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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一切的结束。卢多维科在蒂罗尔的避难地成功组建起了一支估计兵力可多达两万人的军队。公元1500年初，他返回故乡，甚至短暂地收复了米兰。不过他的成功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一旦事实证明他无力支付酬金，卢多维科便被他的军队抛弃。在试图化装逃亡的途中，卢多维科很快被人认出并逮捕，他动荡无常的事业生涯也就此告终。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被带往法国，他在那里以囚犯的身份度过了余生，于公元1508年死在洛什的城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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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29 双重灾难（公元1499—15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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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威尼斯的执政者们，他们已经与海洋缔结过婚姻，现在轮到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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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00年2月28日，土耳其维齐尔对威尼斯大使阿尔维斯·马嫩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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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毋庸置疑：在十五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内，威尼斯的运气变好了。十五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尼斯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它的帝国亦随之开始崩溃。随后相对温和的巴耶济德二世苏丹于公元1481年即位，威尼斯的景况就突然发生了改变。威尼斯在公元1484年得到了罗维戈与波河三角洲，又在公元1488年吞并了塞浦路斯；查理八世从那不勒斯撤军后，威尼斯共和国取得了阿普利亚沿海地区三个极有价值的港口布林迪西、特拉尼和奥特朗托；公元1499年9月10日，威尼斯军队踏入克雷莫纳，于是有人认为，这个世纪若是这样结束，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就在这最后一场胜利到来之际，令整座城市陷入哀悼的消息传到了威尼斯。它的位于萨皮恩扎海域的舰队，在土耳其人手中遭遇了惨败，上一次威尼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这命中注定的西南海域丢掉差不多整支舰队，还要追溯到公元1354年与热那亚的激战。这次的惨败和当年一样，共和国不但承受了重大的损失，还蒙受了耻辱。关于这场灾难的第一批报告将战败的结果归结于海军司令的优柔寡断，或者说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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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不论巴耶济德二世的温和脾气（马基雅维利曾经评论，假如奥斯曼土耳其有更多巴耶济德这样的苏丹，那么欧洲就再也不必害怕这个帝国的野心了），威尼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持续恶化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土耳其海盗持续不断地抢掠达尔马提亚沿岸，足迹远至伊斯特里亚。卡塔罗（今科托尔）地区两个原本依赖威尼斯保护的城市，由于威尼斯拒绝让他们自行任命教区神父，于是起兵反叛，寻求土耳其人的保护。而最严重的是，巴耶济德苏丹被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代理人说服，认为先前威尼斯与法国结成同盟，其意图直指自己。公元1498年末，事态已经到了威尼斯派遣特使前往奥斯曼土耳其的政府部门“高门”（Sublime Porte）进行解释，同时收集可能正在进行的战备情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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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报告的内容并不令人欢欣鼓舞，看上去战争已经势在必行。公元1499年4月，时年六十五岁的安东尼奥·格里马尼被选为海军司令，他不但无偿为共和国提供服务，还贷给国家一万六千杜卡特的巨款。其他具有爱国心的市民们一如既往地很快追随他的榜样。不过尽管威尼斯再次开始筹备战争，它在选择军队领导人方面却表现出一种过去未曾有过的胆怯和漫不经心。