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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三世纪中期，普遍的政治动荡使环黑海沿岸成了一个在商业上基本无利可图的区域，西方商人们通常选择在君士坦丁堡卸货销售。但自公元1242年起，蒙古人成功统一了该地区以西的欧亚大草原，通商的可能性又再度增加。当年米海尔·帕里奥格洛斯重夺君士坦丁堡后，曾经给予热那亚人在黑海地区的专属贸易权，尽管仅仅过了七年，皇帝就允许威尼斯人回归竞争，但热那亚人凭借着他们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且不断扩张的加拉塔殖民地，依然在当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其影响力作用下，黑海的特拉布宗取代埃及以及十字军国家的最后残余正在当地迅速冰消瓦解的黎凡特，成为印度香料商队的中转站。与此同时，如今被称为费奥多西亚的卡法城不但控制着克里米亚当地的谷物、盐和鱼类出产，还销售从俄罗斯北方运来的皮毛与奴隶。简而言之，威尼斯人发现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敌人。于是它选择与热那亚达成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两国的停战协议签订于公元1270年，之后又续签了两次，直到公元1291年阿卡陷落时才告期满。这回再也没有拖延的余地了，热那亚决心保护它的支配权，而威尼斯同样痛下决心，要从对方手中抢夺这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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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双方都不急于宣战。经过持续三年的备战，威尼斯与比萨结成了同盟，制定了一个全员登记制度，被登记在册的市民体格健全，年龄在十七到七十岁，而且被通知要为即时征兵做好准备。此外，威尼斯还号召城市中最富裕的家族提供金钱资助，为一到两艘，有时甚至是三艘用于战斗的桨帆船配备人手与武器装备。[115]终于，威尼斯舰队在公元1294年10月7日起航出战，它与热那亚舰队的首次交战地点，是在地中海东北角临近伊斯肯德伦湾的海上。这场战斗的结果对威尼斯来说是一场灾难。热那亚人眼见他们寡不敌众，便采取了一个古怪的策略，将所有船只拴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海上漂浮平台。这样的举动导致热那亚舰队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机动性，但从战略角度上看，热那亚人减少了他们的船只暴露在敌人攻击范围底下的区域，同时他们的水兵们可以从一艘船毫无阻碍地跑到另一艘船，将兵力集中到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这就弥补了缺乏机动的不足。反观威尼斯舰队，司令马可·巴塞焦犯下了轻敌的严重错误，他对火船战术嗤之以鼻，决定采取直接进攻的方式。但热那亚船结成的方阵牢不可破，在交战中，威尼斯失去了六十八艘桨帆船中的二十五艘以及许多最优秀的士兵，巴塞焦本人也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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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迅速乘胜追击，它的海军直扑克里特岛，焚烧并洗劫了当地首府干尼亚。接着，热那亚海军在公元1295年巧妙地引开了威尼斯每年度定期商船队的护卫，在阿卡陷落和热那亚人通过加拉塔有效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这支船队只能在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局促的小港口内装载货物，当它被热那亚舰队袭击，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时，这支商船队正在前往迈索尼港的半路上。次年从君士坦丁堡传来了更重大的消息，城内的威尼斯与热那亚殖民地再一次爆发了冲突，在此过程中有不少威尼斯人被屠杀。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市政官在内的逃脱了屠杀的幸存者，则被米海尔八世之子，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就地逮捕，身陷囹圄。这位安德洛尼卡二世显然继承了乃父之风，倾向于和胜利者站在同一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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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的暴行刺激了威尼斯，令它从死气沉沉的状态中迅速恢复过来。一支由四十艘船组成的舰队迅速准备停当，被派往战场，它的指挥者是罗热里奥·莫罗西尼，他有个绰号叫“Malabranca”，意为“残酷之爪”。罗热里奥率军疾驰过达达尼尔海峡，烧毁所有视线内的希腊与热那亚船只，然后袭击并劫掠了加拉塔。接着他掉头转向金角湾，在布雷契耐皇宫的城墙下摧毁了一艘闲置在岸边的御用桨帆船。直到安德洛尼卡二世支付了一大笔赔偿金，他才带着大量热那亚俘虏胜利返回潟湖。与此同时，另一支在乔瓦尼·索伦佐指挥下的威尼斯舰队突破了热那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封锁成功进入黑海，它占据了卡法，并且利用这座城市来抵挡鞑靼人猛烈的攻势，直至冬天到来，他们不得不撤离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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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此后又延续了三年多，这期间从西西里到塞浦路斯，两国海军在整个地中海中心地区不断爆发遭遇战，公元1298年，热那亚人在靠近库尔佐拉岛的达尔马提亚沿海又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他们再次处于兵力上的劣势，但热那亚人占据风向优势，并且有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将领兰巴·多里亚的指挥，于是威尼斯船被包围起来紧紧挤在一起，当其中一艘船着火时，火势就很快扩散开来。