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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2 傲慢的代价（公元1268—12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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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令人悲哀啊，他曾经在那些平原上被基督徒的勇气打败，在那里他的名号曾不断在战斗的呐喊中被提及，用来鼓舞士兵的斗志；还有那些白白流尽的鲜血，如此频繁地染红塞浦路斯海的波涛，他跟随着劝慰之子，满心羞愧与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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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斯金，《威尼斯的石头》，第三章题词，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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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的前七十年见证了威尼斯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过程。在这段岁月中，威尼斯第一次从东方取得了巨额的财富，接着发展它们，巩固它们，失去它们，最后重新取回其中的大部分。更具有长远意义的是，它见证了东西方两个帝国的瓦解。尽管拜占庭帝国的帕里奥格洛斯王朝又继续存在了近两个世纪，但它始终只能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那个帝国破碎且步履维艰的投影。在西欧，情况也差不多，霍亨施陶芬皇朝的黄金时代随着腓特烈二世在公元1250年去世而终结。历史的舞台上，帝国逐渐隐向幕后，诸如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至少按中世纪的观念它还称不上一个帝国）这样的国家开始占据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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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十年间，威尼斯大多数时候都处在战争中。它必须为新获得的领土而战，保卫它们，与希腊人、热那亚人、比萨人和撒拉森人对抗，更不必说来自地中海各处的海盗。在札拉和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下，在巴勒斯坦与本都的近海，在克里特岛、优卑亚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越过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黑海的汤汤波涛，威尼斯的桨帆船就像它的商人们一样，全速运转，穿梭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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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本地，人们继续过着平静，或者说较为平静的生活。贸易的扩张带来更大的繁荣，马蒂诺·达·卡纳莱写道，商品从各地像涌出喷泉的水流一般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威尼斯的城市规模不断增大，也变得愈来愈辉煌豪华。托钵修会的两间大教堂日渐升高，其他在一个又一个教区如雨后春笋般建起的教堂，尽管在规模上不及它们二者，但在华丽上则大大胜出。豪华的宅邸沿着威尼斯大运河两岸排列成行，它们中的一些，例如卡达莫斯托宅邸和土耳其商馆至今还矗立在当地，[100]这些建筑可爱的凉廊和拱形柱廊证明了所有威尼斯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感到安全的自信，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其他地方，全副武装的城堡要优于宫殿还是一条金科玉律。公元1264年，小广场第一次铺上了石板，同年，一座新的里亚尔托桥在木桩上落成，它也正是如今被收藏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的卡尔帕乔画作系列《真十字架的奇迹》中桥梁的原型。此外还有圣马可大教堂的外部装饰，这项工程在多梅尼科·赛尔沃的主持下开始试水，在十二世纪不时继续，最后以教堂正面与天井装饰上壮丽的马赛克镶嵌画达到高潮。[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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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政层面，贾科莫·提埃波罗编纂了共和国的法律条文汇编，他的“承诺书”进一步对执政官的权力进行了削减。不过当公元1268年夏天，人们着手选择泽诺执政官的继任者时，执政官的权力仍然被广泛认为超出控制，且有可能会对共和国形成威胁。新财富的涌入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过去默默无闻、微不足道的家族跻身权贵名流之列，它们和被称为“老房子”（case vecchie）的旧贵族阶级再一次产生争端，这样的争执与威尼斯早期出现的类似，不过共和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其中有一场争执发生在丹多洛家族和提埃波罗家族间，它在泽诺的任期内导致了一场发生在圣马可广场上的公开冲突，使得政府匆忙出台新法，禁止在建筑物外部悬挂或标示家族徽章和盾形纹章。