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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5 和平（公元1530—15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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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的通奸者们会用结婚来息事宁人，他们既是丈夫也是奸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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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贝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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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以意大利人的标准来看，半岛回到了和平之中。尽管这是由帝国和教宗的代理人带来的和平，整个意大利仍然处在帝国之鹰羽翼的阴影下，威尼斯却不仅成功地捍卫了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甚至保住了它大陆领地的完整性。更了不起的是，威尼斯仅靠外交手腕就取得了这一系列的成就。在过去的十四年间，除了迫于大势不得不加入其中的同盟和条约，威尼斯一直在避免参与实际战斗。和平为共和国带来的利益远甚于战争，因此威尼斯决心在其能力范围内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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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此时退回布洛瓦舔舐伤口的弗朗索瓦一世仍然年轻且精力充沛，也一刻都没有放弃对意大利的勃勃野心。如今弗朗索瓦一世正饶有兴趣地观望着新教在德意志的迅速传播，考虑着帝国内发生宗教战争的可能性，假如战争发生，将会有效牵制帝国军队，得以让他毫无顾忌地去收复阿尔卑斯山那一端他至今还坚持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的那些土地。与此同时，苏莱曼大帝正在率军全线推进——他进攻地中海的各个岛屿，威胁北非海岸，剑指巴尔干和中欧。由于各基督教国家显然不可能结成一个对抗土耳其的大联盟，所以当下也就不可能有效抵抗苏莱曼的军事行动。于是绥靖政策似乎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威尼斯挑选参加皇帝加冕典礼的代表时，特使托马索·莫切尼戈已经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他向苏丹再度保证威尼斯对奥斯曼土耳其不变的敬重，并且在苏丹儿子的割礼仪式上奉送了大批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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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与苏莱曼苏丹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不容易，至少对威尼斯来说是这样。奥斯曼土耳其海军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东地中海的海面上聚满了土耳其船只，其中不少都在海雷丁·巴巴罗萨这类臭名昭著的海盗指挥之下，由于这些人从不关心所谓的协议或停战约定，肆意攻击所到之处目之所见的基督教船只，于是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在所难免。公元1553年11月，就在威尼斯断然拒绝加入一个由教宗、皇帝和其他一些意大利国家组成的反土耳其同盟后八个月（它非常清楚手下的军队难以有效抗击土耳其人，只会不必要地惹怒苏丹），一场特别令人难堪的事发生了，一位年轻的威尼斯指挥官吉罗拉莫·达·卡纳莱在克里特海域侦察到土耳其船队的踪迹，他立即投入战斗，击沉了对方两艘船，俘虏了其中的五艘。在过去事件就会这么结束了，但如今一切都大不一样。威尼斯对此惶恐不已，立刻派遣更多的大使前往土耳其宫廷进行解释并且提供补偿措施。而如何处理卡纳莱又是一个难题，因为他被称作英雄而广受好评，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在这个时刻他在赞特岛死于可疑的意外，或许是件幸运的事。[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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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土耳其持绥靖政策，威尼斯拒绝向其他小规模的反土耳其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例如公元1535年，一支神圣罗马帝国舰队在热那亚将军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带领下短暂夺取突尼斯的行动。发动这类进攻对查理五世来说有益无害，他可以随时随意将军队撤出战斗，回到他在内陆的要塞。和威尼斯不同，查理五世和他的帝国并不处在前线，如今在地中海上也没有攸关自身利益，能否继续拥有它们却取决于苏丹善意的贸易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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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如此，威尼斯可以拒绝查理五世。但如何维持苏丹的善意呢？就像威尼斯所知的那样，有些事的发展并不在他们掌控之中。