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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威尼斯桨帆船上的水手,他们的遭遇则要好一些。多亏了土耳其水手的贪婪,在劫掠开始的时候,他们唯恐攻入君士坦丁堡的士兵们抢走了最好的战利品,于是丢下了把守金角湾入口的职责,威尼斯船因此得以穿过隆隆炮火,搭载上游出海湾投奔它们的难民,然后乘着强劲的北风鼓足风帆迅速驶入马尔马拉海安然逃脱。一些希腊和热那亚的船只也如法炮制。然而有少数手无寸铁的商船和两三艘热那亚船一起停泊在金角湾略远的地方,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来不及跟着之前的船只逃出,于是连人带船一同被土耳其人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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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城破之后整整三日比二百五十年前拉丁人的所作所为更肆无忌惮的烧杀淫掠记录,就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了。这座城市被攻陷的消息对整个西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的6月29日,里亚尔托得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后引起的后续影响尤甚于其他地方。当目击者们回到威尼斯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威尼斯人或许第一次彻底地意识到当下发生之事的严重性。这严重性不仅仅是指东方基督教世界的首都沦陷,君士坦丁堡陷落或许会带来情感上的冲击,但拜占庭帝国从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了。同时这件事的严重性也并不只在于威尼斯失去了一个宝贵的贸易点,在战斗中或战后估计有五百五十名威尼斯人和克里特人被杀,威尼斯还蒙受了高达三十万杜卡特的经济损失。然而第三个关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影响的考虑要比前两个更为深远和令人忧虑,获得胜利的苏丹从此之后可以任意选择他想征服的下一个对象,一切都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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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威尼斯向洛雷登和马尔切洛大使发出了进一步的命令。对前者的命令是让他采取所有认为有必要的手段来保护尼格罗蓬特的安全,特别要保证任何从这里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品都必须改道送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索尼等候进一步通知。马尔切洛收到的命令则是让他向穆罕默德二世强调威尼斯共和国仍坚持尊重与他父亲签订且经过他本人确认的和平条约,同时指出土耳其人扣押的所有威尼斯船只都是商用船而非战船,要求他们将这些船原样奉还。假如穆罕默德同意继续过去的协议,马尔切洛就可以进一步试探威尼斯是否被允许保留君士坦丁堡城内的商业殖民地,并且拥有与在希腊人治下同样的权利和优惠,继而迫切要求苏丹释放仍然在押的威尼斯人。但如果形势相反,苏丹拒绝和议或者意图强加新条件,大使就需要将这些情况反馈给元老院。此外,马尔切洛有权花费高达一千两百杜卡特的金钱,用于为穆罕默德或是他手下任意一位可以促成谈判进展的廷臣购买礼物。与此同时,威尼斯所有的沿海城市与岛屿,例如克里特的干地亚、位于帕特雷湾的勒班陀、埃伊纳岛,以及不久前才被置于威尼斯保护之下的斯基罗斯、斯科派洛斯与斯基亚索斯诸岛,都被命令加强本地的防御。而在威尼斯本土,军械库正紧锣密鼓地建造着十九艘桨帆船,但是这个数目对新的危险来说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因此人们又投票决定额外拨款再建造五十艘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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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马尔切洛就像之后很多位大使一样,发现穆罕默德是个极难对付的谈判者。经过大半年的谈判,直到次年春天双方才达成了共识。被扣留的船只和囚犯都被交还给威尼斯,苏丹也允许威尼斯人在市政官的管理下,像过去那样继续保留君士坦丁堡城内的殖民地,但是他们不能再享有领土和商业上的各种优惠,这些特权与优待正是威尼斯人过去在君士坦丁堡的权势和繁荣的基础。从这时起,拉丁人在东方的势力就迅速地衰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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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威尼斯人需要对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负起责任,那么他们应当负担的程度有多深?暂且不论当时的作者对威尼斯的一些指控,很显然威尼斯不能说对君士坦丁堡城破负有直接责任。威尼斯的行动或许是缓慢的,但是其他的几方势力也并没有更迅速地采取行动。举例来说,教宗尼古拉四世曾决定从教廷公帑中拨款资助五艘威尼斯桨帆船,但他直到6月5日才向威尼斯元老院透露了他的意图,此时距离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已经有一周时间。