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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1 拉丁帝国（公元1205—12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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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女儿们的嫁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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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外国，那取之不竭的东方得到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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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如同闪耀的豪雨，倾泻在她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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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披紫袍，举办盛宴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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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们济济一堂，感到赴此筵席增添了他们的高贵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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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四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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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05年8月5日，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的儿子彼得罗被一致推选为新一任威尼斯执政官，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身份上的认知。随着时间推移，执政官的宝座逐渐与一长串响亮但大多空泛的头衔联系在一起，如今在它们中加入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称号：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的所有者。这样一来，执政官是否有可能将自己视为一位意大利王公，就像他的前任们事实上经常考虑的那样？或者他如今需要将自己的角色转变为一位本土的专制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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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领导威尼斯的都是一位深思熟虑、脚踏实地且头脑清醒的领袖，而非野心勃勃的冒险家。齐亚尼家族富可敌国，有一则传言称这个家族的财富来自一位齐亚尼家族先祖从他在阿尔蒂诺的地下室中发现的一头金奶牛。同时，齐亚尼家族在城中备受敬重，彼得罗本人以虔诚和慷慨为众人所知。这位执政官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名水手，公元1177年，他指挥一支小型船队，护送红胡子腓特烈从拉文纳前往基奥贾。他同样随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到过札拉与君士坦丁堡，虽然他并未在那里逗留很久。自从恩里克·丹多洛出征之后，他的儿子雷尼耶·丹多洛就担任副执政官管理威尼斯事务。彼得罗当选时，正是服务于雷尼耶的六位顾问之一。《阿尔蒂诺纪事》对这段时期的记载出人意料地可靠，或许是君士坦丁堡的流血杀戮令彼得罗感到嫌恶，这本书令人赞许地引用了一句他最欣赏的格言：“战争可有意即起，和平需孜孜以求，既得和平，万望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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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骤然获得了广大海外帝国的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和平似乎是种难以实现的福利，早在老丹多洛去世之前，拜占庭帝国被占领地区的臣民们就无意于不加抵抗地接受新的统治者。威尼斯或许足够富裕强大，但是它在当地的土生人口很少，并不足以平定、管理和保卫分配给它的所有土地。它不能向君士坦丁堡寻求帮助，鲍德温一世的兄弟，佛兰德的亨利继承了拉丁帝国的皇位，正焦头烂额地维持着自己统治范围内的秩序。因此在齐亚尼睿智的领导下，威尼斯人选择不立刻接管所有新获得的领地。它们大多数被委托给封臣进行管理，他们通常是威尼斯重要家族的小儿子，乐于在色雷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群岛上自命为统治者。