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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成为一个大陆政权后，随之而来的劣势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它主要面临的问题是边境线的安全，新近结束的战争巩固了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的地位，它如今的权势已经胜过当初的斯卡拉家族。维斯康蒂家族固然相距威尼斯本土甚远，而且卡拉拉家族治下的帕多瓦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作为缓冲，但由于任何针对卡拉拉家族领土的攻击行为都可以被看作针对威尼斯本土的攻击，共和国和米兰实质上仍然互相接壤。威尼斯同样还面临着东北方边界上的难题，它相信一有机会，那儿的阿奎莱亚宗主教和他的邻居戈里齐亚伯爵就会兴风作浪，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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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看来，这些问题似乎都还很遥远。当下威尼斯人正将他们的精力与热情投入新行政管理责任赋予他们的挑战中去。威尼斯人过去管理海外帝国的经验中，适用于治理特雷维索及其邻近城镇的先例很少，显然威尼斯不能像对待希腊诸岛那样，将这些地方看作它的封建附庸。同样，把特雷维索地区归入迈索尼、科罗尼、阿卡和尼格罗蓬特一类带给共和国荣耀的贸易港亦不太适合。于是新的组织架构被设计出来，威尼斯解决特雷维索管理问题的手段实质上是在本国运作良好的那个体系的缩小版，而用于特雷维索的管理机构经过些微调整，将应用到大多数威尼斯在大陆的新领地上。这个新的组织机构顶端是一位代官，在更小的城镇中他通常被称作“统治者”（capitano）或者“管理者”（provveditore），此人在当地管理结构中的地位基本等同于执政官在威尼斯的地位，其选举方式亦同样烦琐。代官人选可能出自威尼斯贵族，也可能考虑当地的公民。在表面上，代官的生活排场豪华，但实际上却没有多少实权。就像威尼斯执政官事实上是十人议会的仆从，代官也有他真正的主人，“总管”（Rector）就是这位隐身于阴影之中的官员，他通常是威尼斯人，直接对元老院和十人议会负责，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名官员掌控当地的警察力量，从军事和民事两个角度对所在城市或市镇政府负有最终责任。不过当地的日常立法，例如地方税收、情报通信、公民福利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则归属于市政议会的职责范围之内，这样的职权划分和威尼斯大议会的功能保持了一致。在特雷维索，市政议会的成员有三百人，占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很大比例，因此这不但是一个有效率的机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相当民主，尤其是在兼顾安全的情况下，威尼斯的政策一向允许属下的城市拥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与独立。人们在威尼斯统治下的生活必然与斯卡拉或者维斯康蒂这样的贵族独裁者统治之下过的日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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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弗朗切斯科·丹多洛去世前一年，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在公元1338年10月的最后一天宣告竣工。这座教堂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正式落成，但随后人们又立即决定推倒这座刚完成的教堂，在原址上建造更大而且朝向相反的新教堂。拆除与建造教堂的工程齐头并进，又缓慢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这就令执政官安葬在其中的愿望施行起来分外复杂。在向教堂捐出他的大部分财富之后，这个难题得到了解决，弗朗切斯科·丹多洛的石棺被安置在教士礼拜堂内，罗斯金曾因为它长期缺失而喟叹不已，[138]而如今这具石棺已经被修复。石棺上方的绘画是保罗·韦内齐亚诺的作品，描绘了圣方济和圣伊丽莎白向圣母介绍执政官与执政官夫人的场景，这或许是威尼斯最古老的执政官写生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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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多洛执政官去世后，巴托洛梅奥·格拉代尼戈在11月7日当选为执政官。他与彼得罗·格拉代尼戈执政官的关系并不明确，不过选择格拉代尼戈家族的成员担任执政官是威尼斯人开始遗忘三四十年前旧事的一个明示。新执政官并没有步可怕的彼得罗·格拉代尼戈的后尘，且不论其他，显然这位七十六岁老人的当选不过是权宜之计。威尼斯人眼中能力与人望兼备的执政官首选是另一位丹多洛家族成员，安德烈亚。