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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5 大陆上的领地（公元1311—13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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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执政官送给我这么多铅？让他拿去盖圣马可大教堂钟楼的屋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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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收到执政官用铅封的信件时这样说，《巴尔巴洛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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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11年8月13日，彼得罗·格拉代尼戈去世，全威尼斯都如释重负。他是一位强势的执政官，但在大多数子民的眼中太过强势，且并不明智。这位执政官固执己见，只有当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时，才会留心别人的意见。他死后，留给威尼斯共和国的是比他就任时更糟的一副烂摊子：威尼斯被提埃波罗的阴谋及其后果所动摇，它的贸易减少到如同涓涓细流，教宗的禁令仍在生效。因此，因为教会的禁令与害怕人们心怀敌意的示威游行，这位执政官的遗体在没有举办任何仪式的情况下离开威尼斯前往穆拉诺岛，埋葬在圣齐普里亚诺修道院一个没有标记的墓穴内。从他的事迹来看，格拉代尼戈身后这般冷清，其实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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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希望继任执政官尽可能不与格拉代尼戈相似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执政官的选举者们一开始矫枉过正，选择了年迈的元老院成员斯特凡诺·朱斯蒂尼安，但他并没有接受这份重托，反而躲进了修道院。于是更年长的马里诺·佐尔齐成为二号人选，当时他只是背着一袋准备分发给附近监狱内囚犯的面包从执政官宫窗下经过，恰巧就入了选举者们法眼。一位十五世纪的历史学家小马里诺·萨努多如此解释佐尔齐的当选：“他有着圣人的美名。因为他是个善良又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还十分富有。”在格拉代尼戈之后，这正是所有威尼斯人希望的执政官形象，一个无害的挂名领袖，有着不特别引人注目但可敬的外交背景，他还应当拥有足够的钱财，以及足够的慷慨去分发它们。数年前，马里诺·佐尔齐还建立了一家孤儿院并提供巨额捐助。对任何一位新当选的执政官来说，设法撤销教廷的禁令是首要的目标，因此他因孤儿院得到的虔诚名声就成为达成撤销禁令目的的一个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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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佐尔齐并没有活到这个目标达成的那一天。他死于公元1312年7月，统治威尼斯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于是选举者们再次聚集起来，这一回所有可以看到街道的窗户都有针对性地关了起来，经过选举流程，乔瓦尼·索伦佐这位十五年前在对热那亚的战争中征服了卡法的英雄成为新执政官。[132]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乔瓦尼·索伦佐获得过如此耀眼的成就，他还曾经在费拉拉扬名立万，随后成为圣马可大教堂的首席总务官（Procurator）。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他有如此才干，为什么会在一年前屈居毫无建树的佐尔齐之下？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女儿嫁给了马可·奎里尼的一个儿子，提埃波罗一族的密谋破产后，索伦佐的女儿也跟着丈夫一同被流放。同时索伦佐已经七十二岁，人们认为他的全盛期可能已经过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索伦佐统治了威尼斯十六年，在此期间，共和国慢慢恢复旧日的繁荣。复苏开始于公元1313年3月，历经千辛万苦，教宗克雷芒终于被说服取消了禁令。威尼斯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九万佛罗伦萨弗罗林金币的巨款掏空了国库，教宗坚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这让威尼斯人更加不快。