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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土耳其持绥靖政策,威尼斯拒绝向其他小规模的反土耳其军事行动提供支持,例如公元1535年,一支神圣罗马帝国舰队在热那亚将军安德烈亚·多里亚的带领下短暂夺取突尼斯的行动。发动这类进攻对查理五世来说有益无害,他可以随时随意将军队撤出战斗,回到他在内陆的要塞。和威尼斯不同,查理五世和他的帝国并不处在前线,如今在地中海上也没有攸关自身利益,能否继续拥有它们却取决于苏丹善意的贸易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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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如此,威尼斯可以拒绝查理五世。但如何维持苏丹的善意呢?就像威尼斯所知的那样,有些事的发展并不在他们掌控之中。如果时机允许,苏莱曼一定会对付他们,迟早他们不得不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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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公元1537年,这个时候到来了。在这两年内发生了许多事,公元1535年10月,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二世死后无嗣,法兰西国王立刻代表儿子奥尔良的亨利对米兰公国宣称所有权,而皇帝的兄弟,罗马人民的国王斐迪南,为了自己的子孙亦不甘落后,于是次年夏天,这两个老对头再一次爆发了战争。皇帝率领一支军队穿过法兰西边境深入普罗旺斯,包围了阿尔勒和马赛,并摧毁沿途的乡村,这条破坏的路线几乎和法军撤退的路线重合。但很快形势产生了变化,帝国军队中爆发了痢疾,导致一半军人死亡或失去行动能力。幸存者们不断受到法军骑兵的袭扰,不得不尽其所能地拼命撤退。到了9月初,战争的第一阶段仅开始了两个月,就以法军的全面胜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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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帝国与法兰西之间极尽斡旋调停之能事,但当一切努力都落空之后,共和国选择不插手战斗,然而弗朗索瓦下一步的行动却将它无法逃避地拉进了战争。弗朗索瓦与苏莱曼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根据协议法军将在佛兰德对帝国发起一次新的进攻,牵制大批帝国军队,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会进一步深入匈牙利,由海雷丁·巴巴罗萨指挥的土耳其舰队也将和一支法兰西舰队联手攻击那不勒斯王国。对威尼斯人来说,战争将在亚得里亚海海口爆发的前景已经足够让他们不满,而当苏丹派大使前来,暗示共和国要为他的新盟友提供支持时,威尼斯人愈发感到沮丧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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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的邀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假如威尼斯接受了这个邀请,在夺取地中海中部至高地位的过程中,苏莱曼就能获得它的有力援助,而等到他获得了这样一个地位,反过来就可以让威尼斯臣服;如果威尼斯拒绝,就给了苏莱曼立即采取行动对付它的绝好借口。权衡之下,威尼斯应该更有可能接受这个邀请,不过苏莱曼先前收到了关于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明确证据,因此威尼斯可能会选择接受或拒绝任意一种结果。不过无论如何,苏丹都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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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格里蒂执政官和他的顾问们正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再一次卷入神圣罗马帝国的麻烦显然不在威尼斯人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拒绝苏丹的要求将导致对方采取蓄谋已久的报复,而这正是威尼斯人不愿意去想的。因此威尼斯人给予苏丹他们所能想到的最礼貌但暧昧不明的回答,同时海军总司令吉罗拉莫·佩萨罗收到紧急指示,除非亚得里亚海的安全受到威胁,否则必须避免与法兰西或者其他外国船只,特别是土耳其船只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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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很快做出了回应。首先遭殃的是叙利亚的威尼斯商人,他们的所有货物都被新征收了百分之十的税款。接着是共和国在海上的船只,它们每偶遇一艘土耳其船,就会受到对方有计划的骚扰。不可避免地,有些船做出了抵抗,于是苏莱曼随即宣称他遭到不义的攻击并宣战。不久后,奥斯曼土耳其舰队就在公元1537年8月底出现在科孚岛附近海面。这次轮到威尼斯四处求援了。科孚岛于公元1386年成为威尼斯殖民地,它是威尼斯在南亚得里亚海的重要海军与贸易基地,在公元1499年迈索尼和科罗尼两港陷落后更是如此。考虑到科孚岛临近那不勒斯王国,它对帝国和西班牙的意义同样重大。但是威尼斯向这些国家的求援不但石沉大海,安德烈亚·多里亚麾下正在附近巡航的一支帝国舰队甚至径直航向热那亚。多里亚辩称他不能在未收到皇帝指示的情况下出战,不过没人相信这个借口,威尼斯人很清楚,身为热那亚人,多里亚对他们心怀憎恨,如果可以的话,他是绝不会伸出援手的,于是威尼斯人不得不独自面对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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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科孚岛的防御力量很强大。