来自基奥贾的威尼斯水兵们战斗尤其英勇，然而战斗结束后，九十五艘威尼斯船中有六十五艘沉没或被俘获，死伤人数高达九千人，另有五千名俘虏被带往热那亚。这批俘虏中至少有一人再也没能抵达那里，与那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执政官同名的威尼斯海军司令安德烈亚·丹多洛，据说他一头撞上船桅，自杀身亡。而另一位更幸运也更为明智的囚徒在热那亚的监狱中靠向狱友口述他东方之旅的见闻经历消磨时间，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故事，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马可·波罗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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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或许还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游记的作者，马可·波罗却出身于一个在当时非常典型的威尼斯商人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波罗与其他两位兄弟是生意上的伙伴，这三兄弟至少有一人居住在君士坦丁堡，比如最年长的马尔科，不过他们全都会定期前往克里米亚，甚至更远的地方。因此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1260年，尼科洛和弟弟马费奥远赴东方到达布哈拉。在那里他们碰巧遇上了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的使者，使者说服他们一同前往忽必烈宫廷的所在地，即如今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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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曾经坐在蒙古汗位上的前任们不同，忽必烈有着一个明显更为开放的头脑和心胸，同时他还拥有无限的求知欲。他对波罗兄弟讲述的欧洲风物，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印象深刻。于是他决定将他们作为特使送返西方觐见教宗克雷芒四世，并要求教宗派遣一批受过教育的人来教导他的子民基督教教义和人文科学。波罗兄弟启程返回，当他们到达阿卡时，得知克雷芒四世已经去世，而新任教宗还未被选出，因此，兄弟俩决定回到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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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他们没有这么做，假设教宗当时仍在人世，假设波罗兄弟按照原计划再度踏上东方之旅，那就再也不会有我们现在所知的马可·波罗了。不过等到公元1270年老尼科洛回到暌违十年的家中时，他的妻子已经过世，儿子也已长大成人。第二年，在经历了教宗国历史上最长的空位期之后，波罗兄弟最终得以觐见他们的私人老友新教宗格列高利十世，完成了大汗的使命。当他们再度启程前往远东时，年轻的马可·波罗亦与父亲和叔叔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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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一路经过波斯、奥克夏纳、帕米尔高原、喀什噶尔与戈壁荒漠。在马可·波罗之前，西方人从未接触过有关这些地方的描述，直到十九世纪中期，西方都没有类似的作品问世。波罗一家的旅途漫长又艰难，整整花费了他们四年的时间，最终这几位威尼斯人抵达了忽必烈位于上都的夏宫，二十一岁的马可在皇帝那里立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忽必烈沉迷于聆听年轻的威尼斯人讲述他的冒险经历以及旅途中的奇妙见闻，并一度让他进入帝国的官僚体系。在很短的时间内，马可·波罗就成了大汗最信任的官员之一，他长途跋涉，足迹遍布整个元帝国，他接受大汗的指派去管理偏远的行省与城市，还前往南印度甚至更远的地方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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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的父亲和叔叔是否和他一起执行这些任务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忽必烈觉得波罗一家三人都十分有趣且得用，以至于过了很多年他都不舍得放他们走。直到公元1292年，一位蒙古公主准备与波斯汗王结婚，波罗一家作为她的护卫，终于被允许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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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五年，波罗一家再度回到威尼斯的大宅，这三人不被亲友承认的情节，以及接着他们突然掀开身上破破烂烂的东方长袍，撕开衬里，让祖母绿、红宝石和珍珠源源不断地散落在地板上的戏剧化场景，都成了马可·波罗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尽管马可·波罗的故事受到种种质疑，他还被指称在叙述中夸大其词，在叙述中总是使用百万这个单位，因此得到了一个并不完全出于善意的绰号“百万”。但不管如何，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监狱内向狱友口述，让对方记录成文的这本书不仅仅像他人曾经猜测的那样，只是一本夸大离奇的故事集。书中很多描述都非常准确，其中有一些在几个世纪之后，经由学者在中国档案馆内的研究得到了证实。