威尼斯也许在救援濒死的拜占庭帝国的过程中漫不经心,但是其他基督教国家对此甚至都没有动一根手指头。实际上威尼斯是在孤军奋战,它已经做到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即便它的舰队及时抵达,也只不过是让君士坦丁堡多支撑一到两周,反而延长了它垂死挣扎的痛苦。而即便这个假设成真,能否成功实施仍是个问题,因为游弋在马尔马拉海的土耳其舰队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威尼斯舰队到达被围困的城市。此外,与元老院的拖延表现相反,在君士坦丁堡奋战到底的那些威尼斯人与克里特人,他们的英勇值得大书特书一笔。这些人大多数都死在君士坦丁堡破损不堪的城墙上,其中至少有六十八位贵族,他们很多人都拥有着威尼斯历史上最古老和最显赫的姓氏。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份死者名单,这其中有六个人来自孔塔里尼家族,三个姓巴尔比,两个巴尔巴洛,两个莫罗西尼家族的成员,两个莫塞尼戈,还有五个特雷维桑。[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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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角度看,威尼斯并非无辜。在穆罕默德二世给予其致死的最后一击前,拜占庭帝国在两个半世纪中已经逐渐走向衰亡。这个帝国真正遭受到致命打击,实际上并不是在公元1435年,而是在公元1205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拉丁军队攻入君士坦丁堡一路大肆劫掠,并且为惨淡存续的法兰克僭主统治铺平了道路之时。拜占庭帝国虽然从这次惨剧中重整旗鼓,但是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威尼斯人必须对此负起主要责任。他们的船只,他们主动的倡议,领导和推动造成了日后的恶果,他们也正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大的赢家,从拜占庭帝国得到了最多的战利品,因此,在君士坦丁堡最终的劫难到来之时,他们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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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5 福斯卡里父子(公元1453—14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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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执政官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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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执政官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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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亚得里亚海转而与他人缔结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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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福斯卡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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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53年,就在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已经在执政官的宝座上坐了三十年,这样长的执政时间令他的前辈们都望尘莫及。而就像当年老执政官托马索·莫切尼戈在弥留之际预言的那样,这三十年间威尼斯开疆拓土,战事频繁。通过战争,共和国的边界已经穿过了北意大利一半的领土,但也正因为战争,共和国的国库逐渐空虚,国内物价飞涨,一些银行倒闭,许多豪华的商业房屋濒临坍圮,福斯卡里的岳父安德烈亚·普留利身负两万四千杜卡特巨债,正是在此时宣布破产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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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官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没有削减开支控制消费的行动。公元1438年,福斯卡里执政官款待拜占庭皇帝的排场连向来见惯奢华场面的威尼斯人都惊诧不已。三年之后,福斯卡里执政官为唯一还在世的儿子雅各布迎娶卢克雷齐娅·孔塔里尼,婚礼上的庆祝活动更加奢侈无度。雅各布·福斯卡里是近来城内青年贵族集团“裤子俱乐部”的领导人之一,这个组织的名字来源于成员们所穿着的花色多样、鲜艳夺目的紧身裤,它的章程中有一条特别用于庆祝成员的婚礼的规定。