岛上的城镇位于东部海岸的半山腰(它至今还在原处),而岛上的城堡位于城镇后方的山石嶙峋的半岛之巅,这座半岛朝东指向阿尔巴尼亚海岸,控扼海陆要道。城堡内有两千名意大利守军,还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科孚岛本地人,以及当时停泊在港内的威尼斯船上的所有水手。城堡内食物与火药的储量都非常充足,守军的士气也十分高昂——他们需要这样,因为科孚岛的守卫者们沮丧地发现,他们现在要面对的不是来自海上的攻击,而是部署严密的海陆大规模联合作战。8月25日,两万五千名土耳其人和三十门火炮在距离城镇三英里左右的帕塔拉村登陆,五天后后续增援部队到达,加入了这批军队。当地农民和普通市民遭到可怕的蹂躏,而尽管岛上的要塞遭到土耳其火炮从陆上和海上连续不断的轰击,甚至还遭到数次强攻,但它依然屹立不倒。不幸中的大幸,随后下起了大雨,科孚岛向来以它暴风雨的凶猛而著称,而公元1537年9月最初几天突然到来的暴风雨即便以当地的标准来看也异常猛烈。土耳其火炮在泥泞中动弹不得,营地内痢疾和疟疾横行。于是经过三周的围城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9月15日登船离开,将欣喜若狂甚至还有些不敢置信的守军留在身后庆祝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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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争还没有结束。海雷丁·巴巴罗萨的舰队仍在海上活跃,威尼斯在地中海掌握的其他港口和岛屿并不像科孚岛那样固若金汤。它们中很多在理论上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保护之下,但实际上只是被威尼斯籍的家族把持,这些家族没有任何手段来避开持续不断的进攻。于是这些港口和岛屿一个接一个地沦陷:先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沿海的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接着是那些距离土耳其本土比威尼斯更近的岛屿——斯基罗斯岛、帕特莫斯岛、埃伊纳岛、伊奥斯岛、帕罗斯岛和阿斯蒂帕莱阿岛——而威尼斯的舰队此刻正被大批土耳其船只封锁在亚得里亚海的海峡之中,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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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孚岛的胜利已经不再受欢迎了,每一周,新的战败报告和损失报告都会送到威尼斯。苏莱曼再一次采取攻势,至于欧洲各国,它们各有目标盘算,因此它们要组成一个并非纸上谈兵或不会在成形之前就毁于彼此猜疑和琐碎争吵的联盟几乎是不可能的。公元1538年夏,威尼斯、教宗、皇帝和罗马人民的国王着手对此进行了尝试,这些人凭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和一种疯狂的乐观主义精神制订了一个在他们之间分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攻计划,这个计划并未终结在他们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想象中,却终结于普雷韦扎的惨败。普雷韦扎是位于伊庇鲁斯海岸的一个土耳其要塞,一千五百六十九年前,这正是阿克提姆岬战役发生的地方。安德烈亚·多里亚不情愿地在这儿被推上战场,于是他事事拖延,含糊搪塞,处处阻碍他的威尼斯战友,直到战斗失败。鉴于多里亚既不是个懦夫也不是个蠢货,因此他背叛盟友或心怀恶意就是其行为最可能的解释。不过不论哪个是真正的理由,他需要对威尼斯损失七艘桨帆船的结果负间接责任。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土耳其人几乎没受到多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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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此时威尼斯的命运正处在低潮。公元1538年12月28日深夜,执政官安德烈亚·格里蒂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据说他的死因是在圣诞前夜不明智地享用了过多的烤鳗鱼。格里蒂一直都是个享乐主义者,就在他当选之前,与他同阵营的议员阿尔维塞·普留利就听见有人窃窃私语:“我们可不能让一个在土耳其有三个私生子的男人当执政官。”假如当时的记录可信,他随后又多得了至少两个私生儿女,甚至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是个修女,名叫切莱斯蒂娜,或许这也正是他无法获得威尼斯子民真心爱戴的原因之一。尽管威尼斯人欠他良多——年轻时格里蒂不但在战场上奋勇作战,此后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又为威尼斯带来了多年和平;即便到了公元1537年,已经接近人生尽头的格里蒂还在元老院坚持了整整三天,为反对与苏丹开战辩论,最后他的议案以一票之差遭到否决。其实在最后一件事发生前不久,格里蒂已经在谋求退位许可,回到他建在圣弗朗切斯科·德拉·维尼亚的豪华大宅[253]中安度晚年,然而当他发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时,格里蒂撤回了他的请求。他在终生热爱的豪华排场和盛大仪式中葬在圣索维诺四年前刚营建完成的圣弗朗切斯科教堂,至今人们还可以在主祭坛的左侧看到他的死者纪念碑。[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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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现在很明朗,威尼斯必须不惜一切条件与苏丹进行和谈。格里蒂执政官的继任者,七十七岁的彼得罗·兰多上任后最早做的几件事中,有一项便是往君士坦丁堡派遣了全权代表。