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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当年使威尼斯面临灭国威胁的康布雷同盟，时隔八年后，它最初的几个缔约国居然共同归还了威尼斯过去的财产，令它再一次成为意大利首屈一指的世俗国家。在这八年中，威尼斯承受了许多苦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它坚守立场，像过去一样结合高超的外交手段、政治手腕以及好运，终于渡过难关。同时，威尼斯还证明了它依然是难以攻克的，无论它的敌人们在大陆上对其造成的威胁有多危险，威尼斯本土始终不受波及。总之，当威尼斯人听到布鲁塞尔协议的内容时，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大肆庆祝一番——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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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其他方面，威尼斯再也不能回到昔日的辉煌了。虽然共和国的独立性得以保持，财产和领地也归还到它手中，但是威尼斯的权势已经一去不复返。鉴于威尼斯被剥夺了往日的商业霸权与海上优势，它再不能制定雄心勃勃的政策，并且像当年一般付诸实施。在当初的黄金时代，威尼斯的政策坚决朝向东方，它往拜占庭去，它往黎凡特去，它纵横黑海，甚至去到更远的地方，那里寄托着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从那里得到的财富如河水滚滚流淌。而如今这个国家彻底地向后转了，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意大利国家，虽然与其他意大利城邦国家相比，它的历史、传统、卓越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半孤立的地位使其有些特立独行，但此时的威尼斯仍是个意大利国家——政策西向，更倾向于一个陆地国家而非海洋国家，并且同样服从于约束意大利半岛上其他国家的政治压力，而就在不久以前，威尼斯还从未考虑过自己会成为意大利国家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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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国家自信也被打碎了，整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不止一次联合起来讨伐它，将它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虽然威尼斯幸免于难，但身处这种不友好且善变的新秩序中，谁能预测下一次危机何时到来？或者新到来的危机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威尼斯依靠独特的地理位置来保护自己是否已经足够？或者意大利各国保持权力平衡的共识，是否能够确保有朝一日某个国家想要吞并威尼斯时，其他国家会携手保卫它？威尼斯也很清楚，如果不涉及它的实际生存，那么其未来的福祉，今后不会取决于它的将领、商人或是雇佣兵首领，而是它的外交人员。因此威尼斯外交的伟大时代拉开了序幕，威尼斯人在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对国家关系重大的问题上表现出威尼斯外交所追求的实用性和彻底性，直到他们超凡的外交技巧在整个文明世界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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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那种用来结交朋友的外交技巧，与此相反，它倾向于播下和友谊同样多的恐惧与不信任的种子。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威尼斯外交很大程度上依赖间谍和暗探、机密与阴谋，还有十人议会邪恶秘密的商谈。因此，随着这个世纪慢慢过去，无怪乎威尼斯的头顶戴上了一个会让我们将它与文艺复兴时期悲剧中那些耸人听闻的夸张形式联系起来的“光环”（至少在很多欧洲人脑海中如此）。或许人们并不太理解威尼斯外交情报机构如此令人恐惧的深层理由：它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威尼斯自身心怀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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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4 帝国的胜利（公元1516—15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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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双方君主的朋友，在此我只能引用使徒的话语：我与他们同欢乐，亦与他们共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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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得知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被俘的消息时，执政官安德烈亚·格里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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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努瓦永条约未能给意大利带来长久的和平，那么可以确定的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受人欢迎的喘息之机。