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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一路经过波斯、奥克夏纳、帕米尔高原、喀什噶尔与戈壁荒漠。在马可·波罗之前，西方人从未接触过有关这些地方的描述，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西方都没有类似的作品问世。波罗一家的旅途漫长又艰难，整整花费了他们四年的时间，最终这几位威尼斯人抵达了忽必烈位于上都的夏宫，二十一岁的马可在皇帝那里立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忽必烈沉迷于聆听年轻的威尼斯人讲述他的冒险经历以及旅途中的奇妙见闻，并一度让他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马可·波罗就成了大汗最信任的官员之一，他长途跋涉，足迹遍布整个元帝国，他接受大汗的指派去管理偏远的行省与城市，还前往南印度甚至更远的地方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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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的父亲和叔叔是否和他一起执行这些任务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忽必烈觉得波罗一家三人都十分有趣且得用，以至于过了很多年他都不舍得放他们走。直到公元1292年，一位蒙古公主准备与波斯汗王结婚，波罗一家作为她的护卫，终于被允许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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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五年，波罗一家再度回到威尼斯的大宅，这三人不被亲友承认的情节，以及接着他们突然掀开身上破破烂烂的东方长袍，撕开衬里，让祖母绿、红宝石和珍珠源源不断地散落在地板上的戏剧化场景，都成了马可·波罗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尽管马可·波罗的故事受到种种质疑，他还被指称在叙述中夸大其词，在叙述中总是使用百万这个单位，因此得到了一个并不完全出于善意的绰号“百万”。但不管如何，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监狱内向狱友口述，让对方记录成文的这本书不仅仅像他人曾经猜测的那样，只是一本夸大离奇的故事集。书中很多描述都非常准确，其中有一些在几个世纪之后，经由学者在中国档案馆内的研究得到了证实。马可·波罗不但在忽必烈辉煌的北京宫廷内享有发言权，甚至将这种权力扩散到大汗的整个帝国。他在极北的地区坐着驯鹿与狗拉雪橇，又南下去到锡兰、缅甸、暹罗、爪哇、苏门答腊和日本，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这些地方西方人闻所未闻，据说他甚至还到过位于阿比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岛的基督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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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去世于公元1324年，他被埋葬在圣洛伦佐教堂，遗憾的是盛放遗体的石棺在公元1592年教堂重建时遗失了，不过马可·波罗的遗嘱还完好地保存在圣马可图书馆。波罗家的老宅位于圣金口若望教堂后方一个偏僻角落，如今还存有少许遗迹，其中包括一座极其华美的拜占庭式拱门，马可·波罗曾经无数次从它下面通过。这个遗址现在仍然以中世纪最伟大和最著名的“百万”旅行家命名，被人们称作“百万的第二座庭院”（Corte Seconda del M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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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佐拉岛战役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战争终于到了最后阶段。这个阶段没有发生更多大规模的交战，一支热那亚突击小队成功袭击了马拉莫科，随即威尼斯人多梅尼科·斯基亚沃采取了报复行动，此前一两年，这个人在袭击卡法的战斗中脱颖而出，他带着三艘桨帆船冲入热那亚的内港，并且在撤退前就地铸造了一些威尼斯钱币以作为最后的侮辱手段。不过此时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彼此间的和平，到了这最后关头，威尼斯人无法否认他们表现很糟、处于下风的事实。他们在地中海以及更远地区的声望受到严重打击，而他们的自信也被粗暴地动摇。热那亚虽然取得了辉煌胜利，但他们亦吃了不少苦头，尽管它的声望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然而就总体的损失而言，它并没有比威尼斯好到哪里去，可以利用的资源更是无法估量的少。