马可·波罗不但在忽必烈辉煌的北京宫廷内享有发言权，甚至将这种权力扩散到大汗的整个帝国。他在极北的地区坐着驯鹿与狗拉雪橇，又南下去到锡兰、缅甸、暹罗、爪哇、苏门答腊和日本，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前，这些地方西方人闻所未闻，据说他甚至还到过位于阿比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岛的基督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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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去世于公元1324年，他被埋葬在圣洛伦佐教堂，遗憾的是盛放遗体的石棺在公元1592年教堂重建时遗失了，不过马可·波罗的遗嘱还完好地保存在圣马可图书馆。波罗家的老宅位于圣金口若望教堂后方一个偏僻角落，如今还存有少许遗迹，其中包括一座极其华美的拜占庭式拱门，马可·波罗曾经无数次从它下面通过。这个遗址现在仍然以中世纪最伟大和最著名的“百万”旅行家命名，被人们称作“百万的第二座庭院”（Corte Seconda del M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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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佐拉岛战役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战争终于到了最后阶段。这个阶段没有发生更多大规模的交战，一支热那亚突击小队成功袭击了马拉莫科，随即威尼斯人多梅尼科·斯基亚沃采取了报复行动，此前一两年，这个人在袭击卡法的战斗中脱颖而出，他带着三艘桨帆船冲入热那亚的内港，并且在撤退前就地铸造了一些威尼斯钱币以作为最后的侮辱手段。不过此时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彼此间的和平，到了这最后关头，威尼斯人无法否认他们表现很糟、处于下风的事实。他们在地中海以及更远地区的声望受到严重打击，而他们的自信也被粗暴地动摇。热那亚虽然取得了辉煌胜利，但他们亦吃了不少苦头，尽管它的声望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然而就总体的损失而言，它并没有比威尼斯好到哪里去，可以利用的资源更是无法估量的少。相较之下，威尼斯人或许疲惫不堪，但他们还在筹备另一支规模高达一百艘船的舰队，并招募多支加泰罗尼亚雇佣兵队伍来填补军队中弩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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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的和平协议，最终在刚执掌米兰大权、愿意为这两方做调停人的马泰奥·维斯康蒂协商下，于公元1299年5月正式签署。威尼斯和热那亚双方都表现得令人敬重，彼此之间完全看不出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迹象。不过它们所签协议中的条款很不寻常，它指出了当时流行观念中对合法海战与海盗劫掠界定的局限性。于是仅有这两个共和国做出互不侵犯的保证并不足够，每一个威尼斯船长都有责任单独宣誓他不会攻击任何热那亚船只，反之亦然。然而假如当拜占庭帝国受到威尼斯攻击时，热那亚人被特别允许参与到防御战中去。而当热那亚与比萨之间发生任何战争时，除热那亚本土以外，威尼斯将被科西嘉岛、撒丁岛，以及位于奇维塔韦基亚和尼斯之间的利古里亚沿海地区拒之门外。同样，如果战事发生在亚得里亚海，热那亚人就必须回避进入除威尼斯之外当地的所有港口。这份协议不但在两个主要的国家之间生效，还适用于站在威尼斯一方的帕多瓦和维罗纳，以及支持热那亚的阿斯蒂与托尔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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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涉及希腊帝国的部分则清晰地显示出威尼斯与皇帝安德洛尼卡·帕里奥格洛斯之间的争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皇帝接受条件讲和前，威尼斯又花费了三年时间，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并且在布雷契耐宫的城墙下将希腊囚犯拉上甲板鞭打示众。从那时起，威尼斯从组织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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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3 得意扬扬的寡头们（公元1297—13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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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有如一个幅员广阔、距离遥远的帝国的情妇，如果通过民主政治机构来管理，就无法控制它。和英国贵族一样，威尼斯贵族把圣马可之城献给了某些家族，在这些家族之中，统治艺术世代传承，而且可以在不改变既定原则和政治精神的情况下更换人选。这就是寡头政体赢得尊重和信任的原因所在，他们对善良与智慧有着清晰的认知；他们心怀抱负，在一切情况下都极力彰显祖国的安全和伟大。这也是威尼斯最终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时，得以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之一，并能够以最高效率为使徒圣马可的城市服务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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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迪尔，《威尼斯：贵族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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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封为“米兰提督”的马泰奥·维斯康蒂只是十三世纪中期以来试图攫取北意大利城市管辖权的诸多独裁者之一，虽然他是其中最具权势的。