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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战局就对威尼斯相当不利。驻守的威尼斯军队作战勇猛,但瘟疫几乎在同时爆发,夺走了督政官以及许多士兵的生命,而病死者的数目还在持续增加。援兵匆匆而至,马可·奎里尼·德拉·卡·格兰德和乔瓦尼·索伦佐率军冲断了教宗军在波河河面拉起的铁链,成功进入被围困的城堡。但是敌人实在太过强大,而瘟疫又逐渐变得更致命、更具传染性,因此当8月28日城堡遭到猛烈突袭时,还活着的守军已经无力抵抗。只有奎里尼在内的一两人成功逃脱,其余的威尼斯人不是被刺瞎就是被杀,更有遭遇凄惨者经受了上述的双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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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又一场失败,又一次羞辱。但即便到了这般地步,威尼斯人依然没有立即屈服。双方都不那么投入地继续着战争。教宗这一边遇上了他所支持的埃斯特兄弟之一,弗朗切斯科·德·埃斯特造成的麻烦;而威尼斯正忙于处理国内的一个新危机——这一点我们稍后便可以读到。此时威尼斯仍然没有接受教训,在它了解到它所有的繁荣都是建立在贸易而非领土扩张这一简单事实之前,它还需要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威尼斯的力量依靠的是这座城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安全且难以进犯的环海环境。假如它要到大陆上去冒险碰运气,就是否认了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必将导致它自身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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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后终究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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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4 议会与密谋(公元13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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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10年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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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樱桃又在枝头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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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贝亚蒙特走过那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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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把十人议会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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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老民谣,来自《辉煌壮丽的威尼斯城》,摘自格雷菲乌斯,《意大利古代文选》,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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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公元1310年的春天,彼得罗·格拉代尼戈执政官成了威尼斯最不受欢迎的人。大多数人都还对公民选举权被剥夺一事耿耿于怀,而执政官所有的子民都认为他应当为教宗的禁令负责。禁令不但影响了共和国所有男女老幼的生活,还造成了贸易的中断。尤其是威尼斯的商人群体,面对着现世经济崩溃与来世灵魂被诅咒的双方面不幸,他们毫不掩饰对始作俑者的厌恶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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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人来说,当前一年8月的最后几天在费拉拉发生的事传回潟湖时,他们遭到了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此前执政官的豪赌似乎还有那么一点儿成功的机会,即便威尼斯在物质的角度上成了输家,但是拥有费拉拉及对波河的掌握仍然有利于共和国面对多边封锁的现状,至少它手头有可以昭示自己立场的东西,而威尼斯的声望仍然可以保持高涨。但如今即便是这点可能性也付诸东流了。战争仍在继续,禁令仍在生效,但是威尼斯已经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它所有的牺牲都是徒劳。从这时起,格拉代尼戈执政官的反对者们更加直言不讳,他们的声音也更响亮了。在议会内外,他们再三强调执政官是如何背叛了共和国,雅各布·奎里尼和他的追随者们是如何不断反对执政官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所到之处留下的只有灾难和耻辱,以及假如当年贾科莫·提埃波罗顺应人民的意愿成为执政官,威尼斯就不会陷入如此困境——与教宗交战,商业帝国土崩瓦解,从全国公民的佼佼者中选出的贤明顾问与专家制定出了愚蠢到无与伦比的政策,将普通人的基本权利尽数剥夺。