相较之下，威尼斯人或许疲惫不堪，但他们还在筹备另一支规模高达一百艘船的舰队，并招募多支加泰罗尼亚雇佣兵队伍来填补军队中弩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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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的和平协议，最终在刚执掌米兰大权、愿意为这两方做调停人的马泰奥·维斯康蒂协商下，于公元1299年5月正式签署。威尼斯和热那亚双方都表现得令人敬重，彼此之间完全看不出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迹象。不过它们所签协议中的条款很不寻常，它指出了当时流行观念中对合法海战与海盗劫掠界定的局限性。于是仅有这两个共和国做出互不侵犯的保证并不足够，每一个威尼斯船长都有责任单独宣誓他不会攻击任何热那亚船只，反之亦然。然而假如当拜占庭帝国受到威尼斯攻击时，热那亚人被特别允许参与到防御战中去。而当热那亚与比萨之间发生任何战争时，除热那亚本土以外，威尼斯将被科西嘉岛、撒丁岛，以及位于奇维塔韦基亚和尼斯之间的利古里亚沿海地区拒之门外。同样，如果战事发生在亚得里亚海，热那亚人就必须回避进入除威尼斯之外当地的所有港口。这份协议不但在两个主要的国家之间生效，还适用于站在威尼斯一方的帕多瓦和维罗纳，以及支持热那亚的阿斯蒂与托尔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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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涉及希腊帝国的部分则清晰地显示出威尼斯与皇帝安德洛尼卡·帕里奥格洛斯之间的争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皇帝接受条件讲和前，威尼斯又花费了三年时间，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并且在布雷契耐宫的城墙下将希腊囚犯拉上甲板鞭打示众。从那时起，威尼斯从组织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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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3 得意扬扬的寡头们（公元1297—13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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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有如一个幅员广阔、距离遥远的帝国的情妇，如果通过民主政治机构来管理，就无法控制它。和英国贵族一样，威尼斯贵族把圣马可之城献给了某些家族，在这些家族之中，统治艺术世代传承，而且可以在不改变既定原则和政治精神的情况下更换人选。这就是寡头政体赢得尊重和信任的原因所在，他们对善良与智慧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们心怀抱负，在一切情况下都极力彰显祖国的安全和伟大。这也是威尼斯最终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时，得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之一，并能够以最高效率为使徒圣马可的城市服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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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迪尔，《威尼斯：贵族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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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封为“米兰提督”的马泰奥·维斯康蒂只是十三世纪中期以来试图攫取北意大利城市管辖权的诸多独裁者之一，虽然他是其中最具权势的。斯卡里杰利家族已经在维罗纳站稳了脚跟，埃斯特家族掌握了摩德纳与费拉拉，而在曼图亚，贡扎加家族正蓄势待发。尽管在严格的古典主义观念中这些统治者或许全都是暴君，但通常他们的统治还不算暴虐到叫人难以忍受。这些人至多不过是不受子民的欢迎，而对于他们的臣民们来说，生活要比在这群主君的父辈及祖父辈治下平和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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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人对他们厌恶非常。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共和国正不断加强自己的防御，以免遭遇到北意大利城邦在这些独裁者手下受到的控制。