斯卡里杰利家族已经在维罗纳站稳了脚跟，埃斯特家族掌握了摩德纳与费拉拉，而在曼图亚，贡扎加家族正蓄势待发。尽管在严格的古典主义观念中这些统治者或许全都是暴君，但通常他们的统治还不算暴虐到叫人难以忍受。这些人至多不过是不受子民的欢迎，而对于他们的臣民们来说，生活要比在这群主君的父辈及祖父辈治下平和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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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威尼斯人对他们厌恶非常。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共和国正不断加强自己的防御，以免遭遇到北意大利城邦在这些独裁者手下受到的控制。执政官的“承诺书”和为了防止裙带关系而愈发严厉的政治措施，雷尼耶·泽诺对公开展示家族徽号与盾形纹章的禁令，噩梦般冗长的执政官选举过程，以及拒绝让第三位提埃波罗家族成员成为执政官的决定，以上种种在世纪之交都成为威尼斯式独裁恐惧症的表现。实际上，威尼斯人的反应过分夸大了危险的部分，可以说有些杞人忧天。欧洲大陆上那些出众的独裁者们牢牢扎根在与威尼斯截然不同的传统之中，他们是西欧高度发达的封建体系的产物，也是市民自治与之对抗的反作用力的结果。他们还是夹在帝国与教宗国、皇帝派与教宗派的长期较量中饱受折磨的意大利诸城滋生出的产物，也是在刺激和扰乱意大利城邦崛起的争执与竞争之中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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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威尼斯则与拜占庭一脉相承。至少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封建制度在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上闻所未闻。从查理大帝与尼基弗鲁斯一世签订协议以来，西方的帝国就没有对威尼斯真正宣誓过任何形式的所有权，如今威尼斯也不属于皇帝派与教宗派任何一边。在北意大利主要的城邦中，威尼斯可以说是唯一没有被征服甚至是被入侵过的。威尼斯其他的姊妹城市，假如暂时不用忐忑不安地彼此提防，就不得不绷紧一根弦，关注北方阿尔卑斯山那一端的帝国，或是南方端坐在罗马城内的教宗，而威尼斯却将意大利抛在脑后，转而将眼光投向东方，投向造就了共和国的早期阶段并为它带来似锦前程的世界。因此，威尼斯在政治上的演变采取了一条与它的姊妹城市截然不同的轨迹。北意大利的城邦选择走公共政府的道路，一旦行不通，它们就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走向独裁统治的道路。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尼斯一心一意，坚定地追求着可以长久存在的寡头政治，而当它最终达到这个目标时，这个体系在总体上明智且妥善地统治了威尼斯近五百年，直到共和国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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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威尼斯政治金字塔的塔尖上，执政官可行使的权利一直在减少。这个过程在公元1032年开始于多梅尼科·弗拉班尼科之手，他制止了执政官提名他的同僚与继任者的行为，让执政官被元老和顾问们包围起来。接着，公元1172年的维塔莱·米希尔被刺事件后，威尼斯建立起大议会制度。随后不断出现的执政官承诺书向我们证明了威尼斯政治演变的过程尚未结束。[116]在同样的政治金字塔底部，我们也可以见到威尼斯普通大众的影响力几乎荡然无存。在最近的公元1289年，人们试图重新要求政治权利的行动显然也失败了。因此，威尼斯政治组织架构的实质基础如今就变成了大议会，获得大议会中的一个席位通常是威尼斯人谋取政治力量的第一步。当然，对于那些没有财富优势与家族纽带提携的人来说，大议会议员的资格并不容易得到。自大议会开始采用自选举制度以来，就在几年之内，它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向一个封闭社会发展。举一个例子，公元1293年，大议会的成员包括了十位福斯卡里家族成员、十一位莫罗西尼家族成员，以及不少于十八位来自孔塔里尼家族的议员。不过在理论上，或者在某种程度的实际操作上，进入大议会的大门此时还未向公众关闭。但如今，彼得罗·格拉代尼戈在十三世纪的最后几年，将这扇大门永远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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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286年乔瓦尼·丹多洛执政的时代，就已有人提议大议会议员的适任资格应当被限制在那些父辈或者更远的亲代祖先曾经担任议员一职的人当中。当时这个提议被包括丹多洛执政官在内的大多数人否决，彼得罗·格拉代尼戈执政官在十年后旧事重提，也没能够取得太大的进展。不过这位四十五岁的年轻执政官以他旺盛的精力和坚定的意志著称，公元1297年2月的最后一天，[117]一部新法被提出并获得认可，其中最重要的条款规定，四十人议会的成员必须[118]逐个以所有在过去四年中曾经在大议会拥有席位的成员的名义进行投票。同时这部法律还裁定，只有获得十二张或以上选票者才能成为议会议员，任期直至公元1298年的米迦勒节（这一天通常被当作进行新一届选举的日子）。到了那一天，这个制度又被拖延了一年之久，终于在公元1299年进行补充修订后，成为威尼斯的制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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