据描述,在这条规定下,新娘的兄弟和同伴们披着镶有银边的鲜红天鹅绒斗篷,在六个穿着统一制服的男仆和各式随从与武装士兵陪伴下乘上披着相似鞍辔装饰的马匹,这些人从圣萨穆埃莱出发,在一座由船只组成的桥上越过大运河,共有二百五十余骑列队前往孔塔里尼家族在圣巴尔纳巴的宅邸。婚礼弥撒之后是一场盛大的宴会,宴罢新人在一百五十名侍女和一群乐手的簇拥下登上黄金船,隆重前往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的宅邸正式拜访。当一行人回到圣巴尔纳巴时正赶上舞会开场,于是众人欢度良辰直至深夜。即便是这样一系列的盛大活动都仅仅是个开始,为了婚礼而设立的公共假期持续了数日之久,这段时间被留给接连不断的舞会、化装舞会、赛舟会与在广场举行的马上枪术比武锦标赛,所有的这些欢乐景象都给来访的外国游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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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事,福斯卡里执政官保住了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声望。他一如既往地反映着威尼斯子民的普遍情绪,人们从来没想过要将共和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执政官,至多只是批评一下福斯卡里对铺张排场的嗜好。不过没有人能在毫不树敌的情况下在威尼斯执政三十年,而就在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刚刚跨过七十岁的门槛时,他的敌人们出来指控他的种种罪名,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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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们是否确实曾经做了这样的事,福斯卡里的拥护者们在当年选举中舞弊的指控却还没有被人彻底忘记,尤其是当初在最后一场投票中出乎意料败在福斯卡里手下的彼得罗·洛雷登的家族。不过从威尼斯曲折繁复的选举程序来看,其中有些因素是无法要求福斯卡里负责的。同时,因为之后的一两次意外,这其中包括一份不愉快的婚约,它的突然作废严重恶化了两家原本打算缓和的关系,使形势雪上加霜,以至于到了雅各布结婚时,福斯卡里与洛雷登家族之间的关系几乎势成水火。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公元1445年初,当债台高筑的雅各布被指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收受贿赂,来分配有利可图的公共职位时,这条消息显然正中洛雷登家族下怀。不过除去彼得罗·洛雷登的近亲弗朗切斯科恰在此时担任十人议会的三首脑之一这点,至少在雅各布的职业生涯上,并没有证据证明他遭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待遇,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想象,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会发生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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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议会首先召集了由十人组成的补充组织,再遵循惯例加上执政官顾问与三位大法官,组成了一个二十九人的委员会。(至于福斯卡里执政官本人,由于情况特殊,他被要求不得参与会议。)委员会原本要求立即逮捕雅各布,但雅各布已逃出城,于是只得在调查对象缺席的情况下展开审查。通过审讯雅各布的仆人们,一些包含有如山铁证的文件被曝光,洛雷登随即提议调查团的人数应当加倍,而证人必须被严刑拷问,以此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起诉的证据,不过人们否决了他的提议。最后雅各布·福斯卡里被判终身流放,流放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索尼殖民地。他的仆从与其他被牵连其中的人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处罚。然而无论是调查当时或者之后,都没有人认为执政官参与到了儿子的不当行为之中,甚至不认为他觉察到了雅各布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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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判决并不过分严苛。至少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小福斯卡里算是罪有应得。两个月后,雅各布·福斯卡里仍然没有到迈索尼总督处报到,这导致他的资产被没收充公,但即便是这样的处置方式,也与那个时代的环境相符合。两年后,由于雅各布身患重病,通过他父亲令人动容的恳求,十人议会宽仁为怀,将他赦免。公元1447年秋,威尼斯政府宣称“我们的统治者值此多事之秋,因此需要考虑他在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同时不受担忧焦虑折磨的需要;现在他的儿子卧病在床,身心俱损,出于政府的一般人道主义,和我们的执政官的功绩”,雅各布·福斯卡里被允许返回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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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老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似乎可以在平静中度过余生,而如果公元1450年11月5日一位名叫埃尔莫劳·多纳的议会要人没有在离开执政官宫返家途中遭到刺客袭击,两天后伤重而死,他本可以如愿以偿。