威尼斯人没有忘记他们对一个家族，甚至是个别人掌握整个国家大权这件事产生的古老且几近病态的恐惧，他们注视着埃泽利诺·达·罗马诺以及他正崛起的同类，这些人的事业给北意大利城市带来了不幸。威尼斯人心怀恐惧地关注着这一切，但并不装模作样地表现出慌乱。也正是威尼斯人，早在阿克顿男爵之前六个多世纪，就充分地意识到绝对权力带来的影响。如今他们设计出来的执政官选举制度，可以算是一个文明国家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复杂的制度。在现代人看来这或许有些荒谬可笑，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如此，但如果为了保证国家最高机关即便直接或间接落入野心家和不法之徒的手中仍不至于倾覆，制定一些细则还是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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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当天，执政官执政团[102]中最年轻的成员要前往圣马可大教堂祈祷。他离开教堂之后，将遇上的第一名男孩带到执政官宫，所有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大议会成员将在那里举行全体会议。这名男孩要履行抽签人（ballotino）的职责，在抽签的时候从大瓮中取出纸条。在第一轮抽签中，大议会会得到三十个人选，然后通过第二轮抽签，将这三十人减少到九名。这九个人每人可以获得七张选票，从中投票选出四十人。然后，这四十人会再次通过抽签减少到十二人，这十二人的任务是投票选出二十五人，这一次他们每个人手里握有九张选票。接下来，被选出的二十五人又被削减为至少各握有七张选票的九个人，最后抽签人将从这批选票中抽出十一人的名字。这十一人每人会有至少九张选票，用来投票选出四十一位直接投票选举执政官的人选。[103]这四十一人首先要参加弥撒，然后单独宣誓他们将以上帝与共和国的名义诚实公正行事。随后他们被锁进执政官宫内一间秘密会议室，被一支由水兵组成的特别部队夜以继日地看守，这些人与外界所有的交流和接触都被切断，直到他们完成选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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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如此多的前期准备，执政官选举终于可以开始。每一位选举人将他决定的人选写在一张纸上，将它丢进瓮中，这些纸条随后被取出查阅，无论提名有多少，所有人选的名字都将列在一份名单上。跟着写有被提名人名字的纸条在另一个瓮中等待抽签，选出最后一名人选。假如相关候选人恰好在场，他就需要和与自己同姓的与会者一同回避，由剩下的人讨论他是否适任。然后，这个人被召回会场回答问题，或者就他人提出的指控为自己辩护，跟着便是最后的投票。假如此人获得二十五张选票，他就被宣布为新一任执政官，反之人们将抽出第二个人，将之前的程序再重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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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拐弯抹角的复杂系统下，看起来似乎没有人能够顺利当选。然而在公元1268年7月23日，仅仅在他的前任去世十六天后，洛伦佐·提埃波罗便被选为执政官。向来忍不住要对盛大庆典大书特书的马蒂诺·达·卡纳莱，津津有味地向我们描述圣马可大教堂钟声鸣响，人们成群结队地拥至教堂，围住他们的新执政官，“从他后背上撕扯下布片”。这种传统上允许市民去做的冒犯行为“是他［执政官］谦卑和宽厚的象征”。接着执政官赤足走到主祭坛前宣誓就职，并被授予圣马可的旗帜，然后他重新披上长袍，坐在被称为“井口”的宝座上[104]，人们抬着他仪式性地环绕圣马可广场，在新执政官进入执政官宫，向他的新臣民致辞之前，他所到之处，硬币向人群四处抛撒。同时，一个代表团匆匆启程前往圣阿戈斯蒂诺，去通知洛伦佐的妻子，即拉丁帝国皇帝约翰·德·布里耶纳的外甥女这个消息，然后护送她前往新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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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有礼，温文儒雅，聪明睿智，勇敢且出类拔萃，”马蒂诺热情洋溢地描述洛伦佐·提埃波罗，“［这是］一个蜚声世界的名字。”除了他在尚未结束的对热那亚战争中的英勇表现，洛伦佐还在法诺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代官，而且他足以为自己长期为共和国服务的记录而自豪。不过这份履历没能让洛伦佐·提埃波罗置身于数年前的圣马可广场聚众斗殴事件之外，他还因为此事不幸挂彩。当他成为执政官后首先采取的非正式行动之一，就是召来丹多洛家族的首领，与他们握手言和。然后庆典活动郑重开始，首先是威尼斯舰队驶过执政官宫以供检阅，在它的后面，跟着来自托尔切洛、穆拉诺、布拉诺等其他潟湖地区有人聚居的岛屿的精心装饰的船只。接着，行会的队伍徒步朝这边走来。马蒂诺的记录实在太长，而且描述事无巨细，十分冗长乏味，但这是一份无与伦比的展现威尼斯这座城市的商业生活以及它所达到的繁荣程度的原始资料。游行队列最前端的是头戴花环的金属锻冶工匠，接着是皮匠，尽管7月底的威尼斯在时节上并不适宜，但他们都穿着自己最贵重的貂皮和松鼠皮斗篷；城市中所有的名裁缝穿着镶有朱红星星的白衣，在自己带来的乐队伴奏下精力充沛地放声高歌；织工与缝纫工，纺织品商与制凉鞋者，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团体的玻璃吹制工，金线锦缎制作者，以及背着大灯笼的制梳匠，灯笼里装满鸟儿，当人们走过执政官宫的时候，它们就被全数放出来。