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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在他写给热那亚副主教的信中，认为死亡对安德烈亚·丹多洛是一种慈悲，“这不但令他免于目睹国家遭受痛苦的景象，也将他从我即将写给他的言辞更激烈的信件中解脱出来”。事实上，丹多洛执政官死于公元1354年9月7日，伦戈港惨败前的两个月，他被安葬在圣马可大教堂洗礼堂一具华丽的哥特式石棺内，他是最后一位选择这座教堂作为长眠之地的威尼斯统治者。[149]安德烈亚·丹多洛在四十七岁的壮年猝然而逝，可谓是个双重的悲剧：欧洲损失了一位卓越的人文主义者和十四世纪著名的文人兼学者；在威尼斯，被选为丹多洛继任者的老人在此后的一年辱没了执政官这个职位，也将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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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法列尔来自威尼斯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之一，在他之前，这个家族已经拥有了两名执政官。尽管已是七十六岁高龄，马林·法列尔仍然作为威尼斯在阿维尼翁教廷的大使，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直到通知他当选执政官的信使到来之前，人们都将他在阿维尼翁的职位看作这位老人为国家鞠躬尽瘁的顶点。早在公元1312年，他就作为选举人之一参与选举索伦佐为执政官，之后从公元1315年到1327年，法列尔曾多次担任十人议会的成员，并且在驱逐贝亚蒙特·提埃波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在这件事上，他甚至可能参与了对贝亚蒙特等人的最终清算。马林·法列尔曾指挥过一支黑海上的舰队，在一些特别任务中担任“贤人”的角色，还担任过基奥贾、帕多瓦和特雷维索的代官。就在他当选的两年前，当匈牙利人再一次对达尔马提亚地区宣示所有权并请求查理四世裁夺时，法列尔作为共和国的发言人，在其面前为祖国的利益进行辩护。在最后这一项任务中，查理四世为了回报他的辛苦付出授予法列尔爵位，并给予他统治阿尔卑斯山麓瓦尔马伦诺地区的权力。然而，尽管法列尔的履历十分辉煌，这位老人在其职业生涯中却以其急躁的脾气和容易得罪人的性格闻名。举例来说，公元1339年，马林·法列尔在特雷维索担任代官的职务，因为当地主教参加宗教游行迟到，法列尔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主教一个耳光。虽然他如今年逾古稀，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年龄的增长无助于让这位新执政官变得稳健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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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的编年史家们津津有味地描述法列尔抵达威尼斯时发生的凶兆。当时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据说整座城市十分反常地被浓雾笼罩，以至于在法列尔归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前往基奥贾迎接执政官的“黄金船”完全无法靠近莫洛。于是法列尔和他的随从只好搭乘一种在贡多拉发明前广为威尼斯人所用的平底小船“piatte”，即便如此，一行人还是迷失在浓雾中，错过了位于麦秆桥附近的官方码头，最后只得在小广场上岸。于是第一次前往执政官宫的马林·法列尔执政官穿过两根石柱往宫殿走去，他经过的地方正是威尼斯惯于处决男性罪犯的不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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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马林·法列尔签署的宣誓书又为执政官的权力增添了新的限制，而他就任后不满一个月，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报告就为他统治的开端投下了更深的阴影。但即便是伦戈港的惨败也不能阻止威尼斯人享受他们的宗教节日，公元1355年初，四旬斋前的最后一个周四，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照常庆祝了“肥胖星期四”（Giovedi Grasso）。人们在这一天环绕圣马可广场和小广场追逐群猪，以此纪念两个世纪前俘获阿奎莱亚的德意志宗主教这一历史事件。[150]另外，市民在这天还会为一些威尼斯独有的杂技鼓掌喝彩，其中一种表演俗称“赫拉克勒斯的功绩”（Forze di Ercole），一群男人踩着彼此的肩膀往上攀爬，用人体组成一座高耸的金字塔；另一种杂技叫作“土耳其人的飞翔”（Volo del Turci），表演者拉着一根绷紧的绳索，从钟塔的顶端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下降到广场上，看起来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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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庆祝活动结束之后，执政官在执政官宫内按惯例举办了宴会。照人们广为流传的说法，就在此时此地产生了麻烦。