执政官的“承诺书”和为了防止裙带关系而愈发严厉的政治措施，雷尼耶·泽诺对公开展示家族徽号与盾形纹章的禁令，噩梦般冗长的执政官选举过程，以及拒绝让第三位提埃波罗家族成员成为执政官的决定，以上种种在世纪之交都成为威尼斯式独裁恐惧症的表现。实际上，威尼斯人的反应过分夸大了危险的部分，可以说有些杞人忧天。欧洲大陆上那些出众的独裁者们牢牢扎根在与威尼斯截然不同的传统之中，他们是西欧高度发达的封建体系的产物，也是市民自治与之对抗的反作用力的结果。他们还是夹在帝国与教宗国、皇帝派与教宗派的长期较量中饱受折磨的意大利诸城滋生出的产物，也是在刺激和扰乱意大利城邦崛起的争执与竞争之中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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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威尼斯则与拜占庭一脉相承。至少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封建制度在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上闻所未闻。从查理大帝与尼基弗鲁斯一世签订协议以来，西方的帝国就没有对威尼斯真正宣誓过任何形式的所有权，如今威尼斯也不属于皇帝派与教宗派任何一边。在北意大利主要的城邦中，威尼斯可以说是唯一没有被征服甚至是被入侵过的。威尼斯其他的姊妹城市，假如暂时不用忐忑不安地彼此提防，就不得不绷紧一根弦，关注北方阿尔卑斯山那一端的帝国，或是南方端坐在罗马城内的教宗，而威尼斯却将意大利抛在脑后，转而将眼光投向东方，投向造就了共和国的早期阶段并为它带来似锦前程的世界。因此，威尼斯在政治上的演变采取了一条与它的姊妹城市截然不同的轨迹。北意大利的城邦选择走公共政府的道路，一旦行不通，它们就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走向独裁统治的道路。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尼斯一心一意，坚定地追求着可以长久存在的寡头政治，而当它最终达到这个目标时，这个体系在总体上明智且妥善地统治了威尼斯近五百年，直到共和国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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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威尼斯政治金字塔的塔尖上，执政官可行使的权利一直在减少。这个过程在公元1032年开始于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之手，他制止了执政官提名他的同僚与继任者的行为，让执政官被元老和顾问们包围起来。接着，公元1172年的维塔莱·米希尔被刺事件后，威尼斯建立起大议会制度。随后不断出现的执政官承诺书向我们证明了威尼斯政治演变的过程尚未结束。[116]在同样的政治金字塔底部，我们也可以见到威尼斯普通大众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在最近的公元1289年，人们试图重新要求政治权利的行动显然也失败了。因此，威尼斯政治组织架构的实质基础如今就变成了大议会，获得大议会中的一个席位通常是威尼斯人谋取政治力量的第一步。当然，对于那些没有财富优势与家族纽带提携的人来说，大议会议员的资格并不容易得到。自大议会开始采用自选举制度以来，就在几年之内，它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向一个封闭社会发展。举一个例子，公元1293年，大议会的成员包括了十位福斯卡里家族成员、十一位莫罗西尼家族成员，以及不少于十八位来自孔塔里尼家族的议员。不过在理论上，或者在某种程度的实际操作上，进入大议会的大门此时还未向公众关闭。但如今，彼得罗·格拉代尼戈在十三世纪的最后几年，将这扇大门永远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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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286年乔瓦尼·丹多洛执政的时代，就已有人提议大议会议员的适任资格应当被限制在那些父辈或者更远的亲代祖先曾经担任议员一职的人当中。当时这个提议被包括丹多洛执政官在内的大多数人否决，彼得罗·格拉代尼戈执政官在十年后旧事重提，也没能够取得太大的进展。不过这位四十五岁的年轻执政官以他旺盛的精力和坚定的意志著称，公元1297年2月的最后一天，[117]一部新法被提出并获得认可，其中最重要的条款规定，四十人议会的成员必须[118]逐个以所有在过去四年中曾经在大议会拥有席位的成员的名义进行投票。同时这部法律还裁定，只有获得十二张或以上选票者才能成为议会议员，任期直至公元1298年的米迦勒节（这一天通常被当作进行新一届选举的日子）。到了那一天，这个制度又被拖延了一年之久，终于在公元1299年进行补充修订后，成为威尼斯的制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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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对那些被新法条款排除在外的人来说，还有一个漏洞可以加以利用。