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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里尼家族的宅邸也遭受了悲惨的命运。不过这座屋子是马可、彼得罗同他们的第三个兄弟乔瓦尼的共有财产，而乔瓦尼与阴谋全无瓜葛。因此，政府一开始提议拆除房子的三分之二，但如何划分房子是个难题，于是他们最终决定补偿乔瓦尼应得的份额，然后将整座屋子改作屠宰场。接着一份政府法令规定，在本次反叛事件中蒙羞的两个世家，必须移除或者抹去现存的所有家徽与盾形纹章，不过法令同时允许它们用新的纹章来替换。这条规定毫无特例可开，哪怕是悬挂在大议会厅堂内两位提埃波罗执政官的肖像，画下的徽章都被更换了，他们位于圣乔瓦尼保罗教堂的坟墓上面的家徽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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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些原因，巴多尔家族没有遭到相似的惩罚。当奎里尼和提埃波罗两个家族为他们的背叛付出代价时，另有一些人因此而受到奖赏。第一个向执政官报告不利于他的阴谋的马可·多纳托被授予爵位，他和他的后代都可以享有大议会的入会资格。[128]或许这只是给予声称拯救了国家的人恰如其分的奖励，而另一位这件事的受益者则更欢欣鼓舞地接受了天降的好处。由于叛乱在圣维托日发生，圣维托教堂获得并得以展示贝亚蒙特宅邸的石雕门侧柱，以及一些从那座房屋墙上剥下的浮雕装饰，[129]而且法律规定之后每一个圣维托日，执政官都要参与为感恩弥撒准备的神圣游行仪式，并前往教堂拜访，随后举办官方酒宴。同时，在当初奎里尼家族剩下的追随者们溃不成军的圣路加教堂广场上竖立起一根宏伟的旗杆，供慈善学校和画家行会的旗帜高高飘扬。[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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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轮到这一出大戏中唯一的女主人公出场了。当朱斯蒂娜·罗西（或露西娅·罗西，这没有定论），那位用石臼砸破了贝亚蒙特旗手脑袋的老妇人被问及需要共和国为她做些什么来表达感激之情时，她只要求了两件事：一是她和居住在眼下这座房屋内的继承者们每逢重要节日，可以在那扇具有决定意义的窗外悬挂威尼斯的旗帜；第二则是她的房东，即圣马可教堂的教会官员再也不能提高租金。这两个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如今每年的6月15日，人们或许无法在那扇窗户外找到威尼斯的旗帜，房屋所在的地区作为城市商业黄金地段之一，年租金亦不再限于十五杜卡特，但只要朝房屋的外墙上方看一眼，就知道这位老人并没有被遗忘。[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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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元1310年圣维托日的反叛留在威尼斯历史上最深亦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烙印并非一面旗帜、一席酒宴，甚至也不是一根耻辱柱，而是一项制度，它伴随着共和国度过之后的岁月，直到它走向终结。十人议会，如今提起这个名字，依然能使人满怀敬畏，不寒而栗。它建立于公元1310年7月10日，大议会颁布了相关的法令，将它确立为一种国家安全委员会性质的临时组织，在处理当下国家持续的动荡状态上有广泛的应急权限。而十人议会的建立，以及在它存在的头三周之内发布的诸多法令，已经再明确不过地证明了叛乱发生之后的那段时间，城市中的气氛紧张到了何种程度。7月12日，大议会的成员参与会议时，被允许携带武器；7月19日，十人议会决定议院的大门在会议进行期间必须保持敞开，一百名武装人员负责巡逻潟湖与众多运河，一支由六大区首脑选出的两百人组成的特别部队负责保卫广场，另有三十人守卫执政官宫；此外，城市的每个分区都指派了十个人，用来保证入夜后没有人可以从一个区前往另一个区。与此同时，威尼斯各区需拥有一千五百人长期备战，只要听到圣马可大教堂钟塔上响起警钟，他们中的一半就必须立刻奔赴圣马可广场，剩下的将原地待命准备应付当地可能发生的任何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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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建立十人议会时，预计它存在的时间大约是两个半月，到9月29日的米迦勒节为止。不过它的寿命被人为地延长了，起初只是再延长两个月，但随后对其权限的补充使得十人议会的存在时间越来越长，最终到了公元1334年，它成为一个常设机构。纵然十人议会整体上有着巨大的权力，它仍然服从于典型的威尼斯式制衡，议会中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独自将这些权利收为己用。十人议会的成员名单分别由大议会和执政团草拟，再经过大议会选举产生正式成员，当选的成员任期只有一年，期满之后需要再过一年才可以谋求再次当选，而十人议会成员在任期间，任何被认为是滥用职权的行为都会被仔细审查。同一家族的两名成员绝不会同时在十人议会中任职，此外，十人议会也不允许仅有一个领导人。通常来说，一个月内会有三个领导人（他们被称为“Capi dei Dieci”）同时在任，在此期间他们与世隔绝，以免接触到贿赂或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影响。最后亦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同时也可能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一点，这十个人本身没有任何权力，他们只是与执政官和他的六位顾问合作办事，将统治层的有效人数上升到十七。