如果时机允许，苏莱曼一定会对付他们，迟早他们不得不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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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公元1537年，这个时候到来了。在这两年内发生了许多事，公元1535年10月，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二世死后无嗣，法兰西国王立刻代表儿子奥尔良的亨利对米兰公国宣称所有权，而皇帝的兄弟，罗马人民的国王斐迪南，为了自己的子孙亦不甘落后，于是次年夏天，这两个老对头再一次爆发了战争。皇帝率领一支军队穿过法兰西边境深入普罗旺斯，包围了阿尔勒和马赛，并摧毁沿途的乡村，这条破坏的路线几乎和法军撤退的路线重合。但很快形势产生了变化，帝国军队中爆发了痢疾，导致一半军人死亡或失去行动能力。幸存者们不断受到法军骑兵的袭扰，不得不尽其所能地拼命撤退。到了9月初，战争的第一阶段仅开始了两个月，就以法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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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帝国与法兰西之间极尽斡旋调停之能事，但当一切努力都落空之后，共和国选择不插手战斗，然而弗朗索瓦下一步的行动却将它无法逃避地拉进了战争。弗朗索瓦与苏莱曼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根据协议法军将在佛兰德对帝国发起一次新的进攻，牵制大批帝国军队，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会进一步深入匈牙利，由海雷丁·巴巴罗萨指挥的土耳其舰队也将和一支法兰西舰队联手攻击那不勒斯王国。对威尼斯人来说，战争将在亚得里亚海海口爆发的前景已经足够让他们不满，而当苏丹派大使前来，暗示共和国要为他的新盟友提供支持时，威尼斯人愈发感到沮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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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的邀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假如威尼斯接受了这个邀请，在夺取地中海中部至高地位的过程中，苏莱曼就能获得它的有力援助，而等到他获得了这样一个地位，反过来就可以让威尼斯臣服；如果威尼斯拒绝，就给了苏莱曼立即采取行动对付它的绝好借口。权衡之下，威尼斯应该更有可能接受这个邀请，不过苏莱曼先前收到了关于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明确证据，因此威尼斯可能会选择接受或拒绝任意一种结果。不过无论如何，苏丹都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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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格里蒂执政官和他的顾问们正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再一次卷入神圣罗马帝国的麻烦显然不在威尼斯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拒绝苏丹的要求将导致对方采取蓄谋已久的报复，而这正是威尼斯人不愿意去想的。因此威尼斯人给予苏丹他们所能想到的最礼貌但暧昧不明的回答，同时海军总司令吉罗拉莫·佩萨罗收到紧急指示，除非亚得里亚海的安全受到威胁，否则必须避免与法兰西或者其他外国船只，特别是土耳其船只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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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很快做出了回应。首先遭殃的是叙利亚的威尼斯商人，他们的所有货物都被新征收了百分之十的税款。接着是共和国在海上的船只，它们每偶遇一艘土耳其船，就会受到对方有计划的骚扰。不可避免地，有些船做出了抵抗，于是苏莱曼随即宣称他遭到不义的攻击并宣战。不久后，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就在公元1537年8月底出现在科孚岛附近海面。这次轮到威尼斯四处求援了。科孚岛于公元1386年成为威尼斯殖民地，它是威尼斯在南亚得里亚海的重要海军与贸易基地，在公元1499年迈索尼和科罗尼两港陷落后更是如此。考虑到科孚岛临近那不勒斯王国，它对帝国和西班牙的意义同样重大。但是威尼斯向这些国家的求援不但石沉大海，安德烈亚·多里亚麾下正在附近巡航的一支帝国舰队甚至径直航向热那亚。多里亚辩称他不能在未收到皇帝指示的情况下出战，不过没人相信这个借口，威尼斯人很清楚，身为热那亚人，多里亚对他们心怀憎恨，如果可以的话，他是绝不会伸出援手的，于是威尼斯人不得不独自面对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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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科孚岛的防御力量很强大。岛上的城镇位于东部海岸的半山腰（它至今还在原处），而岛上的城堡位于城镇后方的山石嶙峋的半岛之巅，这座半岛朝东指向阿尔巴尼亚海岸，控扼海陆要道。城堡内有两千名意大利守军，还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科孚岛本地人，以及当时停泊在港内的威尼斯船上的所有水手。城堡内食物与火药的储量都非常充足，守军的士气也十分高昂——他们需要这样，因为科孚岛的守卫者们沮丧地发现，他们现在要面对的不是来自海上的攻击，而是部署严密的海陆大规模联合作战。8月25日，两万五千名土耳其人和三十门火炮在距离城镇三英里左右的帕塔拉村登陆，五天后后续增援部队到达，加入了这批军队。当地农民和普通市民遭到可怕的蹂躏，而尽管岛上的要塞遭到土耳其火炮从陆上和海上连续不断的轰击，甚至还遭到数次强攻，但它依然屹立不倒。