宾客中有个醉酒的年轻人对执政官夫人的一名侍女不轨，于是执政官命令将此人赶出宫殿，在被驱逐之前，这个青年设法溜进了议会厅，然后在执政官的宝座上写了首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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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法列尔娶了个漂亮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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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有她却由别人跟她风流快活。[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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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这有损执政官尊严的侮辱对法列尔造成了何种影响。而当四十人议会前来劝谏时，法列尔的怒火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四十人议会的成员们认为，与其遂执政官的意严惩那个年轻人，不如看在他年少无知和过去品行良好的分上网开一面，令其上缴罚金，抵消冒犯执政官的罪过即可。然而马林·法列尔是个坏脾气的老头，有着长者对年轻一代的鲁莽无礼常见的不宽容，而他的承诺书条款令他愈发心怀不满。数周过去，法列尔的这种情绪逐渐转变为对统治阶级的顽固仇视。他认为统治层对执政官的权威缺乏尊重，并保护他们自己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影响，出于这种仇恨，法列尔下决心要设法让这些犯下冒犯君主罪行（lèse-majesté）的人们付出代价，假如法律无力对付他们，他就自己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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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些事让法列尔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一名海军军官以及另一名绰号为“吉赛罗”（Gisello）的斯特凡诺·吉亚扎的军械库主管分别提出投诉，这两名具有人望的可敬市民在公开场合被一群年轻贵族侮辱，并且受到身体上的暴力伤害。这时执政官恐怕已经忘了他当年对待特雷维索主教的粗暴行为，当他满怀同情地指出即便是他自己也很难让这群人受到惩罚时，吉赛罗咕哝道：“危险的野兽就该被牢牢拴紧，要是不能控制住他们，那就得消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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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法列尔意识到他得到了一位强有力的盟友。军械库工人是一群训练有素且值得信赖的手工业者，他们接受的是半军事化的组织管理，同时有着对执政官个人效忠的传统，他们通常会在各种典礼场合担任执政官的保镖。于是一场密谋就此成形：4月15日夜里，被人蓄意挑起的骚乱将遍及全城，同时一队热那亚战舰正在逼近的流言亦会不胫而走，这将使威尼斯的贵族和平民不分贵贱，全都聚集在圣马可广场上，执政官家族的一名成员贝尔图乔·法列尔将会带领一群武装人员在那里等待着，以保护执政官为借口，屠杀他们见到的所有年轻贵族，这些为法列尔家族所用的打手们很有可能就是军械库的工人。随即马林·法列尔将宣称成为威尼斯领主，在人们的鼓掌欢呼中接受这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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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贵族反对他本身所处的阶级转而投入群众运动之中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很少有人在年近八十的时候还这么做。同样，也很少有人处在法列尔如今至少在理论上尊贵超然的地位，还会掉转头反对整个统治阶层。因此在这次事件中，野心与个人利益等反叛常见的动机就可以被排除在外。驱使法列尔的理由很简单，不过是仇恨和膨胀的复仇欲望，而因为他的高龄，后者被扭曲为一种压倒性的执迷不悟。或许吉赛罗和他的同谋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于是进一步影响老人，将这位执政官当作他们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话，那么马林·法列尔就不再是叛乱阴谋的煽动者，而更像是个无意识的受害者。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难对他表示同情：一个身处最高职位的人，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破坏，并且使用武力和最大限度的暴力与流血来对付将他推上权力宝座的政府和特定的社会阶层，实在叫人难以苟同。所幸法列尔没有成功，老天保佑威尼斯，法列尔执政官一手造成了他自己的垮台与毁灭，这是他唯一成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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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的威尼斯亲眼见证了两次颠覆共和国政府的阴谋，无一例外，它们的失败源于参与者不能守口如瓶。继贝亚蒙特和奎里尼的反叛后，旧事再度重演，一名来自贝加莫的皮货商贝尔特拉梅被一位富裕的客户警告在4月15日当天远离街道。这位客户早前对阴谋一无所知，他曾找到执政官传达警告，但后者的反应引起了他的怀疑，于是此人决定向与他更意气相投的人吐露这一秘密。一个名叫马可·尼格罗的人做出了相似的报告，卡斯特洛区靠近军械库的海员聚集区是叛乱的主要中心。而且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包括执政官在内涉事的其他人也并不如预想中那样谨慎，在事发前至少两到三刻钟，十人议会就已经掌握了有关情报。