十人议会的组织中常常还会有一名大法官或者国家公诉人在场，他本身没有选票，但时刻准备好为议会成员提供法律层面的咨询服务。十人议会在每个周末召开，而且它的成员经常工作过度，然而我们要知道这些工作都是无偿劳动，这十个人一旦有以权谋私或贪污腐败的行为，就会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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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可以谈谈更多关于这非同寻常的组织与它的工作的事情。在它形成的早期阶段，十人议会很多最有意思的特征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不过从外部看，它主要服务于两个重要的目的，这两个目的也正解释了为什么十人议会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以及变得必不可少。第一个目的是收集情报，通过遍布欧洲甚至更远地方的间谍与密探，十人议会结成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络。在此不必理会那些民间故事，威尼斯在事实上从未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国家，不过它的情报安全机构确实无与伦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名身在帕多瓦的密探就报告贝亚蒙特违背了流亡达尔马提亚的条件，与包括一名神父在内的两名奎里尼家族成员出现在伦巴第，准备策划一场新的叛乱。尽管贝亚蒙特再也没有返回过威尼斯，但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和国能够对他进行持续的监视，并且行动始终抢先一步。但即便是处在情报网中的这十个人，也没有办法阻止贝亚蒙特策划阴谋，除非在公元1329年他们之中有谁秘密地采取了行动，以至于在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贝亚蒙特的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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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议会在它诞生的最初几年内，对共和国的另一个贡献更为重要。费拉拉的危机已经显示出共和国政治体制中一个严重的缺陷，这个政府缺乏通过各种手段迅速决断国家大事并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处理和调度的能力。就在威尼斯人为避免权力集中而焦虑不已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承受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带来的损失。威尼斯所有的重要议题都要经过大议会批准，而自从议会“关闭”的那十年起，大议会的成员一直在稳定增长，如今已近一千人。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就必须委派代表，而大议会指派规模较小的委员会，让其中所谓的“贤者”（savii）们来处理具体问题的行为也十分普遍。一部分“贤者”是有明确职责的政府常务官员，他们和现在的部长们差不多，但权力相对较小。诚然，在这个世纪中叶，执政官以及他的六名顾问已经组成了一个羽翼丰满的内阁，但也正是在此时，威尼斯决策上的重大问题会被交还到议会的全体大会进行讨论，在费拉拉问题上反抗教宗的威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导致了非常危险的情况，大议会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其流程显然更为烦琐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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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人议会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改变。它时常发挥执政官和顾问们之间联系桥梁的作用，而它颁布的法令与大议会颁布的具有同等效力。于是政府终于有可能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当然，威尼斯共和国需要精简行政机器的需求是否真的如此强烈还有待商榷，十人议会，或者说不久之前才建立起来的与其肖似的东西事实上都还只是提埃波罗一族的叛乱阴谋造成的直接结果。贝亚蒙特的目标完全失败了，但从他和他的阴谋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要远远多过威尼斯所承认的，也多过他自己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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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5 大陆上的领地（公元1311—13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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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执政官送给我这么多铅？