不幸中的大幸，随后下起了大雨，科孚岛向来以它暴风雨的凶猛而著称，而公元1537年9月最初几天突然到来的暴风雨即便以当地的标准来看也异常猛烈。土耳其火炮在泥泞中动弹不得，营地内痢疾和疟疾横行。于是经过三周的围城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9月15日登船离开，将欣喜若狂甚至还有些不敢置信的守军留在身后庆祝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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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争还没有结束。海雷丁·巴巴罗萨的舰队仍在海上活跃，威尼斯在地中海掌握的其他港口和岛屿并不像科孚岛那样固若金汤。它们中很多在理论上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保护之下，但实际上只是被威尼斯籍的家族把持，这些家族没有任何手段来避开持续不断的进攻。于是这些港口和岛屿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先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沿海的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接着是那些距离土耳其本土比威尼斯更近的岛屿——斯基罗斯岛、帕特莫斯岛、埃伊纳岛、伊奥斯岛、帕罗斯岛和阿斯蒂帕莱阿岛——而威尼斯的舰队此刻正被大批土耳其船只封锁在亚得里亚海的海峡之中，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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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孚岛的胜利已经不再受欢迎了，每一周，新的战败报告和损失报告都会送到威尼斯。苏莱曼再一次采取攻势，至于欧洲各国，它们各有目标盘算，因此它们要组成一个并非纸上谈兵或不会在成形之前就毁于彼此猜疑和琐碎争吵的联盟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元1538年夏，威尼斯、教宗、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着手对此进行了尝试，这些人凭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和一种疯狂的乐观主义精神制订了一个在他们之间分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并未终结在他们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想象中，却终结于普雷韦扎的惨败。普雷韦扎是位于伊庇鲁斯海岸的一个土耳其要塞，一千五百六十九年前，这正是阿克提姆岬战役发生的地方。安德烈亚·多里亚不情愿地在这儿被推上战场，于是他事事拖延，含糊搪塞，处处阻碍他的威尼斯战友，直到战斗失败。鉴于多里亚既不是个懦夫也不是个蠢货，因此他背叛盟友或心怀恶意就是其行为最可能的解释。不过不论哪个是真正的理由，他需要对威尼斯损失七艘桨帆船的结果负间接责任。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土耳其人几乎没受到多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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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此时威尼斯的命运正处在低潮。公元1538年12月28日深夜，执政官安德烈亚·格里蒂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据说他的死因是在圣诞前夜不明智地享用了过多的烤鳗鱼。格里蒂一直都是个享乐主义者，就在他当选之前，与他同阵营的议员阿尔维塞·普留利就听见有人窃窃私语：“我们可不能让一个在土耳其有三个私生子的男人当执政官。”假如当时的记录可信，他随后又多得了至少两个私生儿女，甚至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个修女，名叫切莱斯蒂娜，或许这也正是他无法获得威尼斯子民真心爱戴的原因之一。尽管威尼斯人欠他良多——年轻时格里蒂不但在战场上奋勇作战，此后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又为威尼斯带来了多年和平；即便到了公元1537年，已经接近人生尽头的格里蒂还在元老院坚持了整整三天，为反对与苏丹开战辩论，最后他的议案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其实在最后一件事发生前不久，格里蒂已经在谋求退位许可，回到他建在圣弗朗切斯科·德拉·维尼亚的豪华大宅[253]中安度晚年，然而当他发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时，格里蒂撤回了他的请求。他在终生热爱的豪华排场和盛大仪式中葬在圣索维诺四年前刚营建完成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至今人们还可以在主祭坛的左侧看到他的死者纪念碑。[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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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现在很明朗，威尼斯必须不惜一切条件与苏丹进行和谈。格里蒂执政官的继任者，七十七岁的彼得罗·兰多上任后最早做的几件事中，有一项便是往君士坦丁堡派遣了全权代表。近来威尼斯共和国遭受的损失中，失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后的贸易港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对它是最沉重的打击。