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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洛伦佐·提埃波罗在公元1275年8月去世时,他头顶的光环毫无疑问地黯淡了不少。这位执政官被埋葬在圣乔瓦尼保罗教堂,紧挨着他的父亲。洛伦佐·提埃波罗生前并没能够意识到一件事:尽管威尼斯认为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高贵且享有特权的地方,无论在历史和传统上都与它的姊妹城市毫无相同之处;但是从意大利诸城的角度,它依然是它们中的一员。威尼斯或许因为它的好运、行事不择手段和无限的自信变得更富裕也更强大,但它绝不比其他城市更高一等,至少在陆上并非不可战胜。在红胡子腓特烈、亨利六世和腓特烈二世时不时袭击伦巴第,以及皇帝派与教宗派的战争依然处在白热化的时期,这些城市有着其他急需处理的事务,它们必须尽其所能寻找一条道路来安稳度过这两派造成的政治风暴。而此时的威尼斯则有潟湖保护,因而得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无限诱人的东方。不过时移世易,当帝国的阴影逐渐淡去,北意大利城市中兴起了一种新的精神与力量。它们厌倦了流血,试图在威尼斯享受已久的繁荣中分得更大一杯羹,威尼斯将这种繁荣看作自己的特权与应得之物,这种傲慢如今开始被它的姊妹城市所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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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埃波罗死后,八十岁的雅各布·孔塔里尼当选为执政官,与前任相比,这位执政官阁下对时局的发展也没有敏感到哪里去。或许从威尼斯的情况看,这不足为奇,它对大陆的政策已经误入歧途的事实此时早就不言自明,在过去的五年中,除了它与博洛尼亚签订了不称心的协议,又在公元1270年和热那亚约定停战五年之外,共和国还不得不与至少另外六个城市签订和约,在每一份和约中,尽管没有疆域上的问题,但威尼斯仍然要在经济权利上勉强做出让步。公元1274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世[106]在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上承认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为皇帝,同时为了回报米海尔八世对教宗首要地位的承认与东西两大教派的分裂在表面上重新弥合,教宗抹去了拉丁人收复君士坦丁堡在宗教上的所有正当性。会议期间,教宗与五百名主教还抽时间听取了一个安科纳代表团对威尼斯人自负的抗议与慷慨激昂的抨击。[107]格列高利十世想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只是白费力气。威尼斯人为己方争辩,坚持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亚得里亚海的保卫者,幸亏有威尼斯孤军奋战,斯拉夫人、撒拉森人和诺曼人被相继打退,而事实上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在公元1177年的耶稣升天节期间授予它统治整个海湾的权利,那枚成为惯例的金戒指也当着他的面被丢进滚滚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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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宣称的最后一点无疑是特别不可靠的,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教宗亚历山大三世做了类似的事情。[108]至于之前的两点,安科纳人可以指出威尼斯人这么做根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同样他们也可以保卫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且无论如何,威尼斯人没有理由封锁他们在自己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中溯流而上或顺流入海的自由通行权。这场争吵逐步变得越来越激烈,直至双方势成水火,在公元1277年转为公开战争。第一批由二十六艘桨帆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立即开赴安科纳,但就在它们刚刚安顿下来准备攻城时,一场反常的夏季风暴让舰队中的大部分船只猛撞在岩石上,而剩下的则被吹散,离开沿海地区好几里远。数日后,对第一支舰队遭遇到的灾难毫无察觉的第二支分遣队从威尼斯出发,径直扎进了安科纳人的包围圈,被一网打尽,做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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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为它的傲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还不是它所要付出的全部。新任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的鲁道夫正试图逢迎教宗尼古拉三世,他准备将罗马涅地区当作一份礼物赠送给尼古拉三世,安科纳也正在这片领地的范围当中,因此威尼斯发现,如今它将教宗也牵扯进了纷争之中。同时,克里特岛和伊斯特里亚的一些反对派系发现威尼斯正陷入麻烦,于是它们一同举起反旗。这种种问题让雅各布·孔塔里尼不堪重负,于是在公元1280年3月选择退位,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得到一些养老金,然后被辞退了。我们知道,他的余生中每年都会得到数额为一千五百皮科利的年金,鉴于他已经八十五岁且卧床不起,想必这笔钱也不会支付太久。[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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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塔里尼的继任者乔瓦尼·丹多洛可以说是个谜。