让他拿去盖圣马可大教堂钟楼的屋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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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收到执政官用铅封的信件时这样说，《巴尔巴洛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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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11年8月13日，彼得罗·格拉代尼戈去世，全威尼斯都如释重负。他是一位强势的执政官，但在大多数子民的眼中太过强势，且并不明智。这位执政官固执己见，只有当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时，才会留心别人的意见。他死后，留给威尼斯共和国的是比他就任时更糟的一副烂摊子：威尼斯被提埃波罗的阴谋及其后果所动摇，它的贸易减少到如同涓涓细流，教宗的禁令仍在生效。因此，因为教会的禁令与害怕人们心怀敌意的示威游行，这位执政官的遗体在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的情况下离开威尼斯前往穆拉诺岛，埋葬在圣齐普里亚诺修道院一个没有标记的墓穴内。从他的事迹来看，格拉代尼戈身后这般冷清，其实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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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希望继任执政官尽可能不与格拉代尼戈相似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执政官的选举者们一开始矫枉过正，选择了年迈的元老院成员斯特凡诺·朱斯蒂尼安，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份重托，反而躲进了修道院。于是更年长的马里诺·佐尔齐成为二号人选，当时他只是背着一袋准备分发给附近监狱内囚犯的面包从执政官宫窗下经过，恰巧就入了选举者们法眼。一位十五世纪的历史学家小马里诺·萨努多如此解释佐尔齐的当选：“他有着圣人的美名。因为他是个善良又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还十分富有。”在格拉代尼戈之后，这正是所有威尼斯人希望的执政官形象，一个无害的挂名领袖，有着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可敬的外交背景，他还应当拥有足够的钱财，以及足够的慷慨去分发它们。数年前，马里诺·佐尔齐还建立了一家孤儿院并提供巨额捐助。对任何一位新当选的执政官来说，设法撤销教廷的禁令是首要的目标，因此他因孤儿院得到的虔诚名声就成为达成撤销禁令目的的一个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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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佐尔齐并没有活到这个目标达成的那一天。他死于公元1312年7月，统治威尼斯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于是选举者们再次聚集起来，这一回所有可以看到街道的窗户都有针对性地关了起来，经过选举流程，乔瓦尼·索伦佐这位十五年前在对热那亚的战争中征服了卡法的英雄成为新执政官。[132]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乔瓦尼·索伦佐获得过如此耀眼的成就，他还曾经在费拉拉扬名立万，随后成为圣马可大教堂的首席总务官（Procurator）。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他有如此才干，为什么会在一年前屈居毫无建树的佐尔齐之下？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马可·奎里尼的一个儿子，提埃波罗一族的密谋破产后，索伦佐的女儿也跟着丈夫一同被流放。同时索伦佐已经七十二岁，人们认为他的全盛期可能已经过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索伦佐统治了威尼斯十六年，在此期间，共和国慢慢恢复旧日的繁荣。复苏开始于公元1313年3月，历经千辛万苦，教宗克雷芒终于被说服取消了禁令。威尼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九万佛罗伦萨弗罗林金币的巨款掏空了国库，教宗坚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让威尼斯人更加不快。虽然如此，威尼斯通过在国民收入的各个方面增收百分之三的强制借款收集到了资金，并威胁在威尼斯的佛罗伦萨银行，如果它们不以合理的汇率兑换出所需货币，就立即将它们驱逐出去。威尼斯政府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教宗便下令威尼斯人可以重新在费拉拉自由通行，并且不受阻碍地进行合法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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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威尼斯投降了。不过在教宗面前表示屈服，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向一个世俗统治者屈膝带来的耻辱感少得多，大多数威尼斯人认为，为了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以及建基其上的一切，这是很划算的代价。