取得摄政大权。安条克的玛丽是诺曼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三世的姊妹，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统治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玛丽公然偏袒其法兰克同胞的行为损害了希腊人的利益，因此遭到臣民的厌恶。对玛丽的第一次叛乱宣告失败，但是公元1182年的第二次叛乱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大屠杀，几乎所有身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西方人都在劫难逃，包括妇孺和医院内的病人。整个法兰克人居住区在大屠杀中遭到洗劫，相较之下，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居住地在十一年前所遭到的破坏和抢劫看上去几乎不值一提。同时，先皇曼努埃尔的堂兄弟安德洛尼卡·科穆宁进军首都并攫取了皇位，玛丽被绞杀，而被迫亲自签发处死母亲命令的幼帝不久后也被用弓弦绞死。年轻的阿莱克修斯·科穆宁留下一位十二岁的未婚妻阿格尼丝，她是法王路易七世的女儿，在拜占庭重受洗礼后更名为安娜。阿格尼丝在混乱爆发前的几个月到达了君士坦丁堡，但因为她实在太过年幼，所以并未举行婚礼，六十四岁的安德洛尼卡干脆利落地娶了她，而且根据当时不止一个可靠消息来源，他将这桩婚姻生米煮成了熟饭。接下来残酷可怕的三年在文明世界中是空前的，恐怕只有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才能与之相比。最后到了公元1185年的9月，轮到安德洛尼卡被推翻，然后被暴民撕得四分五裂，死无全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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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一年，一段时间以来传到里亚尔托的消息再明白不过地显示威尼斯和西西里王国之间短暂的蜜月期即将结束。国王威廉二世（好人威廉）和他的王后，狮心王理查之妹英格兰的乔安娜没有子女，而且很可能之后都不能再生育后嗣，因此在血统上最接近于西西里王位的就是威廉的姑母康斯坦丝，而她已经宣布与霍亨施陶芬的亨利，也就是腓特烈的儿子兼继承人订有婚约。对威尼斯以及所有它隶属于伦巴第城市同盟的姊妹城市来说，经由这桩联姻展现出来的前景是非常可怕的。这些城市之所以能够长期与帝国对它们宣称主权的行为进行抗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腓特烈在意大利并没有一个长久的据点，而且按照封建法的规定，他也不能够让自己的德意志军队在阿尔卑斯山之南无限期地逗留。但因为这个婚约，从此以后皇帝就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君主，而是意大利半岛实实在在的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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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东方，在拜占庭的危机持续期间，威尼斯能做的事很少，但一旦安德洛尼卡不再碍事，温顺却无甚建树的伊萨克二世·安格洛斯坐上君士坦丁堡的皇位，威尼斯人在第一时间便行动了起来。双方的外交谈判开始于公元1186年，并在次年签署了和约，在和约中，皇帝承诺将对公元1171年的事件进行全盘补偿，而且帝国将承担起责任，保护威尼斯和它所有的领地不受任何来源的袭击；帝国还将负担让四十到一百艘桨帆船在威尼斯军械库进行装配的花销。居住于拜占庭帝国疆域内的威尼斯人，每四人中的三个有义务应征入伍，他们在威尼斯军官手下操纵这些船舶，而军官们又接受帝国海军司令的总指挥。由于每一条桨帆船需要多达一百四十名桨手，因此可以推测差不多有一万八千名正当参军年龄的威尼斯男子生活在拜占庭帝国的边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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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现任皇帝伊萨克·安格洛斯是个腐败无能的统治者，尼基塔斯·霍尼亚提斯称其卖官鬻爵就像在市场兜售蔬菜，但是为何他会选择将造船项目委托给一个帝国曾经在过去二十年中明白表露敌意的异邦，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拥有极其卓越的造船厂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这么做，实在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威尼斯此番可谓一举两得，两全其美，它既回报了帝国的庇护承诺，同时又对拜占庭全部的海军力量实行了有效的扼制。十六年后，当东罗马帝国发现自己实际上已经无力抵抗威尼斯的入侵舰队时，它只能感叹这完全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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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0 可耻的荣耀（公元1187—12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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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那座大都会所知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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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关心它那些明烛高照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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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那些身披白袍，性好男色的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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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竞技场内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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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它藏身在厅堂帘幕重重之后的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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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格雷夫斯，《前线的铁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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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与拜占庭于公元1187年签署的协定恰逢东方的一场大惨败。7月4日的哈丁战役中，撒拉森人在萨拉丁的率领下彻底打垮了耶路撒冷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领导的部队；10月2日，圣城陷于穆斯林之手。当消息传到罗马，年迈的教宗乌尔班三世在震惊中一命呜呼，接任的教宗格列高利八世立即向全基督教世界再度召集十字军。对威尼斯而言，这次十字军征召来得正是时候。为了收复先前再一次屈服于匈牙利国王巧言劝诱的札拉，它最近正开始一场周期性战役，然而这次匈牙利人的反应要比预期的来得强和迅速，幸亏有教宗要求所有基督教势力必须团结一致讨伐异教徒的严命，威尼斯可以借此大好机会撤军，以免颜面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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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可以想象威尼斯会对教宗格列高利的呼吁产生怎样热烈的响应。哈丁战役惨败后，东方的十字军国家出现了普遍性的衰退与崩溃，威尼斯也从中损失不少。幸亏有西西里海军迅速的行动与萨拉丁对形势的误判，提尔仍然被基督徒掌握着；但是拥有威尼斯人聚居区和繁荣商业殖民地的阿卡，在撒拉森人到来时，当即选择同赛达、贝鲁特等沿海和内陆城市一起投降。马斯特罗皮耶罗执政官因此发行了强制性国家公债，它按照威尼斯最显赫家庭拥有的财富，小心地评估出将要征收的具体数额。公元1189年复活节，战舰舰队准备就绪，搭载着一支兵员来自意大利各地，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混编军队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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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支军队被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员不断扩充，他们中有英格兰人、法兰西人、丹麦人、佛兰德人，还有德意志人和西西里人。在领导十字军的四位欧洲君主中，有两位出师未捷身先死，其一是年轻的西西里国王好人威廉，他不幸病逝，享年三十六岁；其二是年迈的红胡子腓特烈，他在横渡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卡利卡德努斯河时溺水身亡。不过剩下的两人到达了目的地，率领部下投入战斗，这两个君主一位是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他以勇气和骑士气概成为传奇，但本质上是个鲁莽、不负责任且不守信义的人；而另一位法兰西的腓力二世是个阴郁且完全没有魅力的男人，但相较于被证明是英格兰最糟糕王者之一的理查，他凭借着智慧和政治家的才干，跻身法兰西最贤明的君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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