虽然如此，威尼斯通过在国民收入的各个方面增收百分之三的强制借款收集到了资金，并威胁在威尼斯的佛罗伦萨银行，如果它们不以合理的汇率兑换出所需货币，就立即将它们驱逐出去。威尼斯政府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教宗便下令威尼斯人可以重新在费拉拉自由通行，并且不受阻碍地进行合法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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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威尼斯投降了。不过在教宗面前表示屈服，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向一个世俗统治者屈膝带来的耻辱感少得多，大多数威尼斯人认为，为了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以及建基其上的一切，这是很划算的代价。六个月之后，在提埃波罗叛乱使得共和国秩序混乱之际，浑水摸鱼发动叛乱的札拉不得不在威尼斯面前再度顺服。于是威尼斯重归和平，贸易往来重新开启，接下来的几年，它与拜占庭帝国、西西里、米兰、博洛尼亚、布雷西亚与科莫、突尼斯、特拉布宗与波斯缔结了新的协议。所有这些幸事都和破坏同时发生，公元1291年，热那亚人贝内代托·匝加利亚击溃了多年来尽忠职守封锁直布罗陀海峡、阻止地中海的船只通行的摩洛哥舰队。自此之后海峡门户大开，而热那亚恰巧因为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佩拉（加拉塔）殖民地激烈的长期冲突而进入了相对衰弱的阶段，威尼斯便趁机掌握了大部分与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最有价值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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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明智、稳健且广受敬重的执政官领导下，威尼斯再度士气高涨。在共和国内，新的产业应运而生：一位德意志工匠被带到穆拉诺岛教授玻璃镜的制作工艺；还有一群来自路加的丝工，为逃离正在撕裂当地社会的派系纷争来到威尼斯，在靠近圣巴托洛缪教堂的毕萨街落脚。由于德意志商人大批进入威尼斯，公元1318年，一幢建筑被专门用来接待他们，这就是威尼斯的第一座德意志商馆。[133]街道和教堂广场的石质路面铺设工程飞快地进行着，其范围包括了从圣马可广场至卡斯特洛圣彼得教堂的大道。可以想象，当圣安东尼修道院的猪在城内再也无法用鼻子自由地翻拱泥土，它们会多么惊慌失措。此外，威尼斯城内新挖了五十口水井，人们还建造大型储水箱来获得更多的储水空间，另一位心灵手巧的德意志人为共和国引进了风车，同时威尼斯还拥有了第一套市政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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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造船业的重大进步，军械库响应需求扩大了规模。航海罗盘仪大约出现在公元1275年，它的面世使得人们可以绘制比以往更加精确的航海图。数年之后，另一项革新——船舵——出现了，在此之前，操纵较大船舶惯用的方式是通过摆动安装在船尾一侧的一支桨调整方向，这个方法操作起来极其不便，而且对船只的大小有着严格的限制，随着大型船舶出现，很快这一操纵方式便力有不逮。反观船尾舵技术，只要增加船舵柄的长度，理论上它可以允许船只的杠杆达到无限的自由度，而且只要有需要，它甚至还可以加装上滑轮系统。这项技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更大型船只的出现，同时，通过这项技术，船只可以同时在冬天与夏天出海，航海首次成为一种全年性的职业，航海技术随即产生了惊人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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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开启对英格兰和佛兰德地区的贸易是导致公元1320年前后威尼斯引进革命性的船舶设计的最重要原因。在此之前，商船上从未使用过船桨，它们通常被用于战船，来保证战斗中船只至关重要的高速和高机动性。然而随着公元1300年之后突如其来的商业扩张，船只设计就出现了新的注意要项。如今的商人同样需要能够高速移动的商船，而且由于需要运输更多的贵重货物，他们需要增强船舶的防护能力。于是商用桨帆船应运而生，它比用于战斗的桨帆船更长更宽，运载能力更强，即便是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也可载重一百五十吨，此外商用桨帆船航行所需的船员数额十分庞大，需要有两百名桨手推动其前进。顺带一提，这些船员都是自由人，因此要维持如此的船员规模，可谓所费不赀。[134]不过这笔开销带来的影响很快就被桨帆船在每次航行中节省的时间和不受海盗袭扰的便利抵消，很少有海盗船可以赶上商用桨帆船的速度，即便他们发动突然袭击，船上的两百名船员也能够立即拿起武器抵抗。