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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协议正如预想中一样没有持续太久,除了对腓特烈钟爱的阿普利亚进行过一次短暂敷衍的远征,这个同盟只发动了一场重要的战役,即费拉拉城之战。埃泽利诺与他另一位皇帝派(吉伯林派)的同僚萨林圭拉·迪·托雷洛合作,意图将这座城市发展为威尼斯的商业竞争对手。数周后,执政官乘坐着他的国务驳船“黄金船”,率领一支威尼斯舰队沿波河而上,封锁了费拉拉,经过五个月的交战,萨林圭拉最终不得不寻求和谈。不管事实是否像人们普遍断言的那样,威尼斯人在谈判过程中逮捕了他,或者他确实是自愿向威尼斯人投降,总之威尼斯人将萨林圭拉带回了威尼斯。他舒适地度过了五年羁押生活,在死后享受了国葬待遇,并得到一座位于利多岛圣尼科洛教堂的华丽纪念碑。但萨林圭拉在费拉拉的追随者们就没有这般幸运,由阿佐七世侯爵领导的教宗派(归尔甫派)如今得以结束流放,这些人一返回城市,就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报复行动。而同时,威尼斯索取的授权和特许权,以及阿佐七世轻易授予对方的权利,都远远超出了之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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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41年,腓特烈二世最大的敌人格列高利九世以百岁高龄去世。经过两年的空位期,接替他登上教宗之位的英诺森四世[95]继续坚持格列高利九世的政策,但至少就像威尼斯所担心的那样,反抗的热度逐渐消退,而它与皇帝在公元1245年签订的和平条约也不过是对现状的确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要归咎于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麻烦死灰复燃,令威尼斯持续数年都忙于在其他地方处理问题。不过根本的原因更加简单,威尼斯已经意识到神圣罗马帝国终究不会对其主权造成直接的威胁。腓特烈二世从未让共和国对他宣誓效忠,在所有他与执政官的来往书信中,皇帝谨慎地避免将威尼斯人与“可信赖的臣民”(fideles)这个词联系起来,这个危险的情绪化词语伴随着对忠诚心傲慢放肆的揣测,曾经让伦巴第的市民们怒不可遏。两汪将里亚尔托与欧洲大陆分开、幅员不过短短数英里的浅水,给予了威尼斯特殊的独立地位,威尼斯潟湖的浅水不但让共和国免于被征服、掠夺和破坏,而且更为不同寻常的是,它使得威尼斯不再被看作北意大利的城市,即便它是其中最为强大和富裕的一个。而威尼斯在黎凡特取得的海外帝国使它获得了更多的尊敬,它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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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尼斯的帝国建立在商业贸易之上。威尼斯人应当了解到,或至少在潜意识中了解到,他们在贸易上取得的非凡成功并非源于其领土的扩展,相反,它应当归功于共和国本身的“小”。在此,环绕威尼斯的潟湖带来了另一项好处,它将威尼斯人限制在一个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因而培养出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表现在国家危难之际,从威尼斯人处理日常事务的角度更是可见一斑。威尼斯富商的上流社会中,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情况,对彼此的熟悉导致了双方的互信,这种信任关系在其他城市通常都局限于家族圈子之内。因此,威尼斯人迅速高效的商业管理能力无与伦比。即便是一场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历时长达数年且风险颇高的商业冒险,在里亚尔托亦只需数小时就能够安排妥当。威尼斯的商业活动可以表现为两名商人间简单的合作伙伴关系,也可以是资助一支横穿亚洲的商队或大型舰队的大规模合作。这些商务活动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运作,不过更常见的是只要完成特定商业活动就自动解散的特设(ad hoc)安排。但无论如何,威尼斯的商业行为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一点神圣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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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有一类十分简便的短期合伙契约关系。它意味着在实际操作中,任何手头有点小钱以供投资的威尼斯人都可以入股商业活动。