只有少数战略要地，如克里特岛、杜拉佐、科孚岛和摩里亚地区的迈索尼、科罗尼两个港口，才由共和国政府直接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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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只是这几个关键的前哨站都很难控制。尤其是威尼斯近来的胜利激起了两个主要海上竞争对手热那亚与比萨强烈的嫉妒。这两者在君士坦丁堡都拥有贸易社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它们的代表和希腊人一起被部署在城墙上。尽管如此，在城市陷落之后，它们都被排除在帝国的商业贸易之外。[92]于是热那亚与比萨决心阻止威尼斯进一步巩固它在东地中海的地位。公元1206年，一个名叫恩里克·佩斯卡托雷的海盗自封马耳他伯爵，他武装登陆克里特岛，并帮助当地希腊人取得了几处沿海战略要地。威尼斯经过两次远征，花费了两年时间才将他驱逐出去。为确保类似灾难不再重演，一个名叫贾科莫·提埃波罗的人被指派为克里特总督，他在克里特岛的权限几乎可以与执政官在威尼斯的权力相提并论。不过与当选后终身任职的威尼斯执政官不同，这位克里特总督以及他的后继者们只有两年任期。同时，克里特岛被均分为六份，每一份都被相应地划拨给威尼斯六大行政区中的一个，次年，克里特成为共和国第一个海外殖民地。纵然当地希腊人此时仍没有顺服，但他们的土地已经被没收充公，成为威尼斯地主们的领地。克里特岛的希腊居民还痛恨那些大批拥来此处的贪婪的拉丁教士，这些教士不仅不满足于抢占当地所有的教会财产，还强行用令人讨厌的罗马天主教礼仪来代替传统的东正教礼拜仪式。因此纵贯十三世纪，克里特岛民的不断反抗就在意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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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长远来看，在君士坦丁堡出现的麻烦要远远比在克里特岛、科孚岛或其他地方的问题更让齐亚尼执政官忧心忡忡。君士坦丁堡落入十字军之手后，恩里克·丹多洛为准备有效管理威尼斯占领区而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指派一位代官（podestà），在他去世之后，他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同胞立即选出一个名叫马里诺·泽诺的人来接手这个职务。不过在威尼斯，这个职位一向被认为应当由中央政府来进行任命，因此选举消息传来时不免在威尼斯方面引起了一些忧虑，收到此事的后续报告后，它们更进一步滋长起来。泽诺将威尼斯执政官的新称呼，“八分之三个罗马帝国的所有者”，安在自己头上，他甚至开始仿效丹多洛之前的行为，穿着杂色的长筒袜和鲜红的半高筒靴，而过去这副打扮是皇帝的特权。这是否意味着威尼斯在拜占庭的成功将落到这些身在黎凡特的威尼斯籍领导人头上？而这些人是否正筹划着脱离他们的母城呢？于是威尼斯向泽诺传达了一条使人沮丧的消息，他的当选将作为特例被批准，但是之后每一位代官都必须由威尼斯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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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个长期的威尼斯传统，就像君士坦丁大帝在九个世纪之前对罗马帝国所做的那样，齐亚尼执政官一度曾认真考虑过将共和国的首都迁移到君士坦丁堡的可能性。据说在议会讨论时这个提议曾被正式地提出过，它的支持者辩称威尼斯的利益焦点如今已经向东转移，而它对海外领地来说太过遥远，而且众所周知，威尼斯极易受到洪水和地震的威胁。[93]但这个提议最终在一次被称作“神意表决”（Voto della Provvidenza）的投票之后被否决。不过只有一两位不甚可靠的编年史家提到这个故事，那个时代最为可信的原始资料对此只字未提，尽管可能有人一度提出过类似的主意，它也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支持，更不必谈被人接受。这里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威尼斯将其首府搬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它就要付出牺牲自己的安全与身份认知的代价，共和国的存续时间也不会比那可悲的、威尼斯为其建立付出良多的拉丁帝国更长，甚至可能更短命。暂且不论其可能性，假设“神意表决”是真正发生过的史实，那么所有后世的威尼斯人都应有充分的理由来庆幸他们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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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29年初，彼得罗·齐亚尼因老病卸任，数周后安息在圣乔治·马焦雷岛他父亲的坟墓边。此时威尼斯的政治方向已经重新转回正轨，在关键的问题上，它做下了正确的决定：威尼斯将一如既往地在政治和商业两个方面尽可能开发海外领土，但它不会拿已得的利益去冒险，做出贪多嚼不烂的不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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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威尼斯人能够有超越新任执政官贾科莫·提埃波罗从这项政策上展现出来的令人信服的智慧，更没有人会质疑威尼斯成为海洋帝国的前景。他担任第一任克里特总督时，受尽了不断反叛的希腊人带来的麻烦，更别提那些他曾经轻率地向其求助的威尼斯冒险者们。最终贾科莫·提埃波罗不得不改扮女装逃离克里特岛，以威尼斯代官的身份前往君士坦丁堡，然而在那里，他很快目睹了十字军的帝国是如何迅速地分崩离析的。