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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福斯卡里曾两度下决心辞职，但他的想法被否决了。然而这次他却拒绝退位。或许他仍然对十人议会处置他儿子的方式心怀愤懑，认为他们应当对雅各布的死负责；或许他是因为议会不够圆滑的手段发怒，它选择了上一任十人议会首脑之一，在维持雅各布·福斯卡里流放判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雅各布·洛雷登作为说客。（不过他不太可能和那位提议处决小福斯卡里失败的洛雷登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仅仅是因为老福斯卡里的年纪（他如今已经八十四岁），加上他承受的苦难，使这位老人变得暴躁易怒。不过无论如何，从他的答复中可以看出，福斯卡里并非年老昏聩。他冷静地指出十人议会从宪法角度上无权要求他辞职。法律明确规定，执政官辞职这样的大事需要经过大议会多数决定通过，并且得到内部执政团的六位顾问支持，福斯卡里宣称，假如他是在适当的场合收到这一要求的，那么自然会进行适当的考虑。但现在，他还是要留在这个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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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卡里的话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十人议会的决定不容否决。或许是出于骄傲和其他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将这个问题转交给大议会定夺，相反，十人议会进一步公然违反宪法，给福斯卡里下达了最后通牒。福斯卡里可以选择辞职并在一周之内搬出执政官宫，在此情况下他可以保留所有的执政官荣誉，还将得到一千五百杜卡特的年金；但如果他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就会被强迫退位，所有的财产也会被充公。于是老福斯卡里再也无力抵抗，象征职权的戒指从他手指上褪下，然后按照礼仪规定被破坏；执政官的尖角帽也从福斯卡里的头上摘了下来。当这个代表团准备离开时，老福斯卡里注意到其中一人对他投来同情和关心的一瞥，他随即认出那人是他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于是老人对他喃喃道：“告诉你父亲，我欢迎他来拜访，我们可以坐同一艘船外出，去探访那些修道院。”先前目睹父子生离死别的乔治奥·多尔芬，再次作为见证者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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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次日老人离开执政官宫时，看上去恢复了一点过去的精气神。他的兄弟马可建议他走一道直通向侧门的隐蔽小楼梯，迎接他的船正等待在那里，但是弗朗切斯科拒绝了这个提议。“不，”他说，“我要从当年进入这座宫殿履职的那道楼梯走下去。”他确实这么做了。随后老人搭上船，来到大运河的第一个弯曲处，他建造的华美宅邸坐落在那里，时至今日还以他的姓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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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福斯卡里的继任者帕斯夸里·马利皮耶罗在圣马可大教堂参加万圣节弥撒时，得到了老福斯卡里去世的消息。多尔芬描写在场的顾问们互相交换着眼神，“他们很清楚正是自己缩短了前执政官的寿命”，而且他们确信老人是因为伤痛心碎而死。于是我们或许能用人们的负罪感来解释之后享受国葬的老福斯卡里获得的极大哀荣。对此福斯卡里的遗孀激烈地抗议，她宣称福斯卡里是共和国最杰出和最忠诚的公仆，如今共和国想要弥补自己对待他的错误行为，一切都太迟了。然而她的抗议并没有得到他人的重视。11月3日星期二，福斯卡里的遗体被郑重停放在执政官宫底层回廊内的暗夜之主厅内，他身穿全套执政官盛装，披着镶金边的长袍，手握长矛与剑，执政官尖角帽再一次回到了头上。随后按照传统，福斯卡里的遗体在一顶金伞的护送下，从那里被军械库的工人们抬着穿过默瑟里亚，跨过里亚尔托木桥，抵达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新任执政官马利皮耶罗穿着普通议员的服饰，担任福斯卡里的护柩人之一，这其中的意味显而易见、不言自明：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是以执政官的身份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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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福斯卡里的陵墓上见到这个故事，它位于教堂主祭坛右边墙上地位显要的一隅。它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详细考察。首先，它的风格正处在哥特向文艺复兴过渡的有趣阶段；其次，虽然这座陵墓引发了罗斯金最过瘾的一次抨击，[200]但关于福斯卡里，威尼斯还有另一座更有价值的纪念丰碑。