艺术家、寡妇、长者、病人……所有人都可以与那些活跃但相对贫穷的年轻商人组成所谓的“合作伙伴关系”(colleganza),这些人提供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二,而与他们合作的商人负担剩下三分之一资金,并负责远航和其他所有的工作。商人们返回威尼斯后,必须在一个月内将完整账目交予合作伙伴过目,随后本次所得的收益由双方均分。共和国会向商人征收小额税款,不过比起拜占庭帝国向本国商人征收的惩罚性高额税款,以及大多数欧洲封建领主们制定的税额,早期威尼斯课税的额度几乎微不足道。于是在高额利润和强大激励的作用下,威尼斯的投资资金每年都节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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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基本情节,源于这类“合作伙伴关系”中一个假设的失败案例。十三世纪中期,威尼斯城内与邻近地区生活着超过三千名犹太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犹太人很多居住在大陆上的梅斯特雷,其他的,尤其是与达尔马提亚地区有商业往来的犹太人则居住在史宾纳隆加岛上,由于这个岛屿成了犹太聚居地,因此被更名为朱代卡岛。除了经商,威尼斯的犹太人就像他们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同胞一样从事金钱借贷和药剂师的职业,前一种高利贷性质的职业在共和国范围内是禁止威尼斯市民从事的。不过总的来说,除了对住处的选择有一定要求,在当时的威尼斯,包括他们的宗教活动在内,犹太人的日常活动并未受到任何法律限制,更不用说遭到迫害了。尽管在威尼斯历史的后期阶段,它对待犹太人并没有表现出比它的欧洲同侪们更开明的态度,但威尼斯固有的商业意识告诉它,对共和国的经济增长来说,犹太人的资金从一开始就具有巨大的价值。当然,像往常一样,这个直觉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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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早期的历史告诉我们,执政官突然隐退,之后在数周至数月内去世的例子屡见不鲜。这当然不仅仅是依照执政官退休年纪而产生的传统,威尼斯人以长寿著称,时至今日,他们的平均寿命仍然高于意大利其他主要城市的居民。威尼斯人直到耄耋之年仍能保持无与伦比的活力,而恩里克·丹多洛执政官不过是他们这种引人注目能力的一个例子罢了。执政官走下宝座,死亡旋踵而至,由此人们不禁猜测,老执政官是否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逐渐衰退至尽头,才做出了退位的决定。当执政官觉得自己仍有余力领导人民时,他便会继续履行职责,但当他不能胜任时,也绝不恋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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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埃波罗执政官也不例外,他退休后没有像诸位前任那样选择一间修道院隐居,而是在公元1249年春天迁入了位于圣阿戈斯蒂诺广场的私宅,在秋天到来前逝世于其中。提埃波罗对共和国可谓是鞠躬尽瘁。在黎凡特,他设法团结威尼斯处在分裂危险中的海外新帝国的几个主要部分。在西方,这位执政官服务于威尼斯正奋力抗争的姊妹城市以及它本身的利益,但不让共和国与这些城市太过亲近,或者使其陷入教宗派和皇帝派的争斗之中难以抽身,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这两派的斗争将继续造成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分裂。他与皇帝腓特烈二世不懈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两个儿子,提埃波罗认为,只要有利于国家,他就必须如此。与此同时,这位执政官在威尼斯继续着恩里克·丹多洛于五十年前开始的工作,公元1242年,他出台了著名的《法典》(Statuto),这是迄今为止出台的威尼斯民法汇编中最为详细和全面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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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埃波罗在任期间,威尼斯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则与两个托钵修会多明我会和方济会有关。公元1221年和公元1226年,圣多明我和圣方济在五年间相继去世,他们的辛劳随即获得了结果。