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33437
1706433438
1706433439
1706433440
1706433442
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39 最后的禁令（公元1595—1607年）
1706433443
1706433444
我们无法理解，像威尼斯共和国这样一个生为自由国度，蒙主垂怜以此方式存在了一千两百年之久的国家，要如何才能假装为了所谓“保存这个国家的需要”而不被允许继续如此，哪怕这些行为没有对其他统治者的政府有任何损害。
1706433445
1706433446
——公元1605年11月26日，威尼斯元老院致威尼斯驻罗马大使
1706433447
1706433448
从里亚尔托桥沿大运河向东而行两百码左右，庞大的格里马尼宫拔地而起，它高出周围的建筑一大截，令它们相形见绌。它由米凯莱·桑米凯利在公元1605年动工兴建，这座宫殿不但是威尼斯宫殿建筑中最美丽的，也是最高大宏伟的，而格里马尼宫恢宏壮丽的文艺复兴鼎盛时期风格的建筑外立面，更使得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宫殿建筑之一。这座豪宅广厦的主人是威尼斯第八十七任执政官[280]马里诺·格里马尼，在他执政期间，威尼斯迎来了十七世纪的曙光。公元1595年4月26日，格里马尼正是从这座宫殿出发，浩浩荡荡列队前往就职典礼。
1706433449
1706433450
就像他的生活方式所清晰表现出来的那样，马里诺·格里马尼是威尼斯最富有的人之一。在威尼斯，如果一个人既富有又慷慨，那么他很容易成为受人欢迎的执政官，尽管格里马尼这一次选举惊人地拖沓，在三周半的时间内一共经历了七十一次投票，最终的结果还是令大多数人欢欣鼓舞。新执政官没有令威尼斯人失望，他的环绕广场就职仪式与前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广场上的人们被如雨的金币淹没，同时执政官的夫人和儿子一把又一把地将钱币撒出执政官宫的窗户。接着按照惯例，是辞藻华丽的献词，资料记载，这一次献词的是一个名叫狄奥尼索·拉扎里的六岁孩子。新执政官还为城里的穷人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免费面包和酒，至于庆祝他就职的活动，毫无疑问，它们一直举办到深夜。
1706433451
1706433452
但此刻种种奢华排场，与两年后格里马尼为妻子准备的加冕典礼相比仍然不值一提——这两年的空当被认为是用来做典礼所需的种种准备的。执政官夫人受到的这样一份殊荣在威尼斯可谓罕见，在历史上它仅举行过两次，一次是在公元1457年，接受加冕的是帕斯夸里·马利皮耶罗的配偶，另一次则是在公元1556年，主角是洛伦佐·普留利的妻子。但这两次典礼都无法和公元1597年5月4日的这一次相提并论。首先，两百名侍女穿着为此次盛事特别设计的华丽衣裙，陪同身穿金色衣裙的执政官夫人进入圣马可大教堂，参加一场欢乐的圣歌颂唱会，此后执政官夫人登上执政官宫的阳台，检阅城中十九个行会成员组成的盛大游行。等到游行结束，大议会厅内摆开惊人的盛宴，随后连续三天，城中都举行众多的庆祝活动，举办更多的宴席，进行更多次庆祝游行，在火把的照耀下，舞会在广场和大运河的筏子上（某种程度上，后者因为糟糕的天气被破坏了）经久不息。为了庆祝执政官夫人的加冕礼，威尼斯甚至安排了一次阅舰式，其中不但有威尼斯本国的船只，来自英格兰、荷兰和佛兰德的舰船也参与其中，最后以赛舟会作结。庆典期间，人们还互赠很多昂贵的礼物，执政官夫人向人们分赠刻有她小像的特制钱币“oselle”[281]，她还收到了教宗克雷芒八世赠送的一朵黄金玫瑰。
1706433453
1706433454
但不久后，教宗的态度变得截然不同，令格里马尼和他的臣民们惴惴不安。因为不久前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的去世，一场危机拉开了序幕。由于公爵没有儿子，他指定自己的堂兄弟埃斯特家族的堂凯撒为继承人，但是教宗拒绝承认这次爵位继承的合法性——虽然堂凯撒之后得到了合法承认，但他仍然是个私生子——并且坚持费拉拉公国应当交还给教会。这自然被新公爵断然拒绝，因此教宗派出了一位骁勇好战的枢机主教领兵强取费拉拉，同时向威尼斯要求支援。
1706433455