不过安德烈亚此时不过三十出头，亦不愿意接受执政官职务。威尼斯人在传统上亦不乐意让连续两位执政官都出自同一家族，哪怕他们只是血缘上的远房亲戚。人们觉得让这位供职于圣马可教堂的年高德劭的官员暂时接手这个岗位，既能打破丹多洛家族就任执政官的连续性，同时也给了年轻的安德烈亚变得成熟的时间，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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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洛梅奥·格拉代尼戈也正是这么做的。他仅统治威尼斯三年，不过其间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首先人们目睹了威尼斯饱受水浸之苦的漫长历史中最可怕的一次大洪水，这场灾难降临在公元1340年2月15日，只有圣马可大教堂、圣尼科洛教堂和圣乔治教堂幸免于难。[139]两个月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派遣的一位使节抵达威尼斯，他告知共和国政府，鉴于那位自封的法兰西国王腓力拒绝用一场战斗，或是通过勇敢面对“绝不会伤害真正王者”的饥饿狮子这一方式来解决盎格鲁——法兰西之间的纷争，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英王在一年期限内向威尼斯索要四十艘以上的桨帆船，作为回报，爱德华三世愿意满足执政官提出的任何价码，并且授予所有在英格兰土地上的威尼斯人等同于本国子民的权利。国王还建议执政官将两个儿子送往英格兰，他保证他们在那里会得到与身份相符的尊荣，包括获得骑士的身份。执政官回复使节，由于一支由二百三十艘船组成的土耳其舰队正对东地中海造成威胁，威尼斯无法分出多余的船只来打击一个西欧的基督教国家，尽管如此，执政官仍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英王给予的种种优待特权，至于爱德华三世对其子的邀请，格拉代尼戈执政官表示“不胜衷心感谢”，不过他的儿子们最终也没有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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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典型的威尼斯式回应，不过土耳其的威胁确有其事。如今整个小亚细亚都沦陷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苏丹奥尔罕建都于距离君士坦丁堡仅有六十里之遥的布尔萨城，而曾经煊赫一时的拜占庭帝国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就再也没能完全恢复元气，它在外受到基督徒与穆斯林邻居两面夹击，国内又因为激烈的教派冲突与内战而四分五裂。拜占庭的国库如今空虚不堪，当公元1343年，帝国帕里奥格洛斯王朝的皇帝约翰五世不得不将皇宫中所有的金银，甚至是帝国皇冠上的珠宝[140]典押给威尼斯商人时，所有人都不以为怪。如果此时能够牵制住土耳其人，对威尼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热那亚而言，都可以说是卸下了肩上的一副重担，由于这样一种连带责任，两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就变得更加重要，但鉴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持续的激烈竞争，要达成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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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下暂时和平，威尼斯正享受着商业繁荣的浪潮，这或许是其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同时正如过去每一个政治与经济条件成熟的时期，威尼斯人开始扩建并美化他们的城市。在圣方济教堂附近，出现了威尼斯第一所孤儿院；巨大的国有粮仓在莫洛拔地而起，其具体位置就在如今行政官邸大楼后方的公共花园；在城市的最北端，人们建起了一座大教堂与塞尔维修道院。[141]在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还是执政官宫的重建，工程开始于公元1341年1月，从此这座建筑的南边和西边呈现出如今为我们所知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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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个世纪前执政官阿涅洛·帕契帕索的时代起，威尼斯政府与管理部门的中枢就占据了这座宫殿，或者其中的一部分。执政官宫几经沧桑变迁，在公元1341年的工程开始之前，威尼斯政府使用的是塞巴斯蒂亚诺·齐亚尼留下的建筑，人们在它的东侧增修了面向宫殿河对岸监狱的新议会厅，这部分建筑与监狱在世纪初被著名的叹息桥连接了起来。