公元1230年,两个修会的代表抵达威尼斯,提埃波罗执政官分别授予他们用来建造教堂的土地。分给多明我会的是圣玛利亚福尔莫萨教区北端一块广阔的沼泽地,而方济会得到的是横跨大运河、邻近执政官私宅的修道院废墟,这块土地在被授予修士们之前已经荒废了很久。到执政官去世时,这两处的营建工作进展顺利,而尽管这两座教堂——圣乔瓦尼保罗教堂与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直到十五世纪才全部竣工,至少前者建成的部分已经足以让老执政官选择它为长眠之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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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在一名上了年纪的虔信者马林·莫罗西尼的统治下,威尼斯渡过了四年平平无奇的日子。如果不是被莫名其妙地选为执政官,这位出身于威尼斯最古老和最杰出的家族之一的莫罗西尼先生,恐怕还混迹于他那些前途相对黯淡的同胞之中。直到公元1253年雷尼耶·泽诺当选,整个城市才重新焕发勃勃生气。雷尼耶·泽诺的人生波澜迭起,甚至可以说充满危险。札拉一地时不时发生叛乱,公元1242年,泽诺在镇压其中的一次叛乱时表现出极大的勇气。次年他在从里昂议会返回威尼斯的途中被萨伏伊伯爵俘虏,直到皇帝下令才获得释放,而一旦获得自由身,他又被传唤到皇帝的宫廷,腓特烈二世声称威尼斯制定了对他忘恩负义的政策,雷尼耶·泽诺不得不为此辩护。后来雷尼耶·泽诺相继在皮亚琴察和费尔莫担任代官,也正是在费尔莫代官任上,他获得了自己当选为威尼斯执政官的消息。所有这些逸事,和我们了解到的其他关于这位执政官的点滴,来自当时最有趣但不一定总是最可信的编年史家之一马蒂诺·达·卡纳莱,他对雷尼耶·泽诺的热情,与其说来自历史学家的职业本能,倒更像是广告代理人替他做的宣传,而就我们所知,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并不是说泽诺本人缺乏自我宣传的才能。马蒂诺用他充满魅力的古法语对纪念新执政官当选而举办的骑士比武锦标赛进行了令人屏息的绝妙描述。这场活动在圣马可广场,“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la plus bele place qui soit en tot li monde)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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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质地的顶棚遮蔽了在广场上竖起的看台,整个广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覆盖。许多时髦淑女和窈窕少女在看台就座,更多的女士们则出现在广场附近宫殿的窗口。尊敬的执政官阁下徒步从圣马可大教堂前来这里,威尼斯全部的贵族都跟随在他身边。人们蜂拥而至,挤得广场水泄不通……在他之后到来的是一群骑士,他们全副武装,在马上威风凛凛,气派十足。接着在女士们众目睽睽之下,骑士们的马上长矛比武就此开始。唉,先生们,要是你们身在现场,就能亲眼看见好多回漂亮的长枪冲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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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编年史中,马蒂诺紧接着回到这场威尼斯盛会的主题,他回顾在这伟大的节日里,执政官令人眼花缭乱的礼拜队列,以孩子般的热情描述金线织物、丝绸旗帜和银喇叭,一个半世纪后,真蒂莱·贝利尼与卡尔帕乔仍然迫切地想用画笔捕捉这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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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雷尼耶·泽诺的人生可不仅仅是环绕广场游行那么简单。公元1256年,他向讨伐埃泽利诺·达·罗马诺的教宗主动伸出援手,自从腓特烈二世去世之后,埃泽利诺打着皇帝的旗号,公然将其作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幌子。作为北意大利最早的大领主(signori)之一,也是成功在当地维持二十年以上权势的第一人,埃泽利诺因为统治期间非人的残忍暴行得到了“食人魔”的名声,整个伦巴第、弗留利与边境地区都对他又惧又憎。幸亏威尼斯的孤立主义政策获得了成功,他在它的历史上只是个边缘性的角色,于是我们便不必去看那些被刺瞎的囚徒或是残废儿童的可怕故事,教宗曾经用它们来证明自己将埃泽利诺逐出教会的正当性,而只要看看马蒂诺如何记录埃泽利诺于1259年遭到追捕直至被杀后的情景,就可知道人们对其的态度:“教堂钟声响彻全威尼斯,好像人们正在过圣徒的节日似的。