近来威尼斯共和国遭受的损失中,失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最后的贸易港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对它是最沉重的打击。威尼斯大使托马索·孔塔里尼的谈判任务中,拥有最高优先级别的是说服苏丹在和平协议方案中归还这两座港口,为此威尼斯愿意支付高额赎金——这笔钱的数额一开始为十五万杜卡特,如果苏丹的反应特别棘手,那么威尼斯会将金额提升至三十万。三十万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天文数字,人们认为正忙于征战东方的苏莱曼至少不会反对在西方海上停战的主意,接受这笔款项。但是事实证明苏莱曼并不是这种人,威尼斯最终不得不在公元1540年10月接受一份条款比它所想象过的更苛刻的条约。威尼斯原本准备作为交换款项提供的三十万杜卡特被当作一般准备强行征收,但绝无可能归还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或者任何威尼斯在之前三年内丢失的领土,未来威尼斯船只也不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或离开土耳其的港口。之后还有二十余条精心设计的条款,每一条都能让威尼斯遭受到最大的不便和羞辱。但如今威尼斯别无选择,而二十五年前身为当时最勇敢的军官之一扬名立万的彼得罗·兰多,也只能接受令人伤感的命运,亲自签字放弃威尼斯黎凡特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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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威尼斯走向衰落的事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而且难以挽回。它扩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收缩阶段的开始。威尼斯贸易模式迅速发生了转变,虽然因此造成的负面经济效应不像悲观主义者担心的那样坏,但是也没有留下太多长期乐观的理由。不断入侵亦永不餍足的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打到了家门口,而基督徒的西方世界却不能团结起来共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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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威尼斯政府正处在破产的边缘,然而它却缺乏足够的勇气来采取必要的行动,选择一直以来都饱受争议的筹款方式。公元1537年,拖欠国库债务的公民已经达到一个极大的数目,以至于有人提议选出二十五个罪行最严重的人,立即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但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威尼斯在没有收回债务的情况下新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两年后,威尼斯的财政情况比过去更糟糕,我们发现当年元老院为了充实国库讨论了不下五种紧急措施:强制性贷款,征收人头税,对市民所有收入征收什一税、财产税和土地税。所有这些措施都经过仔细考虑,但没有一个能够有系统地付诸实施。由此不可避免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威尼斯政府机构变得懒惰低效,并且不敢推行任何会让他们变得不受欢迎的立法措施。更糟的是,威尼斯出现了腐败的迹象;就在公元1540年的和平之后两年,苏莱曼在纳夫普利翁和马尔维萨两港问题上毫不让步的真正原因暴露了。两名备受信赖的威尼斯政府高级官员尼科洛与康斯坦丁诺·卡瓦扎兄弟(他们一人就职于元老院,另一人则是十人议会的成员)被发现接受了法兰西国王的贿赂,向他透露了孔塔里尼和他的继任者接受的秘密命令,这些命令中包括一条:如果对达成协议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威尼斯可以放弃对这两个港口所有的权利。于是弗朗索瓦一世立即将这一信息交给了他的新盟友苏莱曼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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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公众士气是粉碎性的打击,过去的公共精神消失无踪,威尼斯人逐渐变得软弱。他们将财富用于追求奢侈,在奢侈中变得游手好闲,游手好闲恶化为不思进取,即便是国家正处在危难之际亦是如此。这并不是来自现代人的评价,很多当时的人都意识到并且承认了这一点。克里斯托弗罗·达·卡纳莱在公元1539年写道:“过去的共和国可以独力建立起很多强大的舰队,这是如今它无力做到的;而尽管我们的人民团结一心,安分守己,但如今的安逸和繁荣使得他们已经没有登上一艘桨帆船作战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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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耽于安逸富足,国家就变得失去决断,穷困破产:这就是十六世纪威尼斯所面临的矛盾处境。共和国自身的步调被打乱了,公元1527年和1528年,连着两年所有的作物都毁于一旦(第一年是因为雨水连绵,第二年则是因为长期的干旱);接着在一场严重的瘟疫大爆发后斑疹伤寒又开始大肆流行;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帝国军队深入意大利半岛,杀气腾腾地逼近罗马,沿路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拥进威尼斯。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威尼斯狂欢节的欢庆活动也没有逊色半分,在此期间举办的舞会、假面舞会和婚宴甚至比过去都还要奢华。有人猜测,在威尼斯人挥金如土的疯狂行为中,是否隐藏着绝望的因素?在他们娱乐至死的狂热举动中,是否可以察觉到歇斯底里的阴影?