[142]不过很快新建的议会大厅也不够使用，政府指派一个三人委员会讨论是否应该进一步进行扩建，或者在其他地方重新兴建一座执政官宫的问题，委员会明智地推荐了后一个方案，并决定新的议会大厅应当拥有这座新建筑一楼南部的主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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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管从何种标准看，执政官宫都别具一格，但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使其截然不同于意大利大陆城市中其他相似的权力中心。那些大陆上的宫殿是它们建造的那个暴力时代昏暗又令人生畏的反射，当马基雅维利指出佛罗伦萨的领主宫是用来保护市政当局的建筑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数个世纪之后，当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谈起费拉拉，他说：“那是埃斯特家族的大本营，城市被壕沟围绕，安装上吊桥与吊闸，这些设施在水面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它们不但保护着地堡，还威吓着公共广场与民居。”与此相反的是，威尼斯的执政官宫不需要任何防护，也无意令人望而生畏。以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威尼斯人建造执政官宫的本意应当是庆贺，这座建筑是优雅、轻盈与美丽色彩融合的产物，令人眼花缭乱，它的建造者以此来表达对政治局面安定和平的感恩之情，这是他们的邻居们难以享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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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宫的重建工程由天才的建筑师彼得罗·巴塞焦主持，于公元1341年的第一天开始，此后陆陆续续进行了八十二年。工程的第一阶段只限于新议会大厅的修建，范围包括了建筑南翼的大部分，以至于远到面向小广场第七根石柱的部分，到了公元1365年7月，这部分大致上宣告完成。这时瓜里恩托接受委托，在东面的墙上完成了他著名的壁画《圣母在天堂的加冕》。[143]随后就像它的铭文所写的，莫洛的中央阳台修建完毕，但即便到了公元1404年，宫殿的内部装饰仍未完成，因此根据记载，大议会的成员们直到公元1423年才得以第一次坐进新议会大厅。也就在那一年，人们决定将面对小广场的那面建筑延伸至今日的范围，因此到了公元1425年左右，这座建筑才首次尽显其宏伟气象。正巧，这时我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及时到来了，若是它再晚半个世纪，关于执政官宫绝妙的决定就再也不会被采纳，取而代之的会是当时流行的古典主义品位，而人们就将失去世界上最重要的世俗哥特式建筑范例。[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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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6 安德烈亚·丹多洛与马林·法列尔（公元1342—13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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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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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一位王公贵族会殚精竭虑，筹谋给予他的人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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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放他的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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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马林·法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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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高贵且广受欢迎，安德烈亚·丹多洛是他所在时代最为出色的威尼斯人。公元1333年，他以一介少年之身，被任命为的里雅斯特的代官。三年后，在对抗斯卡拉家族的战争中，安德烈亚担任战地军需官（provveditore in campo）的职务，负责军需供应与财政。之后安德烈亚成为帕多瓦大学一名杰出的法律教授，他还是首位在那里获得博士头衔的威尼斯人。