等到夜幕降临,神父们登上钟楼顶端,点亮蜡烛和火炬,让人看见和听见那些惊人的光亮和喧哗。”[97]不过这只是典型的威尼斯态度,正如马蒂诺所指出的,这些庆祝活动固然有威尼斯人庆贺一个怪物消失,和平与安全重新在曾经饱受蹂躏、人心惶惶的地区建立起来的原因,但更多是因为从此之后威尼斯教堂依法征收它们在大陆产业的租金时,钱款再也不会被这位统治者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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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随后威尼斯的注意力很快就从伦巴第转移到黎凡特。公元1261年7月25日,一位名叫阿莱克修斯·斯特拉特高普洛斯的希腊将军出人意料地发动突袭,在几乎没有遭到反抗的情况下夺回了君士坦丁堡。8月15日,一直流亡并统治尼西亚的拜占庭皇族的第五位君主,帕里奥格洛斯王朝的皇帝米海尔八世重新入主这座城市。一个月后,他与妻子狄奥多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以东正教信仰中更神圣的方式再次戴上皇冠。东方拉丁帝国的历史结束了,拜占庭帝国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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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总共存在了五十六年的拉丁帝国不过是个糟糕的笑话。它的末代皇帝鲍德温二世被心怀仇恨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建立起来的国家包围,身边的拉丁同胞也并不忠心耿耿,他主要依赖法兰西的圣人国王路易九世赠送礼物和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维持帝国运作,后者甚至提出要这位皇帝的儿子作为担保。随着重要的贵族和教士们纷纷离开君士坦丁堡回到西方——后者还在离开时带走了城内教堂中剩下的财宝——这位被渐渐抛弃的皇帝甚至沦落到剥下皇宫屋顶上的铜换钱的地步,最后不得不将这座城市最珍贵的圣遗物,耶稣的荆棘冠,典押给威尼斯商人。[98]他和他曾经坐在同一张宝座上的法兰克人前任带来的只有混乱、掠夺与破坏,征服君士坦丁堡只让他们陷于贫穷与苦难。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造成的可悲混乱和影响中真正得利的,只有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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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拉丁帝国覆灭时,威尼斯也承受了严重的损失。教宗对堪称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再度从正统信仰下脱离的事实惊骇不已,路易九世也无疑为剩下的圣遗物脱离他的掌控而洒下了虔诚信徒的泪水。但对里亚尔托而言,这消息意味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威尼斯不仅占有着八分之三个君士坦丁堡,它还有遍布爱琴海、东地中海沿岸与黑海的殖民地与贸易港。迄今为止,这些地方享受着以金角湾作为基地的强大威尼斯舰队令人满意的保护,但如今这个重要的舰队停泊地将威尼斯人拒之门外。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对威尼斯只有难以化解的敌意。诚然他的帝国穷困潦倒,内帑空虚,几乎不能成为威尼斯的强劲对手,但他不是孤身奋战。在重夺君士坦丁堡胜利的几个月前,皇帝精明地与热那亚人结成了同盟,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热那亚人和在黎凡特拥有霸权的威尼斯人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作为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的回报,皇帝向热那亚人许诺将给予他们税收和关税上的优惠,并且允许他们在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帝国主要港口拥有一块领地。简而言之,这些承诺都是以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在公元1082年授予威尼斯的特权为模板提出的,而威尼斯的商贸伟业也正是建立在这些优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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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关系在大多数时候保持着紧张状态,而近几年,两个共和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自公元1255年起,两国就处于公开的交战状态。