除了他响亮的名号,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他过去历史的记录,只是提到他当选执政官时在国外任职,而他与那位伟大的恩里克·丹多洛之间的关系亦是扑朔迷离。[110]这位执政官上任后,在一年内与安科纳成功言和。或许是为了尽快达成协议,丹多洛选择搁置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的权利这个基本问题,不过他也因此得以脱开手去处理伊斯特里亚的不满分子,这些人如今积极支持宣称对伊斯特里亚拥有管辖权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和戈里齐亚伯爵。威尼斯共和国的平叛战争再次开局不利,伯爵和宗主教组成联盟,成功让一大批德意志雇佣兵为其服务,这些雇佣兵轻松击败了被派去征服反叛城市的里雅斯特的威尼斯部队,的里雅斯特人随即接过了追击的任务,他们首先攻击了考尔莱,逮捕了当地代官并焚烧其官邸,然后一直挺进至马拉莫科,沿路留下满目疮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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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丕平后近五个世纪,还没有一支敌对的海军能如此接近威尼斯城。对此威尼斯人迅速坚定地做出了反应,他们将那支不走运的远征军指挥官马林·莫罗西尼投入监狱,“论罪判罚,以儆后人”。同时政府向社会宣布大规模征兵计划,往的里雅斯特派遣了一支比先前庞大得多的舰队。这次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的里雅斯特经过激烈的反抗后缴械投降,大多数邻近的城市也纷纷步其后尘,不过直到公元1285年,阿奎莱亚宗主教才被说服,与共和国签订了一份非正式协议,即便如此,他对伊斯特里亚的权利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战争很快死灰复燃,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威尼斯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为其所苦。直至公元1304年,宗主教以每年获得四百五十马克的代价,将这一地区的所有权利移交给执政官,所有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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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还面临着其他问题。自公元1266年以来,囊括罗马以南几乎全部意大利地区的西西里王国处在路易九世的弟弟安茹的查理统治之下,他的首都并不在巴勒莫,而是坐落于那不勒斯。然而公元1282年,复活节星期一的晚祷即将开始之际,一名醉酒的法兰西军官在巴勒莫的圣神大教堂门外纠缠侵犯了一名西西里妇女,随后被妇女的丈夫袭击而死。这场谋杀很快成为骚乱的导火索,骚乱随即演变为一场大屠杀。到了次日早晨,约有两千名法兰西人在其中丧生。幸存者撤到仍受查理控制的大陆,西西里人随即将阿拉贡的彼得三世推上巴勒莫的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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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里晚祷战争由此爆发,虽然威尼斯在前一年宣布拥护查理,但此刻它并没有参与其中的打算。明哲保身、尽可能远离意大利的剧变是共和国一直以来沿袭的政策,更何况它的海军正忙于伊斯特里亚的战事。因此,当查理的坚定拥护者,法籍教宗马丁四世于公元1284年发动十字军讨伐彼得三世时,威尼斯拒绝参与,并明确禁止身为神职人员领导者的格拉多宗主教与卡斯特洛区主教在讲坛布道时鼓吹此事。威尼斯这么做的结果是得到了教廷一纸禁止其所有宗教活动的禁令,这是共和国第一次接到如此神圣郑重的法令,尽管在之后的岁月中它还会收到类似的旨意,但此刻即便傲慢自负如它,也不敢不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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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人们很难想象当一座中世纪城市被禁止一切教会活动时,其氛围会多么沮丧消沉。教堂钟楼内所有的钟都沉寂无声,弥撒也不再举行,洗礼、婚礼、葬礼,所有生老病死的仪式,以及威尼斯人最喜爱的宗教游行一概被禁止。当年冬天,没有圣诞节与主显节的盛大庆典活动活跃气氛,威尼斯的冬天似乎漫长得永无止境。而到了第二年春天,仿佛像《旧约》中上帝震怒降下的天罚一般,威尼斯遭遇了一场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洪灾,洪水卷走了城市防波堤,摧毁了不计其数的房屋,一家家威尼斯人流离失所,饥肠辘辘。共和国采取的赈灾措施或许比其他任何欧洲城市可能采取的更迅速、更慷慨和更有效率,但是威尼斯已经无法对它的人民或其他人掩饰,它的好运突然而且悲哀地衰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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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在这个威尼斯历史上的阴郁时刻,教宗的禁令也还在生效的时期,威尼斯持续时间最长、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度之一,金杜卡特,在公元1284年首次面世。杜卡特这个名字并不新鲜,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首开先河使用杜卡特这个名称,用来指代他在公元1140年铸造的一种银币,而到了公元1202年,银杜卡特也出现在威尼斯的市面上,用来支付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造船只的工人所需的报酬。但是乔瓦尼·丹多洛的金杜卡特设想中的标准与前两者截然不同。丹多洛在法令中规定“它[金杜卡特]必须拥有最高的纯度,就像佛罗伦萨的弗罗林金币,而且只能比它更好”,而铸造出的金币也确实如此,在没有其他维持方式的情况下,从此时起直到共和国覆灭的五百一十三年间,杜卡特金币的质量、名声和价值一直在世界市场上无与伦比。