同时，由于商用桨帆船的高机动性，船只在一些礁石密布的海岸遭遇船难的风险也降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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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在威尼斯城内的居民看来，索伦佐执政官治下最大的幸事是和平重新降临。经过了二十年的动荡，威尼斯人渴望一个恢复的机会，他们不仅希望在物质上弥补过去巨大的损失，还希望可以脱离存在于他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动乱，在精神和宗教上得到平静。怒火需要时间熄灭，憎恨需要抛诸脑后，思想和各类观点着眼的地方需要从政治局势转移到意大利和海外，索伦佐给予他的子民的就是这样一个喘息的空间。在他十六年的任期中，对此最显著的证明是一件令人们兴奋的事，公元1316年9月12日星期天的晨祷时分，西西里国王赠给威尼斯的一对狮子在执政官宫内生下了三只幼崽。据说当时“差不多所有威尼斯的居民以及其他地方来的人”拥向狮笼，人群规模比三个半月之前优先目睹同样有趣的怀孕母狮的那一批观众更大。执政官认为这是件国家大事，便让公证人将其依法记录在一份宣誓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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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们回头追溯这段历史，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事显得更为意义重大。公元1321年，但丁·阿利吉耶里以拉文纳特使的身份造访威尼斯。但在当时，这事没有引起威尼斯多大兴趣，诗人的访问在狮子掀起的狂热下黯然失色。而尽管令人恼火，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威尼斯国家档案中公元1321年的那卷已经遗失，而现存的记录与早期的史料则毫无帮助。我们所知的只有诗人此行的目的，他关注的依然是波河沿岸通航权的老问题，然而得到的响应却不令人满意。而当他准备返回时，威尼斯拒绝颁发最便捷路线上的通行证，于是但丁不得不穿过疟疾肆虐的沼泽地，最后染上高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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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自承并不讨威尼斯人喜欢。而尽管索伦佐执政官或许有对外来者太过冷漠之嫌，他却被威尼斯的人民由衷爱戴。或许正是因为他如此受到人民欢迎，导致大议会为索伦佐的继任者增设了规定，让他们的排场更气派堂皇，举例来说，执政官的薪水和随员都得到了增加，工匠们得到委托，为执政官制作用于节庆场合的豪华珠宝和更为富丽堂皇的国务礼舟“布钦托罗”（Bucintoro），或者叫“黄金船”。不过另一方面，执政官的实权一如既往地被严格限制，在此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当索伦佐执政官守寡的女儿结束流放，于公元1314年返回威尼斯时，她立刻就被幽禁在卡斯特洛区偏远一隅的童贞圣母玛利亚女修道院。按照传统，执政官可以每年正式造访修道院一次探望女儿，但他始终不能说服十人议会放她自由。公元1328年的最后一天，当索伦佐执政官以年近九十的高龄去世时，她仍然是囚徒之身。执政官的遗体身束长剑，穿着正式的执政官金鞋，在旧宫殿南侧的暗夜之主大厅供人瞻仰，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就可以看到莫洛。接着死者从这间大厅被送到圣马可大教堂，他的遗孀在那儿等候着丈夫的到来。葬礼弥撒后，索伦佐被安葬在洗礼堂中一具朴素的石棺内，石棺上刻有他家族的盾形纹章，但没有死者的姓名或者任何铭文，如今我们参观教堂时还依然可以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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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的记性总是很好，整整经过十五年的和平与繁荣才使他们忘记了教宗禁令带来的苦难岁月。在索伦佐之后，他们很快选择弗朗切斯科·丹多洛为第五十任执政官，正是由于他当年在阿维尼翁耐心又富于技巧的据理力争，才终于令教宗态度软化，取消了对威尼斯的惩罚。罗斯金如此描写丹多洛的所作所为：“他按照惯例藏身于教宗的桌下，当教宗坐下来就餐时，他从那里出来抱住对方的脚。丹多洛声泪俱下的恳求终于令他如愿以偿，教宗撤销了那可怕的惩罚。”一些刻薄的历史学家对弗朗切斯科·丹多洛的绰号“Cane”（狗）进行揣测，认为这个称呼源于他在教宗面前戴着项圈和锁链以示谦卑的行为。事实上，在弗朗切斯科之前，他的父亲也曾经使用过这个绰号。而就在弗朗切斯科就任执政前不久，它又被威尼斯共和国最危险的一位敌人满怀自豪地安在了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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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罗纳领主康·格朗德·德拉·斯卡拉年仅三十七岁，却已将超过一半的人生用在开疆拓土上。