两者在巴勒斯坦沿海进行了三次重要的海战,多亏有冲劲十足的年轻海军司令,前执政官之子洛伦佐·提埃波罗的英勇奋战,威尼斯人三次令对手尝到惨败的滋味。他们还将热那亚人逐出阿卡,俘虏了一支由二十五艘桨帆船组成的从热那亚前来支援的舰队。而这回热那亚人的勇气却表现得并不明显,马蒂诺描写了一位支持热那亚的法国人菲利普·德·蒙特福特从提尔带着一支骑兵队前来增援,却只见到海中满是挣扎的热那亚人。蒙特福特随即充满厌恶地离开,他挠着自己的脑袋抱怨道:“他们[热那亚人]除了逛妓院一无所长,结果像以鱼为食的海鸟般一头扎进海中,然后淹死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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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蒙特福特的逻辑看上去同他拿来做比喻的鸟类学理论一样站不住脚,但是他的感情是很明确的。热那亚的骄傲被实实在在地打倒了,洛伦佐·提埃波罗凯旋之际,从位于阿卡的热那亚教堂圣撒巴教堂带走了三根矮石柱,其中一根是斑岩质地的圆柱,另两根则是有雕刻的方形白色大理石柱。它们被安放在圣马可大教堂西南角的小广场上,至今仍然矗立在那里。[99]不过如今风水轮流转,这次轮到威尼斯人在整个文明世界的注视下承受羞辱,这样的羞辱与它们的商业帝国所遭受的同步威胁一样让威尼斯人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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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结果来看,希腊人重夺君士坦丁堡带来的经济影响事实上并没有威尼斯人担心的那样可怕。攻占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简单顺利得出人意料,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并未像他预想中那样仰赖热那亚人太多,由于斯特拉特高普洛斯进攻时威尼斯舰队恰巧离开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皇帝甚至成功回避了直接引发威尼斯敌意的可能。而且,米海尔八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明白威尼斯的海军力量仍然胜过热那亚,而它将来还可能赢得更多比阿卡海战更具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对皇帝来说,最明智的路线是挑动这两个共和国鹬蚌相争。因此皇帝允许威尼斯人继续保留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享受只比过去略少的商业特权。然而另一方面,威尼斯人不得不适应他们的新处境,他们在皇帝那儿的官方代表身份从代官被降格到市政官(bailo),而代官的头衔落到了当地的热那亚人领袖头上,每逢宗教节日,威尼斯市政官被邀请与皇帝同席的权利也一去不复返。威尼斯人所拥有的四分之一城市,其中一部分被重新分配为热那亚殖民地,随后热那亚殖民地飞速扩张,数年之后就包括了横跨金角湾的整个加拉塔区。而在首都之外,威尼斯人被迫坐视他们的竞争对手在原先威尼斯享受垄断地位的地区建立贸易点,自己却无力改变现状。热那亚人染指士麦那、希俄斯岛、莱斯沃斯岛,更令威尼斯人难堪的是,热那亚人在黑海沿岸设立了贸易点,从此以后就轮到他们在这些地方被排斥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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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的挫败感在了解到他们的海军力量仍处于优势地位时变得更加强烈。米海尔八世手下没有名副其实的舰队,假使威尼斯人决定为他们失去的权利抗争,皇帝也完全无力抗衡。但威尼斯需要顾及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殖民地,米海尔八世娴熟地玩弄承诺,来换取威尼斯人为保全城内殖民地而做出的良好表现。很显然,这还称不上是真正外交上的友好邦交关系,情感在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另外,拉丁帝国的废帝鲍德温正忙于游说欧洲的王公贵族,他的复辟似乎看上去还有那么一点渺茫的希望。于是此刻威尼斯人只有接受无法回避的现状,然后在不利的情况下尽力而为,将损失减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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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威尼斯对热那亚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了。