但最具奇思妙想的还是理发师们，引导他们的是两位骑着马全副武装的骑士，还有四名“盛装做奇妙的打扮”[105]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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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骑士在执政官面前下马自报家门。“阁下，我们是两名云游骑士，我们环游全世界，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好出路。历经千辛万苦，我们终于赢得四位窈窕淑女，假如您麾下有任何骑士想要冒着生命危险从我们这儿将她们夺走，我们会准备战斗到底。”执政官响应骑士们，欢迎他们的到来，并且宣称按上帝的意旨，骑士们可以与他们爱情的俘虏一同愉快生活，他们还将在执政官的宫廷内得到尊重和礼遇，谁也不能对此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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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佐·提埃波罗的执政官任期开始得顺风顺水，不过这位执政官从未真正实现他早先的承诺。从洛伦佐就任执政官开始，过去的好运似乎就抛弃了他，在外交上他也一直没找到自己的节奏。公元1268年，威尼斯农业的收成惨不忍睹，几个月之内这座城市就遭遇了饥荒。纵观共和国的历史，农田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维生口粮的进口依赖，是威尼斯最大的弱点之一。而如今又有新的一个问题浮上水面，即威尼斯的邻邦对它的妒忌。威尼斯向帕多瓦、特雷维索和其他城镇寻求供给，结果一无所获；它试图提醒这些城市在埃泽利诺的恐怖统治期间曾经提供给它们的帮助，但对方仍断然拒绝。更有甚者，以往帕多瓦每年向威尼斯的教堂和修道院在大陆上的地产提供谷物作为年租，如今连这份收入也被中断了。无奈之下，威尼斯派船远赴重洋，前往西西里甚至俄罗斯购买粮食，才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共和国暂时吃了苦头，但它的报复来得十分迅速和猛烈，所有经过威尼斯前往陆上目的地的货物，都以亚得里亚海是威尼斯自古以来承袭的一部分领地的名义被课以重税。官员们被指派到沿岸的各个港口，确保商品不会转而在那些地方卸货，同时，威尼斯还控制了波河及其支流的水上交通。这是个愚蠢的举措，其中暗含的所有权宣示行为引发了激烈的反应，包括且远远不限于先前和威尼斯产生龃龉的城市，它亦导致威尼斯和博洛尼亚长达三年的毫无成果的战争，它既没有增加威尼斯在北意大利的声望，也没有改善共和国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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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洛伦佐·提埃波罗在公元1275年8月去世时，他头顶的光环毫无疑问地黯淡了不少。这位执政官被埋葬在圣乔瓦尼保罗教堂，紧挨着他的父亲。洛伦佐·提埃波罗生前并没能够意识到一件事：尽管威尼斯认为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高贵且享有特权的地方，无论在历史和传统上都与它的姊妹城市毫无相同之处；但是从意大利诸城的角度，它依然是它们中的一员。威尼斯或许因为它的好运、行事不择手段和无限的自信变得更富裕也更强大，但它绝不比其他城市更高一等，至少在陆上并非不可战胜。在红胡子腓特烈、亨利六世和腓特烈二世时不时袭击伦巴第，以及皇帝派与教宗派的战争依然处在白热化的时期，这些城市有着其他急需处理的事务，它们必须尽其所能寻找一条道路来安稳度过这两派造成的政治风暴。而此时的威尼斯则有潟湖保护，因而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无限诱人的东方。不过时移世易，当帝国的阴影逐渐淡去，北意大利城市中兴起了一种新的精神与力量。它们厌倦了流血，试图在威尼斯享受已久的繁荣中分得更大一杯羹，威尼斯将这种繁荣看作自己的特权与应得之物，这种傲慢如今开始被它的姊妹城市所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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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埃波罗死后，八十岁的雅各布·孔塔里尼当选为执政官，与前任相比，这位执政官阁下对时局的发展也没有敏感到哪里去。或许从威尼斯的情况看，这不足为奇，它对大陆的政策已经误入歧途的事实此时早就不言自明，在过去的五年中，除了它与博洛尼亚签订了不称心的协议，又在公元1270年和热那亚约定停战五年之外，共和国还不得不与至少另外六个城市签订和约，在每一份和约中，尽管没有疆域上的问题，但威尼斯仍然要在经济权利上勉强做出让步。公元1274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世[106]在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上承认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为皇帝，同时为了回报米海尔八世对教宗首要地位的承认与东西两大教派的分裂在表面上重新弥合，教宗抹去了拉丁人收复君士坦丁堡在宗教上的所有正当性。会议期间，教宗与五百名主教还抽时间听取了一个安科纳代表团对威尼斯人自负的抗议与慷慨激昂的抨击。[107]格列高利十世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只是白费力气。威尼斯人为己方争辩，坚持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亚得里亚海的保卫者，幸亏有威尼斯孤军奋战，斯拉夫人、撒拉森人和诺曼人被相继打退，而事实上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在公元1177年的耶稣升天节期间授予它统治整个海湾的权利，那枚成为惯例的金戒指也当着他的面被丢进滚滚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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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宣称的最后一点无疑是特别不可靠的，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做了类似的事情。