相关条款规定，三位任期仅为一年的选举人将负有把之前未获得候选资格的人选提请执政官及其顾问们批准通过，让他们也一同参选的任务。理论上，这条规定可以被认为重新朝公众打开了选举的大门，但事实上，有观点认为这不过是狡猾虚伪的执政官故意用来欺骗反对派的行为。他借着保留否决所有新出现人选的权力，为自己抢夺力量，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执政官通过选举者们清楚地表明态度，在条款的实际操作中，只有那些曾经任职于议会，或者亲代祖先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能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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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这些举措无助于缩小议会的规模，与此相反，越来越多的威尼斯人急忙着手证明他们自己的选举资格。多年以来，符合大议会议员候选资格的人数从最初的四百八十人不断下降，但如今候选人数不但没有继续减少，反而迅速上升。公元1296年，这个数目仅仅只有二百一十人，但到了公元1311年，拥有选举资格的人数就激增到一千零十七人，到了公元1340年，又增长为一千二百一十二人。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威尼斯很小，而它的海外利益是巨大的，很大一部分威尼斯市民中的俊杰栋梁总是在外进行外交活动或者经商。尽管如此，到公元1301年，现有的议院[119]规模就显得太小而不得不另择新址，新议院的位置或许就在这幢建筑东翼的中段。[120]因此，在那些该当为此负责的人们眼里，从设定限制条件来净化共和国政体的方面，新法并没有发挥出多大的作用，而一个非狭义的寡头政治却因此突然成形了。尽管如此，我们无法否认此后在威尼斯的历史上，“serrata”这一特点得到了传承，字面意义上，这个词的含义是封锁与关闭。威尼斯大议会一举在共和国社会中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等级，这个阶级内部的精英们曾经在公元1293年至1297年这四年间成为大议会的成员，同时这些人的出身以及履历也使他们得到了议员的头衔。为了防止虚报，这个特权阶级的门槛升得一高再高。公元1315年，威尼斯编撰了一份所有有参选资格市民的名单。从名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将那些非婚生子和母亲出身卑微的人排除在外。这份名单的出现，意味着威尼斯朝着贵族间婚姻与子嗣的登记制度迈出了一步，此后形成的贵族名册，就是威尼斯共和国著名的“金书”（Libro d’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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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令大多数的威尼斯人失去了跻身上流贵族社会的资格呢？他们中很多人可能同样富有、聪明，有着良好的教养，却被共和国最高贵的那一批人拒之门外。于是可以理解，在这个制度最初实行的时候，人们的愤慨有多么强烈，但是等到经过了差不多一代人，威尼斯市民有了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的统治制度与管理体系，至少大多数人心中的怨气就要比预想中来得少了。此外，威尼斯的社会中还存在着第二种社会秩序，它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展成形，因而无法确定它究竟存在了多久——这就是威尼斯的市民阶级（cittadini）。比起他们显贵的统治者同胞，这个阶级的威尼斯人显得较为卑微，不过他们与普通民众相比，依然拥有些许可供自傲的优越性，它类似于圣保罗一出生就获得的罗马帝国公民身份所带来的骄傲。后来威尼斯市民阶级的地位又明显提高了一些，这个阶级的人拥有了一种准男爵的身份，差不多近似于罗马帝国的骑士阶级。不过在最高的“Serrata”出现之前，他们就已主张要得到社会的敬重。公元1268年威尼斯国务大臣（Grand Chancellor）一职的设立就是上述要求的一个明证，这个职位明确规定只能由出身市民阶级的威尼斯公民担任，就像它高尚的职位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国务大臣不仅仅是执政官公署内的实质性领导者，他还负责领导共和国所有的行政部门。国务大臣可以穿着紫色的衣物，他的地位甚至在元老院的议员之上，仅居于执政官、执政官内部顾问和圣马可大教堂的教会官员之后。