当格里马尼向政府征求意见，询问他是否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土耳其那一边时，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甚至当他率领舰队南下亚得里亚海前往东方之际，仍然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于是双方冲突爆发的关头，格里马尼和他的三位政府监督官不得不自行签署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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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皮恩扎海域发生的第二场海战事实上由四场遭遇战组成，它们分别发生在8月12日、8月20日、8月22日和8月25日。纵然拥有一百七十艘船的威尼斯舰队在军力上逊于拥有二百六十艘船的土耳其舰队，但威尼斯人每一次都勇敢地冲入战场，尤其是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作战中，一些威尼斯军官表现出了过人的英勇。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自动加入舰队的科孚岛指挥官安德烈亚·洛雷登以及温琴佐·波拉尼单枪匹马冲进土耳其人阵线战况最激烈之处，造成对方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混乱。还有马利皮耶罗认为值得大众效仿的榜样阿尔维斯·马尔切洛，他“就像上帝必然是全能的上帝那样，将整支土耳其舰队送到我们掌心”。然而随后由于威尼斯军队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基督和我们的国家的爱护，失去勇气，失去纪律，失去名誉”，白白贻误战机。威尼斯舰队最后陷入完全混乱，最终逃之夭夭。剩下的舰船无力阻止土耳其人驶向勒班陀，去达成从海上和陆上包围这座城市并迫使其投降的主要军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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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确定威尼斯共和国蒙受的这场耻辱究竟有多少该归咎于海军总司令个人的缺陷，不过当勒班陀陷落于土耳其人之手后，人们显然需要一只替罪羊，于是格里马尼的同胞们立即开始渴求他的鲜血，“安东尼奥·格里马尼，背德的基督徒！”的叫嚣沿着运河回响。9月29日，梅尔基奥尔·特雷维桑接管了指挥权，同时奉命将他的前任押解回威尼斯。对曾是威尼斯最受尊敬的市民，以及忠实且卓越地服务了国家超过四十年的圣马可大教堂总务官来说，无论他是否罪有应得，这都是一个残酷的打击。不过幸运的是，格里马尼的四个儿子在父亲落魄时，仍然尽一切力量支持他。其中一个叫彼得罗的儿子搭乘一艘双桅快船疾驰过亚得里亚海，在赞特岛找到了他身患疾病，又因为忧郁而半疯的父亲，他告诉格里马尼威尼斯将他召回的消息，顺利说服他凭自己的意志返回；另一个儿子温琴佐一抵达威尼斯就决心站在父亲这一边，他知道元老院的命令必须在各个方面都得到执行，于是他在伊斯特里亚拦住格里马尼，将镣铐戴在父亲的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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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晚，安东尼奥·格里马尼抵达莫洛。他的身为罗马教廷枢机主教的儿子多梅尼科披着红色的斗篷在那里等他。多梅尼科和他的兄弟一样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这边，格里马尼入狱途中，他将沉重的脚镣捧在手上，来减轻老父的负担。即便已经锒铛入狱，安东尼奥·格里马尼也不是孤身一人。主教和他的两个兄弟陪着父亲一整夜，直到次日早晨他被提审至大议会。这场审判十分漫长，令人精疲力竭，不过格里马尼为自己辩护的演讲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灵，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免于被判处绞刑。格里马尼最后只被判处流放，监禁地在达尔马提亚海岸附近的凯尔索岛（如今的茨雷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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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受先前的胜利鼓舞，继续保持着进攻的势头。当安东尼奥·格里马尼的命运还悬而未决的时候，他们的骑兵已经再度肆虐弗留利，一直推进到维琴察，在伦巴第地区东部造成了极大破坏，引起当地人的恐慌。新年到来之际，威尼斯又派出了另一位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求和。巴耶济德苏丹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他要求威尼斯放弃伯罗奔尼撒半岛几乎全部的领地，共和国愤怒地拒绝了这一要求。次年苏丹亲自率军包围了迈索尼，尽管驻军英勇抵抗，迈索尼还是沦陷了。守军见到所有的希望都已经离他们而去，便在城镇中放了一把火，只留给占领者余烟缭绕的灰烬。迈索尼的姊妹港科罗尼随后也被土耳其人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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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这两个港口后，威尼斯在西班牙的帮助下占领的凯法洛尼亚岛和伊萨卡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偿，在其后的两个半世纪中，这两个据点构成了威尼斯共和国在伯罗奔尼撒地区的主要基地。尽管随后威尼斯、西班牙和驻扎罗得岛的圣约翰骑士团在爱琴海和多德卡尼斯群岛进行了大量的海军军事活动，但任何一方都没能取得更可观的收获。最后，威尼斯与土耳其缔结了一场不稳定的和平，它于公元1503年5月在威尼斯生效。