它从未有如此充分的开战理由,于是威尼斯人卷土重来,气势汹汹地发起进攻。战火席卷整个东地中海,在爱琴海诸岛、优卑亚岛沿海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双方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其中有一次,热那亚人愚蠢地阻截了一支驶往里亚尔托的商船队。这支船队是定期从黎凡特港口出发的大型护航队之一,供给欧洲来自东方的丝绸与香料。于是热那亚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幸亏船队的威尼斯指挥官不想冒着损坏贵重货物的危险进行追击,他们的军队才没有被完全摧毁。但其他热那亚军队就没有如此好运了,尤其在西西西里特拉帕尼附近的一次遭遇战中,总计有超过一千一百名热那亚水手坠海淹死,而二十七艘桨帆船上的另外六百人则连人带船一同被威尼斯人俘获,带回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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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堡,新获得特权的热那亚人傲慢自大的举止使得他们比过去的威尼斯人更不受当地人欢迎。威尼斯连战连捷的消息传入拜占庭宫廷后,皇帝的支持态度也悄然开始转变。米海尔八世正在与伊庇鲁斯的独裁者以及东方剩下的拉丁小诸侯们作战,他们没人愿意将自己的领地归还给重建的帝国,这种态度得到了罗马教宗与腓特烈二世之子西西里的曼弗雷迪的支持。同时米海尔八世迫切需要金钱来重建他的首都与支离破碎的舰队,他的热那亚盟友非但没有为其提供资财,反而使皇帝的开销负担更加沉重,花费金钱带来的回报也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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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64年,希腊人的大使到达威尼斯。次年他们与共和国起草了一份协议,即便其中提供给威尼斯人的特权并不能完全弥补他们曾经失去的,但至少这是现状已经得到极大改善的表现。不过威尼斯人并不着急,拜占庭统治的东方仍然处在混乱之中,假如帝国的未来依然不明朗,他们就没有必要投身其中并做出承诺。直到公元1268年,威尼斯人才最终决定接受皇帝的邀约,但即便此时,他们也只同意维持不超过五年的停战期。不过在这段时间内,威尼斯人保证绝不进犯,并且愿意停止所有对帝国敌人的帮助,释放羁押于威尼斯在爱琴海地区的三个重要基地克里特岛、迈索尼与科罗尼港的希腊囚犯。皇帝投桃报李,保证尊重所有在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的威尼斯居民,以及允许威尼斯商人在他的帝国领土上自由居住,毫无阻碍地旅行和经商。皇帝提出的这些条件非常优厚,但是它们忽略了两点:其一是威尼斯人所占据的八分之三个帝国的份额,尽管它实际上逐渐更像是名义上的主权宣言而非实际的经济利益;其二则是威尼斯人过去曾经享受的专营权,皇帝允许热那亚人保留他们现有的权利。过去以牺牲一个共和国作为代价来完全偏向另一个的帝国旧有政策,其危险性已经确实地表现了出来,因此现在两个共和国得与对方自由竞争。这样一来,米海尔八世就可以从它们的竞争中获利,而不会让受惠于帝国政策较少的那一方转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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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短期停战能像这个一样产生长期的重要意义。一眨眼间,威尼斯就以极高的效率重建了它在黎凡特的商业主导地位以及大部分影响力,仅仅七年以前,它看上去就像要永远失去这一切。威尼斯能够恢复元气,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幸运,它凭着好运取到了超出应得份额的收获,但更多的应当归功于执政官和顾问们敏锐的外交嗅觉。协议正式批准后过了几周,泽诺执政官离开了人世,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几乎忘记了新近承受的耻辱的民族,他重塑了它的自尊,让它怀着自信去面对未来。出于感激之情,以及遵循举办盛大奢华仪式的传统,威尼斯人给予他们的执政官一个只有威尼斯才能提供的华丽葬礼,这正呼应当年这位执政官以同样的豪华仪式来标志他任期的开始。泽诺被安葬在还未竣工的圣乔瓦尼保罗大教堂,如今在教堂的西南角还保存着他陵墓的一部分,那是一块坐在王座上的耶稣浮雕,在耶稣的左右手边,各有一名天使随侍在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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