公元1219年，他甚至同流亡在外的希腊皇帝在尼西亚单独签订了一份商贸协议，并称呼这位流亡者为“罗马人民的皇帝”。尽管贾科莫·提埃波罗走的这一步棋令他不为拉丁人所喜，但它却从政治上反映了威尼斯人的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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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科莫·提埃波罗的执政官生涯开始得并不顺利。与提名获得一致通过并顺利当选的前任不同，他与另一位候选的竞争对手分别获得了选举委员会中各一半的票数，因此四十名选举者不得不通过抽签来做最后决定。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认为，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之后选举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了四十一人。而或许是为了表达对引入的这项新机制的不满，奄奄一息的老齐亚尼拒绝了新执政官的礼节性访问。[94]或许这同样是一个显示出威尼斯人普遍不安的迹象，贾科莫·提埃波罗就任时有义务签署的承诺书（promissione）变得非常复杂详细，而且对执政官权力的限制要甚于之前的任何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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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承诺书，本质上类似于一种加冕宣誓，长期以来，它是威尼斯执政官就职的一项传统特色。它在早期仅仅是仪式性的，通常由新执政官本人起草内容，在其中承诺公正勤勉地履行职责。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承诺书的篇幅逐渐变长，内容也愈来愈详细确切，等到这份承诺书摆在贾科莫·提埃波罗面前时，它看上去几乎就是一份法律合同了。这份承诺书也被当作之后所有执政官参考的模板。其中规定，执政官需要宣誓放弃对所有国家收入的拥有权，除了每季度支付的薪水，以及他从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城镇得到的那份贡物，还有出产于伦巴第与特雷维索的指定数量的苹果、樱桃与螃蟹。他要保证购买公债，要保守国家机密，并且在没有得到议会事先同意的情况下，不与教宗、皇帝以及任何其他王公私下联系，执政官与他们的来往信件也必须在第一时间公开。承诺书中确立了严厉的措施来抑制腐败，执政官只能收取规定数量的食物和酒，通常一次不超过一只动物或者十串飞禽，除此之外，不允许接受任何礼物。如果送礼者有求于执政官，那么即便礼物的标准合乎要求，执政官也不可以接受。请愿者可以赠送给执政官的，只有玫瑰水、玫瑰花瓣、鲜花、香草和香脂这类象征性的礼品。当然，执政官也不允许指名任何人成为共治执政官或是他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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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贾科莫·提埃波罗的承诺书是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执政官慢慢从独裁者降为挂名领袖这个漫长过程中意义重大的一步。这个过程至少在十一世纪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执政时就已开始，通过维塔莱·米希尔被刺之后产生的改革得以持续，但在此时它还没有结束。提埃波罗制定了进一步的控制措施，其中包括成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校正者”（Correctors）理事会，来起草每一份新承诺书；另有三人一组的审查官（Iquisitor）帮助处理这项任务，他们仔细审查前一任执政官的履历，告知校正者其中任何独裁的迹象或其他不良倾向，后者按照这些建议，对新的承诺书做出调整。就像往常一样，威尼斯要做到万无一失，容不得半点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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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贾科莫·提埃波罗可能对威尼斯的海外帝国抱有讽刺性的情绪，他却很快发现自己在家门口面临着更严峻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皇帝亨利六世之子霍亨施陶芬的腓特烈二世。这位不凡之人于公元1220年在罗马加冕，他也许是在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之间最为卓越的欧洲统治者。不过他也可能是最不讨教宗喜欢的人，在之后的三十年中，皇帝不断针对教宗国和重新组成伦巴第城市同盟的意大利城市，想要像他的祖父与父亲那样重新掌控它们。新的伦巴第城市同盟建立于公元1198年，这次威尼斯不在其中。二十一年前，红胡子选择在威尼斯向教宗表示屈服，它借此成功地表示了自己的中立性。这次和解会面树立了威尼斯的有利地位，它借亨利六世去世后神圣罗马帝国漫长的皇位空位期与近来全心关注的东方事务将这一地位进一步巩固。因此当西方局势再起波澜时，威尼斯决心维持现状，远远地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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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试图解除威尼斯这种事不关己的状态，并将它拉到自己这一边，于是在公元1233年初造访威尼斯。