事发后连续几个星期内,许多嫌疑人被逮捕、审讯,又被释放,但没有人怀疑雅各布·福斯卡里。直到1月,有人将一封告密信悄悄塞进了检举口[199],指控雅各布是杀人凶手。这一次雅各布·福斯卡里被逮捕,送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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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指向雅各布的证据并不充分。由于在前一次对他的审判中,死者曾担任十人议会的三名首脑之一,因此复仇才作为一个可能的作案动机被摆上台面。此外,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实,例如雅各布的一个家仆曾在夜间可疑地游荡于执政官宫门外,都被当作指控的证据。陪伴在兄弟床前两天两夜直到体力不支的安德烈亚·多纳证实,埃尔莫劳宽恕了不知名的袭击者,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可能指证雅各布有罪的言辞。而被控告的雅各布本人尽管遭到严刑拷问,也不低头服罪承认自己参与了这件谋杀案。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被判有罪并处终身流放,这一次,小福斯卡里服刑的目的地是克里特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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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第二次审判中,十人议会采取的行动令人迷惑不解,不过要将其归结于洛雷登家族或是其他什么人的阴谋,依然是不现实的。首先,这时议会中没有洛雷登家族的成员,只有一人进入了通常为处理这类事务召集起来的临时团体。其次,尽管从现有的证据来看此次定罪并不公正,但下达的判决已经要轻于法律规定的谋杀罪量刑。而且有人总结雅各布·福斯卡里的所作所为,认为到目前为止,他是一个积习难改的麻烦制造者,十人议会后悔他们之前的网开一面,因此抓住了新的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常年令共和国困窘不已的大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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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不会结束得如此顺利。公元1456年夏,十人议会得到消息,雅各布·福斯卡里正与穆罕默德二世秘密联络,试图说服苏丹派遣一艘土耳其船来到克里特岛,帮助他逃离流放生涯。当地总督对此严词谴责,并否决了“考虑到他[雅各布]的愚蠢和受惩处地点的偏远”而请求宽恕雅各布·福斯卡里的提案。7月21日,雅各布被带回威尼斯,在议会成员面前受审。这一次没有严刑拷问的必要了,雅各布毫不犹豫地承认对他的指控都是真实的。这次十人议会的三名首脑中又一次出现了一名洛雷登家族成员的身影,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此人提议判处雅各布死刑,并在众所周知的两根广场石柱之间公开行刑,不过他的提议只获得了七票赞成。包括另一名洛伦佐·洛雷登在内的绝大多数审判者选择将雅各布送回克里特,并在那里接受为期一年的监禁。同时雅各布被严正警告不允许再与外国势力暗通款曲,否则他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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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出发之际,面色苍白、显然身患疾病的雅各布得到允许,可以让他的家人来探望。他的一名亲属乔治奥·多尔芬作为这场最后会面的见证人,在一份现存于圣马可图书馆的手稿中讲述了年轻的福斯卡里如何声泪俱下,恳求他的父亲动用自己的影响力让他回到故乡和家人身边,而执政官又是如何严厉地规劝他“遵从共和国的命令,别再索求更多”。等到他的儿子被带回牢房,这位老人才情绪失控,呼喊着“多可悲啊!”,抽泣着倒回他的座椅里。这父子二人此后再也没有见面,雅各布回到克里特岛的六个月后,他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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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爱他的儿子胜过世上所有的东西,因而无法承受这最后的一次打击。从那时起他开始走向衰弱,对政府公务兴趣索然,甚至拒绝按照宪法的要求参加元老院和议会的会议。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个多月,但人们还对执政官抱有希望,等待他至少恢复到能够履行更重要的国家职责的程度。但到了公元1457年10月,议会认为他们不能再继续等待了。于是内部执政团和三位十人议会的首脑组成了一个拜访执政官的代表团,他们委婉并尊敬地将福斯卡里“当作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和真正的国父”,请求他辞职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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