[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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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丹多洛统治了威尼斯九年。他死于公元1289年11月2日,身后留下黄金的丰碑——幸运的是,它可谓后无来者。不过尽管他的杜卡特金币闪耀夺目,其光芒仍不能蒙蔽威尼斯人的眼睛,让他们忘了过去二十年中几乎无事称心如意的现实。在军事方面,伴随着船只与人命的惨痛损失,威尼斯人在陆地和海上都遭到失败;即便到了敌人长驱直入抵达潟湖边界的时候,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许多依靠他们进行贸易的邻居,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威尼斯主要的殖民地克里特岛也再一次掀起叛乱。与此同时,威尼斯人的生活因为教宗的禁令、地震的恐怖与洪水带来的痛苦而变得冷淡乏味,更别提在精神信仰上出现的危机了。尽管教宗马丁四世的继任者在公元1285年收回了禁令,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也大多被修复,但对威尼斯人来说,他们仍然看不到未来的日子将显著好转的迹象。与此同时,威尼斯与伊斯特里亚的战争仍然在远方硝烟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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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全国上下正经历着这段艰难时期,因此人们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就变得非常自然。威尼斯人将一切都归咎于新兴的商业贵族阶级,认为这些从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行动中骤然获得财富权势的家族正利用他们将共和国推向寡头政治的轨道,它们削减了执政官的权力,还剥夺了一般大众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这些新贵中最显著的代表就是丹多洛家族,迄今为止它为威尼斯贡献了两位执政官,第一位要为如今新秩序的出现负责任,而第二位则被认为是集所有最令人厌恶的东西于一身的鲜活例子,也正是他将威尼斯带入更深重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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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毫无逻辑,也不公平,但它被广为接受,并激起了城内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因至今为止他们在事实上和法律权力上蒙受的损失心怀怨愤,为失去他们传统上由政府保障的基本权利怒火满腔,于是他们团结起来,尽全力传达出自己的声音。市民们群集于圣马可广场,要求将执政官宝座交给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应当是他所在家族的主要成员,而这个家族要比其他任何威尼斯家族都支持共和国真诚且民主的古老制度。他们选择的人,就是执政官洛伦佐·提埃波罗的儿子贾科莫·提埃波罗。[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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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位能以自己长达二十余年的辉煌军功记录而自豪的贾科莫·提埃波罗二世或许会成为一名杰出的执政官,但是他有两个压倒性的缺点。第一点听起来颇有点自相矛盾,贾科莫·提埃波罗是大众意志的附庸,假如他此刻能够成功就任执政官,即便是通过正当的选举程序,人们也会将此归结为他们的游行示威达到了既定的目标,从而进一步增强他们对政治影响力的索求。对谨慎的威尼斯议会成员们来说,这既意味着给暴民统治提供方便,同时威尼斯选举系统中那些被刻意设计的复杂程序都将被回避开,这是非常危险的。幸而贾科莫·提埃波罗要获得候选人身份,眼下还存在着另一个阻碍,这一点即便是他的拥护者也很难提出异议。贾科莫·提埃波罗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就任威尼斯执政官,于是威尼斯对世袭君主制古已有之的恐惧又再度复苏。他所在的提埃波罗家族确实可敬又显赫,是威尼斯的老牌贵族之一,但如今这样的背景优势反而增加了潜在的风险。仅仅六十年,就有三位来自提埃波罗家族的执政官,这实在是太多了,而贾科莫本人似乎也同意这一点。为了不再引起更多争议,他选择隐退到他位于大陆上的别墅内,而不久之后,经过既定的选举程序,三十八岁的彼得罗·格拉代尼戈当选为新一任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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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丹多洛家族一样,这位新执政官的家族属于商人阶级的新贵,从他带有轻蔑意味的绰号“彼拉佐”(Pierazzo)来看,人们对其并不信任,而这位执政官随后的行为也充分表明他们的观点是对的。但自从他们自己选择的候选人抽身离去后,威尼斯人没有可以提出的后备人选,他们确定无疑地注意到,前往科佩尔迎接担任当地代官的格拉代尼戈的威尼斯官方代表中,就有提埃波罗家族的成员。于是最终格拉代尼戈当选的消息传来时,人们冷漠以对,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新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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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的更迭没有直接改善威尼斯的运气。放眼海外,黎凡特的形势尤其危急,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阿尔——阿什拉夫·卡里勒集结部队,准备对最后幸存的十字军国家发动总攻。