对那些一直享受着公众支持的老牌贵族们来说,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远见卓识、清醒头脑与正确性,而执政官的政治生涯就和他的人望一道跌入了潟湖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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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格拉代尼戈仍然是大权在握的执政官。尽管游行示威和街头斗殴比从前发生得更频繁,但它们都被执政官的“秘密警察”(或称区内领袖,Capi di Contrada)[124]和臭名昭著的“暗夜之主”(Signori di Notte)冷酷无情地镇压了下去。至于格拉代尼戈本人,他对公众的感情毫不在意,仍然表现得和过去一样傲慢。因此人们的愤怒不断增长,在这种普遍的风气下,民愤很快就接近了爆发点。最终的导火索就其本身来说相对无足轻重,执政官提名韦利亚伯爵多伊莫为六名执政官顾问之一,这个提议遭到了雅各布·奎里尼的强烈反对。他指出,法律明文规定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伯爵除了元老院和大议会的职务外不得担任威尼斯的任何公职。鉴于共和国成文法律的规定,雅各布的辩驳无可置疑,但尽管如此,这份任命还是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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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埃波罗家族、奎里尼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来说,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圣马可广场与城市其他各处爆发了战斗,一位提埃波罗家族的成员卷入其中,被一名丹多洛家族的成员重创。内战似乎已经迫在眉睫,政府颁布了紧急法令,禁止市民携带武器。这是一个明智的措施,但遗憾的是法令造成的反效果违背了它设定的初衷。过了一两晚,彼得罗·奎里尼·德拉·卡·格兰德在街上被一名隶属于“暗夜之主”的秘密警察叫住,命令他服从搜查,但他将警察狠狠踢得四脚朝天来作为回应。警察的同僚急忙前来支援,在几分钟内,整个街区就陷入武装斗殴之中。彼得罗被逮捕定罪,受到惩罚,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他的兄弟马可对执政官心怀怨愤,后者曾在他逃出费拉拉时公开指责他的怯懦。于是马可和他的朋友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就像马可所预料的那样,他们很容易地就接受了他的观点,认为再也不能容许彼得罗·格拉代尼戈继续执政。但他们选择领导这场密谋的首选人士乍一看则叫人吃惊,他们建议彼得罗·奎里尼召回他自愿被放逐到欧洲大陆的女婿,贝亚蒙特·提埃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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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今被责难为威尼斯历史上最邪恶的反派,贝亚蒙特·提埃波罗受到这不见得完全公平的指责,仍然奇妙地保持着一个神秘的形象。他的曾祖父是布里耶纳的博希蒙德,一位波斯尼亚拉什卡地区小规模十字军国家的君主,从他的名字中,衍生出了贝亚蒙特这个有些古怪的教名。贝亚蒙特·提埃波罗的祖父是当年的洛伦佐·提埃波罗执政官,父亲则是二十年前拒绝与格拉代尼戈争夺执政官位置而背井离乡的贾科莫·提埃波罗。然而关于他本人,除了能从晚于他生活年代两个世纪、由马可·巴尔巴洛撰写的一份古怪的记录中了解一二,我们实在所知甚少。报告大致讲述了贝亚蒙特曾在公元1300年在伯罗奔尼撒的双子港迈索尼与科罗尼被指控受贿,到了公元1302年,尽管他还没有将涉案钱款全数还清,他还是被指名担任诺那的代官,以及成为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四十人议会的成员,但是之前的指控仍令他耿耿于怀,于是贝亚蒙特退隐到潟湖另一头的马罗科,在自己的别墅中度日,不接受这些任命。仅就这些来看,这算不上多么卓越的履历,但是人们觉得他的经历当不止于此,在贝亚蒙特的性格中应当有一些特质,或者他有一些如今已经散佚的功绩,使得在威尼斯人眼里他是个家喻户晓、广受欢迎,或许还有几分浪漫色彩的角色。威尼斯人称他为“Il gran cavaliere”(伟大的骑士),而当马可·奎里尼和他的同谋者们计划推翻执政官时,他们显然认为获得此人的支持是他们的计划必不可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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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人在这场密谋会议上对这个主意提出异议,那就是老雅各布·奎里尼。他花费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与格拉代尼戈做斗争,他在很多方面赞成与会者,但是拒绝支持违宪的暴力行动。然而不久后,老雅各布因公务离开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于是在几周内,他都将安全地置身事外。同时贝亚蒙特抵达了威尼斯,并且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项事业。毫无疑问,他是个政治投机者,他或许并不仅仅将这场密谋看作颠覆格拉代尼戈政权的手段,更是将它当作改变整个威尼斯政体的机遇,他将通过它来让自己和整个提埃波罗家族以欧洲大陆的模式君临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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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的日期定在6月15日星期一,圣维托日。反叛者们被分为三队,其中两队分别在贝亚蒙特·提埃波罗和马可·奎里尼的带领下,将在行动前一晚聚集到奎里尼家族在圣波罗的宅邸,等到第二天晨曦微露时,他们就从那里出发,跨过里亚尔托桥,分头前往圣马可广场和执政官宫。同时第三队在大陆上一个名叫佩拉加的小镇集合,于最后时刻在巴多尔罗·巴多尔[125]领导下渡过潟湖,等政府的军队忙于同前两支反叛队伍交战时,猛攻他们的后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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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不上是个特别有创造力的计划,但它具有了所有出其不意的要素来保证行动的成功。然而不幸的是,贝亚蒙特和他的朋友们就像先前的马林·博科尼奥一样低估了执政官。这群密谋者中,有一个名叫马可·多纳托的人突然抽身退出行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是否被政府收买,但事实已经足够说明一切。