或者从冷酷的宿命论角度来看,或许市民之间正传播着共和国末日将近的流言蜚语,于是人们正抓紧剩下的最后一点时间及时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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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威尼斯人是正确的,在任何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这其实是唯一通行的法则——无论人或者国家,都必须深匿其弱,善使其才,用尽天机。如果威尼斯对外界表露出任何经济和士气衰弱的明显迹象,它的生机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共和国必须小心翼翼。至于这个国家特殊的天赋共有三样:第一是威尼斯在潟湖内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孤悬于外且难以攻克;第二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的,即威尼斯对大海及其相关事物的了解和丰富的知识;第三就是它在组织豪华排场和游行上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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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第二项才能的重要性随着它的商业天地逐渐没落而降低,因此能从第三项才能中获取越来越多的利益无疑是一种幸运。我们所知从十六世纪初就开始实施的未成文的豪华建筑营建计划,在十六世纪中叶仍有增无减,那些威尼斯的常客们,即便是短期离开过一段时间,返回时都会惊讶于这座城市比他们离开之前更灿烂华丽。特别是正在进行改造工作的圣马可广场,虽然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世界的奇迹,但是直到公元1504年,广场上最后的树木和灌木丛才被清除(当时它们是一个修道院花园的最后遗迹),一两年后,毛罗·柯度西主持建造的钟塔完成,十年后,钟楼的重建工程才终于完成。这时柯度西开始进行旧行政官邸大楼的建筑工作,这座建筑组成了广场的北部侧面,直到公元1532年才宣告完工。五年后的公元1537年,当土耳其人徒劳无功地炮击着科孚岛的防御设施时,雅各布·桑索维诺正在计划建造钟塔东侧的可爱前廊,同时在后方小广场上他主持的图书馆也初见雏形。等到图书馆这件杰作宣告落成,设计师又将注意力转向了执政官宫。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在沿着宫殿河的宫殿东段,一批又一批的石匠辛勤工作着,如今桑索维诺给这座宫殿加上了“黄金阶梯”,又在“巨人阶梯”的两侧增加了墨丘利和尼普顿两位神明的巨大雕像。到了公元1586年,当温琴佐·斯卡莫齐沿着圣马可广场南侧完成了新行政官邸大楼之后,整座广场西端的面貌就已经很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景象了。威尼斯其他地方的改造工程并不像圣马可广场这样大兴土木,沿着大运河,原先便有彼得罗·隆巴尔多小巧玲珑、引人入胜的达里奥宫以及柯度西更为壮观的文德拉明宫[255]这些最初的文艺复兴风格宫殿,如今又增添了更雄伟的新成员,譬如桑索维诺的科纳宫与马宁宫[256],或是米凯莱·桑米凯利恢宏壮丽的格里马尼宫。同时,在威尼斯南方最重要的两个离岛上,安德烈亚·帕拉弟奥建起了救世主教堂和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两座教会建筑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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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忆这段时期的威尼斯,也应当明白这也是提香、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活跃的国度,艺术和建筑的辉煌反映在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奢华的服饰上面——没有一项政府临时设立的禁止奢侈法律能够彻底遏制这种奢华的风潮,法律只能对其产生暂时的效果,而且收效甚微——而且在威尼斯,差不多每天都有盛大的游行队伍,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宗教性质的还是世俗的。或许我们正是从所见的事物中开始潜移默化地接受这座辉煌耀眼的城市所希望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一些愤世嫉俗的外国使节或许会问他们自己,在这一切辉煌和排场后面究竟掩盖了什么;而严厉的路德宗牧师们看到这一场充斥着奢侈、物欲、寡廉鲜耻的表演,则带着厌恶转过眼去,但是威尼斯的这一面都给这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一例外。这对威尼斯来说亦非常重要,为了在正经历变化的世界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威尼斯不能再依赖自己的商业财富,也不能依靠它的海军和活跃在上世纪的那些骄横又摇摆不定的雇佣兵首领。如果现在威尼斯想要继续存在下去,它就需要和平。撕裂欧洲的纷争仍然在继续,而威尼斯的和平就建立在它中立的地位上。但是面对来自教宗和皇帝,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日渐增强的压力,共和国继续维持中立地位就显得十分艰难。为了维持住中立的地位,威尼斯不得不使用最精妙狡黠的外交手段,而威尼斯的外交官们也必须时常从一个强势的地位,或者说看上去强势的地位来表达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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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尼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比它力量更强的邻居们的敬重,在这一点上,也只有威尼斯最清楚它展示给世界的这一面有多么重要。