如今除了故乡维罗纳之外，他还控制了维琴察、费尔特雷和贝卢诺，成为亚平宁半岛上数个咽喉要隘的主人。自从公元1328年9月，康·格朗德征服帕多瓦后，威尼斯新任执政官发现他正直接面对着经济封锁的威胁，仰赖贸易的共和国比其他任何意大利城邦都更容易受到这一威胁的伤害。公元1329年7月，维罗纳军队占领特雷维索，威尼斯的处境更岌岌可危。但在进入特雷维索后三天，康·格朗德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热丧命，威尼斯便因此获得了喘息之机。然而这段时间非常短暂，康·格朗德遗留的事业由他的两个侄子继承，其中一位阿尔贝托是个喜爱寻欢作乐的庸才，但另一位马斯蒂诺则像他的叔叔一样意志坚定、野心勃勃。很快马斯蒂诺就开始着手做他想做的，威尼斯货物被课以出入境税，所有从大陆运往威尼斯的出产都必须缴纳高昂的通行税，不管它们是否来自大陆上威尼斯的产业。至于波河沿岸的海关所做的事，威尼斯人再清楚不过，因为他们也曾经如法炮制。于是威尼斯人以牙还牙，他们对所有经过威尼斯运往马斯蒂诺治下城市的商品征收了抑制性的高额税费，不过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帕多瓦、特雷维索和其他城市可能只是失去来自东方的奢侈品，这并不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另一方面威尼斯却依赖大陆供给主要的日常必需品。虽然在公元1268年的危机中，威尼斯设法找到了可替代的物资供应源，但如今它的人口已经是当年的两倍，因此这一回，共和国恐怕不会再有过去的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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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要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就必须动用武力。但即便到了如此关头，大议会中仍然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其中就包括执政官本人。反对者指出，马斯蒂诺的军事实力足以保证他战无不胜，如果双方开战，维罗纳的胜利就意味着威尼斯共和国的终结；而威尼斯本身并没有陆军，一旦开战就只有求助于雇佣兵，并且承担起所有招募雇佣兵带来的花销与风险。此外，费拉拉事件殷鉴不远，共和国插手大陆政治往往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所有的论据听上去都不无道理，但同样与主题毫不相关，当下的事实是威尼斯毫无选择，要么战斗，要么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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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今威尼斯还剩下一个有利因素。斯卡拉家族扩张的速度引起了其他地区的警惕，即便在进军过程中不断与潜在盟友进行外交谈判意图修好，马斯蒂诺仍然不断树敌。他在公元1332年攻占了布雷西亚，又从罗西家族手中抢走了帕尔马，从佛罗伦萨人那儿得到了路加。而他遭遇的失败所招致的仇恨不亚于他获得的胜利所得到的，举例来说，马斯蒂诺曾经试图从贡扎加家族手下强夺曼图亚，还毒杀米兰的阿佐·维斯康蒂未遂。于是一个反对马斯蒂诺的联盟终于成形。经过一场匆忙组织的人口普查，威尼斯确认国内有四万零一百名年龄在二十至六十岁之间身体健全的男性，[135]按照惯例，他们被分成十二人一队，每一队中抽签选出一人，或者根据后来的需要再选出第二或第三人征召入伍，剩下的人则分担出征者所需的花费。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次情况不同，许多人等不及抽签或要求发饷就志愿从军。与此同时，其他来自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勃艮第的分遣队也纷纷出发，所有的士兵都不是只拿钱办事的雇佣兵。这些人最后聚集在拉文纳，总数超过三万，他们的总指挥是当时成就最高的将军，彼得罗·德·罗西。彼得罗是曾经统治帕尔马的罗西家族最小的子孙，他的家族被马斯蒂诺逐出了故乡，国仇家恨在身，人们毫不怀疑他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与才干投入手头的任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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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36年10月10日，彼得罗在圣马可大教堂接受了丹多洛执政官授予的圣马可旗帜，此时教堂内外聚集起来的人们齐声欢呼，呼声直入云霄。一两天后，彼得罗和他率领的军队跨过布伦塔河进入帕多瓦地区，到了11月22日的圣塞西莉亚日，彼得罗攻下了当地保卫一座大盐厂的堡垒。马斯蒂诺原本希望通过盐厂的出产来打破威尼斯在盐业上的垄断地位。接着，反马斯蒂诺联军迫近特雷维索，这些胜利说服了一批犹豫不决的人成为盟友，其中就有米兰的阿佐·维斯康蒂、曼图亚的路易吉·贡扎加，还有奥比佐·德·埃斯特。在费拉拉事件之后，奥比佐的家族于公元1317年重新掌握了这座城市的大权。公元1337年，这些反对维罗纳势力的同盟者在威尼斯签署了新的协议，正式建立了一个联盟。