六个月之后，在提埃波罗叛乱使得共和国秩序混乱之际，浑水摸鱼发动叛乱的札拉不得不在威尼斯面前再度顺服。于是威尼斯重归和平，贸易往来重新开启，接下来的几年，它与拜占庭帝国、西西里、米兰、博洛尼亚、布雷西亚与科莫、突尼斯、特拉布宗与波斯缔结了新的协议。所有这些幸事都和破坏同时发生，公元1291年，热那亚人贝内代托·匝加利亚击溃了多年来尽忠职守封锁直布罗陀海峡、阻止地中海的船只通行的摩洛哥舰队。自此之后海峡门户大开，而热那亚恰巧因为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佩拉（加拉塔）殖民地激烈的长期冲突而进入了相对衰弱的阶段，威尼斯便趁机掌握了大部分与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最有价值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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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明智、稳健且广受敬重的执政官领导下，威尼斯再度士气高涨。在共和国内，新的产业应运而生：一位德意志工匠被带到穆拉诺岛教授玻璃镜的制作工艺；还有一群来自路加的丝工，为逃离正在撕裂当地社会的派系纷争来到威尼斯，在靠近圣巴托洛缪教堂的毕萨街落脚。由于德意志商人大批进入威尼斯，公元1318年，一幢建筑被专门用来接待他们，这就是威尼斯的第一座德意志商馆。[133]街道和教堂广场的石质路面铺设工程飞快地进行着，其范围包括了从圣马可广场至卡斯特洛圣彼得教堂的大道。可以想象，当圣安东尼修道院的猪在城内再也无法用鼻子自由地翻拱泥土，它们会多么惊慌失措。此外，威尼斯城内新挖了五十口水井，人们还建造大型储水箱来获得更多的储水空间，另一位心灵手巧的德意志人为共和国引进了风车，同时威尼斯还拥有了第一套市政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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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造船业的重大进步，军械库响应需求扩大了规模。航海罗盘仪大约出现在公元1275年，它的面世使得人们可以绘制比以往更加精确的航海图。数年之后，另一项革新——船舵——出现了，在此之前，操纵较大船舶惯用的方式是通过摆动安装在船尾一侧的一支桨调整方向，这个方法操作起来极其不便，而且对船只的大小有着严格的限制，随着大型船舶出现，很快这一操纵方式便力有不逮。反观船尾舵技术，只要增加船舵柄的长度，理论上它可以允许船只的杠杆达到无限的自由度，而且只要有需要，它甚至还可以加装上滑轮系统。这项技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更大型船只的出现，同时，通过这项技术，船只可以同时在冬天与夏天出海，航海首次成为一种全年性的职业，航海技术随即产生了惊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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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开启对英格兰和佛兰德地区的贸易是导致公元1320年前后威尼斯引进革命性的船舶设计的最重要原因。在此之前，商船上从未使用过船桨，它们通常被用于战船，来保证战斗中船只至关重要的高速和高机动性。然而随着公元1300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商业扩张，船只设计就出现了新的注意要项。如今的商人同样需要能够高速移动的商船，而且由于需要运输更多的贵重货物，他们需要增强船舶的防护能力。于是商用桨帆船应运而生，它比用于战斗的桨帆船更长更宽，运载能力更强，即便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可载重一百五十吨，此外商用桨帆船航行所需的船员数额十分庞大，需要有两百名桨手推动其前进。顺带一提，这些船员都是自由人，因此要维持如此的船员规模，可谓所费不赀。[134]不过这笔开销带来的影响很快就被桨帆船在每次航行中节省的时间和不受海盗袭扰的便利抵消，很少有海盗船可以赶上商用桨帆船的速度，即便他们发动突然袭击，船上的两百名船员也能够立即拿起武器抵抗。同时，由于商用桨帆船的高机动性，船只在一些礁石密布的海岸遭遇船难的风险也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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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在威尼斯城内的居民看来，索伦佐执政官治下最大的幸事是和平重新降临。经过了二十年的动荡，威尼斯人渴望一个恢复的机会，他们不仅希望在物质上弥补过去巨大的损失，还希望可以脱离存在于他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动乱，在精神和宗教上得到平静。怒火需要时间熄灭，憎恨需要抛诸脑后，思想和各类观点着眼的地方需要从政治局势转移到意大利和海外，索伦佐给予他的子民的就是这样一个喘息的空间。在他十六年的任期中，对此最显著的证明是一件令人们兴奋的事，公元1316年9月12日星期天的晨祷时分，西西里国王赠给威尼斯的一对狮子在执政官宫内生下了三只幼崽。据说当时“差不多所有威尼斯的居民以及其他地方来的人”拥向狮笼，人群规模比三个半月之前优先目睹同样有趣的怀孕母狮的那一批观众更大。