终其一生，安德烈亚·丹多洛都以学者的身份自居，尽管他不到五十岁就撒手人寰，但身后留下了威尼斯的古老法律汇编，以及共和国过去与东方各国和意大利诸邦签订的所有协议总集《白皮法典》（Liber Albus）和《白色法典》（Liber Blancus）。此外，安德烈亚还用拉丁文撰写了两部独立的史书，一部是威尼斯从建立到他所在时代的历史，另一部则讲述了整个世界从创世到公元1280年的历史。公元1342年12月28日，巴托洛梅奥·格拉代尼戈去世，他安息于圣马可大教堂中庭北端一隅的石棺（它至今仍在那里）内。在这之后，安德烈亚俨然已是继任的不二人选。虽然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对执政官这一职位来说是破例的年轻，不过他其他方面的优秀资质抵消了年龄带来的不利。安德烈亚·丹多洛的当选仿佛意味着长久、幸福且和平的治世，就目前来看，他理应获得如此锦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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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遗憾的是，这样美好的前景并没有变为现实。安德烈亚的执政之路有个一帆风顺的开端，教宗已经筹划了一段时间的联盟在此时终于成形。这个联盟将发动新一次的十字军东征，携手抵抗不断进逼的土耳其人。联盟的成员包括拜占庭帝国、塞浦路斯王国、罗得岛的医院骑士团、教宗国和威尼斯，值得一提的是，威尼斯凭借一支由十五艘桨帆船组成的舰队，已经占据了安纳托利亚沿海的数个战略要地，其中就包括士麦那城。此后的五十年间，士麦那城被牢牢地掌握在基督徒的手里，但教宗组织的联盟却很快就分崩离析，以一份颇具威尼斯风格的商业合约告终。作为威尼斯为基督教世界守卫地中海的回报，教宗授予威尼斯共和国之后三年在国内征收教会什一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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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个国家没有加入这个联盟。热那亚在法律层面上已经同威尼斯和平共处了四十年之久，但是两个共和国之间激烈的商业竞争却愈演愈烈，它们的关系亦日趋紧张。过去它们产生分歧的关键区域是克里米亚，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卡法与索尔得亚（今苏达克）的港口。往返于欧亚的定期商队来到这些地方，带来从俄罗斯北部获得的毛皮与奴隶、从中亚取得的大捆丝绸，还有来自印度与更东方地区的香料。在这些海港内售出商品可以得到最高的利润，自然也会经历最激烈的竞争，人们肆无忌惮地使用最卑劣的交易手段，爆发争执亦是见怪不怪。直到公元1344年，当附近的鞑靼部落对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同时发动攻击时，上述的情形才有所改善。当时的热那亚执政官正是威尔第歌剧中的英雄西莫内·波卡涅拉，他派遣一位特使前往威尼斯，提议结成包括抵制鞑靼商品等内容的同盟。不过在鞑靼人的敌意不那么强烈的时候，他们是最有利可图的商业伙伴之一，于是这份结盟协议在签署生效之前就注定了被废弃的命运。热那亚人差不多立即就将同盟协议抛诸脑后，而威尼斯人的信用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一度对热那亚人在特拉布宗的行为提出抗议，然而尽管加上城内热那亚商人非法阻止威尼斯商人强化自己地盘防卫这一有力砝码，威尼斯人仍然只得到热那亚人傲慢的回复，大意为特拉布宗是热那亚人独占的区域，在城内以及其他身处黑海沿岸各地的威尼斯人，只有蒙热那亚施恩，经过严格审查，才能获得逗留许可。这是对威尼斯人的严重侮辱，不啻对威尼斯在该地区的法律与商业地位进行公开挑衅。于是两国战争显然不可避免。然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在它面前，别说是蓄势待发的战争不得不推迟，就连威尼斯未来的商业发展都只能屈居于次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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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48年最初的几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人将一些价值还有待评估的货物从克里米亚带回本国。这些货物夹带着历史上最致命的四足动物——将黑死病带入欧洲的老鼠。到了3月末，整个威尼斯都被瘟疫笼罩，之后随着入夏气温逐渐升高，估计的死者数目也跟着激增至每天六百人。执政官指派了一个三人委员会调查疾病的传播情况，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威尼斯人安排了特别的驳船将尸体运到潟湖边缘的岛屿，同时规定岛上的死者必须被掩埋在至少五英尺厚的土层之下。但很快这样的措施就已跟不上疾病蔓延的速度，尽管这些船每日都在运河上巡航，可怜的船夫们“死尸！死尸！”的呼喊已经家喻户晓，但仍有许多居民横尸在宅邸中无人收殓。此时威尼斯差不多已经没有医生，在瘟疫开始的几周内，他们或是病死，或是逃散。[145]在城市中，半是希望通过慈悲的举动来平息上帝的怒火，半是缺乏足够的看守，债户和恶棍们纷纷获释出狱，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瘟疫发展的过程。