签订协议的成员宣誓“打倒并毁灭斯卡拉家族的两兄弟阿尔贝托与马斯蒂诺”，联盟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由威尼斯负担，在可以取回路加的前提下，佛罗伦萨亦愿意承担三分之一，剩下的费用则由其他伦巴第城市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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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蒂诺被他的敌人重重包围，一夜之间，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好几条战线的攻击，于是不得不选择求和。马斯蒂诺选择马尔西利奥·迪·卡拉拉作为他的个人特使前往威尼斯，这是个非同寻常的选择，马尔西利奥曾经是帕多瓦的统治者，直到数年前马斯蒂诺夺走了他的故乡。尽管此后他仍被允许统治帕多瓦，但实际上不过是斯卡拉家族的傀儡。而马尔西利奥有一个名叫乌贝蒂诺的表兄弟，他的妻子被阿尔贝托·德拉·斯卡拉引诱，甚至有可能是被强奸，这桩家族丑闻更是对形势火上浇油。马尔西利奥的愤怒不断增长，如今得到出使威尼斯的机会，他终于看见了复仇的曙光。有个故事写道，某晚马尔西利奥与威尼斯执政官共进晚餐时，他将自己的餐巾掉在地板上，接着执政官和他一同从椅子上弯下身去捡它，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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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帕多瓦交给您，我能得到什么？”马尔西利奥悄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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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的统治权。”执政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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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够了。他们随即达成了约定。[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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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马斯蒂诺正在帕多瓦严防死守，抵御联盟的攻击。然而很快，阿佐·维斯康蒂在布雷西亚的牵制攻击让他离开了这座城市。8月3日，帕多瓦的城门终于向彼得罗·德·罗西敞开。阿尔贝托·德拉·斯卡拉在宫殿内像以往一样寻欢作乐，他随后被俘虏，押往威尼斯囚禁。他的兄弟顽抗的时间更长，但于事无补，他的帝国在身边土崩瓦解，马斯蒂诺·德拉·斯卡拉最终选择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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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协议在公元1339年（按照威尼斯的日期算法，应该仍是1338年[137]）1月24日签署。协议的条款非常宽厚，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路加周边的土地与城堡都被归还给佛罗伦萨，斯卡拉家族却得以继续拥有这座城市。帕尔马的罗西家族也得到了适当的赔偿。从威尼斯至帕多瓦，卡拉拉家族在共和国隐晦的宗主权管治重新获得了权力。还有特雷维索地区，虽然它朝西方的一半土地同样被交给卡拉拉家族管理，但正对威尼斯北方，包括科内利亚诺、卡斯泰弗兰科、萨奇莱、奥德尔佐与特雷维索本身的那部分，则由特雷维索当地政府直接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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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尼斯史上首次成功兼并欧洲大陆上如此重要的广大区域。它带来的直接好处再明显不过，共和国谷物和肉类的供应从此得到了保障，遭到封锁的危险也消弭于无形；而更重要的收获源于它打败了斯卡拉家族，消灭了攸关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威胁，对威尼斯的民族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了庆祝协议签订，圣瓦伦丁节当天在圣马可广场上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骑士比武锦标赛。威尼斯的重要盟友，如卡拉拉家族、贡扎加家族和埃斯特家族，都置身威尼斯贵族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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