土耳其没有归还任何之前夺取的东西，如今它已经实际控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沿海。无怪乎银行家吉罗拉莫·普留利在日记中悲观地写道：“由于失去了他们的船只和海外帝国，威尼斯人也会失去他们的名望和声誉，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需数年，它们就会完全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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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土耳其人不是造成威尼斯不幸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普留利哀叹的唯一因素。从长远来看，某个没有侵略意图的基督教国家对威尼斯共和国造成的永久伤害要远远大于一个掠夺成性的苏丹在位时的军事行动造成的伤害。公元1499年9月9日，就在萨皮恩扎的致命消息传回里亚尔托的时候，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从印度取道好望角返回欧洲的航行，在里斯本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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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伽马不是第一个绕过好望角的人，这份荣誉应当归于他的同胞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他在十三年前就完成了这一壮举。不过达伽马是第一个完全走海路从欧洲前往印度的人，他的这项成就对威尼斯在商业上的优越地位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同样也严重削弱了地中海作为通向东方捷径的重要地位。从此之后，东方商人再也不必在苏伊士或者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卸下他们的丝绸和香料货物，再由陆路穿过地峡或者波斯与小亚细亚的山脉，将货物运到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堡、士麦那或安条克重新装船。此外，他们也再不必信赖每年缓慢穿越中亚前往中国的步伐迟缓且靠不住的骆驼商队。自那时起，只要一艘船就能将商人们从出发港口直接送往目的地。更糟的是，开往英格兰和北欧的航线再也不需经过地中海中转，而它们在航运中所占的比例与日俱增。新的国际货物清算地变成了里斯本，它要比威尼斯更靠近伦敦两千海里，又是属于汉萨同盟的港口，相对来说更安全，更不容易受到海盗骚扰，并且可以摆脱众多把持陆上商路的东方统治者们近乎勒索的高额过境税，因此里斯本的货物价格仅是威尼斯货价的几分之一。一夜之间，威尼斯就变成了一个闭塞的穷乡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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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威尼斯看上去变成了那样。自然，像普留利记述的那样，有一些威尼斯人“拒绝相信这消息，其他人则断言葡萄牙国王不会继续使用前往卡利卡特的新路线，因为他派出的十三条船中，只有六条沿此路线安全返回，不但损失远大于收益，也很少有水手愿意将性命赌在这危险漫长的航行上”。但是暗示末日到来的预言更甚嚣尘上。“这座城市已经完全六神无主，城中最聪明的人认为这是他们可能听到的最坏的消息。”此时威尼斯正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它最主要的私人银行之一加尔佐尼银行，纵然有执政官本人为了拯救它以个人身份提供的三万杜卡特资金，还是在前一年损失了二十万杜卡特。随即另一家利波马诺银行步加尔佐尼银行后尘，导致了席卷全城银行的大恐慌。普留利本人的银行也在数年之后宣告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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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时有什么可以做的呢？人们曾短暂讨论过切断苏伊士的运河河道这个方案，但因为不切实际而否决了它。起初还有人质疑，威尼斯是否会接受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给予威尼斯密使的邀请，派它的商人前往里斯本载货，但这条航线激起了埃及苏丹的不满，他可以轻易地采取报复行动，扣押或洗劫威尼斯在开罗与亚历山大港的货仓，而且只要他想，苏丹就能够对整个威尼斯贸易殖民地实施惩罚性措施。而不管如何，对葡萄牙卑躬屈膝所产生的屈辱感已经压倒了威尼斯元老院成员愿意考虑这一问题的理智。公元1502年，元老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咨询委员会来“提出相关建议，以免葡萄牙国王从我们的手中取走金银，破坏我们的商业和繁荣”；公元1504年，威尼斯派另一位密使列奥纳多·迪·卡马瑟就未来前景做展望报告，并且在可能的时候开启新的谈判，但在此期间佛罗伦萨商人在里斯本十分活跃，而且煽动葡萄牙人与威尼斯作对，以至于这位密使险些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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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在公元1499年夏末的几日之内，威尼斯就遭受了两次严重的打击，许多市民看着毛罗·柯度西新完成的钟塔上敲钟报时的两个摩尔人铜像，或许会在心里猜想他们是否已经时日无多，或者这报时声是否就是共和国的丧钟。但如果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第三个打击会比之前两个更致命，更具灾难性，或许会更加难过。