1706433456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并不强大的费拉拉公爵无法对威尼斯造成什么大麻烦，但是强大的教宗却正在共和国卧榻之侧，掌握了波河所有重要的三角洲地区——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另一方面，假如威尼斯追随本心，在两者间保持中立，拒绝给予教宗他想要的军事支援，教宗很可能就会调转矛头对付它；而一直以来虎视眈眈，意图发现扳倒威尼斯机会的西班牙便会借此站到教宗这一边，随之发生的战争就会导致更加灾难性的结果。于是威尼斯决定敷衍搪塞。威尼斯人向教宗特使指出，当下最需要的是意大利长久的和平，这类国土纷争问题应当诉诸谈判而非战争，如果双方需要调停，威尼斯愿意尽绵薄之力。
1706433457
1706433458
公元1598年1月，在威尼斯被迫下决心介入费拉拉和教宗之间的纷争前，堂凯撒向教宗的军队投降——当堂凯撒知道教宗将他逐出教会时，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从此再无斗志——同意割让费拉拉以及公国的全部领地来换取教会重新接纳他的恩典，以及一两个对教宗来说微不足道的让步。克雷芒八世大喜过望，他亲自前去费拉拉接收他的新领地，耀武扬威地进驻城内，而已经尽其所能阻止此事发生却没能成功的威尼斯则不得不派四名大使，到费拉拉向教宗表示祝贺。
1706433459
1706433460
不幸的是，教宗给威尼斯带来的麻烦还未结束，事实上，它们才刚刚开始。首先，教宗采取新的行动来削弱共和国对本地神职人员的权限；接着，他又抗议威尼斯任命被逐出教会的马可·斯奇拉对抗乌斯科克海盗。然后是对波河边境与航运问题的争议，当威尼斯人为了重建布雷西亚的防御城墙，对教士和平民一视同仁征税时，教宗又表达了他的愤慨。公元1600年，教宗和共和国之间再次因为司法问题发生了一场更严重的争执。这次问题发生在小镇切内达[282]，尽管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当地主教两百年来都是这个地方事实上的统治者——正因为如此，教宗才有底气向当地主教发送劝喻信，否认威尼斯在当地的统治权，教宗要求从此以后当地所有诉讼都必须转交罗马处理，违者将被逐出教会。这次纠纷触及了威尼斯的原则底线，因此它拒绝退让半分。克雷芒八世感到自己弄巧成拙，于是有所让步，但是这件事却愈演愈烈——威尼斯人随后将知道，它预示着更猛烈的风暴的到来。
1706433461
1706433462
随着新世纪来临，威尼斯本能的宗教宽容倾向显然越来越不见容于罗马。而将事态变得愈来愈糟糕的罪魁祸首也正是罗马而非威尼斯。宗教改革的浪潮如今席卷欧洲，特别是亨利四世在公元1598年发布南特敕令，授予法兰西境内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同等的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证实了教宗最坏的猜测，于是罗马教廷的统治手段越来越收紧，它对依然维持天主教信仰的政府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迫使它们臣服于教宗的控制。这是威尼斯所不愿做的。从它的立场来说，威尼斯并不认为自己犯下了在宗教上不服从教宗的罪，就像不久后执政官被控告有加尔文派倾向时所说的那样：“什么是加尔文派教徒？我们是基督徒，就像教宗一样，无论别人是否喜欢，我们生为基督徒，也将以基督徒的身份死去。”[283]但是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共和国认为纯属政治争端的问题，却被教宗认为是宗教问题。服从教义对威尼斯来说没有问题，但是它的政治独立性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尼斯人也绝不会将其置于危险的境地。况且身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威尼斯存在的根本是国际贸易，它如何能像过去排斥异教徒那样排斥所谓的宗教异端？
1706433463
1706433464
尽管克雷芒八世从未放松努力，威尼斯还是取得了一些胜利。切内达问题顺利解决是其一，此外，在公元1596年，威尼斯书商和印刷者从一份协定中得到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印刷教廷禁书目录上所列书籍的权力。（虽然他们很少这么做，但至少这种行为在原则上得到了承认。）而且威尼斯还违抗了教宗命令，允许来自瑞士格劳宾登州的新教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共和国定居。此外，威尼斯共和国坚定地捍卫外国使节的宗教信仰自由。公元1604年，当威尼斯共和国因允许亨利·沃顿爵士将新教祈祷书携带入境，并且在私人礼拜堂内以英国国教方式进行宗教活动而受到罗马申斥时，共和国做出了立场坚定的回复：“共和国搜查一位英格兰使节的行李[284]的行为是不明智的，更何况所有人都知道这位使节从未造成过任何丑闻，一向过着清白平静的生活。”于是教宗没有再坚持，亨利爵士也得以在他十四年的驻威尼斯外交生涯中，不受打扰地进行宗教活动。[285]