威尼斯大使托马索·孔塔里尼的谈判任务中，拥有最高优先级别的是说服苏丹在和平协议方案中归还这两座港口，为此威尼斯愿意支付高额赎金——这笔钱的数额一开始为十五万杜卡特，如果苏丹的反应特别棘手，那么威尼斯会将金额提升至三十万。三十万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天文数字，人们认为正忙于征战东方的苏莱曼至少不会反对在西方海上停战的主意，接受这笔款项。但是事实证明苏莱曼并不是这种人，威尼斯最终不得不在公元1540年10月接受一份条款比它所想象过的更苛刻的条约。威尼斯原本准备作为交换款项提供的三十万杜卡特被当作一般准备强行征收，但绝无可能归还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或者任何威尼斯在之前三年内丢失的领土，未来威尼斯船只也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或离开土耳其的港口。之后还有二十余条精心设计的条款，每一条都能让威尼斯遭受到最大的不便和羞辱。但如今威尼斯别无选择，而二十五年前身为当时最勇敢的军官之一扬名立万的彼得罗·兰多，也只能接受令人伤感的命运，亲自签字放弃威尼斯黎凡特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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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威尼斯走向衰落的事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难以挽回。它扩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收缩阶段的开始。威尼斯贸易模式迅速发生了转变，虽然因此造成的负面经济效应不像悲观主义者担心的那样坏，但是也没有留下太多长期乐观的理由。不断入侵亦永不餍足的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打到了家门口，而基督徒的西方世界却不能团结起来共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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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威尼斯政府正处在破产的边缘，然而它却缺乏足够的勇气来采取必要的行动，选择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的筹款方式。公元1537年，拖欠国库债务的公民已经达到一个极大的数目，以至于有人提议选出二十五个罪行最严重的人，立即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但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威尼斯在没有收回债务的情况下新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两年后，威尼斯的财政情况比过去更糟糕，我们发现当年元老院为了充实国库讨论了不下五种紧急措施：强制性贷款，征收人头税，对市民所有收入征收什一税、财产税和土地税。所有这些措施都经过仔细考虑，但没有一个能够有系统地付诸实施。由此不可避免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威尼斯政府机构变得懒惰低效，并且不敢推行任何会让他们变得不受欢迎的立法措施。更糟的是，威尼斯出现了腐败的迹象；就在公元1540年的和平之后两年，苏莱曼在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两港问题上毫不让步的真正原因暴露了。两名备受信赖的威尼斯政府高级官员尼科洛与康斯坦丁诺·卡瓦扎兄弟（他们一人就职于元老院，另一人则是十人议会的成员）被发现接受了法兰西国王的贿赂，向他透露了孔塔里尼和他的继任者接受的秘密命令，这些命令中包括一条：如果对达成协议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威尼斯可以放弃对这两个港口所有的权利。于是弗朗索瓦一世立即将这一信息交给了他的新盟友苏莱曼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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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公众士气是粉碎性的打击，过去的公共精神消失无踪，威尼斯人逐渐变得软弱。他们将财富用于追求奢侈，在奢侈中变得游手好闲，游手好闲恶化为不思进取，即便是国家正处在危难之际亦是如此。这并不是来自现代人的评价，很多当时的人都意识到并且承认了这一点。克里斯托弗罗·达·卡纳莱在公元1539年写道：“过去的共和国可以独力建立起很多强大的舰队，这是如今它无力做到的；而尽管我们的人民团结一心，安分守己，但如今的安逸和繁荣使得他们已经没有登上一艘桨帆船作战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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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耽于安逸富足，国家就变得失去决断，穷困破产：这就是十六世纪威尼斯所面临的矛盾处境。共和国自身的步调被打乱了，公元1527年和1528年，连着两年所有的作物都毁于一旦（第一年是因为雨水连绵，第二年则是因为长期的干旱）；接着在一场严重的瘟疫大爆发后斑疹伤寒又开始大肆流行；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帝国军队深入意大利半岛，杀气腾腾地逼近罗马，沿路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拥进威尼斯。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威尼斯狂欢节的欢庆活动也没有逊色半分，在此期间举办的舞会、假面舞会和婚宴甚至比过去都还要奢华。有人猜测，在威尼斯人挥金如土的疯狂行为中，是否隐藏着绝望的因素？在他们娱乐至死的狂热举动中，是否可以察觉到歇斯底里的阴影？