于是十人议会以惯有的可怕速度运作起来，十位成员首先在圣萨尔瓦托雷修道院秘密开会审查所有证据，并确认执政官本人是否确实牵涉其中；而当他们确认了一切属实之后，就迅速在执政官宫召开了更大规模的议会会议，与会者包括顾问委员会成员、大法官、四十人议会成员、秘密警察以及治安官（Cinque della Pace）。[152]值得注意的是，出身法列尔家族的两名官员也出席了会议，其中一位担任大法官，另一位则是十人议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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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发生政变当日，城内实行了严格的安全措施，每一个教区和大区的管理者都被要求让最值得信赖的一批人武装起来，前往圣马可广场就位，于是总计有六千到八千名民兵被调动起来，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一支由一百人组成的骑兵队随时待命，一旦城内任何地方出现紧急状况，他们将迅速前往支持。与此同时，大搜捕开始了，对反叛者的裁决也很快下达：贝尔图乔·法列尔幸运地只被处以终身监禁，但另外十名叛乱头目则被排成一排，绞死在可以俯视广场的执政官宫窗外。[15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接替巴塞焦成为新执政官宫主建筑师的菲利波·卡伦达里奥也在死刑犯之中，遭到逮捕的当天，他还在建筑南端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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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决定执政官命运的时候，十人议会认为他们无法独自肩负这一责任，于是申请执行名叫“zonta”[154]的程序，通过这道手续，十人议会可以扩大其组织规模，额外增加专门用来处理重大紧急事件的人手。于是又有二十位贵族依照程序加入，他们的裁决在预料之中。法列尔执政官接受了全部指控，并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在服罪的同时，宣称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应受的极刑。4月17日，政府下达了对执政官的判决。次日早晨，在祈祷的第三个小时（约上午9时），人们把这位老人从他的私人寓所带到议会大厅，那儿有一道大理石台阶，往下可以抵达通向执政官宫内院的长廊。[155]马林·法列尔身上属于执政官的标记被剥去，他头顶的执政官尖角帽也换成了一顶普通的圆帽。接着法列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承认审判的正当性，并祈求共和国原谅他的背叛。最后他将头颅搁上断头台，刽子手一下斩断了老人的脖颈。[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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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过程中，执政官宫的大门保持着关闭状态，然后它被打开，好让尸体展示在人们面前。次日，一艘普普通通的小船载着马林·法列尔的遗体前往位于圣马可大教堂和圣乔瓦尼保罗大教堂之间的圣母平安堂小礼拜室，法列尔家族的家族墓室就在那里，遗体被埋进一个坟墓，上面没有任何标记。[157]法列尔所有的财产都被宣告充公，除了法列尔赴刑前特别遗赠给妻子的两千杜卡特，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作为他无视流言蜚语依然相信她的象征。那些为揭发阴谋提供了消息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卡斯特洛区的马可·尼格罗得到了每年一百杜卡特金币的终身奖励，还有随时携带武器自卫的特权，后者无疑是有必要的；皮货商人贝尔特拉梅获得不低于一千杜卡特的赏金，但是他愚蠢地向政府提出额外要求，希望拿到法列尔在圣使徒教堂的财产以及一个大议会的世袭席位。当这些要求被拒绝后，皮货商对政府口出恶言，于是他被投进监狱，在那里被一名同伙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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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人议会的记录本上，马林·法列尔的名字没有被列入死刑犯的名单，在那儿只留下了一块空白，旁边用简单的文字注释为“non scribatur”——让它保持空白吧。然而十年后，当所有的震惊和羞耻都时过境迁，当年十人议会成员的继任者们对此就不那么敏感了。公元1366年3月16日，他们下令将马林·法列尔的肖像从刚刚绘制完毕、环绕着议会大厅的执政官肖像中移走，并画上一块黑色帷幕填补空缺的位置，幕布上明确且毫不妥协地写着这样的文字，好让所有见到它的人知晓：“此处所在之人为马林·法列尔，他因其罪行而被斩首。”[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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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17 殖民地的失与得（公元1355—13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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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6月4日，时间或许是六点钟，我站在窗边眺望大海……当一艘被他们叫作桨帆船的长长大船驶进被鲜绿枝叶簇拥的海港，它的船桨深入海水，船帆鼓满海风。