[108]至于之前的两点，安科纳人可以指出威尼斯人这么做根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同样他们也可以保卫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且无论如何，威尼斯人没有理由封锁他们在自己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中溯流而上或顺流入海的自由通行权。这场争吵逐步变得越来越激烈，直至双方势成水火，在公元1277年转为公开战争。第一批由二十六艘桨帆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立即开赴安科纳，但就在它们刚刚安顿下来准备攻城时，一场反常的夏季风暴让舰队中的大部分船只猛撞在岩石上，而剩下的则被吹散，离开沿海地区好几里远。数日后，对第一支舰队遭遇到的灾难毫无察觉的第二支分遣队从威尼斯出发，径直扎进了安科纳人的包围圈，被一网打尽，做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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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为它的傲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还不是它所要付出的全部。新任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的鲁道夫正试图逢迎教宗尼古拉三世，他准备将罗马涅地区当作一份礼物赠送给尼古拉三世，安科纳也正在这片领地的范围当中，因此威尼斯发现，如今它将教宗也牵扯进了纷争之中。同时，克里特岛和伊斯特里亚的一些反对派系发现威尼斯正陷入麻烦，于是它们一同举起反旗。这种种问题让雅各布·孔塔里尼不堪重负，于是在公元1280年3月选择退位，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得到一些养老金，然后被辞退了。我们知道，他的余生中每年都会得到数额为一千五百皮科利的年金，鉴于他已经八十五岁且卧床不起，想必这笔钱也不会支付太久。[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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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塔里尼的继任者乔瓦尼·丹多洛可以说是个谜。除了他响亮的名号，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他过去历史的记录，只是提到他当选执政官时在国外任职，而他与那位伟大的恩里克·丹多洛之间的关系亦是扑朔迷离。[110]这位执政官上任后，在一年内与安科纳成功言和。或许是为了尽快达成协议，丹多洛选择搁置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权利这个基本问题，不过他也因此得以脱开手去处理伊斯特里亚的不满分子，这些人如今积极支持宣称对伊斯特里亚拥有管辖权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和戈里齐亚伯爵。威尼斯共和国的平叛战争再次开局不利，伯爵和宗主教组成联盟，成功让一大批德意志雇佣兵为其服务，这些雇佣兵轻松击败了被派去征服反叛城市的里雅斯特的威尼斯部队，的里雅斯特人随即接过了追击的任务，他们首先攻击了考尔莱，逮捕了当地代官并焚烧其官邸，然后一直挺进至马拉莫科，沿路留下满目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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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丕平后近五个世纪，还没有一支敌对的海军能如此接近威尼斯城。对此威尼斯人迅速坚定地做出了反应，他们将那支不走运的远征军指挥官马林·莫罗西尼投入监狱，“论罪判罚，以儆后人”。同时政府向社会宣布大规模征兵计划，往的里雅斯特派遣了一支比先前庞大得多的舰队。这次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的里雅斯特经过激烈的反抗后缴械投降，大多数邻近的城市也纷纷步其后尘，不过直到公元1285年，阿奎莱亚宗主教才被说服，与共和国签订了一份非正式协议，即便如此，他对伊斯特里亚的权利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战争很快死灰复燃，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威尼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为其所苦。直至公元1304年，宗主教以每年获得四百五十马克的代价，将这一地区的所有权利移交给执政官，所有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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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还面临着其他问题。自公元1266年以来，囊括罗马以南几乎全部意大利地区的西西里王国处在路易九世的弟弟安茹的查理统治之下，他的首都并不在巴勒莫，而是坐落于那不勒斯。然而公元1282年，复活节星期一的晚祷即将开始之际，一名醉酒的法兰西军官在巴勒莫的圣神大教堂门外纠缠侵犯了一名西西里妇女，随后被妇女的丈夫袭击而死。这场谋杀很快成为骚乱的导火索，骚乱随即演变为一场大屠杀。