1706433465
1706433466
克雷芒八世在公元1605年3月去世，他的继任者利奥十一世在位只有二十六天，亦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此后继位的教宗卡米洛·博尔盖塞，即保罗五世，虽然有着履历出众的神职生涯，仍然对自己的当选震惊不已，他将这一任命解读为上帝指派他消灭异端，维护教会至高无上地位，不折不扣地执行教会律法的神圣旨意。于是教宗特使愈来愈频繁地觐见执政官，表示教会的反对和抗议：为什么元老院近来在没有得到特许的情况下禁止在城内建造更多的宗教建筑？为什么共和国在近期禁止向教会转让世俗的不动产，使教会不能从虔诚的威尼斯立嘱人手中得到这些有利可图的遗赠？面对诘问，威尼斯提出抗议，它声称哪怕是要维持现存的教堂和修道院，对共和国来说都已经是一件愈来愈不可能做到的事，这些建筑如今已经占据了城市一半的土地，而且因为克雷芒教宗下令不许将教会产业转售给俗人，因此共和国有必要制定相应的互补法令，防止流失更多的共和国土地。然而威尼斯的抗议是徒劳的，它的论据完全不被教廷方面接受，教廷的使者开始取得足以威胁共和国的新优势。
1706433467
1706433468
因此，从保罗五世即位以来，教廷和威尼斯走上了一条冲突不断的道路，教廷不愿大事化小减少冲突，而威尼斯则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威尼斯竭尽所能与教廷维持友好关系，甚至将博尔盖塞家族加入共和国的贵族之列——此举取悦了保罗五世，他为此送来一封热情洋溢、赞誉不绝的感谢信，但这温情脉脉的面纱很快就被撕下，保罗五世登上教宗宝座的前一年恰巧发生了三件大事，它们全都加速了危机的到来。
1706433469
1706433470
第一件事是威尼斯宗主教马泰奥·扎内去世，元老院指派弗朗切斯科·文德拉明为继任者。作为威尼斯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礼貌，威尼斯人会向梵蒂冈征求同意。然而早在扎内获得任命的时候，克雷芒八世就做出了教廷不会理所当然地批准威尼斯宗主教任命的回复，他同时坚持新宗主教必须亲自来罗马面见教宗并接受审查。威尼斯一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随后同意扎内在不接受审查，仅受教宗恩赐接见的情况下前往罗马。如今到了文德拉明的时代，保罗五世的回应和克雷芒八世如出一辙，言辞则更直白生硬。威尼斯再次试图妥协，但教宗坚持己见，直到第二个问题爆发时，这个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1706433471
1706433472
更准确地说，应当是第二和第三个大动荡发生之时，因为这两件事十分相似，并且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所以基本上可以被看作一件事。这两件事的中心人物是自称为神职人员的西皮奥·萨拉切尼（他随后被发现从未领受过圣职）和马尔坎托尼奥·布兰多林，十人议会分别在8月和9月收到对这两人的控诉。前者坚持让侄女守贞，当这些尝试全部失败后，他开始公开诽谤侄女，辱骂她，并且在其家前门上涂抹污物。至于后者，正如对他提起控诉的其贵族叔父所说的那样，此人犯有“谋杀、贪污、强奸以及对受他供养的人的一切暴力行径”。十人议会下令立即调查这两个案子，并且确认指控成立，取得审判权，对两名犯案者施以惩罚。此刻教宗顿时忘记了自己已被威尼斯封为贵族，开始进行攻击。他声称这两名囚犯身为神职人员，不应受到共和国司法权力的约束，共和国也没有扣押他们的权力，他们必须立刻被移交给教会的行政管理机构，后者随后会采取任何它们觉得合适的行为来处置他们。
1706433473
1706433474
公元1605年的整个秋天，双方都为此事争论不休。时间接近年底，争论的气氛变得愈来愈紧张。到了12月中，威尼斯和教廷的关系已经处于破裂边缘，共和国指派一位经验丰富，曾经出使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并且多次完成派驻教廷任务的列奥纳多·多纳作为驻罗马官方发言人。但是一切都晚了，当多纳还在翻越亚平宁山脉时，教宗已经向威尼斯发出了两份谕令，一份关于教会财产的处理方式，另一份则涉及萨拉切尼和布兰多林的案子。假如威尼斯没有立即撤销原先的裁决交出两名囚犯，教会就会禁止它的一切宗教活动。