这一次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全欧洲都团结起来，成为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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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01年9月13日，八十二岁的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执政官召集了执政团，告诉他们自己决定辞职。他如今老迈不堪，疾病缠身，共和国需要一个更年轻且更有活力的统治者，来领导这个国家走出当下的危险与困难。而卸任后的老执政官就可以回到他位于圣特洛瓦索的宅邸，平静地度过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他将执政官的戒指从手上摘下，交给资深的议员妥善保管，直到下一位继任者得到任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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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巴里戈交出的辞呈和戒指都被退了回来，但需要在此特别说明的是，这并非是因为老执政官的性格中有什么过人的品质。一直以来，巴尔巴里戈都是个骄傲且贪得无厌的人，在他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尽管有诸多削减执政官权力的法律保障措施，他仍然不止一次被公开指控犯有贪污罪行，更别提他还走私了数量巨大的葡萄酒。事到如今很少有威尼斯人愿意说他的好话，但巴尔巴里戈垂垂老矣、病在危笃的情况已经很明白地摆在所有人面前，因此让一切都按照自然的轨迹发展显然会轻松得多。请辞事件后仅一个月，老执政官就去世了。[229]此时尽管威尼斯的群众不再享有任何涉及执政官选举的法律权力，他们仍然为自己支持的人选菲利波·特隆吵嚷不休，而当9月26日特隆去世时，坊间一度流行着常见的黑暗谣言，认为他死于毒杀。不过照马里诺·萨努多的日记来看，特隆是个极度肥胖的人，他真正的死因只是某天这具肥胖的身躯突然爆裂开罢了。[230]这一不幸事件将选举略微延长了一段时间，直到10月2日，四十一名选举人才最终选出威尼斯的新统治者——列奥纳多·洛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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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在他继任的一到两年内，乔瓦尼·贝利尼为洛雷登绘制了一幅华丽的肖像，画像描绘了一位高挑瘦削，年龄在七十岁左右，面容英俊且具有感性的男子。[231]与他的很多前任不同，洛雷登没有担任过将军或是外交官员，因此也没有可以炫耀的漂亮履历。我们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公元1480年，他作为教会总务官负责奇迹圣母教堂[232]的建设工作，接着他又短暂地担任了帕多瓦的代官，在那之后，他便将自己几乎全部的壮年时光消磨在威尼斯。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了解整个政府机构的运转，不过要将共和国从当下的绝望境地拯救出来，新执政官要做的比一个高效率的贵族阶级公务员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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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威尼斯国内，人们情绪低落，商业和经济的崩溃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真正的原因则扎根在社会的更深处。积年的富裕对社会产生了常见的软化效果，为防止侵吞公款和贪污设立的法律不再像过去那样被严格执行，而阿戈斯蒂诺·巴尔巴里戈不是唯一一个将国家公帑中饱私囊的人。为了确保巴尔巴里戈的继任者们能遵从于一套更加正直的行为准则，人们引入了一个新的机制。一旦执政官死亡，人们会立即选出三名审查官，调查死者的一切记录，并审查针对他的指控。但是将被这种特别法令扑灭的腐败恶行仍然屡见不鲜，滥用权力的现象亦在继续。这不是威尼斯政治体制上存在的唯一弊病。威尼斯政府缺乏党派架构，这就意味着对反对派来说，他们没有一个可控的发泄渠道。从政者个人性格与观念上的冲突本来是一个健全的政治有机体中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威尼斯的寡头政治体系是封闭且内省的，因而它就永远不能避免派系的纠葛。在平时这还可以被约束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是到了十六世纪初，这种紧张局面失去了控制，街头和广场的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爆发。然而这并不是说威尼斯人积攒金钱以备国家不时之需，并在国家号召的时候团结起来保卫家园的场景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在之后短短的数年间，一纸新的战争号召令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响和自发回应，其热烈程度不亚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但尽管如此，在这正需要力量的时刻，威尼斯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变得衰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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