它位于执政官宫西侧正面，俯瞰着小广场，从执政官宫南部的第七根石柱开始，一直延伸到圣马可大教堂的那个角落为止。罗斯金将它赞美为通向宫内中庭的新入口，这就是为我们所知的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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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福斯卡里在荣耀圣母教堂的陵墓有何种缺陷，纸门仍是一件杰作。它是威尼斯哥特式风格晚期的辉煌最为生动的表现，同时也抓住了正在逝去的中世纪的最后一缕余晖。由于这段时期几乎和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的执政时期吻合，因此在这座高达一层楼的惊人门廊中，跪在圣马可的有翼狮子面前的真人大小雕像应当是福斯卡里本人的形象。[201]频繁的战争、空虚的国库和个人生活的悲剧为福斯卡里执政生涯的最后几年蒙上阴霾，他的任期最终以一场羞辱作结，然而所有的这些都已经被遗忘了。人们记住的只有功绩：威尼斯的敌人们被打倒，共和国的边界被扩展，桨帆船和商人们纵横半个世界，还有那些华丽绚烂的排场、夺目的色彩和游行。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整座执政官宫被粉红和白色的大理石菱形花纹装饰起来，这是建筑装饰史上最具创意的理念之一。当瓜里恩托在大会议厅的墙上完成他的巨幅作品《天堂》（很可惜这幅画作如今已经被毁坏了）时，正值君士坦丁堡陷落前夕，早在这时，就有很多难民从正在崩溃的帝国逃到威尼斯定居。难民们将威尼斯看作西方最拜占庭化的城市，并为它带来了他们的藏书、艺术作品以及新鲜的学术血液。这些移民中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枢机主教贝萨里翁，他曾经作为尼西亚的东正教大主教陪同皇帝前往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尔后留在意大利，成为罗马教廷的教会亲王和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职人员。他将自己庞大的藏书捐赠给威尼斯，这些书籍成了后来圣马可图书馆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将一座以圣比亚焦为名的老教堂移交给希腊移民使用（虽然到了十六世纪移民们就搬去了新建的希腊圣乔治堂），获得了在文明世界无与伦比的宗教宽容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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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也必须承认，在其他方面，威尼斯远远落后了。它没有可以与但丁、彼特拉克或薄伽丘媲美的作家，也没有列奥纳多·布鲁尼、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个水准的人文学者。哪怕是在它曾一度领先的绘画、雕塑和最为出众的世俗哥特式建筑等艺术领域，威尼斯在十五世纪前半叶的出产对那些受着马萨乔、布鲁内莱斯基、吉贝尔蒂和多纳泰罗等人作品的熏陶成长起来并精于此道的佛罗伦萨人来说，已经显得太老套了。在托斯卡纳的大城市，文艺复兴已经接近鼎盛，而在威尼斯，文艺复兴才刚刚开始，一些迹象表明它正处在试探阶段，而且并不是完全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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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寻常的迟滞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威尼斯人是实干家而非思想者，他们是卓越的经验主义者，不相信抽象的理论。威尼斯人的才能本质上是看得见摸得着，甚至是可以耳闻的，它们更像是一种感觉而非才智。而艺术家、手工匠人和商人很少会成为伟大的诗人与哲学家。到了十五世纪末，威尼斯人在一种新的绘画艺术上崭露头角，然而纵观整个威尼斯的历史，他们始终更善于制作书本而非撰写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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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从威尼斯最早的起源开始，它就和拜占庭文明保持着一种比它与意大利大陆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于是虽然人文思想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产生了剧烈的影响，但在威尼斯，新一波拜占庭的影响一开始会产生比它更和谐的共鸣。但是拜占庭已经逐渐衰亡，因此很快就将轮到文艺复兴的种子在威尼斯各处扎根发芽，产生出与其不相上下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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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6 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公元1457—14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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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喊着“去！”