到了次日早晨，约有两千名法兰西人在其中丧生。幸存者撤到仍受查理控制的大陆，西西里人随即将阿拉贡的彼得三世推上巴勒莫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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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晚祷战争由此爆发，虽然威尼斯在前一年宣布拥护查理，但此刻它并没有参与其中的打算。明哲保身、尽可能远离意大利的剧变是共和国一直以来沿袭的政策，更何况它的海军正忙于伊斯特里亚的战事。因此，当查理的坚定拥护者，法籍教宗马丁四世于公元1284年发动十字军讨伐彼得三世时，威尼斯拒绝参与，并明确禁止身为神职人员领导者的格拉多宗主教与卡斯特洛区主教在讲坛布道时鼓吹此事。威尼斯这么做的结果是得到了教廷一纸禁止其所有宗教活动的禁令，这是共和国第一次接到如此神圣郑重的法令，尽管在之后的岁月中它还会收到类似的旨意，但此刻即便傲慢自负如它，也不敢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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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当一座中世纪城市被禁止一切教会活动时，其氛围会多么沮丧消沉。教堂钟楼内所有的钟都沉寂无声，弥撒也不再举行，洗礼、婚礼、葬礼，所有生老病死的仪式，以及威尼斯人最喜爱的宗教游行一概被禁止。当年冬天，没有圣诞节与主显节的盛大庆典活动活跃气氛，威尼斯的冬天似乎漫长得永无止境。而到了第二年春天，仿佛像《旧约》中上帝震怒降下的天罚一般，威尼斯遭遇了一场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洪灾，洪水卷走了城市防波堤，摧毁了不计其数的房屋，一家家威尼斯人流离失所，饥肠辘辘。共和国采取的赈灾措施或许比其他任何欧洲城市可能采取的更迅速、更慷慨和更有效率，但是威尼斯已经无法对它的人民或其他人掩饰，它的好运突然而且悲哀地衰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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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个威尼斯历史上的阴郁时刻，教宗的禁令也还在生效的时期，威尼斯持续时间最长、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度之一，金杜卡特，在公元1284年首次面世。杜卡特这个名字并不新鲜，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首开先河使用杜卡特这个名称，用来指代他在公元1140年铸造的一种银币，而到了公元1202年，银杜卡特也出现在威尼斯的市面上，用来支付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造船只的工人所需的报酬。但是乔瓦尼·丹多洛的金杜卡特设想中的标准与前两者截然不同。丹多洛在法令中规定“它［金杜卡特］必须拥有最高的纯度，就像佛罗伦萨的弗罗林金币，而且只能比它更好”，而铸造出的金币也确实如此，在没有其他维持方式的情况下，从此时起直到共和国覆灭的五百一十三年间，杜卡特金币的质量、名声和价值一直在世界市场上无与伦比。[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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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丹多洛统治了威尼斯九年。他死于公元1289年11月2日，身后留下黄金的丰碑——幸运的是，它可谓后无来者。不过尽管他的杜卡特金币闪耀夺目，其光芒仍不能蒙蔽威尼斯人的眼睛，让他们忘了过去二十年中几乎无事称心如意的现实。在军事方面，伴随着船只与人命的惨痛损失，威尼斯人在陆地和海上都遭到失败；即便到了敌人长驱直入抵达潟湖边界的时候，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许多依靠他们进行贸易的邻居，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威尼斯主要的殖民地克里特岛也再一次掀起叛乱。与此同时，威尼斯人的生活因为教宗的禁令、地震的恐怖与洪水带来的痛苦而变得冷淡乏味，更别提在精神信仰上出现的危机了。尽管教宗马丁四世的继任者在公元1285年收回了禁令，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也大多被修复，但对威尼斯人来说，他们仍然看不到未来的日子将显著好转的迹象。与此同时，威尼斯与伊斯特里亚的战争仍然在远方硝烟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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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全国上下正经历着这段艰难时期，因此人们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就变得非常自然。威尼斯人将一切都归咎于新兴的商业贵族阶级，认为这些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中骤然获得财富权势的家族正利用他们将共和国推向寡头政治的轨道，它们削减了执政官的权力，还剥夺了一般大众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这些新贵中最显著的代表就是丹多洛家族，迄今为止它为威尼斯贡献了两位执政官，第一位要为如今新秩序的出现负责任，而第二位则被认为是集所有最令人厌恶的东西于一身的鲜活例子，也正是他将威尼斯带入更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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