等到黑死病终于平息下来，它已经令五十个威尼斯贵族家庭断绝血脉，而共和国在这场浩劫中失去了五分之三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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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威尼斯相比，这时候的热那亚情况要稍好一些。可以想象，经过黑死病这可怕的一劫，它与威尼斯之间的商业竞争至少暂时被遗忘了，而早前为了对抗劫掠成性的鞑靼人而产生的结盟提议又出现了短暂的复兴。不过公元1350年，热那亚人在明显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下查封了多艘停泊在卡法的威尼斯船只，丹多洛执政官派遣了一名特使前往热那亚进行抗议并要求赔偿，但他收到的是热那亚人一如既往的断然拒绝，于是长久以来一直威胁着人们的战争终于爆发了。战争开始后，威尼斯首先取得胜利。在马可·鲁齐尼的指挥下，威尼斯舰队在尼格罗蓬特港摧毁和俘获了十到十四艘热那亚船。[146]不过热那亚人的报复也来得很快，四艘热那亚船逃离战场驶向希俄斯岛，热那亚人不久前才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得到这座岛屿，在那儿他们幸运地发现了九艘待命的桨帆船，于是菲利波·多里亚指挥十三条船于11月赶回尼格罗蓬特，占领并洗劫了该城，将二十三名威尼斯商人抓为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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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殖民地之一落入他人之手令威尼斯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因此遭到的羞辱比损失更甚。当地的市政官遭到弹劾，但很快被无罪释放，远在克里特岛寻找增援的马可·鲁齐尼变成了替罪羊，他被指控在回程中不必要地拖延，随后被剥夺了指挥权。虽然双方这一回合的交手已经告一段落，但战争尚未结束，更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不幸中的万幸是，威尼斯还有一位潜在的盟友。阿拉贡国王彼得渴望削弱热那亚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如果威尼斯愿意支付三分之二的维护费用，他愿意向共和国提供十八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态度也与阿拉贡王国一致，只要在其多灾多难的财政状况允许范围之内，约翰六世很乐意在迫使热那亚人屈膝的事业中插上一脚。热那亚人不但以邻近君士坦丁堡的加拉塔殖民地为据点，在那儿每年获得七倍于君士坦丁堡所得的关税收入，还持续不断地侵扰抢掠它的首都。此外，这些热那亚人似乎认为，只要他们想，随时都可以伸手染指希俄斯或是米蒂利尼等拜占庭岛屿。但另一方面，皇帝也并不希望前脚逐走热那亚人，后脚就见到威尼斯人全盘取代前者。他欣然提供了十二艘人员与武器齐备的桨帆船，但威尼斯需要再次为此支付三分之二的相关费用，同时还需满足皇帝的一个条件：如果威尼斯取得胜利，加拉塔地区需被夷为平地，被窃取的海岛和皇帝在七年前典当出去的皇冠珠宝都必须交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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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两方达成协议之前的外交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准备持续了很长时间，威尼斯与阿拉贡的条约签署于公元1351年7月，联合舰队便在那时集结于马尔马拉海。当时的季节无法让人们做出任何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但是交战双方都将希望寄托在一位能力非凡的海军将领身上，威尼斯这边的指挥者是尼科洛·皮萨尼，而热那亚一方的将军帕加尼诺·多里亚出身于卓越的多里亚家族，五个多世纪以来，这个家族的名号在热那亚的历史上熠熠生辉。公元1352年2月13日，威尼斯与热那亚双方舰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狭路相逢，战斗便在加拉塔城墙下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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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加尼诺保卫着己方据点的水域，占据了地利优势，他整编队伍，让自己的船停下靠拢，使得攻击者不得不冒险压缩自己的阵线才得以接近。尼科洛·皮萨尼当即识破了这个陷阱，海面风高浪急且白日短暂，这时选择发动进攻是愚蠢的，但是阿拉贡的指挥官拒绝听从威尼斯一方的建议，在皮萨尼阻止他之前就斩断缆绳全速冲向热那亚舰队，威尼斯人别无选择，只得跟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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