1706433475
1706433476
这两份公文在圣诞节早晨抵达威尼斯，因此它们没有被立即拆封。当晚老执政官去世，[286]没有开封的文件一直被保留到下一任执政官当选才被拆阅。新任执政官就是列奥纳多·多纳，他在任务途中被紧急召回，打开了装着教宗最后通牒的信封。此时这些措辞严厉的信件已经在威尼斯滞留了大半个月，而在此期间教廷特使们的态度完全没令人对信件的内容产生怀疑。此外，由于元老院一名粗心的秘书没有送出第二封教宗谕旨，而无意中将第一封谕旨的副本当作它送了出去，因此当发现真相时，执政官大为惊愕。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按照当时的情况，威尼斯不可能投降屈服，因此它就必须准备抵抗。但是威尼斯有什么抵挡教宗的武器呢？可供外交斡旋的时机已经过去，威尼斯人必须深入敌方阵营抗争。鉴于世人皆知保罗五世以法律学家自诩，因此威尼斯需要一位可以在全世界面前为它辩护的人，这个人必须是教会法律的专家、辩论专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必须熟悉教会历史，并且能发挥辩才，以无懈可击的清晰逻辑对付教宗的论据，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706433477
1706433478
因此，元老院毫不犹豫地召来了保罗·萨尔皮。
1706433479
1706433480
对威尼斯史学家和他们著作的读者们来说，学者们叙述的故事中人物缺乏人格魅力的事实无疑令人遗憾。除去诸位执政官之外——即便是执政官群体，从总体上看他们的形象也是黯淡无光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担任最高政府职位之后，才有机会表现自己——即便是在那些有能力影响历史事件转变的人当中，有血有肉，引人注目，值得我们尊敬、憎恨甚至蔑视的人物都寥寥无几。保罗·萨尔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对他在这几页的文字中带给我们的人情味感激不已，不过这点感激之情远远无法与威尼斯对萨尔皮的相比，正是这个人带领着它安然度过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也是最危险的宗教危机。
1706433481
1706433482
萨尔皮受到召见时已经五十三岁。他自十四岁起就一直是圣母玛利亚会的修士。他年轻时曾一度担任曼图亚公爵的宫廷神学家，随后在公元1575年返回威尼斯，四年后被任命为都主教。之后他继续学习，涉猎范围超越了信仰的领域，事实上，萨尔皮的头脑更倾向于科学性而非哲学性。作为一名解剖学家，他被认为早于哈维二十五年发现了血液循环，以及瓣膜和静脉。作为一名光学设备专家，在公元1592年至公元1610年伽利略执教于帕多瓦大学期间受到萨尔皮的帮助，他在架设天文望远镜时，以“我的父亲与导师萨尔皮”的表述来表达感激之情。[287]或许是因为萨尔皮简朴的饮食习惯，他患有严重的伤风，和他相熟的亨利·沃顿爵士曾经描述了萨尔皮在房间内的难忘画面：“当他独自阅读或写作时，椅子后方围着成叠成堆、高过他头的纸张，他简直就是我们的圣奥尔本斯领主。”尤其在他聚精会神的时候，“他具有强势的捕猎者般的风度”。尽管他本人是“人文学科领域最谦卑的一员”，但亨利·沃顿爵士对萨尔皮的敬仰却无穷无尽：
1706433483
1706433484
他积极务实，擅长经院哲学和神学论辩，即便在最深奥的数学领域亦是少有的大家；此外他还是植物史的专家，他在这方面如此精通，仿佛从出生起就只在潜心钻研大自然；最后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教会法专家，他以这个头衔为国家提供服务，并且在教宗下达禁令的紧急关头为威尼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06433485
1706433486
萨尔皮被任命为元老院官方顾问后，就开始着手草拟共和国对教宗第一封关于教会财产谕旨的回应。回应全文口吻恭敬但毫不动摇，行文简练朴实，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他写道：“统治者们依靠人力无法废除的神圣律法，有权就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制定法律，教宗陛下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规劝，因为这些事务是世俗的而非精神领域的。”
[
上一页 ]
[ :1.706433437e+09 ]
[
下一页 ]