这艘船前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望向船上的那些水手和一群欢笑着的年轻人时，他们欢乐的面孔在眼前一闪而逝，这些人戴着绿叶的冠冕，将手中的旗帜举过头顶挥舞，以此来向他们的故乡致意。这座城市已经取得胜利，但还不知道它的儿女们正得胜归来。这时城中最高塔楼上的瞭望哨发现了这群归客，于是市民们怀着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自发拥向海岸。当船靠岸时我们可以见到敌人的旗帜被拖曳在船尾，这景象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毫无疑问地彰显出这艘船带回了胜利……接着他听见洛伦佐执政官与民众一起感恩，全城举办盛大的庆典，以此来赞美上帝，我相信，尤其是在圣马可大教堂举办的典礼，简直美轮美奂，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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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于公元1364年8月10日给博洛尼亚的彼得的书信，《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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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格拉代尼戈有个绰号叫“Nasone”，意为“大鼻子”，“毫无疑问，此人拥有一些古怪的特征”，一位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家即刻做出了草率的猜测。格拉代尼戈于公元1355年4月21日当选为执政官，此时距离他前任被处决仅仅过了三天。从过去的历史来看，这段空位期短得异乎寻常，或许是前一个星期内老法列尔掀起的叛乱令人们觉得重建威尼斯共和国的最高权威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通过新执政官的就任，威尼斯共和国再一次证明了它的政治体制有足够的灵活性与稳定性，即便是面对最严重的国内危机，它也可以从容应付，假如是其他欧洲国家遭遇同样的事，它们或许要数个月甚至数年才能恢复，然而当新任执政官乔瓦尼·格拉代尼戈沿着执政官宫内那道已被擦洗干净的阶梯拾级而上时，不久前马林·法列尔的阴谋叛乱就只不过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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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执政官时年七十岁，而且爱好和平。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令两个国家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贸易也因此瘫痪，特别是伦戈港战役后，威尼斯面临着人力和船只短缺的窘境。此时在意大利大陆，米兰大主教去世后，维斯康蒂家族在米兰的统治权被他的三个侄子瓜分。当维斯康蒂三兄弟代表热那亚向威尼斯提出优厚的和平条件时，共和国欣然接受。公元1355年6月1日，两国正式签署了和约，双方承诺不会侵入对方本土的水域，并且在三年内不接近亚速海的争议地区，此外两国还同意了其他次要的条件。为了表示诚意，威尼斯和热那亚同时在第三方城市各存放了十万弗罗林金币，作为防止任意一方违背承诺的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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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认为自己在战斗中占据了上风的热那亚人对形成这份合约基础的严格互惠主义十分不满。但作为维斯康蒂家族的臣子，他们别无选择。虽然最后依照米兰人的指示乖乖就范，热那亚却丝毫不掩饰其不情愿的态度，此事更坚定了它摆脱米兰束缚的决心。次年热那亚人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并且如愿以偿。相对来说，威尼斯人比热那亚人更幸运，不仅因为和平协议的内容比他们曾经设想的那些更有利，而且在热那亚共和国这一竞争对手正全心全力争取独立的时候，威尼斯人得以从战争中抽身，重建他们的舰队和贸易网络。此时威尼斯军械库工人的不满被遗忘了。他们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好让桨帆船、西班牙大帆船、轻式帆船和双桅帆船源源不断地成型，进入下水滑道。同时，威尼斯的外交使节们前往北非的巴巴里地区与欧亚的鞑靼地方，以及埃及与佛兰德地区，与那里的人们恢复旧有的协议，并且巩固新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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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威尼斯仍然像十几年前那样保持着纯粹海上强国的定位，那么乔瓦尼·格拉代尼戈短暂的统治时期将会非常令人愉快，但如今它在大陆上有了一块领地，兼并得来的新的疆土给了威尼斯新的弱点。在过去，无论匈牙利王国何时老调重弹，提及它对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所有权，开战后威尼斯人只要越过海洋就能直捣对方大本营。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通过公元1356年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一世（大王）对弗留利的侵略，威尼斯人第一次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所意味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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