公元1517年是大多数人记忆中最平静的一年，但这一年并不无聊：一个以土耳其人攻占开罗起头，以马丁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做结尾的年份，绝不会被这样轻易地一笔带过。虽然这些事件的影响非常重大，却并不直接。威尼托和伦巴第的人们得以在之后的十二个月内重建破破烂烂的房屋，在荒废的土地上再次播种。他们也能够在夜里安睡，不受四处劫掠的军队，还有强奸、抢劫和流血的噩梦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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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18年7月，帝国和共和国之间签署了一份五年停战协议，进一步稳定了局势，但若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老马克西米利安没有在公元1519年1月12日死于上奥地利的韦尔斯城堡，没人能说清楚这段平静时光能够延续多久。一段时间以来，马克西米利安一直致力于确保让帝国传承到他的孙子查理手中。查理本人通过一连串王室之间的联姻和一系列意外的死亡，十九岁就已经成了西班牙（包括西西里、撒丁岛和那不勒斯，更不必说西班牙新获得的美洲殖民地）[247]、奥地利、蒂罗尔地区、德意志南部大部分地区、尼德兰和弗朗什-孔泰的主人。然而查理继承的这份遗产庞大的程度，以及出于对神圣罗马帝国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太久会演变为一个世袭君主国的担忧，使得一些选帝侯倾向于选择查理唯一的一个皇位竞争者，弗朗索瓦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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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世身为一个欧洲的国王，并不像起初看起来那样处于劣势。从疆域上看，他或许比不上查理，但另一方面，法兰西的王位要比西班牙人的更加稳固，国王扎根于国内的权势更根深蒂固，拥有的资源也要丰富得多。此外，就在弗朗索瓦一世继位的那一年，马里尼亚诺战役的胜利为他赢得了米兰以及远至威尼斯边境的整个北意大利的控制权。由于从表面上看，七个选帝侯的选票明显受到了银弹攻势的影响，弗朗索瓦拥有的巨大财富也是一个胜出的优势。最后，弗朗索瓦一世还争取到了英格兰亨利八世和沃尔西主教的支持（后者急于维护各国之间的势力平衡），利奥十世也站到了他这一边，由于查理的那不勒斯王国距离罗马不到四十英里，所以教宗不希望有一位皇帝出现在卧榻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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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的头两个月，两位竞争者尚属势均力敌，但最终查理成功从以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为代表的德意志各大银行家家族那里用汇票形式筹集到巨额资金，为帝位选举起到了强大的作用。利奥十世也在最后关头转变了支持的对象。公元1519年6月28日，查理在法兰克福接过了祖父的皇位，当选为新一任皇帝。对弗朗索瓦一世来说，他付出大量金钱却得到落败的结果，这无论对他个人还是他政治上的声望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不过竞争还没有结束，弗朗索瓦在欧洲的法庭和账房里输了第一轮，现在是在战场上继续较量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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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威尼斯不同于教宗，依然对法国盟友保持着忠诚。弗朗索瓦自继位以来就是威尼斯的好朋友，毕竟正是因为他从中大力斡旋，威尼斯才成功收回了大陆上的领土。虽然威尼斯无力为弗朗索瓦一世争夺帝位的斗争提供帮助，但它也没有因为对方落败就转变政策的理由。因此当公元1521年查理五世皇帝（即查理一世国王）的大使前来拜访，请求让帝国军队不受约束地自由通过威尼斯的领地时，威尼斯人给予了礼貌但立场坚定的回复：它与法兰西签署的协议使它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允诺，共和国只能希望皇帝陛下让他的士兵选择其他进军路线，这样它就不必站到那些想与其和平共处的对象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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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安东尼奥·格里马尼接替列奥纳多·洛雷登成为威尼斯第七十四任执政官，这个回答是他做出的首批重要声明之一。老洛雷登主持威尼斯政务时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或辉煌功绩，但他的执政期恰逢威尼斯历史最痛苦艰难的一页，共和国最后几乎毫发无损地渡过了难关，因此人们将这位老执政官与威尼斯能够化险为夷联系在一起也就成为必然。老洛雷登享年八十五岁，他的去世引起全城真挚的哀悼，无论是其葬礼还是前往圣乔瓦尼保罗教堂的送葬行列，庄严宏大的程度都超乎寻常。老洛雷登的坟墓位于主祭坛右侧，即便还要经过半个世纪它才能彻底完工，此时看来也已经相当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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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安东尼奥·格里马尼着实是个奇怪的执政官人选。首先他已是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是威尼斯历代执政官就任时最年长的一个。其次，且不管对错，人们认为他需要对公元1499年勒班陀海战中威尼斯在土耳其手下遭受的惨痛损失负责，[248]格里马尼个人的声誉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经过三年在达尔马提亚的流放生活，格里马尼来到罗马寻求庇护，很多年前他以三万杜卡特的价钱为儿子购买了一个枢机主教的职位，如今这无疑使他在罗马左右逢源，并且有机会进入教廷，伺机以共和国的名义进行一些次要的外交活动。