或许有人会希望知道皇帝对他所见所闻的反应，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统治的国际化大都会巴勒莫度过的，腓特烈在那里培养出旺盛的求知欲，他对五种欧洲语言及其文化了如指掌，更不用提他精通阿拉伯语，能亲自劝服耶路撒冷的埃米尔将这座最重要的圣地归还基督徒。以上种种，使得这位皇帝成为当时最具文化教养的人，他还因此赢得了一个称号“Stupor Mundi”，意为“世界的奇迹”。威尼斯如今取代巴勒莫，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东西方文化、艺术和商业沟通桥梁，皇帝拜访这座城市，或许会觉得它的多种族、多语言氛围与巴勒莫极为相似，而正是这种环境，很大程度上参与塑造了他的人生。同时，腓特烈二世热爱华丽的物品和盛大的排场，举例来说，他出巡时习惯性随同的异国兽群总是让他的臣民们惊异不已，在此次造访中，皇帝的这个喜好在他所见过的最辉煌美丽的城市中得到了充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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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短暂停留威尼斯期间，与提埃波罗执政官以及其他威尼斯要人进行了接触。这些接触促使腓特烈二世的宫廷中产生出十四行诗这一文学体裁，并让皇帝与当时最为重要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相处融洽。腓特烈二世用他强大的人格竭尽全力去影响威尼斯人，同时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确认了威尼斯过去在帝国全部的贸易特权，还给予它在阿普利亚和西西里新的优惠政策。作为回报，皇帝得到了一小块真十字架上的碎片。或许他犯下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在访问期间，腓特烈委托一名威尼斯金匠为他打造一顶新皇冠，这件事导致威尼斯当局激烈的反应，直到他们确定这是一次非官方的私人交易，那位工匠才得以继续他的工作。因此，无论双方表现得多么热诚，腓特烈仍不能得偿所愿，他满怀失望地离开了威尼斯，而威尼斯人仍然像过去那样，置身事外，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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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年中，威尼斯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迅速地恶化了。尽管威尼斯宣称中立，但它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可能还贪得无厌的腓特烈盘踞在共和国通向欧洲大陆的门户外。基于如此考量，威尼斯加入了至今仍然生效的第一次伦巴第城市同盟，而对伦巴第城市的同情之心令它不禁与它们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不久前，威尼斯担当起新城市同盟的银行家这一角色，在战局吃紧时，又为皇帝的敌人们提供庇护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尊贵的威尼斯公民被伦巴第城市邀请担任代官。以现代人的思维来看，这些强大的城邦国家有意定期任命外国人来处理国家大事，这简直匪夷所思，但是这些城邦中大多数内部派系林立，各方图谋利益，满怀妒忌，野心勃勃，充斥着家族纷争，如此分裂的状况，使得他们不可能达成一致，让一位本地人成为领导者。威尼斯幸运地彻底摆脱了这种分崩离析的状况，在它的自治政府的历史上，从未试图让一位外国人以代官之名插手政事，这是值得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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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此时为止，这套代官制度仍然发挥着作用。举例来说，帕多瓦和特雷维索在公元1236年都由威尼斯人就任代官，特雷维索延请的是执政官的儿子彼得罗，身份可谓最为显赫。而就在这一年，正是彼得罗领导他管辖的城市英勇抵抗腓特烈二世的围城部队。这支部队的领导者是腓特烈二世在北意大利最重要的副手，可怕的埃泽利诺·达·罗马诺，彼得罗在与他对抗的过程中积累了声望，当特雷维索被迫在公元1237年投降之后，他立即受到米兰的邀请，前往当地担任同样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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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就威尼斯所关注的方面来说，代官制度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借助这个制度谨慎地在欧洲大陆谋求利益，而不必从官方角度破坏共和国的中立性。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它越来越难以坚持这种所谓的中立，更不用提在行动上遵循这一原则。威尼斯不仅与伦巴第城市的牵扯越来越深，帝国军队接连不断的胜利也使得它的忧虑与日俱增，尤其是公元1237年，帝国取得了科尔泰诺瓦战役的胜利，彼得罗·提埃波罗也在此战中成为俘虏，在帝国军队胜利游行时被放在队伍中的一头大象背上示众。而更为凶险的是埃泽利诺于次年率军抵达潟湖沿岸，摧毁了位于富西纳的圣伊拉里奥女修道院。最终，在教宗格列高利九世的鼓动下，威尼斯于公元1239年与两个最棘手的竞争对头，热那亚和比萨，结成了历史上最出人意料的同盟，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甚至同意让对方国家的旗帜同本国旗帜一同飘扬在各自的桨帆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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