公元1289年,距格拉代尼戈就任仅过了数月,的黎波里伯国陷落,如今仅剩下阿卡和它下属的几个沿海城镇。一个世纪以来,阿卡是东方法兰克十字军国家的首都,也是被驱逐的耶路撒冷国王、加利利亲王、安条克亲王和其他身份稍逊一筹的君主的避难所。根据一位德意志编年史家[113]的记载,在城中可以看到这些人依然头戴金冠,在有天棚遮蔽的街道上散步。威尼斯、比萨、阿马尔菲,以及新近才被驱逐的热那亚,各占有阿卡的四分之一,不过实际上威尼斯的殖民地要比其他人的来得更大。如今,阿卡已经是威尼斯与中亚以及更远的地区进行贸易时一个重要的转运点。[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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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91年5月18日星期五,马穆鲁克军队开始猛攻阿卡,几乎杀死了当地所有的居民,这对威尼斯的打击要远远比长期以来它的商业竞争对手们带来的更为沉重。阿卡陷落后,更小一些的基督教城镇再无坚持下去的希望,亦纷纷步其后尘。随着十字军海外东方政权的覆灭,威尼斯不但一下子失去了宝贵的市场,同时还丢失了它的商队深入东方的转运口岸。诚然,后一项不幸并不是永久性的,即便无视教宗正积极准备发动一场新十字军东征的行动,以及他对胆敢与异教徒有所牵扯的基督教国家的严厉谴责,威尼斯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和苏丹进行了商谈,而苏丹在不久之后亦给予它非常优惠的贸易条件。然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威尼斯的中亚贸易线仍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东边情况如此,于是威尼斯只能将宝全压在途经黑海沿岸港口与克里米亚的北部商路上,这就意味着它又要直面老对头热那亚共和国,与其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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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三世纪中期,普遍的政治动荡使环黑海沿岸成了一个在商业上基本无利可图的区域,西方商人们通常选择在君士坦丁堡卸货销售。但自公元1242年起,蒙古人成功统一了该地区以西的欧亚大草原,通商的可能性又再度增加。当年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重夺君士坦丁堡后,曾经给予热那亚人在黑海地区的专属贸易权,尽管仅仅过了七年,皇帝就允许威尼斯人回归竞争,但热那亚人凭借着他们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且不断扩张的加拉塔殖民地,依然在当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其影响力作用下,黑海的特拉布宗取代埃及以及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残余正在当地迅速冰消瓦解的黎凡特,成为印度香料商队的中转站。与此同时,如今被称为费奥多西亚的卡法城不但控制着克里米亚当地的谷物、盐和鱼类出产,还销售从俄罗斯北方运来的皮毛与奴隶。简而言之,威尼斯人发现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敌人。于是它选择与热那亚达成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两国的停战协议签订于公元1270年,之后又续签了两次,直到公元1291年阿卡陷落时才告期满。这回再也没有拖延的余地了,热那亚决心保护它的支配权,而威尼斯同样痛下决心,要从对方手中抢夺这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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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双方都不急于宣战。经过持续三年的备战,威尼斯与比萨结成了同盟,制定了一个全员登记制度,被登记在册的市民体格健全,年龄在十七到七十岁,而且被通知要为即时征兵做好准备。此外,威尼斯还号召城市中最富裕的家族提供金钱资助,为一到两艘,有时甚至是三艘用于战斗的桨帆船配备人手与武器装备。[115]终于,威尼斯舰队在公元1294年10月7日起航出战,它与热那亚舰队的首次交战地点,是在地中海东北角临近伊斯肯德伦湾的海上。这场战斗的结果对威尼斯来说是一场灾难。热那亚人眼见他们寡不敌众,便采取了一个古怪的策略,将所有船只拴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海上漂浮平台。这样的举动导致热那亚舰队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机动性,但从战略角度上看,热那亚人减少了他们的船只暴露在敌人攻击范围底下的区域,同时他们的水兵们可以从一艘船毫无阻碍地跑到另一艘船,将兵力集中到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这就弥补了缺乏机动的不足。反观威尼斯舰队,司令马可·巴塞焦犯下了轻敌的严重错误,他对火船战术嗤之以鼻,决定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但热那亚船结成的方阵牢不可破,在交战中,威尼斯失去了六十八艘桨帆船中的二十五艘以及许多最优秀的士兵,巴塞焦本人也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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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迅速乘胜追击,它的海军直扑克里特岛,焚烧并洗劫了当地首府干尼亚。接着,热那亚海军在公元1295年巧妙地引开了威尼斯每年度定期商船队的护卫,在阿卡陷落和热那亚人通过加拉塔有效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这支船队只能在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局促的小港口内装载货物,当它被热那亚舰队袭击,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时,这支商船队正在前往迈索尼港的半路上。