，然而却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如果喊的是“过来！”，说不定会得到更亲切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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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意战斗。我们应当仿效摩西，当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作战时，他在山上祈祷。不管是在山顶还是在船首，我们都应当向主耶稣基督祈求，请他保佑我们的将士旗开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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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上帝服务而离开了自己的教区和罗马教廷，将我们头发花白的虚弱身体交付给他的仁慈。他不会忘记我们。如果上帝没有让我们安全返回，那么他就会将我们迎入天堂，保佑他在罗马的圣座和他的新娘——教会——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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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63年，教宗庇护二世致枢机主教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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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57年10月30日夜里，帕斯夸里·马利皮耶罗首次穿戴上执政官的盛装，在环绕广场的游行中接受臣民的欢呼，他成了这个欧洲最辉煌国度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时期，整座城市恢宏壮丽，贸易正重新繁荣起来，而细心记录的国库账目看上去也比过去那些年更健康。威尼斯政通人和，安定的局势并未因为福斯卡里父子的不幸遭到严重动摇，一如既往地令文明世界的其他国度欣羡不已。正值此时，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具有广袤大陆领地的帝国，它的边界西至米兰，北抵阿尔卑斯山。东地中海的局势较为晦暗不明，但还未到必须立刻引起警惕的地步。四年半之前，君士坦丁堡沦陷于土耳其人之手，但在其覆亡前，威尼斯共和国就已经和苏丹达成了协议，协议的条件仍然非常友好。威尼斯商人自由贸易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他们只需缴纳百分之二的赋税；土耳其亦欢迎威尼斯的领事官员在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居住。简而言之，目前没有任何原因，能使威尼斯如今在地中海东部的商业活动不及它们在拜占庭帕里奥格洛斯王朝统治末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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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穆罕默德二世可以满足于现状，停止军事侵略并且致力于巩固他伟大的征服成果，那么这种乐观的看法还不算所托非人。但是年仅二十五岁的苏丹并不餍足，他怀着传教士式的猛烈激情，深信自己身负神圣的指引，要将先知的言语传播到整个欧洲和更远的地方。同时，苏丹在潜意识里觉得，假如他放弃这令人难以抗拒、已经带给他如此大回报的军事推进行动，将会带来致命的后果。[202]受到奥斯曼土耳其直接威胁的基督教小国统治者们纷纷臣服，提出向土耳其支付年贡，并且尊奉苏丹为他们的主君，但是这些提议都被否决了，穆罕默德二世只对直接统治感兴趣。到了公元1462年，马利皮耶罗短暂且不值得注意的执政期终结之际，[203]尽管匈牙利的军事天才，杰出的武士匈雅提·亚诺什保住了重要的桥头堡贝尔格莱德，使它在之后五十年内继续掌握在基督徒手中，但年轻的苏丹在这一年已经消灭了独立的塞尔维亚最后的遗迹，掌握了爱琴海北部主要的岛屿。接着他挥师南进，首先驱逐了佛罗伦萨籍的雅典公爵，随后又击败了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自封为领主的两个软弱兄弟，托马斯和德米特里·帕里奥格洛斯。两年后苏丹成为波斯尼亚的主宰，而威尼斯在达尔马提亚沿海的城市开始感到自己处在逐渐迫近的严重威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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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非只有这些城市寄希望于里亚尔托，等待威尼斯的拯救。