无论如何,在人们开始行动的前几天,格拉代尼戈执政官就从多纳托那里得知了全盘计划。于是执政官就有了充分的时间来召集他最为信任的军官,包括托尔切洛、基奥贾和穆拉诺岛的代官,让他们召集尽可能多的武装人员来到威尼斯。就在圣维托日前夜,这些人连同一些贵族、四十人议会的首脑们、大法官、秘密警察以及习惯上担任执政官私人保镖的军械库工人们秘密聚集在执政官宫内。同时执政官的盟友丹多洛家族亦在圣马可广场上倾巢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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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威尼斯刮起了一场这个时节常有的夏季暴风雨,狂风掀起潟湖波浪,使得叛乱者的第三支队伍无法按原计划到达城市。假如他们能够成功传达给贝亚蒙特关于他们现状的只言片语,他或许会推迟所有的行动。然而在对盟友的困境和执政官的准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贝亚蒙特决定不顾瓢泼大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马可·奎里尼和他的儿子贝内代托随即作为第一批小分队的头领出发,他们策马飞奔[126]过威尼斯狭窄的小巷,叫喊着:“为了自由!杀死格拉代尼戈执政官!”当然,他们的叫喊声很快就被风雨的呼啸给吞没了。当这些人从北面跨过如今的戴桥准备进入圣马可广场时,他们在半道上遭遇了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丹多洛家族。由于猝不及防和压倒性的人数劣势,反叛者们一败涂地,包括奎里尼父子二人在内的许多人被杀死,剩下的人逃进附近的圣路加教堂广场。他们在那里徒劳地尝试重整旗鼓,但很快又被慈善学校团体和少数画家行会的成员打败,更耻辱地作鸟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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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贝亚蒙特正带着部队骑马沿着默瑟里亚这条路行进,就在这时,他突然在圣朱利亚诺教堂边的一棵巨大古树底下停住脚步。如今我们并不知道他此举有何用意,或许他希望在最后冲入圣马可广场前将队伍聚拢,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奎里尼的一名手下返回,警告他前方危险。不过如今警告已经没有必要,整个大区都已经陷入骚乱。显然当地居民没有如叛乱分子预想的那样和他们团结一致,居民们没有朝他们欢呼,取而代之的是从紧紧关闭的房屋窗户内传出的辱骂与诅咒。最终贝亚蒙特到达圣马可广场的入口,即现在钟塔的位置,这时一位老妇打翻了一只沉重的石臼,它从人们头顶上方的窗户掉了出来。石臼没有击中贝亚蒙特,但是他的旗手却被砸中头部当场死亡,那面仅以自由一词装饰的旗帜,也在倾盆暴雨中落到未铺石板的泥泞路面上。这一景象终于令贝亚蒙特的精神崩溃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全身湿透,沾满泥污,从里亚尔托桥落荒而逃,等过了河,他们便将这座桥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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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叛乱还未结束,尽管巴多尔罗·巴多尔等人在大陆上迅速被围捕,然后被押解回威尼斯斩首,贝亚蒙特仍得以固守自己居住的街区,不久之后,奎里尼的残党也加入进来。这个区域被街垒保护得固若金汤,居住在大运河另一侧的居民们亦不同于在圣马可的那些人,他们对旧贵族忠心耿耿。因而虽然执政官取得了胜利,他也不敢冒着兴起内战的风险对此处直接发动攻击。于是执政官提出了优厚的讲和条件,贝亚蒙特在一开始表现出傲慢的不妥协姿态之后,终于让步,开始了为期四年的流放旅程,不过,流放的目的地是达尔马提亚,那个他最不愿意逗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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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贝亚蒙特·提埃波罗的叛乱听上去荒谬又可笑。确实,就像他本人争辩的那样,所有的事都在同他作对:恶劣天气拖延了行军,阻止他的盟友前来增援,使得士气消沉;多纳托背叛了他的信任;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在圣朱利亚诺教堂停下脚步使他失去宝贵的时间,不然他或许就可以及时到达圣马可广场拯救奎里尼父子的性命……不过再多的辩护也无法改变或者掩饰他惨败的事实,而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带给他的影响,就和那持久的骂名一样,要比一个小笑柄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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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威尼斯,一件如今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被严肃对待。假使格拉代尼戈没有收到预警,那么即便没有巴多尔罗·巴多尔的支持,预谋推翻他的计划也很有可能成功。不论成败,这场阴谋都是一次可怕的尝试,更别提它还牵扯了威尼斯三个最高贵的古老家族。在成功将这场叛乱的星星之火扑灭在最初阶段后,威尼斯政府决心在火苗留下的灰堆上狠狠踩几脚,以免它死灰复燃。考虑到贝亚蒙特追随者们的力量,政府明智地决定不让他成为一个殉道的烈士,于是他被从轻发落,安全地流亡海外,而政府中人随即开始系统性地破坏贝亚蒙特的名誉和声望。就在贝亚蒙特启程后的一两天内,他位于圣阿戈斯蒂诺,即威尼斯方言称为圣斯汀的宅邸被完全推倒,在原址上立起了一根所谓的“耻辱柱”,上面刻着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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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片土地是贝亚蒙特的财产。如今由于他可耻的背叛行为,政府在这儿竖起石柱,将这些文字永远公之于众,以儆效尤。[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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