次年从君士坦丁堡传来了更重大的消息,城内的威尼斯与热那亚殖民地再一次爆发了冲突,在此过程中有不少威尼斯人被屠杀。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市政官在内的逃脱了屠杀的幸存者,则被米海尔八世之子,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就地逮捕,身陷囹圄。这位安德洛尼卡二世显然继承了乃父之风,倾向于和胜利者站在同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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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的暴行刺激了威尼斯,令它从死气沉沉的状态中迅速恢复过来。一支由四十艘船组成的舰队迅速准备停当,被派往战场,它的指挥者是罗热里奥·莫罗西尼,他有个绰号叫“Malabranca”,意为“残酷之爪”。罗热里奥率军疾驰过达达尼尔海峡,烧毁所有视线内的希腊与热那亚船只,然后袭击并劫掠了加拉塔。接着他掉头转向金角湾,在布雷契耐皇宫的城墙下摧毁了一艘闲置在岸边的御用桨帆船。直到安德洛尼卡二世支付了一大笔赔偿金,他才带着大量热那亚俘虏胜利返回潟湖。与此同时,另一支在乔瓦尼·索伦佐指挥下的威尼斯舰队突破了热那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封锁成功进入黑海,它占据了卡法,并且利用这座城市来抵挡鞑靼人猛烈的攻势,直至冬天到来,他们不得不撤离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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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此后又延续了三年多,这期间从西西里到塞浦路斯,两国海军在整个地中海中心地区不断爆发遭遇战,公元1298年,热那亚人在靠近库尔佐拉岛的达尔马提亚沿海又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他们再次处于兵力上的劣势,但热那亚人占据风向优势,并且有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将领兰巴·多里亚的指挥,于是威尼斯船被包围起来紧紧挤在一起,当其中一艘船着火时,火势就很快扩散开来。来自基奥贾的威尼斯水兵们战斗尤其英勇,然而战斗结束后,九十五艘威尼斯船中有六十五艘沉没或被俘获,死伤人数高达九千人,另有五千名俘虏被带往热那亚。这批俘虏中至少有一人再也没能抵达那里,与那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执政官同名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安德烈亚·丹多洛,据说他一头撞上船桅,自杀身亡。而另一位更幸运也更为明智的囚徒在热那亚的监狱中靠向狱友口述他东方之旅的见闻经历消磨时间,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故事,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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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或许还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游记的作者,马可·波罗却出身于一个在当时非常典型的威尼斯商人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波罗与其他两位兄弟是生意上的伙伴,这三兄弟至少有一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比如最年长的马尔科,不过他们全都会定期前往克里米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因此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1260年,尼科洛和弟弟马费奥远赴东方到达布哈拉。在那里他们碰巧遇上了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的使者,使者说服他们一同前往忽必烈宫廷的所在地,即如今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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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曾经坐在蒙古汗位上的前任们不同,忽必烈有着一个明显更为开放的头脑和心胸,同时他还拥有无限的求知欲。他对波罗兄弟讲述的欧洲风物,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印象深刻。于是他决定将他们作为特使送返西方觐见教宗克雷芒四世,并要求教宗派遣一批受过教育的人来教导他的子民基督教教义和人文科学。波罗兄弟启程返回,当他们到达阿卡时,得知克雷芒四世已经去世,而新任教宗还未被选出,因此,兄弟俩决定回到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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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他们没有这么做,假设教宗当时仍在人世,假设波罗兄弟按照原计划再度踏上东方之旅,那就再也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知的马可·波罗了。不过等到公元1270年老尼科洛回到暌违十年的家中时,他的妻子已经过世,儿子也已长大成人。第二年,在经历了教宗国历史上最长的空位期之后,波罗兄弟最终得以觐见他们的私人老友新教宗格列高利十世,完成了大汗的使命。当他们再度启程前往远东时,年轻的马可·波罗亦与父亲和叔叔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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