通过这样的行为，格里马尼逐渐赢回国民的支持，公元1509年，在大议会投票一千三百六十五票赞成、一百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下，格里马尼被召回国内，成为圣马可大教堂的总务官，他在这个职位上负责重建教堂的钟楼，建成后的新钟楼第一次拥有了金字塔形的绿色屋顶，这个外观一直保留到了今天。[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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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尼斯选择老安东尼奥为执政官的真正原因，应当是希望继续保证一位在罗马极有影响力的枢机主教的支持。它的这个需求显而易见，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教宗和皇帝结成了新的同盟，虽然威尼斯并没有因此感到直接威胁，但在这个关头冒着激怒他们在教廷最有价值的盟友的危险是愚蠢的，更别提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位主教很有可能继承利奥十世的圣彼得宝座，成为下一任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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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在威尼斯能够从它的行为中获利之前，形势就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公元1521年初秋，一支教宗与帝国的联合军队走上战场，在没有遇到法军像样抵抗的情况下横扫伦巴第。他们于11月19日占领米兰，随后几乎不费一枪一弹迅速接连攻占洛迪、帕尔马、帕维亚和皮亚琴察。接着，利奥十世在一次狩猎的归途中染病，死于突发高热。作为一个佛罗伦萨人以及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利奥十世一直以来都对威尼斯抱持着家族惯有的敌意，威尼斯人反过来也发自内心地厌恶他，因此他们用响彻全城的欢呼来迎接教宗的死讯。萨努多将当时的场景称为miraculosa e optime nuova，他描述道，因为利奥十世是基督教世界的祸根，于是人们庆祝他的死亡，仿佛是在庆祝威尼斯打了一场大胜仗，或者土耳其的海军司令已经一命呜呼。可是等威尼斯人知道教宗继承人的名字时，欢呼声戛然而止，新教宗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同胞，枢机主教多梅尼科·格里马尼，而是一个帝国的傀儡——乌得勒支的阿德里安，这个荷兰人曾经是查理五世的导师，甚至一度在西班牙担任过总督。次年阿德里安去世时，威尼斯人一度重燃希望，可惜结果仍不值得高兴。公元1523年11月召开的教宗选举会议投票选举另一位美第奇，利奥十世的堂弟朱利奥为教宗，称克雷芒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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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安东尼奥·格里马尼执政官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在不久前，他已经让国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后悔他们当初选举时做下的决定。毫不令人意外，格里马尼被证明优柔寡断，蹒跚迟钝，不久后，坦白地说，他便老糊涂了。更糟的是，老人还非常固执，因为他拒绝支付每年两千杜卡特的养老金和死后国葬的费用，致使一位不耐烦的元老以放弃权位作为回敬。唯一可以安慰的是老人不可能在位太久。公元1523年5月7日，威尼斯人听闻格里马尼的死讯，都感到松了一口气。根据他毕生的事迹，格里马尼被安葬在城堡区不起眼的圣安东尼奥教堂内，三个世纪后，为了给待营建的公共花园开辟空间，这座教堂毁于拿破仑之手。[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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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马尼的继任者安德烈亚·格里蒂是个比他更引人注目的人物。格里蒂身材高大，十分英俊，他已经六十八岁却并不显老，而且可以夸口这辈子从没生过一天病。年轻时格里蒂曾随祖父前往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执行外交任务，他能够熟练地使用当地语言，还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和土耳其语。格里蒂习得最后一种语言是当年滞留君士坦丁堡的结果，他在当地因为一项证据确凿的间谍指控被捕入狱，多亏朋友艾哈迈德维齐尔大力相助才逃脱了可怕的穿刺之刑。据说格里蒂被判刑后，他在土耳其人中依然像在欧洲殖民地一样异常受欢迎，甚至当他迈入监狱大门时，一些女性含泪站在门边为他守夜。此后在与康布雷同盟的战争中，格里蒂曾经担任外交官和文职官员，公元1523年5月20日当选执政官时，他还在军中担任政府监督官。从他这份辉煌的履历来看，我们很惊讶他并没有获得人民一致的拥护，他们更希望他的主要对手安东尼奥·特隆当选，于是在格里蒂举行传统的绕行广场仪式时，他们用喉音有节奏地以威尼斯方言反复喊着“Um, Um, Trum, Trum”，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缺乏拥戴这件事都没有对格里蒂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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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格里蒂当选时共和国正忙于和帝国进行相当微妙的谈判，所以或许正是他拥有的丰富外交经验受到了选举者们的欢迎。查理五世是一位与他的祖父截然不同的统治者，这不仅是因为查理五世的财富或是领土的广阔程度，而是缘于查理五世本人的性格与政治哲学。“上帝将您置于成为世界主宰的道路上。”