或者从冷酷的宿命论角度来看，或许市民之间正传播着共和国末日将近的流言蜚语，于是人们正抓紧剩下的最后一点时间及时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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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威尼斯人是正确的，在任何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这其实是唯一通行的法则——无论人或者国家，都必须深匿其弱，善使其才，用尽天机。如果威尼斯对外界表露出任何经济和士气衰弱的明显迹象，它的生机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共和国必须小心翼翼。至于这个国家特殊的天赋共有三样：第一是威尼斯在潟湖内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孤悬于外且难以攻克；第二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的，即威尼斯对大海及其相关事物的了解和丰富的知识；第三就是它在组织豪华排场和游行上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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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第二项才能的重要性随着它的商业天地逐渐没落而降低，因此能从第三项才能中获取越来越多的利益无疑是一种幸运。我们所知从十六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的未成文的豪华建筑营建计划，在十六世纪中叶仍有增无减，那些威尼斯的常客们，即便是短期离开过一段时间，返回时都会惊讶于这座城市比他们离开之前更灿烂华丽。特别是正在进行改造工作的圣马可广场，虽然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世界的奇迹，但是直到公元1504年，广场上最后的树木和灌木丛才被清除（当时它们是一个修道院花园的最后遗迹），一两年后，毛罗·柯度西主持建造的钟塔完成，十年后，钟楼的重建工程才终于完成。这时柯度西开始进行旧行政官邸大楼的建筑工作，这座建筑组成了广场的北部侧面，直到公元1532年才宣告完工。五年后的公元1537年，当土耳其人徒劳无功地炮击着科孚岛的防御设施时，雅各布·桑索维诺正在计划建造钟塔东侧的可爱前廊，同时在后方小广场上他主持的图书馆也初见雏形。等到图书馆这件杰作宣告落成，设计师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执政官宫。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在沿着宫殿河的宫殿东段，一批又一批的石匠辛勤工作着，如今桑索维诺给这座宫殿加上了“黄金阶梯”，又在“巨人阶梯”的两侧增加了墨丘利和尼普顿两位神明的巨大雕像。到了公元1586年，当温琴佐·斯卡莫齐沿着圣马可广场南侧完成了新行政官邸大楼之后，整座广场西端的面貌就已经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了。威尼斯其他地方的改造工程并不像圣马可广场这样大兴土木，沿着大运河，原先便有彼得罗·隆巴尔多小巧玲珑、引人入胜的达里奥宫以及柯度西更为壮观的文德拉明宫[255]这些最初的文艺复兴风格宫殿，如今又增添了更雄伟的新成员，譬如桑索维诺的科纳宫与马宁宫[256]，或是米凯莱·桑米凯利恢宏壮丽的格里马尼宫。同时，在威尼斯南方最重要的两个离岛上，安德烈亚·帕拉弟奥建起了救世主教堂和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两座教会建筑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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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忆这段时期的威尼斯，也应当明白这也是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活跃的国度，艺术和建筑的辉煌反映在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奢华的服饰上面——没有一项政府临时设立的禁止奢侈法律能够彻底遏制这种奢华的风潮，法律只能对其产生暂时的效果，而且收效甚微——而且在威尼斯，差不多每天都有盛大的游行队伍，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宗教性质的还是世俗的。或许我们正是从所见的事物中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这座辉煌耀眼的城市所希望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一些愤世嫉俗的外国使节或许会问他们自己，在这一切辉煌和排场后面究竟掩盖了什么；而严厉的路德宗牧师们看到这一场充斥着奢侈、物欲、寡廉鲜耻的表演，则带着厌恶转过眼去，但是威尼斯的这一面都给这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一例外。这对威尼斯来说亦非常重要，为了在正经历变化的世界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威尼斯不能再依赖自己的商业财富，也不能依靠它的海军和活跃在上世纪的那些骄横又摇摆不定的雇佣兵首领。如果现在威尼斯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就需要和平。撕裂欧洲的纷争仍然在继续，而威尼斯的和平就建立在它中立的地位上。但是面对来自教宗和皇帝，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日渐增强的压力，共和国继续维持中立地位就显得十分艰难。为了维持住中立的地位，威尼斯不得不使用最精妙狡黠的外交手段，而威尼斯的外交官们也必须时常从一个强势的地位，或者说看上去强势的地位来表达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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