忧虑紧张的情绪笼罩着整个西欧，作为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国度，加之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威尼斯不可避免地成为土耳其进攻到来时最前端防线的一部分，同时显而易见地成为各国求助的对象。这些国家确实别无选择，热那亚在穆罕默德二世手下丢失了它在加拉塔的殖民地，此后又失去了黑海（如今苏丹将其变成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内湖）沿岸的贸易港口，已经放弃继续与土耳其人抗争。匈牙利在匈雅提去世后群龙无首，人心涣散，虚弱无力。至于神圣罗马帝国，它失去领土的速度就如同东边与其相抗的奥斯曼帝国攫取新领地的速度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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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威尼斯刻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土耳其侵略狂潮下保护弱小的形象，而且它发现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策略。这个策略使得它早在公元1356年便将科孚岛和平地收入囊中，在公元1388年得到纳夫普利翁和阿尔戈斯，公元1423年，共和国又从主动提出请求的当地领主手中接管了萨洛尼卡。尽管最后的这次吞并某种程度上并不令人愉快——当地在两年后爆发了断断续续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1430年这一地区在苏丹军队铁蹄下沦陷为止——但威尼斯仍然可以指出爱琴海地区还有许多主动寻求其庇护的殖民地，并且它们每一个都能为共和国提供丰厚的利益。然而，随着土耳其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威胁性，威尼斯亦开始收缩气焰，打起退堂鼓。在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执政的最后几年，威尼斯两度拒绝涉入任何进一步的战争，而帕斯夸里·马利皮耶罗也延续了他前任的方针政策。[204]公元1459年9月，教宗庇护二世在曼图亚召开了一场基督教国家参与的大会，目的是组织一次全欧洲的十字军东征。威尼斯认为有必要让与会的国家想起他们六年前在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期间不光彩的表现，因此这一次它宣称，除非所有的基督教国家统治者有志一同地准备参加这次十字军东征，并且根据各自的实力全心全意积极投入这项神圣事业之中，威尼斯才愿意参与。鉴于与会各国的代表们再一次明显表现出对东征缺乏热情和兴趣，这个条件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教宗失望地离开了曼图亚，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打消自己的十字军东征梦。公元1462年，教宗对属下的一些枢机描述了他经历过的无眠之夜，他因为自己的无力而愤懑不堪，又因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羞耻。第二年庇护二世宣布了他的新计划，他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205]在勃艮第公爵的陪同下亲自领导军队发动远征，为此，威尼斯需要提供一支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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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宗邀请威尼斯加入他的新同盟的消息传到威尼斯政府要员们手中时，马利皮耶罗执政官已经去世了。接任者是克里斯托弗罗·莫洛，他是个比前任强有力得多的人物。莫洛已经上了年纪，但是他对十字军东征的热情跟他的年龄一样大，或许在庇护二世本人，以及莫洛流水一般源源不断寄送给教宗，鼓励他采取行动的信件中，这位新执政官就已经鲜明地表露了他的同情态度。而莫洛的这些情绪如今也被他的大多数同胞共享。奥斯曼土耳其在过去十年进犯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使得威尼斯的民意发生了剧烈的转变。大议会已经通过了一项决议，要与匈牙利结成反土耳其的同盟，如今它又对教宗的计划送出了热情洋溢的祝福。受到很大鼓舞的庇护二世再次致信莫洛执政官，建议他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十字军东征，同他和勃艮第公爵一同领导军队。“在这次事件中，”教宗写道，“不仅仅是希腊，亚洲和整个东方都遭受着恐惧的折磨……我们虽然只是三个老人，但上帝会因这样的组合感到欣喜。我们的三位一体会得到天国之上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帮助，让我们将敌人践踏在脚下。”议会以一千六百零七票赞成，十一票反对，十六票弃权的结果同意执政官加入十字军，而当数日后莫洛想改变主意时，他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的尝试被议会恼怒地驳回了，就像一位态度生硬的议员所说：“对我们来说，国家的尊严与福祉要比您个人的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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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来自威尼斯的支持是庇护二世收到的最后一则好消息。