查理五世的外务大臣梅尔库里诺·德·加蒂纳拉在即位典礼上这样说，于是皇帝将此话铭记在心，时刻不忘。这无关个人野心，对查理五世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责任，是在实现神圣的目标，基督教世界需要在政治和精神上都统一在一个帝国标准之下。然后只有这样，才能击败步步进逼的异教徒，等到稳妥地处理完土耳其人的问题，再将这股联合的力量转而对付马丁·路德与他的外道同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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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查理五世的一生，他将这个目标贯彻到了最后，而至少到此时为止，全能的上帝还站在他的身后支持他。就在查理五世继位后的四年内，他以削弱自己的主要对手法兰西国王为代价，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不仅重新夺取了米兰和伦巴第，而且还通过个人的外交努力成功谋求到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支持，并通过与亨利的女儿玛丽缔结婚约达成了一份协议（尽管玛丽此时只有六岁，先前又已经与弗朗索瓦一世订婚，公元1522年查理访问英格兰时，这桩婚约还在温莎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同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粉碎了法军对意大利的新一轮进攻，并占领了热那亚。同时在罗马，对帝国怀有善意的教宗继承了宝座，他成为与帝国有密切关系的皇帝密友，承诺之后会更加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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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在是威尼斯思考自身处境的时候了。它与法兰西的同盟关系越来越像是一种负担，自从皇帝在最近的军事胜利中反复提及“将意大利从法兰西暴政下解放出来”的借口后尤其如此。而另一方面，威尼斯与帝国之间的分歧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轻易解决的。即便是优柔寡断、磨磨蹭蹭的老马克西米利安，在涉及帝国领土问题上也是寸步不让。而查理甫一即位，威尼斯人希望在公元1516年的布鲁塞尔盖棺论定的一些旧议题又被他重新提起。不过谈判仍然顽强地进行着，公元1523年7月29日，距格里蒂当选不到三个月，威尼斯终于在沃尔姆斯与帝国签订了一份郑重的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作为威尼斯在八年内支付二十万杜卡特的报酬，它可以继续拥有当时在其管辖下的所有前帝国领土。另外，双方约定联合防卫彼此在意大利的领地，除非进攻者是教宗本人；此外，缔约任意一方都必须承诺为对方的子民提供安全通行证，保证其在当地居住和贸易的自由，威尼斯还需额外负担向那不勒斯派遣二十五艘桨帆船支援其防卫的任务，不过这个条件只有在威尼斯不忙于和土耳其交战时才成立。受邀加入这份协议的教宗与亨利八世也对其进行共同担保，此外，被皇帝送上米兰统治者宝座的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之子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二世也成了这份协议的额外签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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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执政官签下这份协议后心中并非毫无尴尬之情，他致信给法兰西国王并在信中解释，威尼斯是在法军及其援军没有到来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这份条约，若是不这么做共和国就不可能独善其身。它也同样希望尊重教宗反复祈求欧洲和平的愿望。因此，弗朗索瓦一世没有将威尼斯这一新的缔约行为解读为心怀敌意，两国之间反而继续保持着友谊，至少在威尼斯关注的事物上一切照旧。在异教的仇敌越来越强大，对西欧的威胁时时刻刻都在增强的时刻，基督教世界重燃战火是威尼斯最不愿意见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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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格里蒂所说的都是事实，自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后的四十二年来，威尼斯只在公元1499年至1503年的四年间，因为爱好和平的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感受到它的威胁而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交战。即便是公元1512年巴耶济德逊位，将宝座让给儿子冷酷者塞利姆，一切都仍然风平浪静——至少在涉及欧洲的问题上是这样——因为新苏丹正巧将他的大部分旺盛精力投入巩固东方伊斯兰领地的事业上。而八年后，塞利姆的长子，之后很快以“大帝”的称号为人所知的苏莱曼继承了苏丹的位置，一切都立刻不同了。苏莱曼分秒必争，公元1521年，他成功攻克了匈牙利人的边境要塞贝尔格莱德，次年又对罗得岛发动水陆双线的猛攻。圣约翰骑士团在罗得岛建立了存续长达两个世纪的独立王国，从那时起他们就时常对土耳其船只发动进攻，四十年前骑士们已经面对过同样的猛攻，他们经过浴血奋战，将侵略者赶回大陆上，不过这一次，敌人的实力对骑士们来说太过强大了。公元1522年12月21日，经过数周的围困，加之考虑到当地平民的安全，骑士团向土耳其人有条件地投降，要求苏莱曼做出承诺，允许他们安全从岛上撤退——苏莱曼答应了这个要求，但过了不到十年，当他知道骑士团在马耳他岛上建立起新的国度时，想必有足够的理由来后悔当年的决定——到了年底，骑士团就从罗得岛上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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