除了公民选举权之外，国务大臣可以享受所有贵族阶级的特权，一旦一位威尼斯市民获得这个职位，他将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终身，身后葬礼哀荣亦可以与执政官的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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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的政府中，其他一些影响力较小但依然重要的岗位同时面向贵族和市民阶级开放，这是典型的威尼斯式政治智慧，随着时间流逝，市民阶级会逐渐成为寡头政治体系的坚实壁垒，而不是变成游离在外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在如今公民权已经不容易取得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假如外国人想要获得威尼斯的公民权，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威尼斯或者它管辖的领地上居住满二十五年；而能让持有者在共和国国境之外也享受全面保护的额外公民权利就更加难以获得了。诚然，一些幸运儿可以被直接授予公民身份和权利，例如拥有稀有技能的工匠，或者那些为共和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不过出于同样的理由，市民阶级一直梦想着得到共和国的特别优待，像那些靠政策网开一面得到公民身份的外乡人一样，向上跻身贵族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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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尽管现状如此，彼得罗·格拉代尼戈执政官这惊人的一步也激起不少反对的声音。甚至有一些因新法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威尼斯人选择反叛，就像公元1300年初，一个叫马林·博科尼奥的人所做的那样。他策划刺杀执政官，并颠覆他的政府。博科尼奥正是最为痛恨威尼斯新统治方法的那群人之一，他们富裕、雄心勃勃，有能力一呼百应，取得可观的公众支持，但如今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永远排除在共和国的政治文明之外。虽然动机十分充分，但遗憾的是马林·博科尼奥并不是个天才的阴谋策划者，而威尼斯的秘密警察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组织，很快他和他的十名同谋者就被逮捕，吊死在小广场的两根石柱之间，[121]他试图捍卫他与市民同胞们权利的尝试以惨败收场，然而这不是最后一次在威尼斯发生的类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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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08年1月31日，埃斯特家族的阿佐八世侯爵死于费拉拉。两百年来，埃斯特家族一直是北意大利最具权势的豪门贵胄之一，帕多瓦、维罗纳、曼图亚和摩德纳都曾在不同时期被纳入这个家族的势力范围之下。费拉拉曾经在十三世纪早期与教宗派联手，抵挡皇帝派的将军萨林圭拉·迪·托雷洛。公元1240年，威尼斯人攻陷费拉拉，囚禁萨林圭拉之后，埃斯特家族就成了掌握当地政府大权的不二人选。纵然直至此时，他们仿佛仍以威尼斯属地总督的身份进行统治，但这个家族仍然是忠实的教宗派拥护者，并给了之后的教宗们抱怨威尼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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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佐八世的死造成了一个问题。他身后没有留下合法的子嗣，只有两个兄弟，但侯爵有一个私生子福斯科，福斯科的儿子福尔科被阿佐八世指定为继承人。这自然是最容易招致麻烦的安排，侯爵两个怒火中烧的兄弟无视了他的遗嘱，而福斯科为了保卫儿子的继承权，转而向威尼斯求助。威尼斯派出了部队，于是教宗克雷芒五世在他位于阿维尼翁[122]的新教廷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威尼斯接管费拉拉。克雷芒五世重新主张教宗国对费拉拉休眠已久的宗主权，并且做出了有利于两兄弟的裁决。面对急剧升级的事态，福斯科胆怯了，他在费拉拉的地位一直不够强，而且他完全没有与教宗对抗的准备。于是他只是让威尼斯民兵们长期安顿在泰达尔多城堡内，然后逃窜到威尼斯，同时将他儿子主张的所有权利都割让给了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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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教宗军进驻费拉拉城，教宗特使佩拉格吕埃枢机主教遣使会见威尼斯执政官，要求他立即撤回军队。威尼斯人的立场非常坚定，他们既不寻求亦不希望发生意外的军事冲突，但仍然据守着泰达尔多城堡。城堡居高临下的险要地理位置可以俯瞰整个城市以及波河上所有的重要桥梁，给威尼斯人带来重要的战略优势，而无论对他们的威胁来自何方，威尼斯人都没有向其让步的打算。于是教宗特使做出妥协，以承认费拉拉为教宗封地，并且支付两万杜卡特年金的条件，允许威尼斯将这座城市收入囊中。但威尼斯人依然拒绝屈从，他们声称费拉拉的所有权利已经被埃斯特家族自愿转让给威尼斯，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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