执政官认为这是件国家大事，便让公证人将其依法记录在一份宣誓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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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们回头追溯这段历史，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事显得更为意义重大。公元1321年，但丁·阿利吉耶里以拉文纳特使的身份造访威尼斯。但在当时，这事没有引起威尼斯多大兴趣，诗人的访问在狮子掀起的狂热下黯然失色。而尽管令人恼火，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国家档案中公元1321年的那卷已经遗失，而现存的记录与早期的史料则毫无帮助。我们所知的只有诗人此行的目的，他关注的依然是波河沿岸通航权的老问题，然而得到的响应却不令人满意。而当他准备返回时，威尼斯拒绝颁发最便捷路线上的通行证，于是但丁不得不穿过疟疾肆虐的沼泽地，最后染上高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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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自承并不讨威尼斯人喜欢。而尽管索伦佐执政官或许有对外来者太过冷漠之嫌，他却被威尼斯的人民由衷爱戴。或许正是因为他如此受到人民欢迎，导致大议会为索伦佐的继任者增设了规定，让他们的排场更气派堂皇，举例来说，执政官的薪水和随员都得到了增加，工匠们得到委托，为执政官制作用于节庆场合的豪华珠宝和更为富丽堂皇的国务礼舟“布钦托罗”（Bucintoro），或者叫“黄金船”。不过另一方面，执政官的实权一如既往地被严格限制，在此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当索伦佐执政官守寡的女儿结束流放，于公元1314年返回威尼斯时，她立刻就被幽禁在卡斯特洛区偏远一隅的童贞圣母玛利亚女修道院。按照传统，执政官可以每年正式造访修道院一次探望女儿，但他始终不能说服十人议会放她自由。公元1328年的最后一天，当索伦佐执政官以年近九十的高龄去世时，她仍然是囚徒之身。执政官的遗体身束长剑，穿着正式的执政官金鞋，在旧宫殿南侧的暗夜之主大厅供人瞻仰，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莫洛。接着死者从这间大厅被送到圣马可大教堂，他的遗孀在那儿等候着丈夫的到来。葬礼弥撒后，索伦佐被安葬在洗礼堂中一具朴素的石棺内，石棺上刻有他家族的盾形纹章，但没有死者的姓名或者任何铭文，如今我们参观教堂时还依然可以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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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的记性总是很好，整整经过十五年的和平与繁荣才使他们忘记了教宗禁令带来的苦难岁月。在索伦佐之后，他们很快选择弗朗切斯科·丹多洛为第五十任执政官，正是由于他当年在阿维尼翁耐心又富于技巧的据理力争，才终于令教宗态度软化，取消了对威尼斯的惩罚。罗斯金如此描写丹多洛的所作所为：“他按照惯例藏身于教宗的桌下，当教宗坐下来就餐时，他从那里出来抱住对方的脚。丹多洛声泪俱下的恳求终于令他如愿以偿，教宗撤销了那可怕的惩罚。”一些刻薄的历史学家对弗朗切斯科·丹多洛的绰号“Cane”（狗）进行揣测，认为这个称呼源于他在教宗面前戴着项圈和锁链以示谦卑的行为。事实上，在弗朗切斯科之前，他的父亲也曾经使用过这个绰号。而就在弗朗切斯科就任执政前不久，它又被威尼斯共和国最危险的一位敌人满怀自豪地安在了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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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罗纳领主康·格朗德·德拉·斯卡拉年仅三十七岁，却已将超过一半的人生用在开疆拓土上。如今除了故乡维罗纳之外，他还控制了维琴察、费尔特雷和贝卢诺，成为亚平宁半岛上数个咽喉要隘的主人。自从公元1328年9月，康·格朗德征服帕多瓦后，威尼斯新任执政官发现他正直接面对着经济封锁的威胁，仰赖贸易的共和国比其他任何意大利城邦都更容易受到这一威胁的伤害。公元1329年7月，维罗纳军队占领特雷维索，威尼斯的处境更岌岌可危。但在进入特雷维索后三天，康·格朗德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热丧命，威尼斯便因此获得了喘息之机。然而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康·格朗德遗留的事业由他的两个侄子继承，其中一位阿尔贝托是个喜爱寻欢作乐的庸才，但另一位马斯蒂诺则像他的叔叔一样意志坚定、野心勃勃。很快马斯蒂诺就开始着手做他想做的，威尼斯货物被课以出入境税，所有从大陆运往威尼斯的出产都必须缴纳高昂的通行税，不管它们是否来自大陆上威尼斯的产业。至于波河沿岸的海关所做的事，威尼斯人再清楚不过，因为他们也曾经如法炮制。于是威尼斯人以牙还牙，他们对所有经过威尼斯运往马斯蒂诺治下城市的商品征收了抑制性的高额税费，不过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帕多瓦、特雷维索和其他城市可能只是失去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这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威尼斯却依赖大陆供给主要的日常必需品。虽然在公元1268年的危机中，威尼斯设法找到了可替代的物资供应源，但如今它的人口已经是当年的两倍，因此这一回，共和国恐怕不会再有过去的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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