事实远不止于它尽其所能地将自己装扮得金碧辉煌,或者花费钱财来夸耀自己,我们绝不能单纯将威尼斯的辉煌奢华看作欺诈的行为,不过就像任何一个人间胜地一样,威尼斯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美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并将这一点利用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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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兰多执政官和他的继任者们努力维持着威尼斯的中立,这其中牵涉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哈布斯堡王室和瓦卢瓦王朝之间持续不断(哪怕现在并不势均力敌)的纷争,第二就是威尼斯与土耳其日渐处于败势的战争。但现在第三个重大问题横空出世,它将导致欧洲更大范围的分裂,更严重的是,它造成的影响不分国别,一视同仁。马丁·路德的教义和他的拥护者们已经分裂了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和中欧一些过去曾是罗马教廷忠实追随者的地方,在暴力与迫害造成的冲击波中四处传播,自从三个世纪前的阿尔比派十字军之后,欧洲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宗教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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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分界不能阻挡新教思想蔓延的时候,天然屏障看上去却对此有效得多。到目前为止,新教教义尚未被推行到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的另一端,威尼斯人从来没有加入路德宗抵抗教宗野心的需要,因此他们对神学争端表示不感兴趣。教宗保罗三世却不相信这一点,像当时所有的罗马人一样,教宗对威尼斯抱有极深的不信任感,他清楚处在威尼斯统治下的维琴察有着一小批敢于直言的新教少数派,同时教宗同样警惕帕多瓦大学内一群年轻的德意志学生,他相信这些人会在任何可能的时间与场合传播新教思想。当然,保罗三世更没有忘记威尼斯如今仍然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印刷和图书生产中心,所以只要威尼斯人有心去做或者被说服,这座城市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颠覆信仰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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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的怀疑并非全部都有充分理由。威尼斯人经常在政治问题上和教宗进行交锋,但他们处理事务时从未让宗教发挥过主导作用。尽管以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说威尼斯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们还准备在认为有需要的时候采取积极的行动,就像过去对付其他异端一样对付路德宗。但威尼斯人并不使用野蛮和毫无顾忌的迫害,这是他们所不齿的。早在公元1289年,当威尼斯人首次接受宗教裁判所在威尼斯领土上的代表时,他们就提出条件,宗教裁判所的代表只能以地方预审法官的身份而非审判者的身份履行职责,而且这些代表的审判结果必须服从于世俗权力。随着时光流逝,威尼斯顶住了教宗越来越强的压力坚持这条准则,坚定拒绝所有将有异端嫌疑的人员送往罗马受审或受刑的建议。如果在威尼斯的土地上发现这类异端嫌疑人,他们会在威尼斯接受处理,由当地法官进行审讯和裁决,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审判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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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毋庸讳言,威尼斯更不可能放任自己牵扯入宗教战争的泥潭之中,就如同它避免参与政治性的战争那样。公元1545年12月,当罗马教会试图制定宗教改革相关政策的特伦托会议召开时,威尼斯与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派出了使节在大会中做报告,但除此之外,威尼斯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随后到了教宗在自己的同盟者中寻找能和皇帝一起讨伐德意志新教国家的战争时,威尼斯断然拒绝加入,并且在各方面对同盟进行阻碍。威尼斯还拒绝了与新教徒断绝关系的要求,声称“这不是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国家的理由”,因为威尼斯坚持这些理由考虑的“更多是为了个人的自由而非宗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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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怀疑,威尼斯人此举令他们变得更可疑。教宗有责任保护信仰的纯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另一方面,出于他真心的虔诚,查理五世对宗教改革带来的一个最不祥的负面效应深感忧虑——宗教改革具有增强帝国内部各个国家国家意识的趋势。这些国家以国家意识为指导奋斗了很久,对帝国的野心抱负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并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此外,查理五世仍然是西方各国之间的潜在威胁,它们都乐见他的地位受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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