根据约定，远征军将于公元1464年夏从安科纳出发。但就在这年年初，米兰公爵吞并热那亚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意大利的势力平衡，令整个亚平宁半岛处在忧虑不安的情绪下，因此可以确定，意大利大陆上不会再有国家为十字军东征分拨兵力。复活节时勃艮第公爵传来消息，最早到下一年他都无法离开。同时在罗马，教廷财力捉襟见肘，远征准备工作难以开始。据勃艮第特使回报，教廷的备战布置之糟糕为他们前所未见，而且只有两艘桨帆船准备妥当可以用于远征。尽管教宗对东征十分狂热，但是缺乏组织能力，他期待着大批全副武装、经验丰富的雇佣兵、骑士和步兵从欧洲各地源源不断地拥来，并且做好自掏腰包为十字军远征服务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准备。而事实上教宗发现，尽管他找来了许多可以被称作十字军的人，但是他们零零散散地进入城市，一贫如洗，无拘无束，全然是群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这批人要求得到免费武装，要求饮食供养，还不打算在远征中为交通花一文钱。他们返回故乡（这是最好的结局），或者不走运地因为饥饿或瘟疫死在路上，而在罗马与安科纳，这些人成了城市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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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雪上加霜的是，教宗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了。然而老人的决心仍然十分坚定。在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之后，庇护二世决定再不继续耽搁。6月18日，他带着圣彼得大教堂的十字架出发了。老教宗首先在台伯河，随后又在乘坐轿子穿越亚平宁半岛的过程中与一群群组织零散、神色沮丧的十字军战士擦身而过，这些十字军战士抵达安科纳时，发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供他们搭乘，于是只能伤心地返回故里。这样的景象令庇护二世难以承受，同行的教宗御医目睹了他的悲痛，只得请老人将轿子的帘幕放下，以免刮来的风损害他的健康。当教宗一行人最终抵达目的地后，除了老教宗本人外，所有人都明白庇护二世的十字军东征永远不可能实现了。两艘教廷准备的桨帆船已经停泊在港口，但是威尼斯许诺的船只却不见踪影，少数有经济支持的骑士们无事可做，滞留在城内观望事态发展，而其他绝大多数人放弃了东征的希望，纷纷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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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由二十四艘船组成的威尼斯舰队在8月12日出现在人们面前。教宗此时住在靠近圣西里亚克教堂山上的本地主教宅邸中，他让人们把自己搬到窗边，这样他就可以看到威尼斯的船只驶入海港。这时的庇护二世发着高烧，正迅速地衰弱下去。第二天，当克里斯托弗罗·莫洛前来问候时，他被告知教宗陛下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接待客人。莫洛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教宗不想遵守他以个人身份领导十字军的承诺，于是他跟着装起病来逃避责任。不过很快，莫洛的医生从教宗的病榻边返回，告诉执政官，庇护二世不但真的身患重病，而且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次日一个枢机主教代表团来到船上，通知威尼斯执政官教宗去世的消息。两天后，执政官带着舰队返回威尼斯，这次十字军东征终于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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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妨，在锡耶纳的皮科洛米尼图书馆的墙上，平图里乔描绘的画作中，庇护二世身在十字军东征的起点安科纳，城市的图景在他身后徐徐展开，位于山顶的教堂犹如冠冕，基督徒的舰队在港口集结，而莫洛执政官跪在他脚下。当然，这幅杰作是扭曲历史事实的产物。现代历史学家罗伯托·切西将这场远征评论为“皮科洛米尼一次可悲的蹩脚模仿秀”。庇护二世去世得正是时候，否则前往东方的远征一旦开始，无论他是否参与其中，十字军都会被土耳其人毫不留情地击溃，这只会为基督的事业的声誉带来损害，甚至令其彻底声名扫地。威尼斯人非常清楚这一点，那庞大却毫无结果的会议、无休止的拖延、虔诚的渴望和表达出的意愿无法支持任何有效的备战活动，还有他们不得不忍受的来自教宗特使贝萨里翁枢机的冗长说教，所有这一切对阻止土耳其人的进犯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能阻止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铁蹄，那就只有一场倾尽全力、脚踏实地的世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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